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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传统形式的史学史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地区的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认识。它在观念层面，通常包含对贯穿于历史著述之中的自然、哲学、宗教、社会等思想观念的研究，即表现为西方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的演进。而在实践层面，一般包含对各代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写作的内容、形式与方法，以及史学思潮与流派变迁的研究。但事实上，至迟到18世纪以前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了多种非西方的（如中国和东亚、印度、伊斯兰的）史学传统。对此，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把它们放在史学史谱系当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间越来越强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史学视作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普遍称作“西方化”的产物。
20世纪后期，两种相互联系的因素逐步改变了上述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范式。一方面，60、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其内部产生了一种针对西方文化、西方学术和现代文明的批判性思潮——后现代主义。它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及其对西方标准普适性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态度转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传播到全球，一个普遍的、理性化的西方似乎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支配和统领作用，它戏剧性地改变了非西方国家人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的相互碰撞与交流。历史学家在其中既担负着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的使命——建构民族史，又面临着培育全球性视野的责任——建构普遍史。对于史学史的研究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学传统与历史学科的全球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跨文化研究，即“超越自己文化界限的感知和相互理解”，并“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
其最终可能意味着全球史学史的撰写——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文明的历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全球史的兴起，近二十年来的史学史研究正在突破原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范式，而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正在经历着向以跨文化研究和全球史学史书写为主导的范式的转变。代表了这一研究趋向的史家主要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约恩·吕森、丹尼尔·沃尔夫、彼得·伯克、王晴佳等人。实际上，跨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多种文化之间大规模交往、深入互动与交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互动中的障碍、隔阂、矛盾与冲突方面的问题应运而生的。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它为史学史研究带来了诸多新的视角、方法和问题意识，这也构成了其鲜明的范式特征，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史学史的研究主题上，跨文化范式强调对不同区域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史学交流与互动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注重各种史学源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应该说这是跨文化范式与以往传统史学史研究的最大区别所在，它不再将某一种族中心主义视域下同质性的史学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是愈加关注不同空间语境中所形成的非同质性史学之间的联系。对此，吕森主张从历史意识和文化记忆的层面来理解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这是历史学产生的最为普遍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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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哲学层面指出，人类对历史的建构无论在其文化内部还是外部，或者是其历史意识形成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都表现为一定范围的跨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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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史学史研究必定是一种跨文化的历史思考的基础所在，因为它需要跨越以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文化传统为基调而形成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文化，而这些都存在于活生生的、不同类型的主体身上。伊格尔斯认为，就全球史学史的书写而言，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可以作为一条主线来加以探讨；其间从表面看来，西方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史学交流中似乎采取着主动的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实的情况是各个地区在接受这一影响时都对西方的历史观念进行了各自的选择或改造，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特别是到后现代阶段，西方史学受到了来自内外两种力量的挑战，即来自其内部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来自外部（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东方）的后殖民主义的挑战。
因此，伊格尔斯以反映不同史学传统在18世纪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性交流与互动为主线合著完成了《全球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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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跨文化范式倡导以全球视野之下的多元比较方法来分析与说明不同史学传统自身的形成、发展及其特性。如要揭示历史思想在全球范围的发展过程，就意味着首先要展示不同区域史学发展的丰富性，总结多元化的史学实践经验，进而才能说明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因此，进行跨文化的史学比较，用以重新界定不同史学传统的共性与个性，这是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他种族中心主义的史学史体系、建构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在吕森主编的《西方的历史思想——一场跨文化的争论》一书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彼得·伯克的主题论文《全球视野下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进行了集中讨论。这场学术讨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所运用的多元比较方法。其中伯克强调指出，要讨论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必须对其他史学传统有足够的了解，包括中国、日本、伊斯兰、非洲、美洲土著的史学，而且不能先验地认定西方的历史写作在各方面都优于其他史学。因此，他在论述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征时试图将西方的传统和非西方史学进行初步的比较，虽然这种比较在很多时候并不尽如人意。 [4] 而这场讨论的结果恰恰表明，所谓西方的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而伯克所论述的构成西方历史思想的每种因素在其他历史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内容；而当下具有同质性的西方历史思想可能正在解体，作为文化霸权的西方史学特性正在消解，各区域文化之间的特殊性与差异性正在减少，这促使非西方史学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迎来一场对西方与非西方史学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热潮。
其三，在史学价值的评价上，跨文化研究范式试图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包括避免使用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概念、范畴或历史分期方法。同时，力图平等地看待非西方的史学传统与历史话语体系，并注重强调非西方史学的自我建构意识和世界性影响。在现代历史学科发展的谱系中，欧美史学占据了绝对的中心地位，而且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伟大历史学家及其经典性历史著述的研究。在某些西方史家看来，虽然其他文明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对历史的认识，尤其像中国在对文献考证和史料批判方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却未能产生过如西方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写作。 [5] 因此，沃尔夫曾针对这种现象指出，这类史学史研究暴露出两大问题，一是普遍带有强烈的目的论与线性史观色彩，二是带有“只有西方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意识与史学”的预设。 [6] 对于前者，我们需要大力探究以往被西方史学史研究者所规避掉的，那些曲折的、多线的、非精英的、非主流的、非现代性的、非西方的历史意识和史学发展状态，并以此来质疑构成现代历史学科发展史的元叙述的合法性。而对于后者，则需要在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重新反思是否只有西方、只有现代性才能产生所谓“真正的”历史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沃尔夫尝试写作了《全球历史的历史》，并主编完成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 [7]
其四，在认识史学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跨文化范式的史学史研究试图将史学的发展置于更为复杂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与制度性安排中加以考察，从而进一步探析全球史学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可能具有的某些内在的共通性。彼得·伯克曾试图解释西方历史思想独特性所形成的根源，将西方史学与西方文化与社会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从西方的宗教、科学、法律、文学、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方面来考察其历史思想独特性的来源。 [8] 对此，伊格尔斯敏锐地指出，伯克忽视了历史书写所产生的社会与制度特征，而将历史思想更多地局限于文化及观念层面。对于中西方史学的差异性，显然应该注意到双方在政治结构上的区别，以及史学在各自的社会语境和制度框架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与功能。由此，中西方史学的发展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形式特征。 [9] 在谈及西方历史意识与现代史学的形成时，海登·怀特甚至提出，历史意识是社会再生产的文化手段，它可能产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各种形式，而西方史学的专业化及其史学思想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文化层面的表现；某些非西方国家在各自现代化的进程中最终采用了西方史学的历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这些非西方社会普遍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客观上也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发展出一种全球性的、带有高科技特征的经济体系与制度。 [10] 这些观点表明，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范式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文化范畴，而是把历史思想与历史学科的发展动因深入到社会、制度、经济等领域中进行综合性的探讨。
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国内史学界也正在兴起对西方史学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诸多尝试。其中以张广智为代表的团队试图将世界视域与中国视角相互融合，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
首先，研究者自觉认识到需要将西方史学置于世界视域下进行联系性考察。一方面，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进程看，在空间上对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史学发展进行跨地域性观察，囊括了犹太史学、基督教史学、穆斯林史学、中国史学等与西方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近现代欧美史学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又特别突出强调了世界史学中的两大支流——中西方史学之间的关系，着重对中西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思想做出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还提出对于19世纪末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进行深入研究的任务，侧重对中西史学的直接接触史，包括中西史学相互冲突、交融、影响的方面做出系统论述。而中外史学的融会恰恰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历史观、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多个层面。由此，中外史学交流史也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内容和学科发展的增长点。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些无疑集中体现了研究者的一种中国视角——有意识地以跨文化的研究方式重新审视中西史学、中外史学之间的互动。最后，研究者还强调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发挥中国史家的主体意识，力求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性，吸收和借鉴西方史学的有益成果。同时，又重视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注意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关注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变化及其对国际史坛的影响。应该说，国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正在不断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表现出主动回应国外史学史的新趋势，并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试图融合世界视域与中国视角，尝试进行自主性的跨文化研究。
我们注意到，2007年《历史与理论》杂志组织过一场有关“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思想”的专题讨论。 [11] 其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家分别从西方或欧洲、东亚与印度的视角，运用跨文化的研究范式探讨了黄俊杰所提出的中国历史思想的独特性问题，并与西方历史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将世界视域与中国视角相互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的范式特征。其中提出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和取向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
其一，讨论者着重强调“种族中心主义”仍然根植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目的是维护某种文化霸权，但却造成了全球性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和诸多难题。在史学研究中，西方学界至今仍然存在着大量对中国史学以及非西方史学的误解，存在着以西方史学的标准来否定非西方史学的价值，这是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所无法回避与必须反思的问题。其二，讨论反映出人类的历史思想在很大范围内具有某些逻辑上的普遍性，任何文化都无法将某种历史思想完全据为己有。通过跨文化的史学比较发现，传统观点认定的所谓中西史学的差异可能更多的是历史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组合或各有侧重的选择，而需要进一步揭示的是某种史学传统在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之中所处的地位、制度背景、文化与道德的影响力，对孕育和发展这种历史思想的具体社会与文化条件做出系统的比较研究。其三，对于中国历史思想的独特性需要加以历史地看待，因为传统史学在历史意识、时间观念等方面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又受到西方的冲击，中国史家也不断地在反思自身的历史编纂传统。同样，对于西方史学亦是如此，需要注意到各个时期历史思想的不同变化及其内部的矛盾性与差异性。其四，当今无论讨论中西方或其他任何模式的历史思想的特性时，往往需要考虑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建构性，而非一味地假设其存在的内生性。这就要求将历史思想及其构成的诸种因素放置在跨文化的多维视角之下，进行多重的审视，从而对所谓独特性或普遍性形成的具体条件做出不同路径的探索。
可见，在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中，世界视域与中国视角得以交叉互动，原有的西方史学史或中国史学史研究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与冲击，愈来愈突破固有的框架。既表现出从其他地域的史学传统观察与解构西方史学的特性及其演变的祛魅性，又表现出从中国史学自身的传统与立场审视西方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
综上所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转向”，它标志着在近二十年来国际史学界对历史思想与历史书写传统的认识发生了基础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势必会对未来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催生出新的观点、新的范式，乃至新的学派。 [12] 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范式。
诚然，跨文化研究与全球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又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它尤其强调了一种跨语境的多维度比较，尝试引入多重的“他者”来审视“自我”或“本体”，从而达到解构文化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的目的。它又常常通过跨越空间的远距离对话与交流，来摆脱原生文化形态的束缚，也更容易摆脱传统宏大叙事的影响，形成一种跨国的学术交往与国际合作研究。同时，它往往还需要超长时段视野之下的整体观察，以此来克服对不同史学传统的片断性或碎片化认识，达成总体性的综合研究效果。在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中，任何一种历史话语都无法自说自话，而需要被置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多重语境中进行重新的考量和审视，这就要求有更多不同学术背景与文化立场的学者加入，这显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
另外，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为中国史家建构自身的史学史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当然这不仅涉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涉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诸如，如何展现在中国视角之下全球史学的发展状态，如何看待不同史学传统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认识中国史学从古至今在历史话语世界中的表现、影响及与其他史学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互作用。对于国内史学史研究而言，不仅急需在理论上思考跨文化研究所应具备的视野、方法与问题意识，更急需在实践层面，促成外国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通力协作。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跨越中外史学史的学科界限，共同开创体现中国史家视角的史学史研究事业，使其成为全球史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1] Jörn Rüsen，“Som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Vol.35，No.4，1996，p.9.
[2] Jörn Rüsen，“Introduction：Historical Thinking as Intercultural Discourse”，in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Berghahn Books，2002，p.3.
[3] Georg G.Iggers and Q.Edward Wa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8.中译本参见《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Peter Burke，“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 Theses”，in Jörn Rüsen，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pp.15-30.
[5] J.H.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3，20-21.
[6] 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3-14.
[7] Daniel Woolf，ed.，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中译本参见《牛津历史著作史》第1卷（上、下），陈恒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其余各卷待出。
[8] Peter Burke，“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 Theses”，in Jörn Rüsen，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pp.15-30.
[9] Georg G.Iggers，“What Is Uniquely Western about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st in Contrast to that of China？”，in Jörn Rüsen，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pp.108-109.
[10] Hayden White，“The Weternization of World History”，in Jörn Rüsen，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pp.115-116.
[11] 以下所述观点均参见“Forum：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46.No.2，2007，pp.180-232。其中包括Chun-Chieh Huang，“The Defining 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Jörn Rüsen，“ Crossing Cultural Borders：How 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F.-H.Mutschler，“Sima Qian and His Western Colleagues：On Possible Categories of Description”；Q.Edward Wang，“Is There a Chinese Mode of Historical Thinking？A Cross-Cultural Analysis”；Ranjan Ghosh，“India，Itihasa，and Inter-historiographical Discourse”。这个专题讨论的中译文可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3期。
[12] Q.Edward Wang and Georg G.Iggers，ed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2，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