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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以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享誉史坛，其“长时段”理论即是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构思”而成的。
1958年，布罗代尔在《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发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对“长时段”这一观察、解释人类历史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所包含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与历史时间的多元化思想，对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均具有高度的启发性，从而奠定了其年鉴学派第二代学术领袖的地位。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有关论述颇多，而其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相合与相左，尤令人关注。
笔者以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无疑比西方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更接近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但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年鉴学派另一位学者勒高夫虽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但是其关于长时段理论与唯物史观关系的认识，亦有令人难以接受之处。兹就此略述管见，就教于学界师友。
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马克思是长时段理论最先的实践者，“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强有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活力和焕发青春”。
布罗代尔所指的马克思的“社会模式”，即是指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中各种结构以及社会形态的理论。从布罗代尔上述话语看，他对于马克思的这些社会历史理论是了解且赞成的。布罗代尔把长时段理论的首创权归于马克思，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坦诚。但是，赞成并不等于正确理解，把长时段的首创权归于马克思，此长时段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的长时段。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先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做一番梳理。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上的“事件是短促的时间……生活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机构、宗教乃至地理（一阵风或一场风暴）都有一种短时段。乍眼看来，历史似乎是这类反复无穷的小事（有的引人注目，有的默默无闻）的群体……但这一群体并不构成科学思考所能加工的全部历史实在……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而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等“事态”“周期”及“循环周期”性的现象则被布罗代尔视为中时段，其时间可以是10多年，25年，甚至50年，以及经济学家的所谓“百年趋势”。布罗代尔认为，“这些时段显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但它们为长时段“指引了方向和提供了第一把钥匙”。
布罗代尔认为，对于认识长时段历史“更加有用”的是结构。“‘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布罗代尔明确提到的有地理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
布罗代尔对这些结构做了进一步的论述。首先，地理结构“限制”人类社会的例子“最易接受”，“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于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以及地形（如山区）和海陆位置等地理结构，难以改变。思想文化结构也具有“稳定性和残存性”，在罗马帝国拉丁文明的变迁和延续下，“13至14世纪民族文学诞生前，杰出知识分子的文明曾经有过相同的题材，相同的类比，相同的陈词滥调”，“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即在拉伯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关于经济结构，布罗代尔认为，虽然“周期、循环周期的结构危机掩盖了体系”，在1750年前“长达四五个世纪的长时段中，尽管发生了种种显而易见的变化，经济生活却保持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四五个世纪具有共同的和不变的特点”。结构“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时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有了较完整的了解之后，它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存在的重要差异即显现无遗。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确实是有长时段的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思想文化结构。但是，其最重要、真正的长时段是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特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思想文化的结构构成某一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人类社会中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思想文化结构等，这些结构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这诸种结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相联的依存关系，并共同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人类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和发展。要生存，就得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类于是从原始的采集、狩猎，逐渐发展出游牧、农耕以及手工业等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关系），并发展至现代工业化生产。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力、水平及其组织形式（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并决定着政治、思想文化等结构的性质和状况。诸种结构组合成某种社会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也会受到政治、思想文化等结构的影响。从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历程来看，如此形成的每个社会形态都是一个长时段。马克思之所以在阐述人类经历过的几种社会形态时间或使用“社会经济形态”一词，即是强调经济结构在形成某种社会形态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新的经济结构逐渐形成，并或早或迟引发政治、思想文化等结构的变革，这些变化不断积累且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使整个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于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入了下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是布罗代尔所谓长时期“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的最为深刻的背景，是解释种种社会现象的最具说服力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某种社会形态，才是具有影响或制约作用的真正的“长时段”，才是“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用人类社会中单独某一结构的制约解释历史现象，不免过于简单薄弱而说服力不足，难以拨开事件、人物及各种社会现象之上笼罩着的重重云雾。人类有史以来所曾经历的每种社会形态，其存在的时间均有数百年、上千年以至更长时间。在马克思那里，确有“长时段”，但这个长时段主要不是布罗代尔的诸种“结构”，而是诸种结构组成的某一社会形态。这是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那里，这诸种结构之间是一种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如布罗代尔长时段的诸种结构那样，各为一体，相互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由一定发展水平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生产关系共同组成的经济结构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经济结构是某一社会形态中最为重要的基础性结构并影响着其他诸种结构的性质和状况，例如个体农耕时代无法形成现代代议政治和自由竞争观念。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结构与其他诸种结构之间的关系有精辟的阐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观察和解释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均不相同。唯物史观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阐明经济结构对于人类形成某种社会形态的基础作用，科学解释了组合成社会形态的诸种结构之间的内在相互联系。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各种结构“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或“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的制约、影响，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长时段理论对于深入认识及理解人类历史确有帮助，但是布罗代尔的这些长时段结构都是孤立地存在的，并不见各种结构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布罗代尔始终未能说明形成长时段各种结构的原动力是什么。把这种“长时段”的首创权归于马克思，将其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长时段混为一谈，在学理上是存在问题的。
布罗代尔曾明确表示，“与其说社会体系（术语本身就很含糊），还不如说社会经济体系……我们可以按照奴隶制、农奴制、领主制、商人（资本主义诞生前的资本家）的次序对这些社会经济体系分门别类。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的用语，仍然站在马克思的一边”。但是布罗代尔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大体说来”的进程的表述，曲解为“任何社会将严格地按顺序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过渡”，而表示“不同意”。
这表明他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进论述的认识有欠深入，理解不够准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思想文化结构等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超越前人的重要贡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与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布罗代尔在其长时段的诸种结构中，最重视的是地理结构。他认为，要打破长时段各种结构的限制是极其困难的，而“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以及某种缓慢形成的平衡，脱离开这种平衡，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例如在山区，山民有按季节易地放牧的习惯；在沿海地带，海上活动总是集中在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城市的建立，道路和贸易的畅通，文明地域的范围，都是惊人的持久和固定。”“可以设想，要打破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精神框架也受长时段限制），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布罗代尔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限制”的观察，以及这种“限制”体现于人类“放牧的习惯”“城市的建立”“贸易”等物质生产活动领域的论述，确应给予肯定。其实，唯物史观也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曾批评唯心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历史本身的重要内容。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
恩格斯在这里的阐述很明确，地理环境是包括在作为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之中的，是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基础。
如何认识地理环境因素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呢？唯物史观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包括的三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指的是地理环境中的土地、矿藏、森林、河流及各种动植物等因素。作为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的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当然会影响到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地理环境中的土地、矿藏、森林、河流及各种动植物等因素，一方面提供了人类物质生产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活动的类型及方式产生着“限制”，这些限制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对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在最初的人类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文明初期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问题时指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古代人类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凭借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的类型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
此外，恩格斯在对古代欧洲大陆与美洲两个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时指出：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在可供人类利用的动物、植物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自然地理条件的这些差异，使这两个大陆形成了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在古代人类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通过作为人物质生产活动要素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材料而实现的。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决定了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影响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人类文明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成长于其中的各个古代人类文明产生了许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一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地理环境学说的又一重要思想。马克思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中可以直接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那些因素，如动物、植物、土壤等，比金属、煤炭、石油等矿藏这些“劳动资料的富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更直接的影响；而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这类富源的影响就让位于“劳动资料的富源”了。例如，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土壤的状况、地面上的植物、动物等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对于生存其中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活面貌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并会影响到这一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进程。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石油成为物质生产重要资料的阶段，这些在地下沉默了千万年的自然富源，就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强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强度在下降，而广度则在上升。一方面，当人类在某种地理环境中的物质生产活动取得重大进步，特别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借助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就不再“困守”于某种地理环境，而可能使其成为实现发展的有利因素。例如，先进的船舶制造及航海技术，使人们在海上活动的范围得以扩大，不再“总是集中在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而扩展到远洋、极地，且贸易的道路、城市的地点及文明的区域，也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铁路、高速公路的修筑，把偏远地带纳入经济发展的大潮，等等。而另一方面，人类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广度或范围却在日趋扩大，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人类活动的范围伸展到地下、海洋深处、外层空间，“人类的控制力伸展到哪里，人就在哪里受到自然界的制约”。
布罗代尔“地理结构”的问题在于，不能阐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生活是截然有别而又紧密相连为一体的两种事物，对二者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进步而发生变化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
所谓地理结构或地理环境是形成人类社会各种长时段现象的“外界自然条件”，与布罗代尔长时段中的其他结构在类别和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其各自变迁发展的动力及规律亦截然不同。而布罗代尔所做的“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的胪列，将地理格局、生态环境这些自然界的现象、事物与物质生产活动、思想传统等人类社会现象这两种不同类别、性质的事物和现象不加区别地并列在一起，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是不妥当的。某种气候、生态环境是长时期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或是造成某种长时段社会历史现象的地理环境因素，而非社会历史长时段现象本身。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特别是在人类早期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使生活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地理环境都比形成于其中的某一人类文明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布罗代尔强调地理结构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作用，并把这样一个与其他长时段结构性质上不同的特别因素与其他长时段结构一并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而对于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居于何种地位，与其他各种长时段结构的关系如何等，未进行明确的阐释，这种理论上的疏忽是不应该出现的。
与布罗代尔相似，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
但是他关于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关系的认识，也有谬误之处。勒高夫称：“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形式不被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实在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使用了代表新史学一项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
勒高夫于1987年再次表示，“他认为上层建筑本身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并非这么简单地被经济基础所决定”。
这里勒高夫的误解是明显的。首先，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是唯物史观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和明确的阐述。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恩格斯在论及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时指出：“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
再者，勒高夫言称，“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实在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使用了代表新史学一项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这里面存在逻辑的谬误。马克思创造并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之时，所谓的“新史学”尚未问世。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新史学确实存在如勒高夫所说的一致，那也应该是新史学接受、使用了马克思的结构概念，而非相反。所以勒高夫的如此论说混淆乃至颠倒了马克思与新史学究竟孰先孰后，谁在吸收、借鉴谁的这一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关系。
勒高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演变看作按一种模式的直线发展，而新史学则认为，精神状态虽然不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原因，但在历史演变中占着中心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
实际上，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与反复有着清醒的认识。唯物史观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旨在阐明人类社会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走向，而非所谓的“一种模式的直线发展”。各种地理环境中的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其各自前行的路径并不相同，各个人类共同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亦有各种曲折与反复，但“大体说来”，地球上的人类是经过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种社会形态（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原始公社制度；“古代的”是指奴隶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非按一种模式的直线发展。
唯物史观从未将历史看作“按一种模式的直线发展”，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运动过程。恩格斯对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所产生的前进与倒退、上升与堕落，做有精彩的论述。
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如此阐述的人类历史进程难道是一种“直线发展”吗？
恩格斯曾提出警告，人类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接着恩格斯举了如下例证：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居民，将森林砍掉而得到了耕地，但后来这些地方却因此成为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南部的意大利人，砍光了松林，毁坏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山泉也因此而濒于枯竭，当雨季到来时使洪水凶猛地倾泻到平原之上。
但是，恩格斯的警告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科技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享受着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便捷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严重地损害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水、空气、土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均已遭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证实了当初恩格斯所警告的不要陶醉于表面的发展而造成实际的倒退的正确性。
马克思唯物史观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从情形各异、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中探索其本质，从曲折百转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地总结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唯物史观超越其他各种历史观、历史理论的根本之点。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都未能达到如此的高度。而此后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即使是在西方赢得赞誉的“新史学”，也令人惋惜地停滞于“精神状态”及“历史经验的差异性”或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问题上。唯物史观早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最深层次，发现了决定“精神状态”的物质实践活动，透过“历史经验的差异性”，探索到人类社会历史共同的发展规律。
关于“精神状态”在历史演变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行动都是怀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的，而直接影响人的行动的因素是各种各样的，有外部因素，也可能有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以及个人的憎恶，乃至“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在这些精神方面的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些精神动机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认为在社会历史中起作用的这些精神的动力就是最终的原因，不去探究隐藏于这些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恩格斯指出：“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早在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约八十年之前，恩格斯就指出，观察历史不要为“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所迷惑。
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将恩格斯当年的思想作为其“长时段”理论再次加以阐述：“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这些“短时段”的事件“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
由此看来，勒高夫既对唯物史观心存误解，或亦未认识到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实质所在。
描述“历史经验的差异性”与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的工作，二者是逻辑上相连、并非对立的事情。勒高夫所强调的“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历史、创建唯物史观的起点。从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遮盖的历史经验的差异性中，去探寻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总结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空前创造性所在。如果只是“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而无视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规律性，且仍坚持精神因素“在历史演变中占着中心的地位”，而轻视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新史学”比传统史学又能新到哪里去呢？实际上，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本身也蕴含着要超越“历史经验的差异性”的意味：短时段的“事件”表现的是多样性、差异性，而在长时段中，有一种稳定的、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影响乃至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提醒人们观察历史不要被短时段的“事件”掀起的烟雾所迷惑，提出并阐述“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发展的“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即长时段的各种结构，这对人们深化历史认识，探索历史真相，在历史本体论与方法论方面均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布罗代尔虽将长时段理论的首创权归于马克思，但其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科学理论存在着重要区别。人们对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时段的各种现象的分析与解释，还须坚持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与方法。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