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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史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衰落都与时代的演进、社会发展的阶段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例如，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个体解放和性别身份认同催生了性别史研究；历史学者在借鉴人类学和语言哲学的资源后，开始解构年鉴学派为主导的结构主义，由此出现了以新社会文化史为代表的新史学，思考象征物，记忆等内容。在当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史开始崭露头角，环境的恶化催生了环境史、医疗卫生史等，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用心思考历史研究范式转换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犹如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所说，我们要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语境中，而这一历史语境自然包括一种社会的维度。正是从这一视角而言，处在不同区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学家们会有着不同的视野，会在回应那个时代的内在需要中创作出不同类型的历史学作品。这样，从社会语境出发来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变化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当下的中国学者在一种差异化的社会空间和时间中能够较好地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一种重要路径。
今天，对西方史学，特别是一些大师级的史学作品，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和西方学者无甚差别，我们大家都同样脱离了原先的时间性和时间维度下的语境，我们都需要重建对这一文本理解的语境。而且，也许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差会帮助我们形成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视角和问题意识，从而做出有别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西方已经越过了工业社会这一社会发展阶段，而我们却正好进入这一阶段；同样，我们和西方又同时进入全球化阶段，因此时代的特性为我们理解这一主题提供了西方学者无法感受和体悟的独特经验。例如，在研究西方近年来情感史的兴起时，对情感史的评析与判断我们也许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像同情感相关联的一些概念，例如贫困、苦难、屈辱、战争与革命等，我觉得这些概念和情感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成为支持中国人心态和记忆，以及转化为社会实践的核心。因此，研究这些依托情感而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与记忆，分析情感和记忆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恐怕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并能够更好地评价西方史学所作出的一系列成果。
在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始终成为我们历史演进的重要主题，同样，在法国历史学发展中，自1789年法国革命后，革命也开始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就是一种革命史学。正如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说，19世纪法国史学中压倒一切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革命。由此，也诞生了一批伟大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例如梯也尔的《法国第三等级的产生与发展》、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基佐的《法国文明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等等。为什么这个时期革命史会成为研究的热点，我想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了，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能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托克维尔试图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从而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要立言而非立功。这和司马迁的撰写《史记》的意图多么的相同。因此，如何理解“革命”这一主题以及西方史学中关于革命的论著，我们自然有着丰富的社会性资源。
另外一个案例是记忆史，从80年代开始，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组织了来自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多达120位学者进行法国记忆史研究，探寻法兰西民族自中世纪以来已经建构的作为民族认同的“记忆之地”。1984年出版第一卷，1992年出齐，法文版共七卷，英文版缩简为三卷。中文译本为“记忆所系之处”（Les lieux de memoire）。该书出版后被称赞为“密特朗时代法国最伟大的文化成就”。在书的序言中，诺拉写道：我采用新的方法来写法国的历史，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能够回应现在的需要，其中心要点或目标是，在象征层面上来重新解释法国历史，如果把法国定义为一个实体，那它不是别的，完全是象征物的实体。在诺拉那里，记忆概念或这些象征物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如国旗、历史遗迹、历史人物、艺术品、地理特征、话语等，这些客体之所以能成为“记忆之地”，是因为它们体现与代表着一个民族和社会的表象意义。通过这本书，诺拉不仅显示了记忆如何与共同体紧密相连和创造了社会认同，而且展现了人们过去的意识如何转化为象征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物依然存在，而创造这种象征物的那些特定条件现在都已消失。
在诺拉之后，记忆研究开始兴起，记忆史成为一种历史书写的范式。现在的记忆史已经成为显学，很多学者都开始进行记忆史的研究，从而使记忆史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记忆和历史不再对立，而是结合在一起，成为记忆史的研究。以往记忆和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对立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把记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记忆是一个个体的，是个体自身的回忆，无法成为集体的历史研究对象，由此造成记忆和历史呈现出对立的关系。而诺拉这本著作开辟的记忆史研究，将这两者有机地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二，记忆从分散的个体记忆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今天我们研究的记忆都是把集体记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来讲，集体记忆也不再通过一个群体本身将其一种回忆变成一种记忆，而是通过构建起的象征物来体现，记忆不再是群体的直接回忆，而是通过其所创造的象征物，来展现和思考记忆的存在和意义，来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记忆和传统。第三，集体记忆被视为国家民族层面的记忆，就像诺拉的这本书所说，如何定义法国史，如果把法国定义为历史象征的事物，那么就会从另一维度打开法国的历史，从记忆史的视角来重写法国史。第四，当记忆在民族国家的层面展开时，记忆就会被控制操作管理，使集体记忆有可能走向单一化，并失去承载记忆的象征物。也就是说，当集体记忆被看作在国家民族层面来理解时，国家可能会通过毁坏和重建一些象征物来管理与操控记忆。
从记忆史的意义上来说，除了法国之外，例如德国经历了犹太人大屠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发展出了独特的关于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和书写范式。对比这些研究范式，可以发现，中国也拥有着更为多样化的记忆性资源，而这些资源除了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西方学者发展出的这些研究范式之外，其实还可以发展出不同于他们的对记忆史的书写，构建起富有我们自身特点的记忆史。例如在内容上，除了将象征物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可以关注一些话语符号等表达性内容，这一点我们具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挖掘。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流行的“投机倒把”这一概念，现在很多人都已对它相当陌生，记得我在台湾东吴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使用了这个词，台湾的学者也不明白“投机倒把”是什么含义，他们听了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概念。经过我解释后，他们才逐渐明白，“投机倒把”是指中国内地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人将物品从物价低的地方高价卖到别的地方，在那个批判资本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如果一个人进行投机倒把是要被判刑的。从记忆史的视角出发，像绍兴的鲁迅纪念馆，它的陈列方式就带有鲜明的20世纪50年代“革命性”的特点，当后来鲁迅博物馆拆迁时，这些陈列的物品连同博物馆的建筑都被完全拆掉，非常可惜。其实里面的陈列方式和解说词都应该保存下来。再如，复旦大学所在的杨浦区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可以说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发生在上海杨浦区。因此杨浦区留下许多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工厂，但是迄今为止在上海都没有建立起有规模的工业博物馆，特别是劳工博物馆更不存在。庞大的工人阶级曾经在上海出现过，但是没有一种有关他们的记忆和象征物的存在。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们本来存在的建筑物，本来存在的陈列方式，话语的表达方式，那样一种隐含着的观念性的表达逻辑，以及承载我们记忆和体现那个时代观念的这些内容大多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建记忆，把原来的记忆打捞出来，把承载记忆的象征物、符号、话语都陈列出来，由此可以重新发现我们的集体记忆。同样，诺拉只是展现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记忆史研究，除此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样的集体记忆扩展到超越国家民族的范围，将其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再以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单位去思考和研究我们的集体记忆，我们可以超越民族国家，把这种记忆上升为全球的集体记忆，像战争、贫困等，都可以上升为全球性的记忆。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挖掘很多史诗级的记忆资源，诸如英雄人物的雕塑、记述传说、红极一时的歌曲等，这些曾经承载过无数国人记忆之物都可以被视为集体性记忆的表达和建构。因此，重思这些“记忆之地”，就会发现一些相同的修辞方式，作者会运用一系列的言说，例如场景的描绘、人物的描画、事件的渲染从而达到一定效果，让人们在阅读中接受由作者所建构起来的英雄、崇高、伟大、荣光等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记忆被建构成集体性的记忆，通过与过去的经历、事件和情感的整合变成了留存于人们头脑中的图像，承载着民族的荣耀与辉煌，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正因如此，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管理与操作，它不是要寻找历史的真实，而是关联着如何看待本民族的历史，处理和利用历史，是对过去进行颂扬还是贬低，让人们记住什么和不记住什么，无疑都表达出作者自己的偏好与观念。从现实与历史记忆的相互关系和不停的转换出发，发生在历史及当下的诸多现实将会帮助我们对记忆史、这种由西方学者所创立的史学思潮和史学范式有着更好的理解。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变化有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即从原先政治史一统天下到现在的多元呈现，如社会经济史、环境史、性别史、思想史、新社会文化史、冷战史、文明史和全球史等。回顾过往的成绩不是目的，同样，研究史学史也不只是要通过对史学范式演进的及时跟踪，从而参与到这种史学变革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梳理本身也会让我们在理解与反思的同时，前瞻性地提出未来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可以说，站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以及与全球性的互动中，相比西方学者，我们会带有不同的特质来思考与规划未来的史学发展。那么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思西方史学研究的范式，什么主题会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怎样推动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呢？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史研究将会迎来一波浪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2010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出版了《文明》一书。在书中明确指出，世界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上都处于全球转变期，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将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而重新认识历史，就需要在文明的维度来进行。的确，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文明史一直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19世纪即有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写出的《法国文明史》和《欧洲文明史》这样的皇皇巨著，进入20世纪文明史范式成为主导性的历史研究，甚至教学的主题。只要翻捡一下西方各大学的教材，比比皆是冠以“世界文明史”这样的教材，在法国甚至连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都在为中学生编写文明史教材，甚至将年鉴杂志也从原先的《经济与社会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文明研究，后来他自己也写出了《文明史纲》，以及三卷本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当然将文明史研究范式提升到世界性影响的还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以及他撰写的《历史研究》。只是最近若干年，文明史研究走向了低潮。在我看来，目前应该重振文明史研究，并将文明史和全球史相结合。
站在全球化的今天，重读或者重思文明史的研究范式，特别是结合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的事实，能让我们对文明史更多一份理解。以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为例，为何汤因比要选择文明，而不是国家作为基本的历史研究单位？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法国大革命诞生了民族主义，产生了民族国家，今天的世界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建起来的，而汤因比却能超越历史写作的固有单位，也超越了一些固有的观念。他告诫我们不要盲目提倡民族主义，要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超越了民族国家之后，整个世界观会有很大变化。比如，他关注到作为人类，人性其实是相通的，不同文明中的人对于善恶的选择是一致的，也有着同样的反思能力，这种反思会帮助人们作出选择，并从灾难中走出来。比如今天的欧盟遇到了危机，人们在反思：是重新选择一种制度，还是优化欧盟的结构和功能。基于人性，我们创造了历史，历史在限制我们的选择的同时，又会激发起我们反思，以及做出更多的选择。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演进中发展，人以及人类也得到成长。在文明史的研究中，如何看待不同的文明也成为重要的内容。19世纪欧洲思想家认为欧洲文明以外的文明都是野蛮的，到20世纪，汤因比改变了19世纪文明与野蛮的两分法，提出每个文明都是平等的。所以，汤因比树立了历史写作的好榜样——怎样跳出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写出具有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历史。这一点上，他应该成为我们崇敬的伟大历史学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来对此进行思考。
再有，在汤因比那里，文明的衰亡与国家的衰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有关联，也有差异。如何确保文明体的不断存续和演进，在我们这个有着文明承续和谱系的中华文明中，思考文明的演进和如何选择自然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例如，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这一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明的特性、文明的断裂和延续以及文明转型的方向和速度，从而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地区的文明类型，思考不同的文明空间、不同的社会做出了哪些选择从而决定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特质以及文明的兴衰；并更为深入地思考，要维系文明的演进，并非易事。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演进其实并不顺利，汤因比《变革与习俗》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文明面临的不仅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实际上，惯常的风俗、习惯也会阻碍变革。因此，汤因比说，人类命运未来的前行与观念的变革、习俗的改造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在文明的发展中，是固守原先的文明形态，自我封闭和自我囚禁，还是敢于挑战自己，实行开放，不断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优点和长处，补充和修正自己，将它们作为自身文明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资源和视角来思考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文明与国家、文明与文化等关系，以及关乎人类命运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史研究的展开将从目前商品货物、移民、疾病等物质性文明内容转向文化性的文明内容上，思考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打通全球史和文明史的割裂，实现两者的结合，从而在文化和文明的内涵上阐释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引发再度民族国家化，还是在国家化的过程中转向全球化。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史这一研究范式，也会为全球史注入了新的内容，开拓新的全球史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范式在中国的不断转换，其本质还是跟踪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如果用一种贬称的话，就是从“二道贩子”开始，即全面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和对西方史学史演进进行梳理，这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是由于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这一基因，也就始终没有走出西方研究的各种范式。西方热衷于什么，我们就引入什么，对产生这一研究范式的内在机制和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了解不多。我们只接受结果，对产生结果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还不够了解。而今天，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同步性以及中国自身混合性社会特性出发，也许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从时代、社会的变化与历史学研究主体的个人出发，我们可以建构出什么样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在这一意义上，首先并非自信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丰富而独特的资源，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把握和运用。如果说历史是由历史学家所书写，史学研究范式也是由历史学家所创造的话，那么书写者这一主体和其所处的时代、所接受的时代熏陶，所面对的时代命题就会紧密相关。同样，历史学家怎么来写，怎么来选题，看起来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一定意义上又和社会密切相连。因此，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相互缠绕在一起。可以说，历史的展开，时代的前行为我们理解原先已经存在的史学范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既不同于以往，又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和生活体验使得我们不仅能够较好地理解西方史学研究范式的演进，把握其内在的发展动力，而且也可以书写出一些原创性的高质量的史学研究成果。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