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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88年这十五年里，唯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1980年4月卢旺达前安全部门头子泰奥内斯特·里津德密谋发动政变。如果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么就要关注咖啡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变动：1977年后，咖啡价格开始下跌；1980年后，一度有所回升；1986年，一落千丈。此外，锡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很快也随之暴跌（1984—1986年），进而导致卢旺达采锡业倒闭。1982—1983年，锡的收益弥补了咖啡价格下跌所造成的损失，锡在卢旺达外汇收入中的比重提升到20%（咖啡的比重一度达到75%，后来渐渐降到50%左右）。锡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的第二次下跌，沉重打击了卢旺达。 [79]
有人会说，咖啡、锡的价格下跌几乎注定会导致政治动荡。卢旺达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主要依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政府直接从农民那里汲取的剩余价值少之又少。掌权的精英的富裕生活主要有三个来源：咖啡和茶叶的出口，过去锡的出口，从外援中捞取一点。由于前两项出口收入的大部分被花在维持政府运转上面，因此到了1988年，财政的缩水使得外援成为政府的救命稻草。由此，对于外援这一非常特殊资源的争夺开始加剧，而外援却又直接把控在政府高层的手里。随着资源的萎缩和国内权力斗争的加剧，互相竞争的政治团体在卡伊班达政权后期所达成的君子协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了。
事态变得糟糕起来的第一个迹象是1988年4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密友斯塔尼拉斯·马尤亚（Stanilas Mayuya）上校被谋杀了。马尤亚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密友，也曾风传马尤亚会上位，可能是先当副总统，后做接班人。在基加利，所谓“夫人党”（ le Clan de Madame ），后又改称“阿卡祖”（ Akazu ） [80] 的集团，是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主要政治派别。在他们看来，马尤亚被谋杀实乃凶兆。顾名思义，“夫人党”是由总统夫人的家族成员、亲信组成的，其主要成员包括总统夫人的三个兄弟，即皮埃尔—塞莱斯坦·鲁瓦加菲利塔（Pierre-Célestin Rwagafilita）上校、普罗泰·齐吉朗伊拉佐（Protais Zigiranyirazo）、塞拉芬·鲁瓦布昆巴（Séraphin Rwabukumba），还有总统夫人的堂兄埃利·萨加图瓦（Elie Sagatwa）、亲信洛朗·塞鲁布加（Laurent Serubuga）上校、诺埃尔·姆邦纳巴伊（Noël Mbonabaryi）。“夫人党”有大量不那么重要的追随者，但他们却是“夫人党”的铁杆门客，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泰奥内斯特·巴戈索拉（Théoneste Bagosora）上校。在卢旺达的政治局势发展过程中，“夫人党”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主要有三个特殊原因。
第一，从卢旺达政治传统来看，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胡图人政权，是从卡伊班达和图西族老国王那里继承下来的。卢旺达国王需要追随者来充当耳目，也需要权力机构之外的人绝对效忠于他，但无须咨询他们的意见。国王的耳目选自国王所属的尼金亚氏族和“外戚”埃加氏族。当然，这里面不乏佛罗伦萨宫廷里那样的背叛、阴谋、倒戈之举。胡图人处于图西人政治统治之下，一般而言做不了国王的耳目，只能从国王耳目那里得到少许好处。在胡图人共和国，地方主义取代了氏族分化（clanism）。卡伊班达总统挑拨各种力量互相争斗，而其所依靠的往往是吉塔拉马人。当然，“地方力量”内部也有在更小地域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小集团（sub-units）。
第二，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也有麻烦。1973年，哈比亚利马纳创建了“第二共和国”，而“第二共和国”正是在卢旺达北方人对帕梅胡图党的南方人的复仇过程中诞生的。 [81] 然而，一旦内阁职位、经济机会、国外奖学金明显照顾北方人后，北方人内部就开始互相争斗，想知道谁得到更多好处。总统和总统夫人希望吉塞尼省（Gisenyi préfecture）人比外交部长卡齐米尔·比齐蒙古（Casimir Bizimungu）、公共建设事业部长约瑟夫·恩齐罗雷拉（Joseph Nzirorera）所领导的鲁亨盖里省（Ruhengeri préfecture）集团得到更多好处。因此，鲁亨盖里省人被迫屈服于他们在吉塞尼省的堂兄弟们。事情至此还不算完结。个人地位还取决于身世，就此而言，总统也没有优势可言。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出生于卡拉戈区（Karago commune），算不上“大人物”，也就是说，出身不“显贵”。事实上，卢旺达还有一个传言：哈比亚利马纳的祖父是外来户，或是从乌干达基盖齐省，或是从扎伊尔的基伍省迁移过来的。总的来说，哈比亚利马纳是靠自己获得成功的。虽然哈比亚利马纳成为胡图人的“国王”、领地上的最大庇护人，但没有直接效忠他的受庇护人。
第三，总统夫人阿加特·坎津加（Agathe Kanzinga）则出身显赫。她是布希鲁人，乃统治北方数个独立的胡图人公国的欣扎世系之女。欣扎世系的统治一直延续至19世纪末，甚至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欣扎世系是一个大世系，远近闻名，她和她的家族以之为傲。因此，总统依赖妻子所属的世系及其受庇护人来充当自己的耳目。总统夫人权势颇大，以至于得到一个广为所知的外号“坎乔盖拉”，不禁令人想起穆辛加国王那个可怕的母亲，也就是国王背后的实际掌权者。哈比亚利马纳的权势主要依赖于妻子及其家族，因此他本人日渐沦为妻子及其家族的傀儡，最终的受害者。 [82]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经济萎缩，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哈比亚利马纳似乎考虑让马尤亚做接班人，这对“夫人党”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在权力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的时刻，“夫人党”可能会失势，因为马尤亚是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人（为数不多的一个 [83] ）。“阿卡祖”强势人物之一，洛朗·塞鲁布加组织人手，暗杀了马尤亚。后来，暗杀斯塔尼拉斯·马尤亚的警卫死于狱中，负责审查案件的检察官也死于案件调查期间。
马尤亚被杀一事是导火索，引爆了火药桶。不久，众多氏族彼此争斗。1989年，卢旺达财政预算削减了40%，其中社会服务领域的预算被削减最多。 [84] 卢旺达农民苦不堪言，需要缴纳各种赋税（ umusanzu ，包括水费、健康税、学费等），还要参加社区义务劳动，且每个月参加社区义务劳动的天数越来越多。社区义务劳动看上去越来越像是强制性劳动，因为农民被迫要在那些与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的私人土地上劳作。卢旺达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人口过多，甚至到了关节点上。卢旺达人越来越依赖于辅食，也越来越受制于变幻无常的气候。1988—1989年，卢旺达发生了一场小旱灾，并引发饥荒，约有300人饿死。为了找口吃的，成千上万饥民被迫跑到坦桑尼亚边界。卢旺达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实施了新闻管制。安全部门主管奥古斯丁·恩杜瓦耶祖（Augustine Nduwayezu）对比利时记者直言不讳：“记者不要写一些会激怒高层的文章。” [85] 在这种氛围下，关于抢夺土地的报道尤其会惹恼农民：
国家最高层备受指责，因为他们控制国际发展项目，且受惠于原本用来养牛的土地。当时，这类指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使得卢旺达政权大失人心。 [86]
古伊乔乌阿（Guichaoua）教授未点名的项目就是盖贝卡（Gebeka）项目。盖贝卡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但不久后就成为一桩大丑闻。根据负责盖贝卡项目的经理的说法， [87] 整个项目本身就不光彩。吉斯瓦蒂森林是卢旺达为数不多的原始森林之一。然而，为了发展乳业，卢旺达政府开始砍伐林木，开垦土地，以便放养从欧洲进口过来的奶牛。土地和资金都是公家的，但盖贝卡项目的收益则被卢旺达政权的“大佬”和少数卢旺达侨民瓜分了，这些侨民通过世界银行投资了盖贝卡项目。1959年的“民主革命”，意味着胡图人可以获得土地和牛，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但是，盖贝卡项目不啻于一次沉重打击。
卢旺达政府试图借助伪善的作派来掩盖专制和财政丑闻：反复把基加利的妓女（femmes libres）召集起来，并把她们送到鲁瓦马加纳（Rwamagana）的“再教育中心”（re-education camp）； [88] 得到内政部长的支持后，激进的反堕胎天主教徒捣毁药店，销毁避孕套。警察在大街上抓捕城市失业青年，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认定为“匪帮”（ abanyali ），给他们剃个光头，并送入“再教育中心”；还以窝藏“犯罪分子”为名，毁损了一些贫民窟。然而，此类举措几乎没有效果，也不能缓解政治紧张关系。1989年8月，卢旺达女议员费雷库拉·尼拉穆塔兰比娃（Félecula Nyiramutarambirwa）批评当局在修路项目上的腐败，结果遭到一辆卡车碾压。尼拉穆塔兰比娃是布塔雷人。于是，卢旺达当局认为她在布塔雷纠结反对派力量。1989年11月，希尔维沃·辛丹比韦（Silvio Sindambiwe）神父，同时也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记者，曾经写过一些质疑卢旺达政府某些做法的文章，结果也死于一场暗中操作的“交通事故”。卢旺达当局还逮捕了其他写过此类报道的记者。 [89] 1990年4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访问巴黎，6月又出席了在拉波勒（la Baule）召开的法非峰会。 [90] 当时的密特朗总统关注非洲的“自由”政治发展，想把经济援助和政治民主化挂起钩来， [91] 于是规劝哈比亚利马纳在卢旺达实行多党制。哈比亚利马纳过去一直坚定强调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是卢旺达唯一政党，但他随即就宣布说要在卢旺达实行多党制（1990年7月）。不过，哈比亚利马纳似乎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不管怎么样，卢旺达33名知识分子还是联名签署了一份要求实行民主化的宣言（1990年8月）。民众的怨言充斥于千丘之间。同年6月，布塔雷的学生发生骚乱，但不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结果，一名学生遭到枪杀。学生随即发起抗议运动，并很快就得到民众的呼应而扩大开来。 [92] 到1990年早秋，卢旺达政治陷入一场严重且蔓延开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