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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纳图和帕门尼安相比，北非大公教会在4世纪中叶一直缺乏同样强有力的教会领袖，仅仅依赖帝国的支持并不能实现同等发展，在有些城市例如希波甚至还不得不面对被帝国所明令禁止的摩尼教的竞争。在4世纪后半叶，由于基督徒皇帝的大力推行，北非地区也经历着逐渐深入的大公基督教化。 [1] 随着双方新一代教会领袖登上历史舞台，分裂斗争中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理论优势开始向大公教会倾斜。 [2]
在388年，奥古斯丁从意大利返回家乡，在迦太基逗留期间认识了时任迦太基大公教会大执事的奥勒留（Aurelius），一起见证了非洲副总督的顾问英诺森（Innocentius）的康复神迹。
在391/2年，帕门尼安去世，普瑞米安继任迦太基多纳图派主教。在391年5月7日，格内斯里去世，奥勒留继任迦太基大公教会主教。同年，奥古斯丁被希波大公教会强举为司铎，从此与奥勒留开始了长达40年的友谊与合作，二者都于430年去世，其中奥古斯丁于430年8月28日去世。从393年撰写《诗歌：驳多纳图派》（
Psalmus contra partem Donati
）开始，奥古斯丁就努力查考多纳图派的起源，试图与多纳图派主教接触和辩论，积极撰写反驳作品，频繁外出旅行布道，参与组织几乎每年召开的北非大公教会会议，着手筹划大公教会的应对策略并稳步推进，甚至在401年到411年把主要精力用于针对多纳图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419年写作《驳高登提》（
Contra Gaudentium
）才算大致结束。
奥古斯丁出生于努米迪亚行省的塔格斯特（Thagaste），成长于大公信仰的家庭。由于家境较好和结交富贵，他接受了完整的拉丁语古典教育，成为修辞学教师，生活于拉丁化的城市，在意大利的米兰归信大公信仰并接受洗礼。在家庭出身和活动范围上，虽然塔格斯特有不少多纳图派，但奥古斯丁早年可能极少接触多纳图派占主流的佃农阶层，因此对北非教会的传统与当时的分裂认识不足，甚至《忏悔录》中从未提及过多纳图派，而直到390年的《书信》20中才第一次提及。
在出任圣职之后，为了应对北非大公教会主教人选缺乏和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现状，在老主教瓦莱里的支持下，奥古斯丁在希波建立修道院，制定严格的院规，大力培养神职人员，随即从中推荐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出任各地大公教会主教，明显缓解了北非大公教会的人才窘境。其中，阿利比（Alypius）出任塔格斯特主教，赛维努（Severus）出任米利维（Milevus）主教，艾弗迪（Evodius）出任乌扎里（Uzalis）主教，其传记作者波斯都（Possidius）出任卡拉马（Calama）主教，而随后在与多纳图派的教义论战和政治斗争中，这些新任主教逐渐成长为中坚力量。在出任主教之后，希波和邻近的多纳图派甚至把奥古斯丁的著作拿去给己派的主教，有时会有多纳图派主教的回应反馈回来，而奥古斯丁就“耐心且平静地”应对这些回应，“在这些事情上，他夜以继日地辛劳”。
在出任司铎之后，奥古斯丁主动致信奥勒留，要求整顿希波大公教会中借纪念圣徒殉道而荒宴醉酒的不良风气，使北非大公教会摆脱过分崇拜圣徒、圣迹的传统习俗，从而与海外的大公教会保持圣礼上的一致。
这项道德风尚的整顿计划得到奥勒留的支持，经过诚切的教义布道和训诫，希波大公教徒最终认可了奥古斯丁，在顺服中以祷告和赞美诗取代了荒宴醉酒，而不远处的多纳图派教堂里正传来吃喝欢宴的鼎沸人声。正如奥普塔图反驳帕门尼安时称他为弟兄，奥古斯丁也公开称多纳图派为弟兄，并不称之为异端。不过，在395年私下写给阿利比的书信中，奥古斯丁回顾了整顿希波教会的情景，在描述不远处的多纳图派时却明确说：“因为我们听到，异端们的教堂（
basilica haereticorum
）正在举行作为习俗的欢宴；当我们在宴饮时，他们也在如此。”
由此可见，至少在希波，多纳图派和大公教会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对峙局面。整顿计划的成功是奥古斯丁推行北非地区大公教化（catholicization）蓝图的开端，而其中所施行的温柔劝说的策略也正是他最初应对多纳图派的手段，“以教化而非正式命令，以劝说而非恐吓”
。
在391年或392年，迦太基多纳图派执事马克西米安（Maximian）被其主教普瑞米安开除教籍，由此引发了多纳图派自身的分裂。在393年，一百多位多纳图派主教选举马克西米安为迦太基主教，以取代普瑞米安。但在394年的巴该会议上，三百多位多纳图派主教出席，将马克西米安及其支持者开除教籍。多纳图派对待马克西米安派的方式是，承认其洗礼有效，并不对之进行再洗礼，却同时要求世俗司法力量来惩罚之。
显然，这种双重做法既违背了多纳图派之前不承认己派之外的洗礼的立场，又违背了其一直批判大公教会求助于帝国力量的说辞。
在393年10月，北非大公教会第一次主教会议在希波召开，尚是司铎的奥古斯丁受命在会议上做了《论信仰与信经》（ De fide et symbolo ）的布道，向主教们宣讲了大公信仰的基本要义。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在其中所延承的不是北非传统信经，而是以意大利地区的信经为标准，作为其将来改造北非大公教会的教义基础。此次出场确立了奥古斯丁作为教会领袖的地位，使得他与奥勒留一起团结大公教会，主动应对多纳图派的分裂挑战。
除了写成《诗歌：驳多纳图派》，以诗歌体叙述了多纳图派的起源与错谬，奥古斯丁还陆续写成《驳佩提里安著作》《驳帕门尼安书信》《论洗礼》《致大公教徒：论多纳图派》《致多纳图派文法学家克莱斯康尼》《论一洗：驳佩提里安》《迦太基会议后驳多纳图派》和《驳高登提》等主要作品，还频繁在解释《诗篇》、布道和书信中驳斥多纳图派。在口诛笔伐之时，奥古斯丁阐述了自己在洗礼、教会和神学政治等论题上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北非大公教会奠定了基本神学立场，使己方阵营在理论论战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弗伦德认为，这些教义论战并未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甚至回归大公教会的信徒与出走的信徒差不多，而北非大公教会的胜出其实取决于两点，即“有能力保持有教士长久管理教会和有能力采取强力” [3] 。可以说，奥古斯丁和奥勒留也恰恰做到了这两点，并辅以教义论战，最终才取得这场教派斗争的胜利。
在交锋伊始，奥古斯丁坚持对话和说服的方法，开始写信给多纳图派主教，包括同城的普库里安（Proculeianus）和同省的马克西米（Maximinus）等，称其为弟兄，批评其分裂教会和再洗礼的做法，并邀请其就教义分歧进行公开辩论，以借机说服。
同时，奥古斯丁还写信给其他多纳图派领袖和平信徒群体，追溯北非教会的分裂历程，劝诫其接受之前的多次会议裁决，不要以“真教会”或“真基督徒”自居，并放弃暴力行径，从而共同展望北非教会合一的美好愿景。
然而，多纳图派对公开辩论无动于衷，却热衷于引诱大公教徒加入己派，以言语诋毁大公教会，游荡派则以武装暴力攻击其神职人员，甚至多次试图伏击奥古斯丁。波斯都对此描述说：
但有几次，当上帝的仆人奥古斯丁应邀去拜访、教导和勉励大公教徒时，正如他频繁所做的那样，这些游荡派就全副武装埋伏在路上，等着机会要攻击他。当时虽然全力以赴，但他们并没有抓住他。因着他的向导犯了错，而实际上是因着上帝的神意，主教及其随从借由另一条路到了要去的地方，他后来得知，因着这个犯错，他逃脱了他们不敬虔的手，他就连同一切感谢上帝这位解救者。
奥古斯丁在《信仰手册》（ Enchiridion ）17.5中也描述过这类逃脱经历。
面临拒绝对话的僵局，在396年或397年，奥古斯丁写信给希波当地的帝国官员优西比乌（Eusebius），抱怨多纳图派的再洗礼做法。其中说，大公教会的一个青年教徒打骂母亲，因受到主教的训诫，就随即加入多纳图派，并接受了再洗礼；
与此类似，大公教会的副执事普瑞姆斯（Primus）与修女有不当行为而应当受到惩罚，也逃到多纳图派那里接受了再洗礼
。借助阐述大公教会在洗礼和教会合一上的立场，奥古斯丁试图争取优西比乌的理解和道义支持，劝说他关注这一事件，并代为向同城的多纳图派主教普库里安表达抗议。即便如此，奥古斯丁并不愿意直接要求帝国权力来处理教会争端，或强迫不意愿的信众回归大公教会。
多纳图派拒绝与大公教会进行和平对话，还放纵己派的暴力攻击，于是大公教徒对这种身体伤害提起法律诉讼，要求严格实施之前狄奥多西皇帝所颁布的反异端法。面对多纳图派同时使用冷战与热战的两手伎俩，原本乐观的以对话和说服为手段的应对策略宣告失败，奥古斯丁开始转而确信，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实际措施来对付暴力与分裂，而帝国权力未尝不是可资借用的手段。
非洲扈从将军吉尔多受到诱惑，在397年到398年发动叛乱，宣布投靠东部帝国，有部分多纳图派主教参与其中。在叛乱失败之后，西部帝国开始严厉镇压某些多纳图派的政治分离倾向，迫使许多人回归了大公教会，奥古斯丁从中看到强制的有效性。由于疲于应对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和内部西哥特人的叛乱，拉文纳宫廷亟须维护北非地区的社会稳定，就在399年6月25日发布敕令给非洲大区巡按萨匹迪安（Sapidianus），开始利用之前的反异端法来治理多纳图派。
同年，奥古斯丁也改变态度，在《驳帕门尼安书信》1.10.16中公开称多纳图派为异端。
大约在401年，原本作为多纳图派主教的马克西米安（Maximian of Bagai）回归大公教会，担任努米迪亚行省巴该的大公教会主教，但他在402年8月27日的米勒维会议（the Council of Milevis）上接受建议辞去了主教职务，以避免其原本的教派身份引发争议，但在404年重新担任巴该大公教会主教。404年6月16日，北非大公教会召开年度会议，派遣代表团前去拉文纳游说，要求霍诺里皇帝以反异端法制止多纳图派的暴力行为。同年，马克西米安通过法律诉讼索回了被多纳图派强占的一处教堂，但遭到游荡派的严重殴打和伤害，在侥幸康复之后前往拉文纳请求霍诺里主持公义。代表团刚到达罗马，霍诺里就批准了马克西米安的请求，于405年2月12日颁布《合一敕令》（Edict of Unity），要求北非各级官员严格执行。 [4] 其中，多纳图派被正式定为异端，适用于之前颁布的所有反异端法，包括处以十磅金子的罚金，财产归大公教会，集会场所充公，教士处以流放，租赁人处以鞭刑，剥夺普通信徒立遗嘱、签合同和接受馈赠的公民权利，但儿子如果回归大公教会则可以继承父亲被充公的产业，而法官不执行敕令会被处以二十磅金子的罚金等。与此同时，多纳图派多位重量级主教如普瑞米安、佩提里安等被处以流放，大批多纳图派信众不情愿地回归到了大公教会。
在406年1月，多纳图派也派遣代表团到拉文纳请愿，要求与在宫廷的北非大公教会主教瓦伦廷（Valentinus）进行辩论，由枢密大臣（ Praefectus Praetorio ）坐镇审断。不过，这项提议在1月30日被拒绝，代表团被允许返回北非。在408年6月1—8日，卡拉马城发生异教徒暴乱，烧毁大公教会教堂和打伤多名教士，大公教会主教波斯都前往拉文纳报告。在6月16日，北非教会在迦太基召开年度会议，奥勒留差派斯卡主教福图纳提安（Fortunatianus，bishop of Sicca）去宫廷请愿，要求皇帝更严厉地对待异端和异教。8月23日，托孤大臣和西部帝国的大元帅斯蒂利科（Sthilico）被霍诺留下令处死，其妹夫也被从北非召回。在408年末，负责处决斯蒂利科的赫拉克里安（Heraclianus）被任命为新任非洲扈从将军。多纳图派以为，甚至大公教会也担心，斯蒂利科的倒台会使得之前处理多纳图派的政策被撤销。奥古斯丁在408年9月初就撰写《书信》96和97给斯蒂利科的谋害者和继任者奥利姆匹（Olympius），恭喜他荣升高位即政事总管（ magister officiorum ），向其探问之前针对多纳图派的政策是出自皇帝，还是仅仅出自斯蒂利科，皇帝是否会继续认可这些政策。多纳图派以为这些政策会被撤销，就开始报复大公教会，普库里安的继任主教马可罗比（Macrobius）甚至在游荡派的保护下凯旋般地进驻希波。
在408年10月13日，奥勒留再次派遣代表团去宫廷游说继续执行反异端法；在11月11日，霍诺里敕令继续执行之，并于11月24日敕令之前的各项法律依然有效。在409年1月15日，霍诺里敕令非洲官员应当严厉执行之前的法律。同年，奥利姆匹倒台，西哥特人首领阿拉瑞克（Alaric）两度围困罗马城，11月3日罗马城尹大臣（
Praefectus Urbi
）阿塔路（Priscus Attalus）甚至宣布不再效忠皇帝，并在阿拉瑞克的支持下被元老院选为皇帝。如此严峻的政治和军事情势使得，霍诺里颁布敕令对多纳图派予以宽容。在这年冬天，赫拉克里安拒绝供应罗马粮食。在410年4月，阿塔路派往北非地区的康斯坦斯（Constans）被赫拉克里安逮捕并处死，之后自己也被阿拉瑞克废黜；在6月25日，霍诺里嘉奖北非地区的忠诚，免去所欠的税收。而在6月14日，奥勒留再次派遣代表团到宫廷抗议，要求撤销对多纳图派的任何宽容，并安排两派当面辩论，以最终实现教会合一。在8月24日，阿拉瑞克的西哥特军队进入罗马城，劫掠三天而去，史称“罗马陷落”（the Sack of Rome）。在8月25日，霍诺里撤销之前的宽容敕令，重新发布敕令给赫拉克里安，要求严厉镇压多纳图派，
同时派遣御前书记官马科林（Flavius Marcellinus，
tribunus et notarius
）前去主持两派当面辩论并做出裁决。马科林在年底到达迦太基。
在411年6月1日、3日和8日，迦太基会议采用法庭辩论的形式举行了三场集会。在宣读了皇帝敕令之后，双方开始清点质证主教的身份和人数，原本是大公教会266位主教对多纳图派279位主教，随后各方努力增补至286位对284位。6月8日以当面辩论为主，双方各选派七位主教担任主辩，各有控辩机会，奥勒留、奥古斯丁、阿利比和波斯都在列，代表大公教会，最终形成了详尽的文字记录，即《迦太基会议纪要》（ Gesta Collationis Carthaginensis ， Acts of the Council of Carthage ）。在辩论中，双方针对北非教会分裂的历史缘起、教会论、洗礼论阐发已方立场，质证文书的真伪，但多纳图派先是在主辩人选上摇摆不定，临场也准备不充分，不仅不能证明凯基里安是上交者，甚至还出具了不利于己方的文书材料，对后续结果估计得也过于乐观，以为之后还可以向皇帝请愿和上诉。这就使得，马科林很快宣布大公教会胜出，而多纳图派主教被勒令各回各城，要么加入大公教会，要么被革职。 [5]
在会议之前，大公教会就占据多方面优势。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多纳图派已经作为异端被处罚有年，如果多纳图此次辩论获胜，帝国就必须彻底调整其政策，赦免之前的处罚并归还被充公的教会财产等，这显然不是帝国所愿意看到的。其次，大公教会几乎每年召开主教会议，筹划教会合一中灵活的应对措施，例如允许多纳图派主教直接出任大公教会主教，以弥补神职人员的缺乏。最后，作为对话和辩论的提倡者，奥古斯丁已经在历史证据和教义论战上做好了准备，而他驳斥多纳图派的神学作品也已经吸引了马科林作为追随者。
在412年夏天，赫拉克里安发动叛乱，起兵进攻拉文纳，但在413年初被侍卫总管马瑞努（Marinus， comes domesticorum ）领兵打败，逃回迦太基之后被逮捕，在3月7日被处死。在其后肃清其可能支持者的过程中，马科林及其兄弟、前任非洲执政总督阿普林格（Apringius）被逮捕，奥古斯丁为此紧急来到迦太基，组织大公教会积极营救却无果，兄弟二人于同年9月13日被斩首处决。历经此事，奥古斯丁大受打击。不过，在414年6月和8月，霍诺里两次颁布敕令给非洲执政总督朱利安（Julianus），宣布之前的反异端法依然有效。新任非洲大区巡按马其顿尼（Macedonius）也支持大公教会，持续施压多纳图派。到418年，迦太基的年度会议还催促大公教会加紧征收多纳图派的教堂等。
奥古斯丁仍然努力劝说多纳图派回归大公教会，在418年前往毛里塔尼亚的凯撒利亚，试图说服该城多纳图派主教厄麦瑞特（Emeritus），但后者沉默以对；在419年应派到非洲的御前书记官杜尔科特（Dulcitius）的请求撰写《驳高登提》，驳斥塔姆戈底（Thamugadi）的多纳图派主教高登提以威胁自焚教堂来抵抗教会合一的做法。至此，奥古斯丁与多纳图派的交锋基本结束，之后就更多投身到晚期与佩拉纠派更艰苦的理论斗争中。
在4世纪初到5世纪初的百年风云中，罗马帝国经历着不断深化的基督教化，而北非地区乃至东、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起伏变化，都极大地影响着北非教会的分裂态势与合一历程。从基督徒皇帝对多纳图派的调解与压制到背教者朱利安的故意扶持，从吉尔多叛乱到赫拉克里安叛乱，皇帝、官员与将军之间的权力交织和斗争，构成了北非教会不得不参与其中的政治处境。北非地区的经济状况恶化使得信众关注精神生活，所促生的洁净主义等宗教热情和宗教理想导致教派分裂，而这种分裂则进一步引发社会隔阂与群体冲突。受制于权力各方的多重博弈，北非大公教会的努力只能是，说服皇帝并结交军政大员，以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迫使多纳图派完成回归，最终实现教会合一。显然，多纳图派的波折历史表明，只要罗马帝国实施稳定而有力的宗教强制政策，多纳图派不仅可以被扼杀在萌芽阶段，也可以在其强盛时期给予重创，使其绝大部分信众不得不回归大公教会。然而，对宗教争端进行超越常规法律治理的暴力弹压却容易取得适得其反且无法预测的效果，正如镇压多纳图派所导致的双重结果。
一方面，基于411年的迦太基会议，非洲教会最终实现了形式上的合一，但相较于3世纪，其对罗马教廷乃至意大利大公教会的需要使得自己失去了独立性和非洲特色。正如弗伦德所看到的：
与此同时，非洲教会相对于罗马教廷的独立性正在消失。当非洲大公教徒在奥古斯丁的启发下明确舍弃了西普里安的教导和传统时，无条件地接受罗马教廷为最高权威就变得不可避免。在最后的时日里，非洲大公教徒从物质资助和精神导向上都依赖于外来的支持。 [6]
另一方面，多纳图派的出现导致非洲教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和内耗，在411年之后仍然无法实现真正的合一，严重削弱了非洲教会在本土抵挡其他信仰入侵的能力，包括429年入侵的汪达尔人所信仰的阿里乌派异端和6世纪下半叶入侵的阿拉伯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在汪达尔王国时期，北非大公教会和残留的多纳图派都受到迫害；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入侵，艾拉（George M.Ella）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多纳图派的血成了伊斯兰的种子。” [7] 多纳图派经历了汪达尔人王国时期，直到534年查士丁尼（Justinianus）皇帝的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收复北非地区，但从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年，590—604年在位）开始，多纳图派就从历史上消失了，直到17世纪在讨论国家镇压异端时才被作为新教的历史原型再次被提起。 [8]
[1] 有关北非地区的大公基督教化过程，参见Horace E.Six-Means， Augustine and Catholic Christianization ： The Catholicization of Roman Africa ， 391 - 408 ，New York：Peter Lang，2011.
[2] 本节所涉事件的时间线，主要参考了弗伦德的相关研究，参见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227-299；同时参见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8—315页。
[3] 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238-239.
[4] 参见E.M.Atkins & R.J.Dodaro ed.， Augustine ：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41-242；奥古斯丁《书信》69；185.7.27-28；88.7；另参见《狄奥多西法典》16.6.4。
[5] 参见Geoffrey Grimshaw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Eugene，Oregon：Wipf & Stock Publishers，1950，pp.70-75.
[6] 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243.
[7] George M.Ella，“The Donatis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hurch and State”， Biographia Evangelica ，Retrieved March 1，2017.http://evangelica.de/articles/the-donatists-and-their-relation-to-church-and-state/（The blood of the Donatists had become the seed of Islam.）
[8] 参见Augustine， The Donatist Controvery I ，Maureen Tilley & Boniface Ramsey trans.，WSA 1/21，Hyde Park：New City Press，2019，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