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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太基教会陷入内讧之初，多纳图派中就存在着激进势力，试图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的分裂立场。无论是去意大利向君士坦丁申请调查期间，还是在君士坦提乌斯派员前来北非调查期间，多纳图派总是以请愿与暴力并用的方式，甚至以自杀式袭击为殉道，来论证本派的合法与洁净，而游荡派的出现使得暴力变成了常规选项，以致这种混合且矛盾的做法贯穿于多纳图派的历史之中。
在听证和调查期间，多纳图派频繁向君士坦丁请愿，甚至试图以暴力反对凯基里安。在英根提被审问之后，君士坦丁在315年写信给普洛宾，其中说：“可以看到，也可以知道，他们正在毫无理由地激起对主教凯基里安的恨恶，并且想发起暴力来反对他。”
在315年，新任非洲大区巡按凯尔苏斯（Domitius Celsus）写信给君士坦丁报告说，曾经参与科尔塔主教席尔瓦祝圣的主教梅拉里正在煽动反对凯基里安的暴乱。在回信中，君士坦丁批判梅拉里长时间以来都陷入疯狂，远离了上帝的真理，并鼓励凯尔苏斯继续注意防范。“你之前遵守我们的命令以恰当处理他们的违抗，但已经被他们所发动的暴乱所阻碍。”
随后，在315年到316年冬天，主教奥利姆匹和优诺米在迦太基逗留四十天，而多纳图派极力抵制，甚至每天都挑动骚乱，使其无法开展另选主教的工作。
在347年，巴该多纳图派主教多纳图召集游荡派武装反抗保罗和马卡瑞的调查，遭到北非军队的血腥镇压，使得总督在8月15日发布帝国的《合一敕令》，开始了继君士坦丁短暂迫害之后的第二次迫害，直到361年朱利安继任皇帝。在游荡派出现之后，多纳图派对大公教会和罗马帝国的暴力抗拒就变得常规化，以致参与构成了4世纪帝国范围内广泛出现的宗教暴力活动。他们不仅袭击大公教会教士和信徒，甚至参与北非地区的多次叛乱，成为不时威胁社会稳定和基层治理的危险要素。
在出任希波大公教会的司铎之后，奥古斯丁开始应对多纳图派，主张双方进行当面教义辩论以期实现理论说服，使之可以回归大公教会。然而，这些提议没有得到任何积极回应，反而招惹来游荡派的暴力，奥古斯丁自己在409—410年间就被设法伏击过。几乎每年召开的北非大公教会会议只能从教义上批判多纳图派的做法，但无法实际抵挡其暴力行为。
在4世纪末的隔空交锋中，暴力和承受暴力成为两派共同采用的说辞。对于多纳图派，“马卡瑞时代”代表着大公教会的暴力；而对于大公教会，游荡派代表着多纳图派的暴力。面临着这种双向暴力修辞，奥古斯丁试图要求多纳图派舍弃引发其恨恶的历史记忆，在当下约束游荡派不要再对大公教会实施暴力。在出任司铎期间，他撰写《书信》23给同省西尼提（Siniti）的多纳图派主教马克西米努（Maximinus），呼吁双方都放弃暴力修辞，“你们不要以马卡瑞时代为借口，我不要以游荡派的残暴为借口”
。但实际上，奥古斯丁既没有机会与多纳图派开启对话，也没有能力阻挡游荡派的持续暴力。在406年到411年间，他撰写《书信》88给多纳图派主教亚努阿瑞（Januarius），在开头就批评说，“你的教士和游荡派以一场新的且带着前所未有的残忍的迫害对我们发泄怒火”，
之后详细描述了游荡派的残忍做法：
他们不仅以棍棒殴打我们，以刀剑杀害我们，还发明出难以置信的罪行，用石灰拌酸醋撒进我们的眼睛以将之弄瞎。此外，他们劫掠我们的房屋，给自己装备巨大而吓人的武器，四处叫嚣隳突，以屠杀、抢劫、纵火和致盲相威胁。
最后，奥古斯丁讽刺这些人，“他们像强盗那样生，像游荡派那样死，像殉道士那样被荣耀”
。在描述了类似情形之后，波斯都在《奥古斯丁生平》10中还补充说：“这些施行再洗礼的多纳图派甚至被他们自己人所恨恶。”
即使在多纳图派的历史上，游荡派的暴力并不算特别严重，或者比不上北非大公教徒袭击异教神庙，或者埃及基督徒杀害女数学家希帕提娅，但对于北非大公教会来说，除了在390年代以来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之外，这些暴力所参与营造的威胁氛围不仅阻碍了部分多纳图派信众回归大公教会，还使得某些不良的大公教徒为了逃避惩罚而加入多纳图派，由此阻碍了北非教会实现合一的可能前景。如同帝国范围内的阿里乌派异端，即使消灭了游荡派的暴力，在北非地区广泛存在的各种异端也使得北非教会难以实现教会合一，但这一暴力或多或少总是教会合一的绊脚石。在理论说服无效的情况下，北非大公教会不得不求助帝国的强制力量即政治公共暴力，来对付游荡派的宗教私人暴力，而后者的不时发生恰恰成为大公教徒向皇帝请愿的恰当借口，随后导致的结果却是多纳图派所不愿意看到的了。
在404年，游荡派两次残酷殴打了巴该大公教会主教马克西米安，后者侥幸存活下来，就前往拉文纳上告于霍诺里皇帝。在查看了他的伤疤之后，霍诺里在405年2月12日针对北非教会发布《合一敕令》。在《书信》185.7.27-28中，奥古斯丁详细描写了马克西米安被殴打的过程，其残忍和血腥程度使得，帝国此时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来强力镇压多纳图派。
前文提到的巴该主教在世俗法庭中与多纳图派一起听审，依照判决而重获一处教堂，这教堂原本就是大公教堂，而被多纳图派所强占。当他站在教堂的祭坛前时，他们冲向他，极力地袭击他，在怒火中愈发残忍；他们狠狠地殴打他，用棍棒和其他任何武器，最后还用从祭坛上折下的木头。他们还用匕首捅刺他的腹股沟，鲜血从伤口处涌出，如果他们的野蛮没有给他留了口气，他就会失血过多而死。他们在地上拖拽严重受伤的他，尘土沾满他喷射的血管，止住了伤口，而大量失血使他几乎死掉。……之后，他们觉得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到一座塔上，然后把他扔了下去，其实他还活着。他落到一堆软东西上，而一些夜里赶路的人打灯发现了他，并认出来他，就把他运到一处修道院，精心照料他，使他从奄奄一息中慢慢康复过来。然而，流言传说他被多纳图派残忍杀害了，甚至海外也有所听闻。当他之后现身时，无疑的事实是，他依然活着，还能够展示身上的许多大片且新结成的伤疤，传说他死了的流言是无根据的。因此，他向基督徒皇帝寻求帮助，更是要保护托付给自己的教会，而不是为自己报仇。
从君士坦丁时代起，多纳图派给基督徒皇帝留下的印象就是拒绝顺服的挑战者，不仅挑战皇帝和官员的权威，还不时威胁地区稳定和基层治理。对于北非大公教会来说，虽然消除游荡派的暴力并不能够实现教会合一，但其作为正当理由要求帝国颁布新的《合一敕令》，却可以间接推进这一目的的实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游荡派的暴力，他们也不参与北非地区的叛乱，帝国宫廷就不会在390年代以来如此关注多纳图派的发展，也不会仅仅因为教会分裂和教义纠纷就动用强大的世俗力量，即以军队为后盾来实施司法镇压。然而，事实却是，游荡派的存在给大公教会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其暴力行径越残忍，多纳图派所受到的打击就将越直接和越严厉；纵容和利用游荡派的暴力成为多纳图派的错误做法，也成为导致其在交锋中彻底失败的直接原因。
正如阿里乌派传播所表明的，在教派分裂中应当避免使用暴力，这样才能使得分裂派不会成为帝国进行司法镇压的对象。对于北非大公教会来说，解决游荡派的暴力成为当时的急迫问题，更是向宫廷请愿的合宜借口，同时也使帝国以公开暴力出手打击多纳图派有了正当理由。在消除了游荡派的暴力之后，多纳图派中的部分信众就可以摆脱其威胁，自主选择回归大公教会，而对于不主动回归的信众则随即实施以法律为主要手段的宗教强制。基于这一思路，消除游荡派的暴力就成为打击多纳图派的破门之举，而奥古斯丁和大公教会很快把向宫廷请愿的重心放到了宫廷同样关心的消除暴力上。因此，在404年6月的迦太基会议之后，北非大公教会派遣狄斯（Theasius）和艾弗迪前去拉文纳宫廷请愿，就改变了游说时的说辞，不再强调洁净、正统、圣经的地位和再洗礼等教义争论，而是把重心放在强调，多纳图派的暴力严重威胁着北非的公共秩序。与此同时，他们超越城市和行省，直接向皇帝请愿，因为只有皇帝的敕令才可能使得，地方官员积极且切实地加以执行。 [1] 一年一任和随时被召回意大利的任职制度也使得，在关注财产和市政事务的同时，地方官员不得不重视在执行敕令过程中北非大公教会的各种要求。
[1] 参见Brent Shaw， Sacred Violence ： African Christians and Sectarian Hatred in the Age of August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