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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12年凯基里安被祝圣为迦太基主教，到330年君士坦丁要求北非大公教会保持忍耐，这近二十年的分裂与斗争可以看作多纳图派的诞生时期。
基于教会必须是大而公之的，多纳图派在诞生之初就试图瞄向北非以外，至少传播到了西班牙和罗马，甚至设立罗马主教，但总体上并未达到理想效果；与之相比，其在北非取得了“几乎完全的成功”（almost complete success），虽有简短的低潮时期，但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占领了整个北非。可以看到，多纳图派的长足发展主要得益于，罗马帝国在4世纪初开始了基督教化进程。在4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会在北非的宗教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迅速扩张。这就使得，在多纳图和继任者帕门尼安（Parmenian）的强力领导下，多纳图派容易以比较激进的组织手段和教义宣传抢占优势位置，其间标榜自身的洁净和殉道精神，并与自德尔图良和西普里安以来的非洲教会传统相结合，以北非教会之主教统绪的继承者自居，由此就可以树立起其在北非地区的正统形象，以致完全压制了北非大公教会的发展。凭借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多纳图在教派内部获得了极高的权威，甚至别人不能称他为一位主教，而必须称之为“迦太基的多纳图”；而凭借阐发教义和创作赞美诗，帕门尼安的影响延续至5世纪中叶，迦太基之外的多纳图派甚至被称为“帕门尼安派”（ Parmeniani ）。
最晚在340年，游荡派或游荡派运动（the Circumcellion movement）开始出现，集中于努米迪亚行省和毛里塔尼亚行省。游荡派一词起源于“围绕圣坛”（ circum cellas ）而居，可能包括殉道者的祭坛等。他们操腓尼基语，大多为北非血统的抛地农民，成为流动的季节性短工，平时以敲诈大农场为生，受多纳图派领袖的唆使、利用和牵制。多纳图派平时否认与之有瓜葛，但在需要暴力支持时则让他们前来，比如冲击大公教会教堂，在教派冲突中充当打手，对大公教徒和主教实施人身伤害等。游荡派是宗教狂热者，热衷于殉道，或截击旅人和官府，或冲击异教庆典，或攻击大公教堂等以求被杀，甚至还会跳崖自杀以示殉道。直至405年前后，游荡派的暴力行径给北非大公教会带来了极大的滋扰，其制造的严重伤害事件使得后者不得不求助于霍诺里皇帝来加以惩罚和制止。
大约在346年，多纳图向君士坦斯皇帝请愿，要求把自己确认为唯一的迦太基主教。君士坦斯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差派两位御前书记官（imperial notaries）保罗（Paul）和马卡瑞（Macarius）前去调查。两人可能在347年春天到达迦太基，首先青睐大公教会，参加了凯基里安的继任主教格拉图（Gratus）主持的教堂崇拜。多纳图对此大为不满，在与两人接触时直接回应，“皇帝与教会毫不相干”，同时写信给君士坦斯表达抗议。有流言开始说，皇帝的半身像被安放在迦太基主教教堂的祭坛上且有焚香献予之，两位特派官员则试图取代主教。多纳图派信众立即被这一流言激怒，就处处阻挠他们的巡视，而马卡瑞不得不要求扈从将军西尔维斯特（the Comes Silvester）派兵协助。巴该的主教多纳图（Donatus，the bishop of Bagai）召集周边的游荡派据守一处教堂来抵抗，前来调查的军队与其发生战斗并将之屠杀殆尽。在347年6月29日，多纳图派召开会议，选派主教马库罗（Marculus）率团抗议。马卡瑞下令严厉处置多纳图派，将代表团绑在柱子上予以鞭笞。在347年8月15日，总督发布帝国的《合一敕令》，要求两派合一且由格拉图统管。多纳图派的随后暴动再次受到军队的镇压，而多纳图本人则被逮捕和流放到高卢，直至355年去世。这一年的镇压事件被称为“马卡瑞时代”（days of Macarius， tempora Macariana ），而北非大公教会被称为马卡瑞派（ pars Macarii ），大公教徒被称为“马卡瑞类的人”（ Macariani ）。在多纳图死后，该派的领导权转移到一同被流放的主教蓬提乌斯（Pontius）和在罗马的多纳图派主教马可罗比（Macrobius）手中。在约350年，可能出身于西班牙或高卢的帕门尼安被流亡主教祝圣为多纳图的继任者，并于358年被放逐离开迦太基。
从348年到361年，北非大公教会有所上升，但多纳图派在被镇压之后很快恢复元气。在361年或362年初，蓬提乌斯代表流亡主教向朱利安皇帝请愿，得到批准回到北非，帕门尼安也回到迦太基。由于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多纳图派对大公教会展开报复，索回并极力洁净之前因为合一而被占据的教堂，再度加深北非地区的教派隔阂，并将之扩展成为社会隔阂，比如不仅遇到大公教徒不打招呼，甚至多纳图派佃农的面包店拒绝把面包卖给作为其地主的大公教徒，双方更少有通婚和同地安葬。
在364年，帕门尼安成为多纳图派的代言人，直至391/2年去世，带领多纳图派达到了全盛时期，其间历经费尔姆（Firmus）叛乱危机、开除多纳图派神学家提康尼教籍和罗格图（Rogatus）的分裂事件等。除了布道和创作赞美诗，帕门尼安在约362年撰写五卷本著作，书名可能是《驳上交者的教会》（ Adversus Ecclesiam Traditorum ），为多纳图派神学构建了较为整全的教会论和洗礼论，但该书仅有奥普塔图撰写《论多纳图派的分裂》（ On the Schism of the Donatists ）反驳时引用的段落存留。其中认为，“真教会”或“大公教会”应当包括座席（ cathedra ）、天使（ angelus ）、泉源（即圣水器， fons ）、封印（ sigillum ）和祭坛（altar）五个要素；上交者的背教行为使其所施行的圣礼（包括祝圣和施洗）归于无效，只有多纳图派才是唯一的真教会，而大公教徒要加入必须重新接受洗礼（rebaptism）；大公教会也不应当求助帝国权力来干预北非教会事务。 [2] 在约372年，他写信反驳提康尼对再洗礼做法等的批评，而奥古斯丁后来撰写了三卷本的《驳帕门尼安书信》（ Contra epistulam Parmeniani ）以反驳这封书信的神学思想。
早在373年2月20日，皇帝瓦伦廷（Valentine）和瓦伦斯（Valens）敕令时任非洲总督朱利安（Julianus），宣布禁止再洗礼的做法。
而这为405年前后正式将多纳图派定为异端并适用于反异端法提供了前例。
多纳图派虽然支持了375年摩尔人王族费尔姆的叛乱，在398年又牵涉进非洲扈从将军柏柏尔人吉尔多（Gildo， Comes Africae ）的叛乱，但并非有意识地反帝国，反而只要有机会或有可能获得好处，他们仍然积极向皇帝请愿，并争取地方官员的同情，甚至377年时任非洲大区巡按的弗拉维安（Flavian）都在多纳图派中领圣餐。在391/2年，普瑞米安（Primianus）历经艰难被选为多纳图派继任主教，与其竞争的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很快就在393年联合四十位主教分裂出去。普瑞米安参加了394年的巴该（Bagai）会议和411年的迦太基会议，412年因为帝国强力推行教会合一而结束其主教职务。
至于迦太基的大公教会，格拉图的继承人是瑞斯提图特（Restitutus），之后是格内斯里（Genethlius），后者极力避免与多纳图派发生冲突，甚至阻止恢复一项制裁多纳图派的法律，而希波的老主教瓦莱里（Valerius）也持如此立场。这反而使得双方的关系暂时缓和。马卡瑞时代的人已经过世，对分裂起源的历史记忆也逐渐淡漠，虽然家庭成员分属两派，但可以温和讨论彼此的差异，甚至有多纳图派信徒参加大公教会的教堂崇拜，大城市中的两派年轻人也一起学习生活。然而，这样的融洽情景并不总是很多和长久，游荡派的暴力威胁仍然随时浮现，大公教会最终在5世纪初不得不再次诉诸请愿和法律，以求解决北非地区的教会分裂和宗教暴力。
大公教会和多纳图派都认可北非地区的教会传统，同日纪念殉道主教西普里安，双方的核心教义相同，主要分歧集中于圣礼论和教会论。多纳图派坚持，大公教会的洗礼是由背教主教所祝圣的主教施行的，所以是无效的，必须接受己派的再洗礼。而秉承保罗的教导，“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5：27），多纳图派就以“洁净人的教会”自居，热衷于殉道，积极为殉道者立传，以自杀来伪装殉道，甚至把西普里安也看作己派的殉道者。 [3] 他们还热衷于崇拜殉道圣徒和圣迹，多把殉道者的墓室或在其上建立教堂作为崇拜场所，但其对道德净化的标榜往往流于口头，在日常生活中与大公教徒并无二致。
在4世纪下半叶，除了罗马传统宗教，北非地区的宗教版图基本上是大公教会、多纳图派与摩尼教三足鼎立，而多纳图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努米迪亚行省尤其如此，两派对摩尼教十分厌恶。到390年代，多纳图派声势兴盛，在农村和城镇都建有教堂，完全超越了大公教会和摩尼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基督教当时在非洲的主要形式” [4] 。可以看到，在大公教会得到历任基督徒皇帝青睐的不利条件下，多纳图派却能够既不认可来自帝国范围内的主教裁决，也不服从皇帝们的教会合一命令和政治压制，反而以奉行地方主义的宗教身份在北非地区得到蓬勃发展，在声势上完全压倒了大公教会，抗拒了罗马帝国所推行的大公基督教化（Catholic Christianization）。
然而，多纳图派的兴起使得非洲大公教会在组织上陷入分裂，双方在政治斗争上耗费了大量精力，而人才的极度匮乏又使得大公教会在几乎整个4世纪没有取得教义上的新发展，以致在拉丁基督教界的地位下降，开始被罗马教会所完全超越，而到了418年，奥古斯丁一行甚至要打着教宗代表团的旗号，前往毛里塔尼亚的凯撒利亚调查当地的教会冲突。对于非洲教会在权力和智识上的地位更迭，弗伦德评价说：
然而，直接的结果是，不像德尔图良和西普里安时代，非洲教会在4世纪停止对拉丁基督教思想产生影响。……罗马主教发现自己不再直面来自非洲的对立的教会力量。在3世纪，西班牙和高卢的基督徒曾经请求主事迦太基的西普里安来解决其各种教会辩论。而现在，罗马有能力把自己的裁决主张畅通无阻地施加于西部帝国的基督教会。 [5]
[1] 本节主要依据弗伦德的相关研究写成，特此说明。参见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169-226.
[2] 参见Geoffrey Grimshaw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Eugene，Oregon：Wipf & Stock Publishers，1950，pp.17-18.
[3] 参见Maureen A.Tilley，trans.， Donatist Martyr Stories ： The Church in Conflict in Roman North Africa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7.
[4] Augustine， The Donatist Controvery I ，Maureen Tilley & Boniface Ramsey trans.，WSA 1/21，Hyde Park：New City Press，2019，p.13.
[5] W.H.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