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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爱国阵线准备趁着这场危机去进攻卢旺达。1990年夏，图西族富商瓦朗·卡杰古哈库瓦（Valens Kajeguhakwa）、卢旺达政府胡图族前公职人员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从卢旺达逃了出来，会见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人，并共同讨论了卢旺达的情势。卡杰古哈库瓦和比齐蒙古都是有分量的人物，两人也一致认为卢旺达的政治体系已处于崩溃边缘，外部强有力的冲击将会使之瓦解。当时，这些年轻的图西族流亡者任职于乌干达全国抵抗军，正准备进攻卢旺达。 [93] 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卢旺达政府的某些部门知道图西人的进犯计划，也认真想过对策。早在1989年2月，卢旺达政府就设立了卢旺达移民问题特别委员会（ Commission Spéciale sur les problèmes desémigrés Rwandais ），但这一委员会相关活动后来停止了。1990年5月，卢旺达移民问题委员会重新启动，并与更早设立的卢旺达—乌干达难民问题联合部长委员会（ Comité Ministériel Conjoint Rwando - Ougandais sur le Problème des Réfugiés ）合并了。1990年7月，卢旺达移民问题委员会第三届会议起草了一份文件，决定派代表访问乌干达，并在11月前确定待遣返难民名单。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看来，这实在是个不好的预兆。如果乌干达境内的卢旺达难民认为不要打仗就可以返回卢旺达，那么卢旺达爱国阵线可能会失去难民的支持。因此，卢旺达爱国阵线在11月这个最后期限前加紧备战。但是，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极端分子却给了卢旺达爱国阵线机会，因为这些极端分子正需要一场战争，以便彻底消灭反对力量，而卢旺达爱国阵线对此却一无所知。
卢旺达国内的政治运动也促使卢旺达爱国阵线加快行动。签署八月宣言的卢旺达知识分子正忙于发动反对党的力量。鉴于7月演讲和法国的背后施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也不能无限期拖延多党制的落实，因此卢旺达爱国阵线未必有进行宣传活动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卢旺达爱国阵线反对的是实行一党制的专制独裁政府。
时机成熟了。自1988年初以来，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就已经渗入全国抵抗军的核心部门，因此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全国抵抗军训练部长穆西图（Musitu）是说卢旺达语的人，一直暗中协助卢旺达爱国阵线。军警司令塞缪尔·坎耶梅拉（Samuel Kanyemera）、80%的电脑操作员、卫生部门负责人彼得·班因加纳（Peter Banyingana）、负责军事安全的执行主管兼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保罗·卡加梅也都是卢旺达人。然而，在卢旺达爱国阵线普通士兵的心目中，最令人振奋的事情莫过于鲁维格耶马被解职后也加入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其他领导人冷冰冰的性格不同，鲁维格耶马是一个热情、讨人喜欢的人，广受普通士卒爱戴。九年来，鲁维格耶马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是战士中的战士。在他加入卢旺达爱国阵线后，乌干达全国抵抗军中所有说卢旺达语的士兵都准备追随过来。 [94]
1990年7月，鲁维格耶马决定进攻卢旺达，并在欧洲和北美的图西族侨民中展开募款活动。 [95] 6月，为了不引起卢旺达政府的注意，卢旺达爱国阵线把保罗·卡加梅送到美国去接受训练。 [96] 此次密谋的最后一幕颇为滑稽：鲁维格耶马要解释为什么他已经不担任乌干达全国抵抗军总司令，还要去调动军队。鲁维格耶马解释说，乌干达总统要他负责阅兵工作，以庆祝乌干达独立日（10月9日）；鲁维格耶马名气太大，与每个人关系都好，以至于没有人向乌干达政府核实他的说法是真是假。
[1] 在卢旺达语中， muyaga 的意思是方向不定、无法预测破坏性的强风。卢旺达人用 muyaga 来形容1959年的动荡局势。
[2] 1912年，没有多少卢旺达人皈依基督教，尤其是图西人。传教士由此认为，卢旺达贵族阶层可能会继续排斥基督教，继而想要提升那些已经改宗基督教的胡图人的社会地位。
[3] Léon Classe，‘Relations avec les Batussi dans la Mission du Rwanda’（ca.1912）；在这本书中，克拉斯就自己在卢旺达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个人看法。转引自Ian Linden， Church and Revolution in Rwanda ，op.cit.，p.97。
[4] Catharine Newbury，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 n，op.cit.，p.112.
[5] 其中，尼金亚氏族、埃加氏族占了60%的职位（Ian Linden op.cit.，p.227）。
[6] Jean-Jacques Maquet and Marcel d’Hertetelt， Les élections en société féodale ，Brussels：ARSOM，1959，p.26.
[7] 1957年2月，A.J.J.范比尔森（A.J.J.van Bilsen）在《新杂志》（ La Revue Nouvelle ）发表一篇文章，为比属刚果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独立计划。范比尔森也因此被指责为一个危险的反殖民主义的煽动者。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半，比属刚果就独立了。参见J.P.Harroy，op.cit.，p.258。
[8] 格雷瓜尔·卡伊班达，生于1924年，曾经求学于尼亚基班达神学院。尼亚基班达神学院是当时新兴的胡图族反对派精英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通道。1948—1952年，卡伊班达先在小学任教，后又成为比属刚果友协（ Amitiés Belgo - Congolaises ）的秘书。1952—1956年，卡伊班达担任天主教期刊《道友》（ L ’ Ami ）的总编辑。1956年，“特拉菲普罗”咖啡合作社成立，卡伊班达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并担任《信使杂志》的总编辑。不久后，卡伊班达成为佩蒂永主教（Mgr Perraudin，瑞士人，卢旺达天主教会主教）的私人秘书。
[9] 《胡图人宣言》全文，参见 F.Nkundabagenzi， Le Rwanda politique （1958-1960），Brussels，CRISP，1961，pp.20-29。
[10] 1954年，卢旺达国王废除了乌布哈克制度，但实际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由于图西人继续掌控着“封地”，除非胡图人（或贫穷的图西人）在现实中仍处于旧有的乌布哈克制度下的庇护—受庇护关系中，否则他们没有在“封地”上放牧的权利（参见Catharine Newbury，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op.cit.，p.146）。
[11] 关于武力征服、1957—1959年卢旺达的政治变革的相关资料和精彩分析，参见 René Lemarchand， Rwanda and Burundi ，London：Pall Mall Press/New York：Praeger，1970，第5章。
[12] J.P.Harroy，op.cit.，p.241.
[13] Pierre Tabara， Afrique ， la face cachée ，op.cit.，pp.179-185.
[14] Col.Guy Logiest， Mission au Rwanda ，Brussels：Didier-Hatier，1988，p.135.
[15] 卢旺达北部山区的基加人用Banyanduga一词，称呼在卢旺达中央王廷征服战争中同图西人合作的南方胡图人。——译者注
[16] 当时的卢旺达全国总人口约为270万。
[17] 在刚果去殖民化、刚果境内局势动荡的时期，卢蒙巴和后来的加斯东·苏米亚洛特（Gaston Soumialot）及其战友，出于同样原因，都支持卢旺达民族联盟，并支持卢旺达民族联盟的游击武装。
[18] Colonel Logiest，op.cit.，p.185.
[19] Colonel Logiest，op.cit.，p.189.
[20] 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x）在《星期日泰晤士报》（ Sunday Times ）上的文章，转引自René Lemarchand，op.cit.，第六章。图西族移民声称，“有数十万图西人遭到野蛮屠杀”（La Communauté Rwandaise de France， Mémorandum sur la crise politique actuelle au Rwanda ，Paris，1990，p.13）。“数十万”这个数字绝无可能。1961年，卢旺达总人口约为280万。图西人占卢旺达总人口的15%，人数约为42万。其中约有12万图西人流亡在外。1991年，卢旺达政府估算图西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为9%。以9%来计算，卢旺达全国总人口为714.8万，其中至少有64.3万图西人（Ministére du Plan，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et de I ’ habitatau 15 Aoüt 1991，Kigali，December 1991，p.86）。如果“数十万”图西人死于1961年（或1963—1964年的暴力事件），那么64.3万图西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21] UN Trusteeship Commission Report，March 1961.
[22] Colonel Logiest，op.cit.，p.199.
[23] 以妻子不能生育为由，穆塔拉三世同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而，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正是穆塔拉三世本人。因为，他的前妻再婚后，生了好几个孩子。就卢旺达当时政局而言，穆塔拉三世的去世，犹如火上浇油：在乌松布拉，比利时医生打完针后，穆塔拉三世骤然离世。但是，穆塔拉三世不太可能死于谋杀。图西族医生劳伦特·加库巴（Laurent Gakuba）是保王派，他认为穆塔拉三世死于过敏性休克，即死于青霉素过敏。当时，穆塔拉三世正在用青霉素治疗性病。Laurent Gakuba， Rwanda 1931-1959，Paris：La Pensée Universelle，1991，第12章。
[24] 后改称布琼布拉（Bujumbura）。——译者注
[25] 关于“蟑螂”政治活动的最佳作品，参见René Lemarchand，op.cit.，第7章；也可参见Pierre Tabara，op.cit.，第12—15章。
[26] 关于在坦桑尼亚境内的卢旺达难民的研究，参见Charles Gasarasi， A Tripartite Approach to the Resettl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Refugees in Tanzania ，Uppsala：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Research Report No.71，1984。
[27] 1910年5月的《布鲁塞尔条约》（ the Brussels Agreement ）曾把卢旺达的布丰比拉省（Bufumbira）划给英国的乌干达保护国。参见W.R.Louis， Ruanda - Urundi （1884-1919），op.cit.，pp.79-91。此外，在殖民地时期，许多说卢旺达语的人由于经济原因而迁移至乌干达。因此，乌干达独立时，说卢旺达语的人是乌干达第六大群体，占乌干达总人口的5.9%。参见 Uganda Census ，Entebbe：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1960。
[28] 1966年，乌干达总理推翻了总统/国王的统治。关于这一时期的乌干达政治，已经出版许多著作。其中，最好的著作是：I.K.K.Lukwago，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Uganda ，Nairobi：Coign Publications，1982。这本著作反对米尔顿·奥博特，但也不支持君主制度。还有一本著作：T.V.Sathyamurthy，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Uganda （1900-1986）， Aldershot ： Gower ，1986，chapter 8。这本著作支持米尔顿·奥博特，并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乌干达西部的政治情况，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在那里的说卢旺达语人的境况。
[29] 关于这些令人恐怖的屠杀的记述，参见 France Soir ，4 February 1964。震愤于屠杀且更为理性的反思，参见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爵士发表在《世界报》上的文章（ Le Monde ，6 February 1964）。
[30] J.J.Maquet， Le systéme des relations sociales dans le Rwanda ancien ，op.cit.，pp.186-187.
[31] 比利时前驻卢安达—乌隆迪副总督阿鲁瓦曾赴基加利参加卢旺达独立十周年庆典。阿鲁瓦和洛吉斯特上校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关于这次访问，阿鲁瓦曾有过叙述（J.-P.Harroy，op.cit.，p.399，p.511.）。
[32] 关于这一时期天主教会的最佳论述，参见Justin Kalibwami， Le Catholicisme et la société rwandaise （1900-1962），op.cit.，pp.525-545。这个作者解释了1962年后天主教会在卢旺达获得成功的原因。
[33] Claudine Vidal， Sociologie des passions ，op.cit.，p.61.
[34] 作为前殖民宗主国，德国对卢旺达，尤其是天主教会有浓厚的兴趣。莱茵兰—普法尔茨州（Rheinland-Pfalz）在卢旺达有合作项目，独立于联邦德国驻卢旺达大使馆，且自负盈亏。
[35] Claudine Vidal，‘Situations ethniques au Rwanda’，op.cit.，p.171.
[36] 关于这些杀戮的论述，参见R.Lemarchand and D.Martin， Génocide sélectif au Burundi ，London：Minority Rights Group，1974；Jean-Pierre Chrétien， Burundi ， L ’ hisloire retrouvée ，Paris：Karthala，1993，pp.417-458。关于布隆迪不断发生的屠杀的概述，参见René Lemarchand， Burundi ： Ethnocide as discourse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7] 参见Jean-Pierre Chrétien，‘Hutu et Tusi au Rwanda et au Burundi’，op.cit.，pp.158-159。自独立以来，卢旺达逐步实行族群配额政策。根据卢旺达官方的说法，图西人在卢旺达总人口中约占9%，因此学校里的图西族学生、行政机构中的图西族职员，乃至任何类型工作岗位上的图西人都不能超过9%。事实上，由于比利时殖民当局在教育上曾经长期偏袒图西人，所以图西人所占据的岗位比既定的配额多得多，而且通常还是不错的工作岗位。由于1972—1973年的政治迫害，卢旺达行政机构内的审查工作最为严格，许多图西族公务员被迫离职了。
[38] Claudine Vidal， Sociologie des passions ，op.cit.，pp.38-39.
[39] 卡伊班达总统的政治浮沉，不禁令人想起卢旺达国王的命运。马塞尔·德赫德弗尔特在其著作的导论中引用了王家仪式第15首诗的头两句：“局势恢复正常了，而国王已经驾崩了……”马塞尔·德赫德弗尔特还做出如下令人惊讶的评论：“若要理解国王之死和局势“正常化”的特殊关联，我们需要明白：按照卢旺达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国家繁荣与否，取决于国王的健康状况，取决于国王有无精力。一旦国王老了，局势就“不正常”了，国家也会受损”。参见 La Royauté de I ’ Ancien Rwanda ，Tervuren：MRAC，p.4，1964。卡伊班达体衰力弱了，就像国王老了一样，国家也就不健康了。
[40] 这一数据源于两份材料：André Guichaoua，op.cit.，pp.16-18；Catharine Watson， Exile from Rwanda ： background to an invasion ，Washington，DC：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1991，p.6。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两份材料上的图西人数量都被低估了。
[41] 内战前，境外的卢旺达人宣称图西族难民高达200万。在战斗打响后不久，法国一份权威出版物（D.Helbig，‘Le Rwanda entre guerre civile et réforrnes politiqu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er 1990）写道：“（仅）乌干达有50万卢旺达难民”。然而，最近的卢旺达政府文件（ Evolution de la population Rwandaise depuis la guerre ，Kigali，21 November 1994）则说，卢旺达境外的图西族难民总数为90万。即便是90万，这一数值还是很大。
[42] 这里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境外的图西族难民总数。但是，对于政治和宣传部门来说，这个数字太大了，肯定无法接受。——译者注
[43] A.Gatabazi，‘L’ émigration et sa place dans l’ équilibre demo-écomomique et social au Rwanda’， Carrefour d ’ Afrique ，No.12（1973），转引自André Guichaoua，op.cit.，p.31。
[44] 首先，自1959年以来，乌干达的人口统计就不涉及族群属性（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其次，许多卢旺达图西族移民已经改名换姓，并跟干达人（Baganda）、安科莱人（Banyankole）通婚。他们的子女也不说卢旺达语。
[45] 在以上提到的三类说卢旺达语的人中，基伍地区的说卢旺达语的人和当地的恩德人（Bahunde）关系紧张，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可能最为严重。因此，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游击武装最初几乎全部由乌干达境内的图西族难民组成，说卢旺达语的“乌干达人”并没有加入进来，而基伍地区有大量年轻人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游击武装并肩作战，其中甚至还包括早已“安顿”下来的说卢旺达语的群体。1992年6月，笔者在卢旺达爱国阵线游击武装做的田野笔记。
[46] Catharine Watson，op.cit.，p.8.
[47] André Guichaoua，op.cit.，p.20.
[48] 1940年，德国占领了比利时。穆辛加国王（1931年遭到比利时人废黜）希望轴心国获胜。比利时殖民当局敏感兮兮，禁止卢旺达人使用“希特勒”（Hitler）和“德国人”（Germans）两词。于是，“希特勒”和“德国人”就被卢旺达语单词“Hitimmana”和“abadaha”取代。此后，“abadaha”就包含“颠覆分子”的意思，有反讽的意味。
[49] 更详尽的论述，参见Gérard Prunier，‘L’Ouganda et le Front Patriotique Rwandais’ in André Guichaoua（ed.）， Enjeux nationaux et dynamiques régionales dans l ’ Afrique des Grands Lacs ，Lille：Faculté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 l’Université de Lille I，1992，pp.43-49；Gérard Prunier，‘Elements pours une histoire du Front Patriotique Rwandais’， Politique Africaine ，No.51，October 1993，pp.121-138。
[50] 由于乌干达前总统奥博特敌视卢旺达流亡者，所以1971年2月伊迪·阿明上台后，卢旺达流亡者欢欣鼓舞。有些卢旺达流亡者甚至任职于伊迪·阿明设立的臭名昭著的国家研究局（State Research Bureau），不过他们的作用被夸大了。1979年，伊迪·阿明倒台了，乌干达政治动荡，卢旺达流亡者一度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参见Catharine Watson，op.cit.，p.10）。
[51] 关于这一时期乌干达政治的研究，参见Holgere Bernt Hansen and Michael Twaddle（eds）， Uganda Now ，London：James Currey，1988；Gérard Prunier，‘La recherché de la normalization（1979-1994）’，in Gérard Prunier and Bernard Calas（eds）， L ’ Ouganda contemporain ，Paris：Karthala，1994.pp.131-158。
[52] 1981年6月，人民抵抗军加入乌干达前总统优素福·卢莱（Yusufu Lule）领导的乌干达自由战士（Uganda Freedom Fighters，UFF），合编为全国抵抗运动（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NRM）。
[53] 安科莱人是乌干达西部的一个部落，他们的情况跟说卢旺达语的人的情况有点类似：安科莱人也分为两个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群体：社会地位较高的希马人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伊鲁人。虽然希马人和伊鲁人的关系并不像卢旺达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关系那么尖锐，而且英国人也没有像德国人、比利时人分化胡图人和图西人那样去分化希马人和伊鲁人，但希马人和伊鲁人之间也明显有裂痕。相关研究，参见Martin Doornhos， Not all the King ’ s men ： Inequality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in Ankole ， Uganda ，The Hague：Mouton，1978。
[54] 卢韦罗（Luwero）是乌干达北部布干达的首府，盛产咖啡。这里也是乌干达政府军和全国抵抗军发生激战之所。卢韦罗的残桓断壁上有乌干达政府军的许多炭笔涂鸦：“穆塞韦尼，滚回卢旺达！”乌干达政府在政治宣传中反复提及：穆塞韦尼是“卢旺达人”。
[55] 参见Carharine Watson，op.cit.，pp.10-11。
[56] 加入队伍的不只是男孩子。全国抵抗军也有一部分女兵，约占全军总数的15%。其中，大多数女兵是说卢旺达语的女孩子。此外，许多曾经受到打压的基加人也加入了全国抵抗军。1986年2月，笔者在坎帕拉做的田野笔记。
[57] 这个数字有助于我们理解卢旺达政府后来的宣传：“图西人把穆塞韦尼推上台，穆塞韦尼后来又帮助图西人来侵犯卢旺达。”
[58] 关于这场令人吃惊的叛乱，参见 Heike Behrend，‘Is Alice Lakwena a witch？’ in Holger Bernt Hansen and Michael Twaddle（eds）， Changing Uganda ，London：James Currey，1991，pp.162-177；Gérard Prunier，‘Le mouvement d’Alice Lakwena.Un prophétisme politique en Ouganda’，in Jean-Pierre Chrétien（eds）， L ’ invention religieuse en Afrique . Histoire el religion en Afrique Noire ，Paris：Karthala，1993，pp.409-429。
[59] 这是一个刚到乌干达的卢旺达妇女对笔者说的话。这个妇女从布鲁塞尔来到乌干达，曾在布鲁塞尔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仅在10天之内，她就在乌干达政府里得到一份差事，岗位重要，报酬不菲。1986年10月，笔者在坎帕拉做的田野笔记。
[60] 1992年7月11日，笔者在卡巴莱采访了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蒂托·鲁塔雷马拉（Tito Rutaremara）。卢旺达爱国阵线成立前自称RPF，后来又起个法文名称：Front Patriotique Rwandais，简称FPR，明显受到“乌干达”流亡者的影响。比起法文名称，RPF这个并没有太多“英国味”的英文名称的影响力更大。
[61] 在穆塞韦尼掌权后不久，他们就想借助全国抵抗军中说卢旺达语的士兵“入侵”卢旺达，并在坎帕拉的酒吧公开谈论“入侵”计划。然而，“入侵”计划没有付诸实践，乌干达安全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围捕了。有一个阿曼商人曾为他们提供过资金。同卢旺达穆斯林商人一样，这个阿曼商人赞同君主制（参见 Focus ，29 April，1986）。这些阴谋家竟然还天真地去了位于坎帕拉的法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向一位法国外交官询问道，如果他们夺取了卢旺达政权，法国将会有什么态度。这位法国外交官说了几句客套话，深不以为然。1986年4月，笔者在坎帕拉对一名使馆人员的采访。
[62] 这里指的是获得乌干达国籍。——译者注
[63] 在哈比亚利马纳执政后期，布塔雷省省长是图西人。但是，他后来在种族大屠杀期间遇难了。
[64] 卢旺达有众多外援项目和外籍员工。所以，擅长跟外国人打交道是非常重要的才能。图西族男人懂得与白人雇主的相处之道，图西族女人甚至更胜一筹。跨种族情事，甚至卢旺达女人和外籍男人的跨种族婚姻，都已司空见惯。在跨种族婚姻中，图西族女性占到95%以上。这一现象不但引起了胡图人的嫉妒（关系到社会、经济优势地位），而且也给胡图人带来一种耻辱感：白人迷恋图西族女人的美貌和优雅，不禁令人想起殖民地时期白人对“丑陋而粗野的”胡图人的蔑视。
[65] 每个卢旺达人都有一张注明其族群属性的身份证件。非法改变族群属性的人，将会受到监禁或罚款，或监禁罚款并处。
[66] 1982年10月7日《世界报》上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对法国记者菲利普·德克拉纳（Philippe Decraene）说的话。
[67] Pfarrer Herbert Keiner，‘Allmählich schwand die Bewunderung für “Habis” Regime’， Frankfurter Rundschau ，5 November 1992.
[68] 这是“大选”期间的官方口号。
[69] République Rwandaise， Mémoire présentéàla Deuxiéme Conférenc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Pays les Moins Avancés ，Paris，3-14 September 1990，p.6.1991年，卢旺达有51.5%的人口还不到20岁（Ministère du Plan， Recensement ，op.cit.，December 1991）。在1994年种族大屠杀中，部分暴力活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卢旺达有大量青年失业，他们对社会心生不满，漂泊到基加利和一些小城镇。不过，去小城镇的失业青年少一些。
[70] André Guichaoua， Travail non rémunéré et développement rural au Rwanda ： pratiques et perspectives ，Geneva：ILO，1990.
[71] Alain Hanssen， Le désenchantetnenl de la coopération . Enquête au pays des mille coopérants ，Paris：L’Harmattan，1989.
[72] 就此而言，仔细阅读天主教会赞助的《对话》（ Dialogue ）颇有意思，其卢旺达语姊妹刊物《信使杂志》的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更具有批判性。
[73] 瑞士把卢旺达列为其援助对象国之一，而且卢旺达居于瑞士援助对象国列表首位。
[74] Herbert Keiner，op.cit.
[75] 1994年7月4日，笔者在基加利对一位卢旺达前公职人员的采访。根据他的说法，饿死而不杀死卡伊班达，似乎是因为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迷信和恐惧：哈比亚利马纳曾经以血宣誓效忠卡伊班达，如果让卡伊班达流血，他就会遭到报应。
[76] Chronique d ’ Amnesty International ，No.118，December 1985.1980年4月，泰奥内斯特·里津德意欲推翻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于是这些谋杀才得以曝光。泰奥内斯特·里津德随后入狱，并被关押多年。1985年，卢旺达当局突然提审泰奥内斯特·里津德。由此可见，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是多么的血腥。
[77] 在卡伊班达政权被推翻前，奥古斯丁·穆亚内扎曾经对一名法国记者说道：“我们的法国朋友要知道：我们国家绝对没有浪费和贪腐现象。”参见‘Le Rwanda，pays des vertes collines’， Le Monde ，1 March，1973。
[78] Pierre Erny， Rwanda 1994，Paris：L’Harmattan，1994。皮埃尔·埃尔尼（Pierre Erny）教授的这本书正是反映那种心态的佳作。在这本书中，埃尔尼教授哀叹于人道之沦丧，维护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并认为卢旺达爱国阵线就像是闯进伊甸园的撒旦。埃尔尼教授似乎还认为，大赦国际（Amnesry Internationale）受控于共济会（Freemasons，第226页）。但是，在那些“从宗教角度去思考”的人看来，共济会应该会认定埃尔尼教授的观点实乃无稽之谈。有人认为，厄尔尼教授明显不抱有正确的普世政治立场，并认为赫伯特·凯纳神父和埃尔尼教授都是亲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基督徒，两人立场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信仰不同而造成的。比起天主教，新教历来有更强烈、独立的道德自省和自我批评倾向。不过，新教和卢旺达全国发展与民主革命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少联系。1989年12月，罗马要求基加利主教樊尚·恩森吉尤姆瓦辞职，而当时的樊尚·恩森吉尤姆瓦已是全国发展与民主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了。
[79] République Rwandaise， Mémoire presenté par le Rwandaàla Deuxième Conférenc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Pays les Moins Avancés ，op.cit.，p.3.
[80] Akazu 的意思是“小房子”。在前殖民地时代，“小房子”是卢旺达王宫内殿的称呼。
[81] 甚至可以说，事情还不止如此。它是边缘化的、愤怒的胡图人针对保王党人的一次历史复仇。卢旺达历史学家纳希马纳也有如此判断。北方人觉得自己就是二等公民，忍受太久了。1993—1994年，卢旺达当局放松管控，于是北方人实施了疯狂而极端的种族大屠杀。
[82] 关于这一点，参见Jean Shyirambere Barahinyura， Le Général - Major Habyarimana （1973-1988） Quinze ans de tyrannie et de tartufferie au Rwanda ，Frankfurt-am-Main：Izuba Verlag，1988，p.143。尽管这是一本政治小册子，但揭露了一些高层内幕。
[83]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卢瓦·恩塞卡里杰（Alois Nsekalije）上校的立场转变，颇有意思。阿卢瓦·恩塞卡里杰是总统的亲信，也是同乡，多年来一直担任部长。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排斥在权力之外，因为他没有为总统夫人的小圈子做出任何贡献。埃利·萨加图瓦（Elie Sagatwa）上校的命运也很有意思。埃利·萨加图瓦属于总统夫人的小圈子，但后来又站到对立面去了。
[84] André Guichaoua， Le Problème des réfugiés Rwandais ，op.cit.，p.11.
[85] 当然，1988—1989年的饥荒应该归咎于卢旺达农业的极度衰落。多年来，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人口增长、施肥量不够、挑不好应该种植的作物，都影响了卢旺达的农业发展。粮食市场、价格政策也有影响。参见Johan Pottier，‘Taking stock：Food marketing in Rwanda （1982-1989）’， African Affairs ，No.92，1993，pp.5-30。
[86] André Guichaoua， Le Problème des réfugiés Rwandais ，op.cit.，p.12.
[87] 1994年8月2日，笔者在巴黎跟这位经理进行了私人谈话。为了免遭不测，这位经理在揭露盖贝卡项目背后的腐败行为后，不得不让家人（在军队里任职）做自己的保镖。
[88] 参见 Le Monde ，20 July 1983 and 29 April 1984。有一部分是出于私人对于某些妓女（她们遭人忌恨）的报复。1984年，美国驻卢旺达大使为了迫使卢旺达当局释放他的秘书，不得不威胁说要离开卢旺达。
[89]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ublic of Rwanda ： a spate of detentions and trials in 1990 to suppress Fundamental Rights ，London：A.I.，October 1990.
[90]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由于向卢旺达提供了比利时无力提供的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法国已经逐渐取代了比利时，成了卢旺达的监护国。1975年，法国和卢旺达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和训练协议（不是防卫协议。因此，1990年10月法国对卢旺达的干预是非法的）。而且，法国常常会加大对卢旺达的经济援助力度。1990年，卢旺达有400多名法国援外人员；在卢旺达的援助国中，法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比利时（援助金额为3720万美元）。经合组织的数据，转引自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wanda ： Country Profile ，London：EIU，1993，p.18。
[91] 密特朗总统在拉波勒市的演讲中鼓励非洲国家民主化。由于担心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密特朗总统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又改变了法国的对非政策。关于法国对非政策中的困境，参见Antoine Glaser and Stephen Smith， I ’ Afrique sans Africains ，Paris：Stock，1994。
[92] 鲁亨盖里省的学校开始罢课，声援布塔雷的学生，并多次发起声援活动。
[93] 外国媒体的论调也加强了这一印象。参见‘Rwanda fin de règne’， Africa Confidential ，Vol.30，No.21.20 October 1989；Marie-France Cros，‘Une ambiance de fin de règne’， La Libre Belgique ，31 October 1989；François Misser，‘Rwanda：Death and Intrigue’， The New African ，February 1990。
[94] 与卢旺达政府后来的宣传截然相反：卢旺达爱国阵线几乎没有不说卢旺达语的全国抵抗军士兵。在战争期间，笔者只遇到一个不说卢旺达语的士兵。他是一名来自乌干达穆索萨（Musoga）的士兵，也是一位卢旺达军官的随从。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他回答说：“自1982年以来，我就跟着他到处跑。在这里，我又怎么能抛下他呢？”
[95] Catharine Watson，op.cit.，pp.13-14.
[96] 这一插曲演变为一个传言，且散播了许久：“卢旺达爱国阵线接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卡加梅总共在美国待了三个半月。抵达利文沃斯堡（Fort Levenworth）前，卡加梅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斗士了。全国抵抗军约有9到10名说卢旺达语的军官参加了美国军事训练计划，同时还有人数更多、属于乌干达不同部落的随行官员。1990年10月1日，战争打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花了好几天才得知，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一位领导人就在美国。后来，两个机构电联利文沃斯堡，调出了卡加梅的资料。1994年9月9日，笔者在华盛顿特区对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