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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叙事长期主导着德国的历史书写，这与德国历史学家对“特殊道路”（Sonderweg）问题的探索紧密相关。这种内源性的解释倾向，曾经让德国历史学界变得相对保守。两德统一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史在德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德国出现了各种有关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论坛、期刊、会议和项目。全球史致力于打破历史书写中的民族范式——包括民族国家范式和民族社会范式。以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斯蒂芬·贝格尔（Stefan Berger）和马蒂亚斯·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全球史家，影响远远超出了德语世界，在国际上获得了赞誉。然而，由于英语的强势以及英语学术刊物所具有的权威性，所以全球史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印记，甚至有人将其称为英美国家的外销品。就这一点来看，了解全球史在德国的发展，对于中国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自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叙事就在德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得以牢固确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界出现了以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派”，反对兰克及其追随者对政治史的一味强调，却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
二战以后，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为代表的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社会史学派将德国史学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扩大到了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和进程，譬如资产阶级史、劳工与工人运动史、政党史等。德国的社会史虽然已经摒弃了民族国家史学，但仍然是一种民族社会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德国兴起的跨国史研究，可以视为德国历史学界对美国全球史的一种回应。全球史则彻底打破了历史书写中的民族范式——不管是民族国家范式还是民族社会范式——将历史事件和进程放在全球语境中考察。
德语中的“全球史”写作 Globalgeschichte ，是一个合成词，由 global 和 Geschichte 构成，前者意指“全球的”，后者指“历史”，实际上它是英语Global History的直译。毫无疑问，德国的全球史是从英美国家传入的舶来品。德国虽然没有书写“全球史”的传统，但却有书写“世界史”（Weltgeschichte）的传统。奥斯特哈默曾做过一个统计，2009年2月他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中只能找到12种以“全球史”为题的文献，其中年份最早的是《比较》杂志1994年推出的全球史专刊，唯一的著作是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德译本，但以“世界史”为题的则有2000余种，最早能追溯到18世纪。 [1]
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一样，德语中也存在着全球史、世界史、普遍史、跨国史等概念的纠葛。上述概念的共性，是对民族国家史框架的超越。“普遍史”是以目的为导向、以目的论叙事来描述全人类的历史。与中国的“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不一样，德语中的“世界史”与英语中的“世界史”类似，是指用一种去中心的（当然也是非欧洲中心的）视角，来研究不同时空内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聚焦于诸如“文明”“帝国”或“民族国家”等宏大单元的独特性和这些单元内部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各自在面对生态和经济挑战时所采取的特殊手段。世界史也会考虑人群之间的互动，但并不认为其地位高于内部的发展。所以，如果没有比较，世界史就是一堆区域史的叠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比较的视角，“世界史”是没有意义的。
“跨国史”是指人群、知识、物品跨越定义各自身份认同的社会边界的流动史。跨国史的预设实际上还是民族国家。
奥斯特哈默认为，德国语境中的“全球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史，是指广阔空间内持续、非线性的互动，以及它们所造就的宏大网络和制度（往往拥有自身的层级结构）的历史。广义的全球史，是指那些不用纯粹的民族史范式去研究历史，并对其他地区的历史感兴趣的路径——当然需要依靠大量的二手文献。全球史的研究是基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并赋予世界上的所有人群以同样的“能动性”，同时并不忽视所谓的“西方”在所谓“现代”世界的形塑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全球史家并不认为民族国家史已经过时，也无意否定它的合理性，只是要强调“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性与偶然性。
康拉德把全球史的研究路径分成三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关于全球互联的历史；以全球性整合为背景的历史。
德国史学界对全球史也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2001年底，于尔根·科卡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将全球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并列为国际历史学科的三大新潮流，不过他似乎对全球史过度依赖二手文献颇有微词。
德国历史学者玛格丽特·佩尔瑙（Margrit Pernau）也批判全球史对二手文献——准确地说，是对用英语写成的二手文献——的过度依赖，认为这会使全球史这个学科的专业标准受到危害。
奥斯特哈默指出，德国偏保守的历史学界主流，对全球史几乎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他们只是喊喊“开阔视野”的口号。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是，德国历史上的史学路线之争或许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坏的一面是，德国的全球史家可能会被限制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很难对整个历史学科产生更大的影响。
实际上，德国史学界对奥斯特哈默本人和全球史的研究路径并不是没有批评，例如韦勒在接受德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时犀利地指出，德国没有什么全球史研究，只有奥斯特哈默把持下的一个小王国。韦勒认为，德国全球史的比较路径存在很大问题，19世纪日本的武士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贵族毫无可比性。
不过，总体而言，奥斯特哈默所担心的局面似乎并没有出现。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在德国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德国史学界涌现出好几位世界知名的全球史家。排在这份名单首位的恐怕非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莫属。他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是欧洲最重要的全球史著作。
除了奥斯特哈默以外，受到国际学界关注的德国全球史家还有柏林自由大学的康拉德、哥廷根大学的夏德明、波鸿大学的斯蒂芬·贝格尔和莱比锡大学的马蒂亚斯·米德尔等。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史家以及德国全球史的机构、刊物和丛书的介绍，让读者能对德国全球史的现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全球史家或者研究路径具有全球史特征的研究者并不局限于这五位。譬如，莱因哈特·温德特（Reinhard Wendt）对西方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文化互动历史的研究； [2] 狄克·赫德（Dirk Hoerder）是全球移民史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他将迁徙的体系划分为五个大类，分别是白色大西洋体系、黑色大西洋体系、亚洲苦力、俄罗斯-西伯利亚体系和中国的闯关东； [3] 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在全球语境中对中国晚清至当代历史进行了研究。 [4]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逐一详细介绍他们的学术成果。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译介了奥斯特哈默的几部作品，例如《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亚洲的去魔化》《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等。
从学术层面来看，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包罗万象，俨然一幅19世纪的“清明上河图”，可与英国史学家C.A.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相媲美。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将奥斯特哈默誉为“研究19世纪的布罗代尔”。
奥斯特哈默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研究了19世纪的时间、空间、边疆、革命、国家、工业、宗教、知识等命题。同时，他以怀疑和反讽的手法，解构了一些深入人心的刻板印象——例如把19世纪理解成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工业繁荣和人口爆炸的时代。但是，正如奥斯特哈默自己所坦率承认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仍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他与贝利一样，认为欧洲在全球性世界的诞生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在书写19世纪之前，奥斯特哈默曾经出版过一部《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可以视为他写作的“19世纪前史”。
[5]
作者在书中勾勒了18世纪西欧知识界对亚洲认知的变迁：18世纪早期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东方充满了想象，但是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亚洲的“魔力”逐渐消失，欧洲中心主义悄然兴起。18世纪晚期亚洲的去魔化进程与一种新的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欧洲把东方幻想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并以新的经验科学来对它进行研究。欧洲创造出的“殖民主义”与紧随而来的“殖民主义批判”，使得去魔化的亚洲最终变成被统治的亚洲，欧洲的傲慢和优势逐渐显现。据奥斯特哈默自己说，他写作《亚洲的去魔化》的动机，是受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激励。奥斯特哈默不满萨义德对东方学家的人身攻击，指出该书最初的政治和道德动力——支持以色列、批判英国和法国的东方学研究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在30年后的今天已经减弱。
2018年中文学术界出版了两部德国中生代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全球史著作，引起不小的反响。
他在《全球史导论》中将全球史定义成一种视角——将现象、事件或进程放在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对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和边界作了详细讨论。康拉德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受业于于尔根·科卡门下。他在博士论文《寻找失落的国度：1945—1960年代西德与日本的历史书写》中，比较了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历史书写所起的作用。
[6]
博士毕业后，康拉德先后在柏林自由大学、欧洲大学研究所（佛罗伦萨）担任教职。他于2006年出版教授资格论文《德意志帝国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书中指出德国的民族主义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形成，它不是德意志历史内部的产物，而是德国对19世纪末全球网络化的一种反应。
[7]
2008年，康拉德出版《德国殖民史》，将德国殖民史放在全球背景之中，揭示出殖民秩序是如何突破边疆以及当地社会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探讨了殖民历史对德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8]
康拉德于2010年回到母校柏林自由大学执教，创办了“全球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History），与剑桥大学经济史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2013年康拉德的《全球史导论》出版，该书是德语学术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全面剖析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入门读物。 [9] 即便是在英语出版物中，也没有一部如此详细透彻的全球史导论类作品。2016年康拉德将德文版《全球史导论》改写成英文出版，定名 What Is Global History （《全球史是什么》）。 [10] 他并不是简单地将德语译成英语，而是相当于重新写了一本书。《全球史是什么》与《全球史导论》固然有重合的地方，特别是第2、3章关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部分，但两者的其他章节完全不同。总的来说，《全球史是什么》是一部以问题为导向的著作，更多的是思考全球史研究中的“空间”“时间”等概念，而《全球史导论》则是一部系统介绍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导论性读物。
中国学者对夏德明比较熟悉，不仅是因为他的本行是汉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全球史在中国学界的推广，与中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所都有学术往来。夏德明早年在德国南部的弗莱堡大学读书，导师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夫冈·莱茵哈德（Wolfgang Reinhard），1999年完成了题为《欧洲知识在中国文化中的接受——以朱宗元为例》的博士论文。 [11] 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英文著作《一位足不出户之人的全球性纠葛》。 [12] 夏德明在书中指出，朱宗元所处的17世纪，从全球范围来看，东方和西方都处于政治动乱和思想激荡之中。通过分析以朱宗元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身上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夏德明使我们看到了17世纪全球性基督教网络中个体人物的能动性。夏德明早年辗转于美国、中国和欧洲的科研单位，2015年受聘为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和东亚学系主任。夏德明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上以及当下中国的跨国和全球性联系。此外，夏德明还对全球史在德国兴起的背景以及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13]
斯蒂芬·贝格尔在科隆读大学，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德、英两国左派政党的比较研究为论文题目，1990年获得学位。 [14] 博士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英国威尔士大学、格拉摩根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自2011年起，贝格尔担任德国波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贝格尔主要是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史（以德国和英国为中心）， [15] 并以比较方法研究劳工史和社会运动史，近年对工业遗产亦有所关注。 [16] 在民族历史领域，他已经出版并参与主编了多部著作。 [17] 贝格尔在《寻找正常性：1800年以来德国的民族身份与历史意识》一书中，聚焦历史书写与德意志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从普鲁士到纳粹德国，从东西分裂再到德国统一，贝格尔考察了近代德意志国家的民族身份、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两德的统一唤醒了德意志民族寻求“正常”民族国家身份的迫切需求，德国一些历史学家要求在历史书写领域实现从社会到民族的范式转变。 [18]
与上述几位全球史家都是在联邦德国出生和求学不同，马蒂亚斯·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是原东德人，是土生土长的莱比锡人。他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毕业后一直在母校教书。米德尔1989年完成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19]
2002年，他以3卷本的著作《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以1890—1990年期间的莱比锡文化史和普世史研究所为例》获得教授资格。
[20]
民主德国的教育背景丝毫没有妨碍他以国际学术视野从事史学研究，他的学术特色是跨国史，包括全球语境下的历史进化、革命的比较史和全球史，以及全球化时代历史书写的方法论。米德尔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历史学家，仅他参与主编的书籍就接近20种，涉及“欧洲”的发明、世俗化道路、民族历史书写等。
他是莱比锡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德国权威史学刊物《比较：全球史与比较社会研究杂志》（
Comparativ
.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的主编。米德尔最近在《全球史杂志》（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史与空间转向：从区域研究的影响到全球化关键时刻的研究》的文章。
[21]
该文凝练了米德尔近年来对传统的区域研究与全球史之间异同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他于2013年出版了一部有关区域研究的反思性著作。
[22]
在制度层面，德国有不少全球史的网站、期刊和研究机构。创建于2004年的网络论坛“联系：跨国别、跨区域和全球研究”（Transnational，Cross-regional and Global Connections）成为跨国别和全球史研究者的重要交流平台。
[23]
德国“世界体系历史协会”自2000年以来出版了《世界历史杂志》（
Zeitschrift für Weltgeschichte
），吸引了许多跨国别史研究者的投稿。
就连德国传统的社会史刊物《历史与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发表更多研究西方以外的历史以及跨国史的文章。
此外，德国不少大学，例如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
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
等，都有全球学或全球史的研究中心。我们可以对德国全球史研究的地域组织简单作一层级区分，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把德国全球史学生态的内部差异性呈现出来。柏林和莱比锡属于第一梯队，这里有世界史编纂的传统，可上溯到兰克和兰普勒希特等史学大家；
哥廷根、不来梅、汉堡、海德堡、波鸿等大学可视为第二梯队，有一批正当年的全球史家非常活跃；康斯坦茨大学的全球史几乎是在奥斯特哈默个人研究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在他领导下的研究团队主要从事“18—20世纪的全球进程”的研究。
莱比锡大学的“全球与欧洲研究所”（Global and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近二十年来一直是德国跨国别史和全球史研究的重镇。莱比锡大学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兰普勒希特开创的文化史和世界史研究。该校于1991年成立了“卡尔·兰普勒希特协会”（Karl-Lamprecht-Gesellschaft e.V.），会长是马蒂亚斯·米德尔教授。 [24] 从2006年开始，莱比锡大学出版社推出“全球史与国际研究”（Glob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系列丛书，由马蒂亚斯·米德尔、弗兰克·哈德勒（Frank Hadler）和伍尔夫·恩格尔（Ulf Engel）主编，致力于出版在跨国别和全球研究领域内的最新学术成果，以满足欧洲图书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该套丛书至今已经出版六辑。其中既有专门以某一具体年份（1956年）为背景来描绘一幅全球冷战背景下的欧洲肖像，也有反思国际势力在非洲地区冲突中的调停机制，还有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应对饥荒的赈灾政策，最新一辑则是关于18世纪的全球联系与全球意识。 [25]
德国全球史学界另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法兰克福康普斯出版社（Campus Verlag）从2007年开始出版的“全球史丛书”，由康拉德、安德烈斯·艾克尔特（Andreas Eckert）和玛格丽特·佩尔瑙担任主编，已出版三十种。这套丛书的宗旨是聚焦于16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区的联系和文化接触，充分考虑到欧洲以外地区（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历史，并将其作为研究欧洲历史的参照物。该丛书的第一种是全球史读本，第一次系统地向德国学术界介绍英美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收录了贝利、彭慕兰、库伯、德里克等学者的文章。 [26]
作为主编之一的安德烈斯·艾克尔特是洪堡大学非洲史教授，因此这套丛书中有六部是关于非洲研究的，内容涉及德国和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1960—1975年德国对非援助、非洲海岸的环境史、非洲的抗疟疾运动和坦桑尼亚的殖民劳工史。 [27] 有关亚洲的有八部：东亚国家将历史作为强化民族情感的资源和表述、俄国如何利用中东铁路殖民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通过世界博览会同西方的竞争、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瑞士自然科学家和荷兰帝国主义者在东南亚的活动、60年代日本的学生运动、亚洲的革命史，和19世纪日本的汉学传统面对全球化的反应。 [28] 关于拉丁美洲，有三部作品。 [29] 其他书籍主题广泛，很难归类，例如有关于“第三世界”的发现、电报时代的全球化、全球劳工史， [30] 等等。
迄今为止，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全球史机构、论坛和刊物依然是在英语国家。全球史似乎成为一种英美国家的外销品，导论性著作的参考文献基本局限于英文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一书的参考书目中看出来。
甚至德国全球史家的作品，参考文献绝大部分也是英文的。英语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强势地位，有其内在的动因，但也与英语在学界使用语言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英美专业刊物所具有的权威地位有关。
[31]
就英文作品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霸权地位而言，全球史在德国的处境与中国有相似之处。
那么，德国的全球史研究跟美国的全球史研究相比较，有什么自身的特点或独特的价值呢？德国的全球史固然是从美国借鉴而来的，但是它也受自身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形塑。夏德明对全球史在德国兴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有过深入的研究，他通过观察德国“历史学家大会”（Historikertag）自1988年以来历届议程中欧洲以外国家地区主题的增加，来确定德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 [32] 我们将全球史在德国兴起的背景概括为学术和社会两个层面。
第一，在学术层面，柏林墙倒塌以后，比较史和跨国史在德国兴起。许多德国学者借鉴美国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很快应用到史学领域，将德国或欧洲的历史经验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譬如上文提到康拉德的博士论文，就是运用比较史的视角来研究日本和德国的战后历史书写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所起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学家将自身置于一个以英语国家为主导的跨国学术话语之中。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不用再以前辈的方式来思考社会和政治在历史上的作用。夏德明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一种被民主绑架了的历史意识的捍卫者，而且在冷战中占主导地位的、与纳粹历史作切割的意识形态倾向已经消失。
[33]
但事实上，这种倾向在当下德国的历史书写中并没有彻底消失。总之，德国比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可以视作德国史学界对全球史的一种回应。
德国史学界曾对跨国史进行过一场大的辩论，持续5年之久。科卡2001年在《历史与社会》杂志上发起讨论，他提出的问题是：能否书写一种跨国的社会史？如果能，应该如何书写？
[34]
在争论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对社会史的聚焦，科卡最初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回答。不过，这场辩论却在事实上对跨国史的定义作了厘清。最广义的“跨国史”，是指从民族国家史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一种历史书写，包括所有比较研究；更准确的“跨国史”定义是指所有的跨境联系；狭义的“跨国史”则主张跨国的联系必须要在“低级”的组织——例如区域性或民族性的社会——中体现出来。
第二，在社会层面，正如康拉德在《全球史导论》中将全球史在美国兴起的条件之一归因于美国的移民一样， [35] 德国的外来移民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总数在三百万以上的土耳其裔移民，深刻地影响着德国的政治和社会进程。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为了解决战后男性劳动力稀缺的问题，从土耳其及东欧国家引进了大量客籍工人（Gastarbeiter）。自此土耳其人便在德国扎根，因高出生率，土耳其裔群体数量迅速增加。 [36] 除土耳其移民之外，德国还有一定数量南斯拉夫、越南和南欧国家的移民。移民问题成为德国公共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的主题。社会史学家韦勒曾经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伊斯兰社会与西方是无法融合的，这是由自启蒙以来的传统所决定的。 [37] 韦勒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历史学家加入论战。总之，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及其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在事实上推动了德国历史书写的“国际化”。 [38]
德国全球史不同于美国全球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得到德国殖民史研究的助力。德国的殖民历史虽然短暂（从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结束），殖民范围也不算广泛，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德国史学界的显学。殖民史成为德国历史学者和区域研究专家互动和谋求共同研究议程的为数不多的史学领域。
[39]
进入新世纪，德国民众对殖民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了迎合这一需求，德国的新闻媒体制作了大量电视节目，报道有关德国的殖民行为以及相关的主题。德国殖民史的研究热度，得到了一个事件的助推——德国政府对1904年德国殖民者在纳米比亚种族屠杀事件的反思。据统计，1904—1908年，德国殖民者在纳米比亚屠杀了约6.5万名赫雷罗（Herero）土著居民。
这一事件在德国政府和社会内部引起大范围的讨论，在大屠杀一百周年之际（2004年），德国发展部长公开为德国殖民者的屠杀行径道歉，并纪念纳米比亚屠杀中的受难者。
德国殖民史在公共舆论中的热度，使它在德国的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语境中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德国历史学著作的普通读者对殖民史的需求陡增，于是与殖民相关的主题，例如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或在殖民国家的发展规划等，都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德国殖民史新的书写范式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史研究，它的主要动机是解构欧洲中心论和民族国家的书写传统。于是，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开始在德国的历史书写中显现。一些学者致力于向德国学术界引进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譬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颇受年轻学人的追捧。 [40]
对殖民史持续增长的兴趣，隐含着一种从跨国视角重新书写德国历史的企图。这股热情也会使人冲昏头脑，例如有人提议对“殖民”范畴进行重新定义，将希特勒对东欧的占领也纳入殖民语境，甚至有人建议将其延伸到近代早期以来的德意志扩张史。 [41] 殖民地与德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殖民史研究中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譬如康拉德的教授资格论文运用跨国的和全球的视角对德意志第二帝国进行研究，提出德国民族认同中的跨国和全球维度，使德意志帝国更具全球野心。 [42]
我们把殖民史的研究热归纳为德国全球史的特征之一，更多的是将其与美国全球史进行比较的结果。如果将参照对象换成英国时，它的这种特征就不那么明显了。但即便与英国全球史比较，“德国全球史得到了殖民史研究的助力”这种观点还是能够成立的，只不过德国的殖民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能同英国相媲美。毫无疑问，在如何把帝国殖民史提升到全球史高度的探索中，德国人远落后于英国人。与英国不同的是，“二战”后迁到德国的移民，基本上不是来自德国的前殖民地区，而是来自土耳其、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欧洲国家。
也就是说，德国殖民史研究对全球史助力的路径与英国是不同的，它更多的是依托社会舆论来反思殖民传统。在学术层面，德国殖民史对欧洲中心主义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假设形成直接挑战，这对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兴起是有所推动的。
德国全球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从区域研究的积累中获益良多。德国的区域研究，尤其是东方学，历史悠久。“二战”后这些小学科处于分散状态，逐渐被边缘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实际上，不少全球史家之前都是某一区域研究的专家，例如奥斯特哈默和夏德明是中国史专家，康拉德则是日本史专家。康拉德提到，在柏林工作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整合众多的区域研究资源。
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启动了一项“24变1”的计划，把24个“小学科”（例如伊朗学研究所、汉学研究所、突厥学研究所，等等）的藏书进行整合，建设一个全新的人文学科图书馆。
笔者2012年至2016年在柏林自由大学突厥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见证了这一改革过程。记得2012年刚到柏林时，包括突厥学研究所在内的二十多个区域研究所分散在达勒姆（Dahlem）的不同建筑内，有时候为了找书需要在不同的研究所之间往返。2015年全新的“校园图书馆”（Campus Bibliothek）投入使用，一万平方米的空间，超过百万册的藏书，为学者和学生的查阅提供了方便。“大文科”图书馆的建设，不仅是图书资源的整合，更反映了柏林自由大学文科建设理念的转变：要走出传统的各自为政的区域研究，走向具有全球视野的大文科研究。
虽然当下德国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坚力量多数出身于区域国别史研究，或者说是外国史专业，但很难说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比研究德国史的学者更具有全球眼光。德国年轻一代全球史学者的治学范围多数不再以民族国家来划分，而更多是以一些跨国性论题为研究对象，例如思想史、环境史、知识史、移民史、城市史等。这可以从柏林自由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对各自研究范围的说明上看出来。即使是深受区域研究影响的德国全球史中生代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波鸿大学的斯蒂芬·贝格尔，作为全球史家的他，研究的还是德国史的传统问题——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德国政党史和德国冷战史，只不过是放在了与他国比较的视野之下。这批学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立足德国，放眼全球”。反观中国也是如此，在全球史刚起步时，主要是世界史（外国史）学者在呼吁，现在则逐渐有（将来必然会有更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参与其中，后者并不一定比前者更缺乏世界性眼光。
我们在分析德国全球史的特点时，当然要考虑到德国特殊的历史经验（例如两德的分裂和统一）和特殊的史学传统（例如民族认同和民族史书写的全球视角之间的张力）。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至少没有遭遇到德国历史上常见的史学路线之争。近年来德国的全球史作品，深化了人们对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认知，并为德国殖民、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寻找外部动因。当然，有些研究或许会带来一些争议，例如以全球史视野对纳粹或一战的解释。 [43] 不过，这种趋势还需要进一步地观察。
全球史兴起于美国，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视作全球史诞生的标志。
[44]
一度曾是史学理论的输出国、至少是积极贡献者的德国，在面对全球史时则显得比较被动，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长期占据德国史学争论中心位置的是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问题。与英法等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即它的民族国家形成较晚，并且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德国的历史发展既有别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既有一个早熟、高效的职业官僚体制，也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
自普鲁士晚期以来，德国知识界倾向于从内部根源视角探讨德国的现代化道路。“二战”后的史学家，也更多的是从德国历史内部探寻纳粹崛起的根源。夏德明指出，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德国历史学家曾经尝试从外部根源视角来解释纳粹的起源，例如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将纳粹的崛起归咎于雅各宾派的大众民主和军国主义。
20世纪60年代历史社会学派形成后，他们勇于揭开民族历史的伤疤，将纳粹置于德意志历史的脉络中寻求解释。 [45] 这种内源性的解释倾向，曾经使德国史学界变得相对“保守”。这里所说的“保守”，是指历史社会学派研究问题的路径是内源性的，并不是一般语义所指的贬义。实际上，从20世纪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历史社会学派是对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的超越，是推动德国史学变革的重要动力，而不是让德国史学变得更保守。
其次，民族国家叙事始终是德国历史书写的主流，长期以来“历史”就是“德意志民族史”的代名词。任何一位立志成名的史学家，毕生一定要写出一部德意志通史来。 [46] 这在德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方向上也有所反映。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全德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研究方向看，有95%的历史学者是从事欧洲史研究的，其中85%的人是研究西欧史（绝大部分研究德国史），10%是研究东欧史。 [47] 剑桥大学的德国史专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曾说：“世界上有许多德国史专家，但德国只有很少的世界史专家。” [48]
相较于英美国家的全球史，德国的全球史有其自身的特点，这说明全球史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德国全球史家往往都有区域史研究的背景，可以视为从边缘来书写全球史的范式。但德国全球史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它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欧洲，甚至是局限于德语国家。德国的全球史要真正走向全球，面临的主要是语言问题。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德语的影响力在二战后大幅下降，当下能读懂德语的外国学者少之又少。如今，德国的全球史家更倾向于用英语写作，或即使是用德语写的书，也要译成英语并在英美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才能得到更多国际同行的认可。
这里似乎存在一种悖伦，如果德国乃至世界上其他非英语国家的全球史家都不得不用英语来写作或作品非要翻译成英语的话，那么最后就只剩下一种“同质化”的全球史了。但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与英美学界进行不断的互动和自我调适，才能让德国的全球史在国际全球史生态中保持一种存在感。这对于全球史方兴未艾的中国学界而言或许是有所启发的。
事实上，不少德国的全球史学者都有在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中求学、访学或教学的经历。奥斯特哈默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高校教授职位难觅、公立大学薪水较低、教学任务繁重等因素是造成德国全球史家“跨国”职业生涯的主要原因。
德国全球史家在英美学术界有所成就的也不在少数。例如，近年来风靡世界的全球史著作《棉花帝国》一书的作者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就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
[49]
但是，他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甚至《棉花帝国》的德文版也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这样再将他归类为“德国的”全球史家，似乎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奥斯特哈默曾指出，寻找德国全球史的“德国性”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徒劳的。
我们并不是要在本文中刻意地提炼出德国全球史家作品中的“德国性”，而是希望通过对德国全球史家和相关学术机构的介绍，勾勒出全球史在德国的发展脉络，以及全球史在德国语境中的独特表现。奥斯特哈默教授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指出，他本人并不赞同“全球史的德国传统”这样的提法，更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冠以“典型德国的”这样的修饰词。这正说明了德国全球史家的全球意识。总的来说，德国的全球史与英美国家的全球史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德国学者也无意去追求一种“德国的”或“欧洲的”全球史范式。康拉德将德文版的《全球史导论》改写成英文版的《全球史是什么》，能在美国历史学界受到高度评价，也说明了德国全球史的全球性。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1] Jürgen Osterhammel，“Global History in a National Context：the Case of Germany”，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Vol.20，Issue 2（2009），p.43.
[2] Reinhard Wendt， Vom Kolonialismus zur Globalisierung . Europa und die Welt seit 1500，Paderborn 2007.
[3] Dirk Hoerder， Cultures in Contact ： World Migratio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306-404.
[4] Klaus Mühlhahn， Making China Modern ：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The Belknap Press，2019.
[5]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C.H.Beck，1998.
[6] Sebastian Conrad，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Nation .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Westdeutschland und Japan ，1945-1960，Vandenhoeck ＆ Ruprecht，Göttingen，1999.英译本参见Sebastian Conrad， 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 ： 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7] 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C.H.Beck，2006.英译本参见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8] Sebastian Conrad， Deutsche Kolonialgeschichte ，C.H.Beck，München，2008.英译本参见Sebastian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9] Sebastian Conrad： Globalgeschichte ： Eine Einführung ，C.H.Beck，2013.
[10]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此书除了汉译本外，还有土耳其语、俄语、葡萄牙语和爱沙尼亚语译本。
[11] Dominic Sachsenmaier， Die Aufnahme Europä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 （ca..1616-1660），Steyler，2002.
[12]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 A 17 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8.
[13]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4] Stefan Berger， Ungleiche Schwestern ？ Die Britische Labour Party und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m Vergleich ，Dietz，1997.
[15] Stefan Berger， Friendly Enemies . Britain and the GDR ，1949-1990，Berghahn Books，2010.
[16] Stefan Berger，Christian Wicke，Jana Golombek，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Regional Identities ，Routledge，2018.
[17] Stefan Berger， Inventing the Nation ： Germany ，Arnold Publishers，2004；Stefan Berger，Mark Donavan，Kevin Passmore，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Routledge ，1999； Stefan Berger ， Writing the Nation ： A Glob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2007.
[18]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Berghahn Books，1997.
[19] Matthias Middell， Die Geburt der Konterrevolution in Frankreich 1788-1792，Leipziger Universität Verlag，2005.
[20] Matthias Middell，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im Zeitalter der Verfachlichung und Professionalisierung ， Das Leipziger Institut für Kultur-und Universalgeschichte 1890-1990，AVA-Akademische Verlagsanstalt，2005.
[21] Matthias Middell and Katja Naumann，“Global History and the Spatial Turn：From the Impact of Area Studies to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5，Issue 1（2010），pp.149-170.
[22] Middell，Matthias，eds. Self . Reflexive Area Studies ，Glob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5，Leipziger Universitatsverlag，2013.
[23] https：//www.connections.clio-online.net[2019-04-10]关于同德国全球史研究相关的刊物、机构和丛书，夏德明有很好的总结，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p.163-165。
[24] 莱比锡大学“全球与欧洲研究所”主页：http：//gesi.sozphil.uni-leipzig.de/masters/。 Comparative ：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杂志主页：https：//www.research.uni-leipzig.de/comparativ/index.php[2018-05-18]
[25] Carole Fink，Frank Hadler，Tomasz Schramm，ed.，1956： Europe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2006；Ulf Engel，ed.， New Mediation Practices in African Conflicts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2012；Matthias Middell，Felix Wemheuer，ed.， Hunger and Scarcity under State-Socialism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2012；Matthias Middell，ed.， Self-Reflexive Area Studies ，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13； Matthias Middell ， ed .， Cultural Transfers ， Encounters and Connections in the Global 18 th Century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2014.
[26] Sebastian Conrad，Andreas Eckert und Ulrike Freitag， Globalgeschichte . Theorien ， Ansätze ， Themen ，Campus Verlag，2007.
[27] Ulrike Lindner，Koloniale Begegnungen. Deutschland und Großbritannien als Imperialmächte in Afrika 1880-1914，Campus Verlag，2011；Hubertus Büschel，Hilfe zur Selbsthilfe. Deutsche Entwicklungsarbeit in Afrika 1960-1975，Campus Verlag，2014；Felix Schürmann， Der graue Unterstrom Walfänger und Küstengesellschaften an den Tiefen Stränden Afrikas （1770-1920），Campus Verlag，2017；Manuela Bauche， Medizin und Herrschaft . Malariabekämpfung in Kamerun ， Ostafrika und Ostfriesland （1890-1919），Campus Verlag，2017；Sebastian Gottschalk，Kolonialismus und Islam. Deutsche und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Westafrika （1900-1914），Campus Verlag，2017；Minu Haschemi Yekani， Koloniale Arbeit . Rassismus ， Migration und Herrschaft in Tansania （1885-1914），Campus Verlag，2018.
[28] Steffi Richter（Hg.）， Contested Views of a Common Past ： Revisions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Campus Verlag，2008；Sören Urbansky， Kolonialer Wettstreit . Russland ， China ， Japan und die Ostchinesische Eisenbahn ，Campus Verlag，2008；Daniel Hedinger， Im Wettstreit mit dem Westen . Japans Zeitalter der Ausstellungen 1854-1941，Campus Verlag，2011；Nadin Heé， Imperiales Wissen und Koloniale Gewalt . Japans Herrschaft in Taiwan 1895-1945，Campus Verlag，2012；Bernhard C.Schär， Tropenliebe ， Schweizer Naturforscher und Niederländischer Imperialismus in Südostasien um 1900，Campus Verlag，2015；Till Knaudt， Von Revolution zu Befreiung . Studentenbewegung ， Antiimperialismus und Terrorismus in Japan （1968-1975），Campus Verlag，2016；Sven Trakulhun， Asiatische Revolutionen . Europa und der Aufstieg und Fall Asiatischer Imperien （1600-1830），Campus Verlag，2017；Michael Facius， China Übersetzen . Globalisierung und Chinesisches Wissen in Japan im 19. Jahrhundert ，Campus Verlag，2017.
[29] Nina Elsemann， Umkämpfte Erinnerungen . Die Bedeutung Lateinamerikanischer Erfahrungen für die Spanische Geschichtspolitik Nach Franco ，Campus Verlag，2011；Georg Fischer，Christina Peters，Stefan Rinke，Frederik Schulze（Hg.）， Brasilien in der Welt . Region ， Nation und Globalisierung 1870-1945，Campus Verlag，2013；Georg Fischer， Globalisierte Geologie . Eine Wissensgeschichte des Eisenerzes in Brasilien （1876-1914），Campus Verlag，2017；Stefan Rinke， Im Sog der Katastrophe ， Lateinamerika und der Erste Weltkrieg ，Campus Verlag，2015.
[30] Christoph Kalter， Die Entdeckung der Dritten Welt . Dekolonisierung und neue Radikale Linke in Frankreich ，Campus Verlag，2011；Michaela M.Hampf，Simone Müller-Pohl（Hg.）， Global Communication Electric ： Business ， News and Politics in the World of Telegraphy ，Campus Verlag，2013；Marcel van der Linden， Workers of the World . Eine Globalgeschichte der Arbeit ，Campus Verlag，2017.
[31] Sebastian Conrad， Globalgeschiche ： Eine Einführung ，p.58.
[32]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pp.127-131.
[33]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pp.169-170.
[34] Jürgen Kocka，“Einladung zur Diskussio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7（2001），p.463.
[35] Sebastian Conrad， Globalgeschiche ： Eine Einführung ，p.55.
[36] Hidir Gelik， Einwanderung Zwischen Assimilation und Ghetto ： Arbeitsmigration aus der Türkei i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ee Pen Verlag，2009.
[37] Han-Ulrich Wehler，“Muslime Sind Nicht Integrierbar”， Taz ，10.9.2002.
[38]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pp.139-143.
[39]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p.146.
[40]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p.147.
[41]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p.147.
[42] 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C.H.Beck，2006.
[43] 《美国历史评论》最新一期发表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德国史专家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的一篇文章，题为《全球专制时刻与反帝运动》。文章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全球专制浪潮，揭示了反殖民民族主义者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二战期间，有大量来自北非、中东、中亚和南亚的反殖民民族主义分子来到德国，使柏林成为全球性反帝运动的中心。参见David Motadel，“The Global Authoritarian Moment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4，Issue 3（2019），pp.843-877。
[44] William H.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45]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p.115-116.
[46] Stefan Berger，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80，Berghahn Books，1997.
[47]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p.122-123.
[48] Richard Evans， Fakten und Fiktionen ：ü ber die Grundlagen Historischen Erkenntnis ，Campus，1998，pp.172-173.
[49]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 A Global History ，Knopf，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