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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图派的出现和壮大有着更为深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伴随着罗马的不断征服，地中海地区经历了古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北非地区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粮仓，供应意大利地区所需要的谷物，但因与之相隔地中海，就在帝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并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帝国对城市的倚重相比，北非地区有着少量的海岸城市和内陆远为广阔的农村，广大农民（例如柏柏尔人）不仅在语言上更少使用官方通行的拉丁语，在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上也更为低下，因此就与意大利地区形成了罗马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的强烈对比。 [1]
在早期基督教中，各种异端和教派分裂频繁出现，多纳图派的兴起并不稀奇。针对这一历史现象，研究者们试图从中考察罗马帝国北非地区的种族分布、地理概况、意识形态、城乡差距、经济剥削、从宫廷或行省到基层的权力运作机制、主教与官员的交往模式和宗教身份与政治忠诚的互动关系等。与此相对应，以下将尝试依议题顺序梳理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包括教派发展历史、教派分裂原因、宗教暴力、宗教强制与所蕴含的政教关系，并着重关注宗教身份议题在其中的勾连作用。
以1950年为界，此前针对多纳图派争端的研究多散见于罗马史和北非教会史的研究中。吉本（Edward Gibbon）、蒙森（Theodor Mommsen）和蒙索（Paul Monceaux）都以狂热和地方性宗教来消极评价多纳图派，而蒂姆勒（Wihelm Thümmel）直接将之看作“一种非洲民族主义”（a form of African nationalism），显明其与罗马帝国和北非大公教会的对抗关系。 [2]
在1950年，威利斯（Geoffrey Grimshaw Willis）出版《圣奥古斯丁与多纳图派争端》，依赖奥古斯丁驳斥多纳图派的著作来重构该派的发展历史，继而探讨奥古斯丁的教会论、圣礼论、宗教强制和政教关系学说。 [3]
作为分水岭，弗伦德（William H.C.Frend）在1952年出版《多纳图派教会：罗马帝国北非地区的抗议运动》，成为第一部整全研究多纳图派争端的专著，其中把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所提出的诸多论断甚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解释范式。其中包括，多纳图派的信众主要是尚未罗马化的、更贫穷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分布在内陆的平原和农村地区，而大公教会的信众主要是罗马化的、更富裕的城市中上层居民，分布在沿海的城市和乡镇；四帝共治制度实施后，税收增加，促生了民众的“沮丧和反叛情绪”，而多纳图派也普遍怀有社会不满，混杂了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冲突，其不仅是教派分裂，更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游荡派受到多纳图派领袖的驱使，以暴力恐怖活动维护其教会利益；大公教会依赖国家和大地主的力量来压制多纳图派，两派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教义和哲学上的，而是基于多种宗教和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彼此敌意与隔阂。 [4]
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弗伦德的解释范式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少许修正。鉴于奥古斯丁的著作提供了用以研究该派的主要文献资料，其后的研究都打上了浓重的奥古斯丁色彩，甚至作为“奥古斯丁研究的衬托”（a foil for Augustine）。 [5] 20世纪后半叶发掘整理了不少考古资料和多纳图派自身的文献，例如蒂利（Maureen A.Tilley）翻译有《多纳图派殉道故事集》， [6] 爱德华兹（Mark Edwards）翻译有《奥普塔图：驳多纳图派》， [7] 但上述研究局面尚未被显著改变。例如德克乐（Francois Decret）在1996年以法文出版《北非的早期基督教》，也主要借助奥古斯丁的书信和著作勾勒多纳图派的教派历史。 [8] 蒂利在1997年出版《圣经在基督教北非地区：多纳图派的世界》，力图以多纳图派自己的文献资料来重建其历史，之后再对照奥普塔图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将多纳图派看作为一场动态的运动，总在不断回应其所面临的变动的历史处境。 [9]
作为一种教派分裂，多纳图派起源于教会论上的洁净主义（purism），而再洗礼和再祝圣是其外在实践。正如凯莱赫（James P.Keleher）和皮金（Darryl J.Pigeon）所论，洁净主义在圣经中表现为，在“属灵的”和“属肉体的”修辞下不断划分正统谱系，例如以撒与以实马利、雅各与以扫，再到哥林多教会中属保罗的与属亚波罗的结党纷争；与此相应，多纳图派自认承继了北非教会从西普里安（Cyprian）以降的正统谱系，而将大公教会更多看作来自意大利地区的强加，是北非教会传统与意大利教会传统之间的竞争。 [10]
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为信仰热心而导致暴力行为的事例并不罕见。宗教暴力甚至被视为执行上帝的神圣审判，不仅用于对外攻击外邦人或异教徒，也用于对内清除违犯诫命的所谓不洁净者。4—5世纪的基督教化进程使得，在帝国范围内，大公教徒经常不顾世俗法律而鲁莽攻击异教庙宇或庆典，视被杀为殉道；而在北非地区，多纳图派则鼓动游荡派以暴力来抗拒大公教会的教义批判。显然，这种非法暴力既违反帝国法律，也危害地方稳定，帝国有必要重申法律的权威以限制大公教徒，以出台宗教强制政策来打击分裂派。
关于宗教暴力，刘易斯（Gordon R.Lewis）依赖奥古斯丁著作描述了多纳图派对大公教会及其信众的攻击，包括暴力袭击、社交隔离和语言诋毁等，之后从“上交者的定义”“谁是上交者”和“教会如何训诫”三个方面分析了双方之间的往复辩驳。 [11] 加迪斯（Michael Gaddis）则将宗教暴力放置于罗马帝国4—5世纪的历史转折中，从戴克里先的宗教迫害，到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对各种异端的宗教压制，再到北非地区针对多纳图派的宗教强制，探讨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权力运作机制，以阐明宗教暴力、政治话语与基督徒宗教身份之间复杂的相互建构关系。 [12]
不同于其他宗教压迫，4—5世纪的宗教强制仅指北非大公教会求助罗马帝国政权来与多纳图派斗争，试图使其回归大公教会。奥古斯丁不仅积极参与其政治运作，还对之做出了理论论证。这就使得，相关研究不仅著述丰富，还主要作为奥古斯丁研究的组成部分。其中，布朗（Peter Brown）不仅依据奥古斯丁的著作梳理其从主张平等对话到认可宗教强制的思想转变，展示其既援引法律强制多纳图派又为减轻刑罚严酷性而向官员求情的立场；
[13]
还依据《狄奥多西法典》在行省层面上来探讨，由帝国法律所实施的宗教强制是否有效压制了北非地区的宗教信仰多样性
[14]
。延承布朗的进路，后续研究大都只是更全面细致地分析了奥古斯丁的相关著作，尤其是《书信》93、《书信》185和相关布道，论述其宗教强制理论的形成过程、理论得失和历史影响等。
[15]
在教义革新之外，宗教强制还表现为政权与教权的互动，从属于政教关系议题，前者寻求地方稳定，后者寻求教会合一。迪恩（Herbert A.Deane）和戴森（Robert Dyson）则论证说，奥古斯丁严格划分开教会和国家，认为前者独立于且超越于后者，宗教强制理论并不为国家干涉教会或主教训诫皇帝背书，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所阐发的“政治奥古斯丁主义”。
[16]
在宗教强制议题上，汉语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追随了外文研究成果。
在布道研究方面，蒂利和普洛伊德（Adam Ployd）分别关注到奥古斯丁驳多纳图派布道中所蕴含的思想。其中，蒂利分析说，基督教教派争端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宗教信仰模式，家父长不再能够决定每个家庭成员的教派选择，但宗教强制下的法律处罚（主要是罚金）却施加于整个家庭；在回应多纳图派争端所造成的家庭分裂和经济困境时，奥古斯丁一方面安慰大公教徒履行家庭责任，不因其属于多纳图派的家庭成员而丧气，并规劝多纳图派主教以对话结束分裂，使一家有着“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以弗所书》4：5-6），另一方面请求当政官员避免判处死刑并降低罚金的数目。 [17] 不同于以西普里安、奥普塔图和提康尼（Tyconius）所代表的北非教会传统资源为理论背景，普洛伊德援引意大利拉丁传统和亲尼西亚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安布罗斯和希拉里（Hilary），从三位一体、殉道、洗礼、爱与合一等角度考察驳斥多纳图派的布道，探讨奥古斯丁如何阐发其教会论、圣礼论并维护尼西亚—迦克墩信经的教义立场。 [18]
新近以来，蒂利和怀特豪斯（John Whitehouse）分别回顾了西方学界百余年来针对多纳图派争端的研究，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并为将来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其中，不足之处包括，过往研究严重依赖大公教会一方留下的文献，且几乎成为奥古斯丁研究的副产品，对奥古斯丁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和多纳图派自身的分裂关注不够；新的要求包括，将教派分裂放回到古代晚期更宏阔的宗教世界和政治世界中，更多关注奥古斯丁的布道、书信和新发现的多纳图派文献，重视多纳图派对拉丁神学的理论贡献。 [19] 与这些建议相呼应，英语学界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表明，多纳图派争端研究正在使用更多史料，特别是法律方面，在具体议题上也更加深入翔实，开始在古代晚期研究中成长为相对独立的新领域。 [20]
作为新研究趋势的代表，肖恩（Brent Shaw）在2011年出版《神圣暴力：奥古斯丁时代的非洲基督徒和教派憎恨》，“根本性重估了多纳图派争端的绝大部分方面”（怀特豪斯语）。其中认为，应该避免使用“多纳图派”这一被大公教会强加的、充满偏见的宗教身份标签，因为该派不仅与大公教会分有诸多相同特点，且在人数上占据主体，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看作北非地区真正的大公教会，而在帝国范围内则更适宜被称为“异议派”（dissenting party）；多纳图派不是民族差异或种族差异的结果，也不是经济压迫或社会革命的产物，而是历史记忆上的差异塑造了其宗教身份，并且更多时候借助憎恨性语言修辞来强化这一身份；多纳图派的暴力程度被严重夸大，其暴力行为是有限的且短暂的，游荡派起源于抵抗异教徒，旨在维护多纳图派的群体边界；多纳图派并不拒斥或颠覆罗马帝国，反而与之合作，试图从内部加以改变。 [21]
在古代晚期，基督徒承负多重身份，例如市民—官员的公民身份、异教徒—基督徒的宗教身份、庇护人—被庇护人的经济身份、主教—平信徒的圣职身份或大公教会—分裂派的教派身份，而从奥古斯丁书信中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之间是否且如何兼容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广泛关切。 [22] 作为一个文本群体（textual community），多纳图派借助解释历史文本，例如圣经、德尔图良（Tertullian）和西普里安的著作，来不断回到对北非教会过往传统的记忆，并创造新文本，例如布道、殉道故事、铭文、书信、法律文书等，以界定和强化己派的“集体身份和内部团结”（collective identity and internal coherency）。 [23] 在一定程度上，肖恩的研究的确可以修正弗伦德所奠定的解释范式，即这一异议群体并不承认自己是“多纳图派”。针对“多纳图派”这一身份标签，双方在411年迦太基会议一开始就进行了激烈辩论。多纳图派主教佩提里安（Petilianus）宣称，己派才是“真正的大公教会”（ vera catholica ecclesia ）和“属真理的教会”（ ecclesia veritatis ），多纳图只是其主教之一，不能被用作已派的身份标签。 [24] 针对历史学家时常把多纳图派称为“殉道者的教会”，蒂利反驳说，热衷殉道和殉道故事并非多纳图派的特色，大公教会也是如此，而多纳图派更恰当的自我身份（self-identity或self-image）是“处身于不洁敌人中的以色列的神圣聚会”。 [25] 不过，这一宗教身份标签标识了北非地区的教派分裂；帝国法律的敌我划分、家庭内部的信仰分裂、意大利教会传统与北非教会传统的对峙也都表明，宗教身份议题对于研究北非基督教仍然具有核心重要性。
多纳图派争端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历史研究课题，但当前的多数研究仍然倚重奥古斯丁著作，并借此才能够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宗教强制理论所蕴含的政教关系问题，还是教会论和圣礼论所蕴含的神哲学问题，多纳图派争端恰恰经由了奥古斯丁的阐发才得以影响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检审过往研究，肖恩所代表的“根本性重估”更多是弱化了由弗伦德所开辟的解释范式，做出了有益的修正，比如关于多纳图派的宗教身份、游荡派的暴力程度和双重功用、与罗马帝国的关系等，但远未能彻底颠覆这一范式。
[1] 参见Robert A.Markus，“Donatus，Donatism”，in Allan Fitzgerald ed.，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 An Encyclopedia ，Grand Rapids：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285.
[2] 参见John Whitehouse，“The Scholarship of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in Richard Miles ed.， The Donatist Schism ： Controversy and Context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pp.34-36.
[3] 参见Geoffrey Grimshaw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Eugene：Wipf & Stock Publishers，1950.
[4] 参见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2；John Whitehouse，“The Scholarship of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in Richard Miles ed.， The Donatist Schism ： Controversy and Context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pp.36-39.
[5] Maureen A.Tilley，“Redefining Donatism：Moving Forward”， Augustinian Studies ，Vol.42，No.1，2011，p.22.
[6] 参见Maureen A.Tilley trans.， Donatist Martyr Stories ： The Church in Conflict in Roman North Africa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6.
[7] 参见Mark Edwards trans.， Optatus ： Against the Donatist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8.
[8] 参见Francois Decret， Early Christianity in North Africa ，Edward L.Smither trans.，Eugene：Cascade Books，2009，pp.101-143.
[9] 参见Maureen A.Tilley， Bible in Christian North Africa ： the Donatist World ，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7.
[10] 参见James P.Keleher， Saint Augustine ' s Notion of Schism in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Mundelein：Saint Mary of the Lake Seminary，1961；Darryl J.Pigeon，“Cyprian，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Schism”， Ashland Theological Journal ，Vol.23，1991，pp.37-47.
[11] 参见Gordon R.Lewis，“Violence in the Name of Christ：The Significance of Augustine's Donatist Controversy for Today”，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Vol.14，No.2，1971，pp.103-110.
[12] 参见Michael Gaddis， There Is No Crime for Those Who Have Christ ： Religious Violence in 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13] 参见Peter Brown，“St.Augustine's Attitude to Religious Coerci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54，1964，pp.107-116，and in Peter Brow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London：Faber & Faber，1972，pp.260-278.
[14] 参见Peter Brown，“Religious Coercio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The Case of North Africa”， History ，Vol.48，1963，pp.283-305，and in Peter Brow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London：Faber & Faber，1972，pp.301-331.
[15] 参见John von Heyking， Augustine and Politics as Longing in the World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1，pp.222-257；Horace E.Six-Means， Augustine and Catholic Christianization ： The Catholicization of Roman Africa ， 391-408 ，New York：Peter Lang，2011，pp.117-182.
[16] 参见Herbert A.Dea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 Augustin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p.172-220；Robert Dyson， St Augustine of Hippo ： The Christian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Continuum，2005，pp.159-168.
[17] 参见Maureen A.Tilley，“Family and Financial Conflict in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Augus-tine's Pastoral Problem”， Augustinian Studies ，Vol.43，No.1/2，2012，pp.49-64.
[18] 参见Adam Ployd，“The Unity of the Dove：The Sixth Homily on the Gospel of John and Augustine's Trinitarian Solution to the Donatist Schism”， Augustinian Studies ，Vol.42，No.1，2011，pp.57-77；Adam Ployd，“The Power of Baptism：Augustine's Pro-Nicene Response to the Donatists”，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Vol.22，No.4，2014，pp.519-540；Adam Ployd，“Non poena sed cause：Augustine's Anti-Donatist Rhetoric of Martyrdom”， Augustinian Studies ，Vol.49，No.1，2018，pp.25-44；Adam Ployd， Augustine ， the Trinity ， and the Church ： A Reading of the Anti - Donatist Serm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9] 参见Maureen A.Tilley，“Redefining Donatism：Moving Forward”， Augustinian Studies ，Vol.42，No.1，2011，pp.21-32；John Whitehouse，“The Scholarship of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in Richard Miles ed.， The Donatist Schism ： Controversy and Context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pp.34-53.
[20] 参见Anthony Dupont，Matthew Alan Gaumer and Mathijs Lamberigts eds.， The Uniquely African Controversy ： Studies on Donatist Christianity ，Leuven：Peeters，2015；Richard Miles ed.， The Donatist Schism ： Controversy and Context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
[21] 参见Brent Shaw， Sacred Violence ： African Christians and Sectarian Hatred in the Age of August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John Whitehouse，“The Scholarship of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in Richard Miles ed.， The Donatist Schism ： Controversy and Context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pp.46-49.
[22] 参见Éric Rebillard， Christians and Their Many Identities in Late Antiquity ， North Africa ， 200 - 450 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p.74-85.
[23] 参见Richard Miles，“Textual Communities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in Richard Miles ed.， The Donatist Schism ： Controversy and Context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pp.253-266.
[24] 参见Aaron Pelttari，“Donatist Self-identity and ‘The Church of the Truth’，” Augustinianum ，Vol.49，2009，pp.359-369.
[25] 参见Maureen A.Tilley，“Sustaining Donatist Self-Identity：From the Church of the Martyrs to the Collecta of the Desert”，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Vol.5，No.1，1997，pp.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