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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修（Decius）皇帝的迫教之后，基督教会安享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到了戴克里先皇帝治下，迫教再次降临。在303—305年，他敕令各地主教们上交圣经和圣器，由政府统一销毁。对此，优西比乌记载说：
我亲眼看到那些用于崇拜的房屋被毁坏得只剩地基，亲眼看到受圣灵默示的神圣经文在公共广场中央被付之一炬，亲眼看见教会的牧师或满怀羞愧地东躲西藏，或身陷囹圄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敌人的嘲弄……在戴克里先统治第十九年的三月，正是受难节（复活节）临近的时候，他下达一道敕令，命令各地拆毁教堂、焚烧圣经。……紧接着，其他敕令接踵而来，各地教会的领袖因此被投入监狱，同时被以各种方式强迫献祭。
鉴于如此迫害，有些主教上交（ tradere ）了部分圣经和圣器，而这一上交行为就被视为某种温和的背教，这些主教就被称为“上交（圣经）者”（ traditores ）。在迫教结束之际，对于哪些主教有上交行为，北非教会召开过公会议进行审查，并涉及这些上交者是否还有权柄施行圣礼，例如祝圣礼和洗礼，以及其已经施行的圣礼是否继续有效。部分主教和信众认为，其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不应当承认其祝圣的新主教和已经施行的洗礼。经历着频繁的迫教，对于背教之类的重罪是否能够被赦免，早期教会需要不断进行回应， [1] 主要分化为严格主义（rigor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两派。前者认为，犯有重罪者不能得到赦免；而后者认为，只要经过悔罪和特定训诫程序，他们就可以得到赦免并回归教会。自德尔图良和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以降，北非教会在传统上都倾向于认可严格主义，而努米迪亚行省（Numidia）尤甚。 [2]
在《驳克瑞斯科尼》（ Contra Cresconium ）3.30中，奥古斯丁详细记载了，305年3月4日努米迪亚行省首席主教（the Numidian Primate）即提格西斯主教赛昆都（Secundus of Tigisis）主持召开科尔塔会议（the Council of Cirta），旨在祝圣副执事席尔瓦（Silvanus）为新主教，以替代去世的老主教保罗。 [3] 而按照北非教会的传统，这一圣礼需要有十二名信仰清白的主教来施行。由此，赛昆都就坐镇审查各位主教在迫教期间的行为，以之作为施行祝圣的前提。“让我们先看看是否所有人都完全有资格施行圣礼，之后我们才能够去祝圣主教。” [4]
在具体审查中，赛昆都让在场主教一一进前来，说有人指控他们有上交行为，而这些主教或否认自己有此行为，或辩称自己仅仅上交了其他书籍，但并未上交圣经。此外，赛昆都对利马塔主教柏博瑞（Purpurius of Limata）说，有人指控他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外甥。柏博瑞反过来质疑，赛昆都当时能够脱身也是因为其上交了圣经，之后爽快承认这一谋杀指控，并声称还会杀死现在反对自己的人。赛昆都的侄子提醒说，当前不仅柏博瑞准备出走另立分裂派，其他被赛昆都指控的人也有此意，甚至反过来抛弃并指控赛昆都为异端。“这人或那人之前做过什么事，与你何干呢？他总要向上帝交差。” [5] 其他在场主教也都随之附和。
显然，对上交行为的审查在主教群体内部造成了严重不安，因为一旦被贴上背教的标签，这一严重罪名将会使得相关主教不仅失去圣职，甚至还可能不再会得到赦免。如何既承认如此过错，又同时防范教会分裂，就成为继德修皇帝迫教之后，北非教会再度面临的严峻难题。从事情的实际发展来看，由于教义、教规、利益与个人恩怨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却又缺乏老主教西普里安这样既擅长理论说服又敢于变通圣礼的核心人物，北非教会很快陷入分裂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在迫教开始时，迦太基主教门苏瑞（Mensurius）把圣经带回自己的私人住处，仅仅上交了教堂中的异端作品作为代替，当事官员在得知之后并未强行搜查。门苏瑞在311年去世，总执事凯基里安（Caecilianus）在312年被选继任，由阿普通吉主教费利克斯（Felix of Aptungi）等祝圣为迦太基主教。然而，出于各种原因，这一祝圣受到部分迦太基信众和努米迪亚行省主教的抵制，最终造成北非教会的分裂。
在《论多纳图派的分裂》（ De Schismate Donatistarum / On the Schism of the Donatists ）1.15-19中， [6] 奥普塔图记载说，从迫教之前、迫教之中直到312年凯基里安被祝圣为主教的近十年间，迦太基教会内部所累积的各种矛盾最终在选任新主教事宜上爆发出来。 [7]
在迫教发生之前，出身西班牙的富有妇人卢西拉（Lucilla）在有资格领圣餐之前，即在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前，亲吻了某个尚未得到教会确认的殉道者的遗骨，因此受到尚是迦太基教会总执事（archdeacon）的凯基里安的责备，后者反对过于狂热地崇拜殉道士。由于害怕受到教会戒律的惩罚，卢西拉从此就怀恨在心。
在迫教之中的308年，由于在一封广为流传的书信中涉嫌冒犯篡权者皇帝马克森提（Maxentius），执事费利克斯（Felix）被法庭传唤。他躲到了主教门苏瑞的住处，而主教公开拒绝交出此人。马克森提得知报告之后敕令，除非门苏瑞交出嫌犯，否则他自己将被解往宫廷。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后果，门苏瑞把教会的财产分给自己信任的几位长老（ seniores ）保管，并把财产清单托付于一位老妇，要求她在事后交给迦太基教会的在任主教以对账。之后，门苏瑞前往罗马为此事辩护并得以脱罪，但由于战事的封锁而最终于311年客死罗马。
311年4月30日，伽勒里乌斯皇帝签署《宽容敕令》，标志着大迫害在东部帝国的正式结束。在迫害过后，马克森提赦免了书信事件，迦太基教会也随即酝酿选举新任主教，以接替门苏瑞。由于都想被选举为迦太基主教，教士柏特瑞（Botrus）和克莱斯提（Celestius）就筹备选举一事，故意没有邀请努米迪亚行省的主教，而仅仅邀请了周边的主教来主持祝圣仪式。未曾料到，经过全体投票，总执事凯基里安被选为新任主教，主教费利克斯和另外两位阿非利加行省（Africa）主教为之完成了祝圣。随即，老妇也把之前的教会财产清单交给了凯基里安。然而，之前负责保管的长老们却拒绝交出教会财产，甚至还直接脱离了凯基里安领导的教会，而两位选举失意者、之前的妇人卢西拉及其雇农也借机分裂出去，并挑拨热衷崇拜殉道士的普通信众一起反对凯基里安的祝圣，以致迦太基教会开始分裂成两派。
奥普塔图在这里仅提到主教费利克斯，他所在的阿普通吉虽然距离迦太基只有50英里，但属于拜萨西恩（Byzacena）行省。事情的发展表明，费利克斯是不是上交者，其祝圣仪式是否有效，都成为后来长久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弗伦德分析认为，这一祝圣方式怠慢了努米迪亚行省的主教，但迦太基教会的做法也无法自证妥当。
自从西普里安时代以来，努米迪亚行省的大主教就有权参与祝圣以迦太基为首府的阿非利加行省的新任大主教，但这一特权受到迦太基教士群体的极力抵制。他们可以声称，阿非利加教会的惯例是祝圣仪式由本省主教来施行；正如奥古斯丁所指出的，他们也可以援引罗马教会的惯例，即每位新任主教都是被邻近的奥斯蒂亚主教所祝圣的。但实际上，他们自己选择的祝圣者（即其一费利克斯）来自阿非利加行省之外，这使得他们无法给出充分理由（来自证妥当）。 [8]
在《驳多纳图派的诗》（ Psalmus contra Partem Donati ）2.44-46中，奥古斯丁也提及，努米迪亚行省首席主教享有这一祝圣权。
部分迦太基信众选择承认凯基里安为新任主教，与他聚集在主教教堂。应分裂派的邀请，赛昆都、参加过科尔塔会议的主教和其他五十多名主教来到迦太基。凯基里安要求分裂派出来当面对质，并反讽说，如果分裂派不承认之前的祝圣，那么现在完全可以来祝圣作为执事的自己。然而，分裂派并不理会这一要求。赛昆都首先指责凯基里安的祝圣只有三位主教，而不是通常所需要的十二位；之后指控费利克斯是上交者，其祝圣是无效的。在卢西拉的资助下，赛昆都召开会议，选择祝圣之前是读经师（reader）的迈奥努（Majorinus）为新任主教，科尔塔主教席尔瓦是祝圣者之一，而迈奥努则是卢西拉的奴仆之一。奥普塔图对此讽刺说：
在卢西拉的挑唆和贿赂之下，他（迈奥努）被背教者祝圣为主教，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背教者在努米迪亚会议上承认自己的罪行且彼此进行了赦免。 [9]
另行祝圣迈奥努为迦太基教会主教，这一做法造成了一城两主教的局面，北非教会的分裂由此开始。在313年夏天，迈奥努去世，柏柏尔人多纳图（Donatus of Casae Nigrae，史称Donatus the Great）随即继任分裂派主教，一直到347年被流放而死。虽然最初被称为迈奥努派（ pars Majorini ），但在多纳图继任后，这一分裂派就从此被称为多纳图派（ pars Donati ），并成为其历史专名。 [10]
在313年2月，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于米兰会面，草拟了允许自由信仰所有宗教的敕令，6月于尼科米底亚颁布，史称《米兰敕令》，其中对所有宗教施行宽容和自由政策，并着重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归还教会财产。同年，君士坦丁写信给非洲总督雅努里（Anulinus），要求他认真顺从地贯彻这一敕令，特别是归还之前迫害期间没收的北非教会财产。
我们的愿望正在于：收到此信后，你即刻作出安排，在任何城市或地方，若有原属于基督徒之大公教会的财产，当立刻归还这些教会，因为我们已决定，凡依法属于这些教会的都应当归还他们。
在这封信中，君士坦丁显然还没有知悉迦太基教会发生了分裂，很自然地要求把迫害期间没收的北非教会财产归还给“大公教会”（the Catholic Church）。而针对谁代表北非的大公教会，多纳图派提出抗议，而雅努里随即以书信形式报告给君士坦丁，并随附多纳图派的请愿书。在《书信》88中，奥古斯丁追溯多纳图派的起源，记录了雅努里的书信和多纳图派多次向皇帝请愿的过程。在313年4月15日的书信中，雅努里首先肯定，君士坦丁的来信是指向凯基里安所代表的北非大公教会，但北非教会现在已经不再是合一的。
在收到并恭读了您的御书之后，您的忠心仆人就以官方途径将之细心传达给凯基里安及其教士属下。我勉励他们以彼此同意来形成合一；因为他们藉着陛下的恩宠得以免除所有公共服务，我就勉励他们献身于上帝之事，同时以恰当的敬畏维护大公法律的神圣。但过了一些天，有几个人前来见我，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这几个人说自己反对凯基里安，就交给您的谦卑仆人一件写在羊皮纸上封了印的文书和一件没有封印的小册子，并恳切地请我把它们呈给神圣尊贵的陛下。您的谦卑仆人让凯基里安仍然担任主教，同时细心呈上这些文件并随附有关这些事件的记录，以使陛下能够决定所有这些事宜。呈上两件小册子，一件写在羊皮纸上，名字是“有关迈奥努派指控凯基里安的大公教会书函”，另一随附于这一羊皮纸的小册子没有封印。
在交付给雅努里的两份文件中，没有封印的请愿书非常简短，奥普塔图在《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22中记录了其内容。针对多纳图派后来指责大公教会向皇帝请愿，“基督徒与君王有什么相干，或主教与宫廷有什么相干” [11] ，奥普塔图说，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多纳图派最初主动向君士坦丁请愿，要求其选派高卢主教来审断北非教会的分裂争端。
最尊贵的皇帝君士坦丁，您的父亲（不像其他皇帝）没有迫害基督徒，以至高卢没有遭受这一罪行，而我们就恳请您，您的敬虔会命令，使我们由高卢主教来审断，因为在我们和非洲其他主教之间已经起了纷争。 [12]
多纳图派的这一请愿认为，作为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的领地，高卢没有严格执行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其主教没有上交圣经之类的背教行为，因此有资格来审断北非地区因为迫害和背教所导致的分裂争端。
同年，在收到雅努里的报告和多纳图派的多批次频繁请愿之后，君士坦丁认为事态比较严重，很快就写信给罗马主教米尔提亚德（Miltiades或Melchiades，310年7月2日—314年1月10/11日在任），随附雅努里报告的副本，向他说明北非教会发生分裂争端，要求他组织多名高卢主教来审断，同时要求凯基里安、十位凯基里安认为与此案有必要关联的主教和十位控告他的主教一同前来罗马参加听证。在审断程序和结果上，君士坦丁不愿意直接插手教会内部事务，而是全权委派给米尔提亚德及其主教同事，试图以教会内部审断来解决这一分裂事端，以维护大公教会的合一。
“我尊重合法的大公教会，不愿意大公教会在任何地方出现任何一种分离或分裂。”
在书信中，君士坦丁提到三位主教的名字，包括瑞提克（Reticius）、马特努（Maternus）和马瑞努（Marinus），分别来自奥顿（Autun）、阿格瑞皮娜（Agrippina）和阿尔勒（Arles），都位于高卢。奥普塔图记载说，罗马会议上还有十五名意大利主教参与会议，加上米尔提亚德，共计19位主教主审，而最后的裁决是支持凯基里安一派，谴责多纳图对失脚主教的再洗礼违背了教会传统。
针对罗马会议的裁决，多纳图派随即表示上诉，而君士坦丁讽刺说，这是将主教的裁决当作异教徒之间的诉讼案件。不过，他仍然批准召开阿尔勒会议，对之进行第二次审断。
在314年，君士坦丁写信给非洲大区巡按（
Vicarius Africae
）阿拉菲（Aelafius），
告知其事件原委，要求其提供帮助。其中，罗马会议裁决凯基里安无罪，反而是那些请愿的主教有罪，就禁止这些主教返回北非。在读过阿拉菲写给尼卡斯（Nicasius）的书信之后，君士坦丁认识到，相较于固执己见以致破坏规条和分裂教会，多纳图派并不看重自己的拯救和敬畏全能的上帝。他写这封信是因为，多纳图派抱怨说，罗马会议并没有调查事件全部，也没有让己派主教畅所欲言，因此其裁决结果是片面的。有鉴于此，君士坦丁批准第二次听证会议，要求阿拉菲为非洲主教及其随从经西班牙在8月1日前来到阿尔勒提供公务交通上的便利，这些非洲主教包括凯基里安，分别从拜萨西恩、努米迪亚、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诸行省各选一名主教，还有一些多纳图派主教。他认为，教会内部的争吵以致分裂是最大的羞耻，希望阿尔勒会议能得出令双方信服的结论，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13]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还特意写信给叙拉古主教克雷斯图（Chrestus of Syracuse），通报了罗马会议的结果和筹备召开阿尔勒会议的事宜，并要求他从西西里总督处获得公务交通的便利，以准时到达阿尔勒并参与听证裁决。对于北非教会的分裂危机，君士坦丁评价说：
本应兄弟一般和睦且彼此合一的人却被以一种可耻的，不，是令人憎恶的方式互相分开，给那些最神圣信仰之外的人徒留笑柄，……这可耻可叹、拖延至今的争吵也许能被真宗教、信仰和兄弟般的和睦取而代之。
阿尔勒会议在314年8月召开，其听证委员会同年写信给罗马主教斯尔维斯特（Silvester of Rome），通报了裁决结果，即仍然裁定多纳图派的抗议没有事实依据。这封书信的最后附记说，君士坦丁开始厌倦这场争论，就下令所有人各回各处。 [14]
紧接着写给叙拉古主教克雷斯图的书信，优西比乌还记录了君士坦丁的另两封书信，分别写给凯基里安和雅努里，而雅努里当时还担任着非洲总督一职。如果优西比乌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行文，那么这两封书信就应该写于314年，即在写给克雷斯图的书信之后，且很可能是写于阿尔勒会议的裁决之后。不过，琼斯（A.H.M.Jones）等认为，这封书信写于313年10月。 [15] 后一种时间表明，君士坦丁在313年4月得知了多纳图派分裂，可能在罗马会议之后同年就选择认可凯基里安的主教职分，并同时回信给雅努里，作为对此事的裁决。
在写给凯基里安的书信中，君士坦丁说，自己已经命令非洲财政官向北非大公教会提供金钱资助，且许诺其还可以向地方总督要求额外的金钱资助；从雅努里总督和帕特里克（Patricius）大区巡按那里，自己也已经知悉多纳图派分裂，“我已听说，有些人心智不稳，藉着恶毒诱惑急欲将平信徒带离最神圣的大公教会，让他们走入歧途”
。针对后者，君士坦丁不仅指示两位行政官员要予以重视，而且鼓励凯基里安可以将这类人送法查办。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不仅大公教会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甚至帝国的强制力量也难以成功。在写给雅努里的书信中，君士坦丁重述了罗马国家的一贯政策，即保持正当的宗教崇拜会给罗马带来繁荣，而损害宗教崇拜将会带来灾祸，并将之转而适用于基督教，要求雅努里免除凯基里安所领导的大公教会教士的公共责任，以使之专注于服事上帝。
正如奥普塔图所看到的，北非教会的分裂不仅起源于凯基里安当选迦太基主教，还涉及费利克斯对他的祝圣是否正当，即祝圣者自身是否“上交者”。阿尔勒会议主要裁决了前一个问题，而派往迦太基的两位主教也确认了凯基里安领导的一派代表着大公教会。不过，要彻底解决这一争端，还必须审断费利克斯是否“上交者”，对他的有关质疑是否有事实依据。
君士坦丁写信给总督埃利安（Aelianus），要求其暂时放下其他公务，来公开审讯针对费利克斯的指控。埃利安的名字实际上是Aelius Paulinus，之前是执政总督（proconsul），此时已经接替生病的维鲁斯（Verus）出任非洲大区巡按，而Verus的全名则是Aelius Paulinus Verus，这使得二者容易相互混淆。 [16] 埃利安奉命召集会议，其中有阿普通吉的多名前任和现任官员，包括迫害发生时的市政长官阿尔菲·凯基里安（Alfius Caecilianus，不同于迦太基主教凯基里安）和公共文书员英根提（Ingentius），后者时任营造官（ aedile ）奥根提（Augentius）的文书员，在313/314年则担任兹卡（Ziqua/Zicca）的市政议员（decurion）。 [17]
在315年2月15日写成的“阿普通吉主教费利克斯无罪案审讯记录”表明，在上交圣经并予以销毁的敕令到达北非之后，部分基督徒派人来到总督府问询敕令的事，凯基里安告诉他们，可以交出圣经来销毁。他们之后又派人来到费利克斯的住处，以取走圣经来销毁。凯基里安和格拉提（Galatius）来到费利克斯的教堂，取走了冠冕和信件；当他们来到费利克斯的住处时，有官员们说，主教不在家。此事过后，有人密谋反对费利克斯，试图诬称他上交了圣经以销毁。由于乌提卡主教马鲁斯（Maurus of Utica）有过错一事而与费利克斯有隙，英根提就被别人收买，带着伪造的书信前来见凯基里安，假装是受费利克斯的差派。书信以费利克斯的口吻说，自己曾经收到十一本珍贵的圣经，现在需要归还，而如果凯基里安说，这些圣经在其当政时被销毁了，那么自己就不用归还了。凯基里安十分恼火，把他赶走了。而英根提再次前来，随行的奥根提也帮衬说话。凯基里安就口授，由奥根提执笔回信给费利克斯，其中仅仅说格拉提从教堂中取走了信件，并未谈及取走圣经。之后，英根提在这封书信的结尾处进行了窜添：
让你们（指费利克斯等人）中的一个人把它们（圣经）带到你们祈祷的地方并放在那里，我会带着官员们去取。之后，我们就去到那里，取了依据协议的一切东西，并依据神圣命令焚毁了它们。 [18]
在对质中，英根提很快承认自己窜添了凯基里安的书信，就被收监候审。而埃利安宣布了审讯结论：确认费利克斯并没有上交或焚毁圣经，其教会中也没有圣经被取走、损坏或焚毁，他当时不在场、不知情，更没有命令去做这样的事。在后来迦太基教会开始分裂时，这封被窜添的书信就成了费利克斯主动上交圣经的证据，而其“上交者”的背教行为又危及主教凯基里安的祝圣合法性。然而，虽然这场审讯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费利克斯的上交嫌疑，却没有能够阻止迦太基教会分裂的继续深化。
在得知这场审讯的结果之后，君士坦丁在315年（依据弗伦德所给出的时间）写信给时任非洲总督普洛宾（Probianus），向他重述了费利克斯无罪案的审讯过程和结果，即费利克斯并没有上交圣经，反而是英根提窜添了凯基里安的书信用以诬蔑他，于是要求普洛宾把英根提解送到宫廷来，以作为反面证人来让逗留在罗马不断请愿的多纳图派认识到事实真相，从而避免教会继续分裂。
由此，我们想让你把这个英根提在合适的护卫下解送到我的帝国宫廷，即君士坦丁奥古斯都的宫廷，以使得，当那些现在还在为此案请愿且日复一日不停请愿的人前来听到此人时，他们就能够知道，自己激发对主教凯基里安的敌意是没有理由的，却还想以暴力反对他。而这样就会使得，一旦消除了这一不合，正如所应当的那样，人们将会以适宜的敬畏且没有任何不合地来崇拜他们自己的宗教。
无论凯基里安当选主教在迦太基教会中引发多少敌意，无论参与祝圣的主教人数是否符合北非教会的传统，有了英根提这个至为关键的反面人证，费利克斯就完全洗脱了“上交者”的嫌疑，那么他对凯基里安的祝圣就至少是有效的，而多纳图派的多次请愿和多次不接受听证结果也就失去了充分的神学基础和道德理由。
在315年春夏，新任非洲大区巡按凯尔苏斯（Domitius Celsus，315年4月28日到316年1月11日在任）写信给君士坦丁报告说，曾经参与科尔塔主教席尔瓦祝圣的主教梅拉里（Menalius或Meanalius）现在正煽动反对凯基里安的暴乱。君士坦丁在回信中说，自己计划亲自前往非洲，同时向两派颁布敕令，教导他们如何敬拜上帝，以期说服和平息这一分裂争端；与此同时，他还申明说：“充分明显的是，没有人能够得到殉道的祝福（the blessings of martyrdom），如果他的方式被看作不同于且不符合敬虔的真理。” [19] 值得注意的是，北非教会的分裂争端至此还没有引发严重暴乱，但君士坦丁似乎已经预见到，一旦出现迫害与死亡，则多纳图派就很可能将己派现在所受的压制等同于延续戴克里先甚至之前德修的迫教先例，把己派成员的死亡等同于延续之前的殉道，而这不仅会危及《米兰敕令》的政治功绩，甚至如此的经历与记忆还会塑造出长期不顺服的分裂派别，以致影响地方稳定。 [20]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君士坦丁所预料的。
在315年8月稍后，君士坦丁写信给多纳图派主教们，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是“极大的麻烦制造者”（great troublemakers），还顽固地不接受听证结果，不尊重公正的审断，甚至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放弃了自己前往非洲的计划，批准他们很快可以返回非洲，但现在要把凯基里安从非洲召到意大利来，以在皇帝面前当面对质，来证明多纳图派的过错，从而解决这些争端。然而，凯基里安最终没有及时赶到罗马，错失了这一机会。
在315年到316年的冬天，在宫廷官员菲鲁门（Philumenus）的提议下，两位主教奥利姆匹（Olympius）和优诺米（Eunomius）被派遣到迦太基，试图选立一位新的迦太基主教。这一尝试遭到多纳图派的极力抵制和暴力威胁，以致两人在迦太基逗留了四十天无所进展，但在返回前与凯基里安派教士一同领圣餐。随后不久，多纳图脱离留置回到迦太基，而凯基里安也随即回来。
在316年秋天，君士坦丁在米兰再度审查了英根提一案。在他看来，事情至此已经非常明了，也应当就此做出最后的政治决断，即完全认可凯基里安派代表北非地区的大公教会。在316年11月10日，君士坦丁写信给新任非洲大区巡按优马利（Eumalius）说：“在审判中，我清楚地认识到，凯基里安是完全无可指摘的……也很清楚的是，他自己没有过错，都是他的敌人在他不在场时捏造给他的。” [21]
既然如此，针对多纳图派的顽固做法，君士坦丁颁布了一项最为严厉的法律（ legem severissimam ，现已不存），并在317年允许军队前去平息分裂争端。以军事介入来维护教会合一几乎总是事与愿违，其所引发的冲突导致部分多纳图派成员死亡，其中就包括在暴乱中被杀的阿德沃卡塔主教多纳图（Donatus，Bishop of Advocata）。这场冲突后来被多纳图派称为“凯基里安的迫害”（Persecution of Caecilian），成为该派的历史记忆并一直留存下去；而这位被杀的多纳图被多纳图派追认为殉道者，对其的纪念布道也被编入多纳图派所自行编撰的殉道集中。这场布道发生在317年到320年之间， [22] 其中把凯基里安领导的大公教会和执行命令的军政官员称为古蛇即撒旦的仆人和基督的敌人，抗议以皇帝是否青睐来划分“大公派”和“异端”的标签化做法，还嘲讽凯基里安接受君士坦丁的拨款只会削弱信仰和增加贪婪。此外，这场布道描述了多纳图派遭受镇压的具体措施。
在遇到诱惑时，正义女神径直前行并不顾盼；而法官就被命令介入进来，被驱使去使用世俗力量，房屋被军队包围，富人被威胁剥夺权利，圣礼被亵渎，民众被沾染上偶像崇拜，神圣的聚会被变成荒宴醉酒。 [23]
这些措施是法律和军事手段并用，包括把多纳图派教堂充公、放逐主教和剥夺部分公民权，例如立遗嘱的权利等。
距313年颁布《米兰敕令》不过几年时间，帝国官员阶层和军队还绝大部分是异教徒，因而引入世俗或异教力量来镇压一派基督徒，以维护整个基督教会的合一，显然有些难以自圆其说。多纳图派恰恰利用这一点，煽动信众对凯基里安派的厌恶，并把己派塑造成殉道者的形象。弗伦德对此评论说：
对于那些声称大公教徒与异教徒官员和士兵结盟的人，呼吁“基督喜爱合一”是没有分量的。这仅仅确认了多纳图派的说法，即大公教徒是“分裂教会者”。他们的教会开始被等同于令人厌恶的偶像崇拜，被等同于对“殉道者的教会”的迫害。 [24]
多纳图派的极力抵制使得凯基里安派陷入两难，虽然有皇帝和行政力量的支持，但其自身没有能力代表大公教会，而引入世俗力量更容易使自己遭到批判；多纳图派进则请愿于皇帝，挟民意抗拒合一；退则标榜非洲教会传统，以殉道者教会自居，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
然而，如此来占据道德制高点更多是营造说辞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英根提一案使得费利克斯被洗清了“上交者”的嫌疑，而与之相反，320年对多纳图派主教席尔瓦的一场审讯则坐实了其多桩罪行，而他却是当年给迈奥努祝圣的主教之一。在320年12月，席尔瓦与其执事之一努迪纳瑞（Nundinarius）发生争吵，对他施行石刑并开除教籍。努迪纳瑞不满于此，前去向多名多纳图派主教诉冤，后者纷纷写信给席尔瓦，希望和平解决此事，但都被拒绝。努迪纳瑞历经之前的迫害，对席尔瓦在其间的作为深有了解，于是上告于努米迪亚行省总督（ consularis ）芝诺非罗（Zenophilus）。这场审讯发生在320年12月13日，其中有时任长老的文法学家维克多（Victor the grammarian）等人出庭应讯，形成的文字记录即“在芝诺非罗座前的审讯记录”（ Gesta apud Zenophilum ）。在审讯中，维克多等人供述，席尔瓦在迫害开始时是副执事，上交了圣经和圣器，其出任主教受到广泛反对；在出任主教之后，他侵吞卢西拉给穷人的钱财，接受贿赂来买卖圣职，以致维克多得以出任长老（presbyter）。 [25] 在审讯之后，席尔瓦被判有罪并处以流放。
依照多纳图派的理论说辞，既然席尔瓦被证实是“上交者”，那么他对迈奥努的祝圣就是无效的；而同时，既然费利克斯被证实不是“上交者”，那么他对凯基里安的祝圣就是有效的。事情的发展路径恰恰与这两场审讯所得出的结果相反，多纳图派不仅不承认对席尔瓦的判决，甚至还称他为殉道者，即他是因为拒绝与芝诺非罗等一同领圣餐才被处以流放。显然，从费利克斯案到席尔瓦案，这些审讯记录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多纳图派的神学基础，使其分裂行为失去合法性。但是，多纳图派已经摒弃了事实与理性所能论证的立场，反而越发表现出顽固和强词夺理的态度，以致事件起因的真实性变得不再重要，而营造说辞、强化组织和暴力抵抗就足以使得这场教会分裂持续下去，即使此后多任基督徒皇帝介入也难以扭转局面。
由于开始与李锡尼争夺帝国的独一权力，君士坦丁在321年5月5日写信给北非大公教会，其中承认之前的政策无法驯服多纳图派，就寻求上帝的仁慈来应对，并要求大公教徒对之进行宽容。
对于这些，我们都以宁静的德性来宽容。不要以恶报恶，我们应当把报仇的权柄留给上帝，否则就是愚蠢的，特别是当我们的信仰应当确信，基于殉道的恩典，从这类人（指多纳图派）的疯癫所遭受的苦难将会被上帝所看重。 [26]
与多纳图派所声称的殉道相比，君士坦丁显然认为，殉道是指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不是法律惩罚的承受者。后来，奥古斯丁同样论证说，法律惩罚不是宗教迫害，而是宗教强制，为了逃避惩罚而自杀更不是殉道。
在324年，君士坦丁打败李锡尼，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然而，在应对多纳图派分裂上，他不愿意激起北非暴乱，因此也没有更多更好的办法，而不得不延续之前的宽容政策，甚至还容忍了多纳图派强占大公教会教堂的冒犯行为。努米迪亚行省的大公教会主教写信给君士坦丁报告说，多纳图派强占了其曾经下令在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给大公教会修建的一间教堂，并在皇帝的和执行皇帝命令的地方官员的频繁警告之后仍然拒绝归还。在330年2月5日，君士坦丁回信给大公教会主教，激烈批评多纳图派的分裂行径是抵挡上帝的，是教会的敌人，但仍然要求大公教会把报仇的权柄留给上帝，并许诺很快敕令财务官全额拨付钱物修建新的教堂给当地大公教会，重申大公教会的神职人员可以免除公共义务，最后还勉励其要信仰坚定。 [27]
从313年开始，至少持续到330年，君士坦丁逐渐深入到对北非教会分裂争端的调查中，之后一直关注并全程参与处理。具体来说，他最初不想直接介入，在听取两派的报告和游说之后试图以主教会议听证的方式来相对独立地进行裁决，但主教会议听证并没有强制效力，甚至多纳图派仍然可以向皇帝上诉和请愿，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世俗力量来执行主教会议听证所做出的裁决。根据这些裁决，君士坦丁指示行政系统予以应对，努力促进教会合一和地区稳定，但也根据政治需要对多纳图派采取了宽严相济的政策。正如之后所论述的宗教身份问题，君士坦丁虽然舍弃宗教迫害，认可宗教宽容，但并不认可皇帝与教会应当适度分离，反而一直坚持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模式，无论是在同一时期处理多纳图派争端，还是处理阿里乌派争端。对于君士坦丁的作用，弗伦德评价说：“君士坦丁实际上扮演的角色，使他显得好像凌驾于地上的宗教权力之上，如同上帝自己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有朽的人。” [28]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评价是比较准确的。
[1] 逃迁者（ lapsi ）指在迫教期间逃到别的地方或向异教庙宇献祭以避免迫害的基督徒，德尔图良的《护教篇》（ Apologeticum ）和西普里安的《论失脚者》（ De Lapsis ）都有反对他们的论述。
[2] 参见Geoffrey Grimshaw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Eugene，Oregon：Wipf & Stock Publishers，1950，pp.1-3，5.
[3] 以下参见奥古斯丁，《驳克瑞斯科尼》3.30，转引自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p.336-337.
[4] 奥古斯丁，《驳克瑞斯科尼》3.30，转引自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336.
[5] 奥古斯丁，《驳克瑞斯科尼》（ Contra Cresconium ）3.30，转引自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337.
[6] 奥普塔图写了两版的《论多纳图派的分裂》（ De Schismate Donatistarum ），写作时间分别是365—367年和385年。参见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69.
[7] 以下参见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15-19，转引自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Academic，2013，pp.338-340.亦参见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12-21.
[8] 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16-17.
[9]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19；转引自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340.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19.
[10] 作为历史公案，关于这两个多纳图是否同一个人，大公教会的奥普塔图和奥古斯丁都认为是同一个人，而多纳图派坚称不是同一个人。参见Geoffrey Grimshaw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Eugene，Oregon：Wipf & Stock Publishers，1950，pp.8-9；Francois Decret， Early Christianity in North Africa ，Edward Smither trans.，Eugene，Oregon：Cascade Books，2009，p.104.
[11]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22，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22.
[12]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22，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22-23.
[13]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附录三“君士坦丁致阿拉菲的书信”。参见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343-345；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81-184.
[14] 参见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345-347.
[15] 参见A.H.M.Jones，J.R.Martindale & J.Morris，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 volume 1， A . D . 260 - 39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79.
[16] 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26-27，note 105.
[17]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27和附录二“阿普通吉主教费利克斯无罪案审讯记录”。参见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p.347-348；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26-27，170-180.
[18]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1.27和附录二“阿普通吉主教费利克斯无罪案审讯记录”，5、9，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178.
[19]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附录七“君士坦丁致凯尔苏斯”，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194.
[20] 参见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57.
[21] 奥古斯丁，《驳克瑞斯科尼》（ Contra Cresconium ）3.82，转引自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349.
[22] 对于这场布道的确切时间，Jean-Paul Brisson认为是318年或319年3月，而W.H.C.Frend认为是320年。参见Maureen A.Tilley trans.， Donatist Martyr Stories ： The Church in Conflict in Roman North Africa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6，p.52.
[23] “A Sermon on the Passion of Saints Donatus and Advocatus Given on the 4 th Day before the Ides of March”，in Maureen A.Tilley trans.， Donatist Martyr Stories ： The Church in Conflict in Roman North Africa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6，p.55；另参见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p.349-350.
[24] 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60.
[25]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附录一“在芝诺非罗座前的审讯记录”。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50-169；另参见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p.350-351.
[26] 参见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附录九“君士坦丁致大公教徒”。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6-197；note 6.
[27] 奥普塔图，《论多纳图派的分裂》附录九“君士坦丁致努米迪亚行省主教”。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8-201；另参见J.Stevenson ed.， A New Eusebius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337 ，revised by W.H.C.Frend，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3，pp.352-353.
[28] 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