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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以看待中非共和国或冈比亚的方式去评价卢旺达。卢旺达是一个神秘国家。小心起见，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古巴、以色列、朝鲜、越南这样的国家。卢旺达是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国家。在卢旺达，权力是贯彻意识形态的手段，权力至少是某一特定领地实际统治机构的统治手段。
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论述过比利时是如何把一个充斥着权宜之计和伪科学的、种族意识形态化的国家重建为一个新传统主义国家的。比起冯格岑1894年第一次所见的卢旺达，奉行新传统主义的卢旺达到1945年已经真切得多了。有趣的是，1959年胡图人的“民主革命”不但没有改变过去那种种族意识形态的主要特质，而且还加上了新标识。图西人依然是远方来的“外国入侵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说法还意味着图西人其实算不上是卢旺达公民。在卢旺达的新意识形态看来，曾经庄严而强有力的图西人政权是一个残忍、实行种族压迫的专制政权；“本土农民”胡图人曾受到高人一等的入侵者的奴役，如今则成为卢旺达仅有的合法居民。胡图人在人口上占大多数，也就是说，如今的胡图人政府不但自动地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在本质上也是民主政权。
卢旺达最初的意识形态，使得一些图西贵族对普通图西人、胡图人的统治获得了合法性，而新意识形态也成为当时卢旺达社会精英统治胡图族农民、被剥夺了诸多权利的图西人的有效工具。两种情况惊人地相似。在1931—1959年奉行新传统主义的卢旺达，普通图西人以属于“高贵族群”为傲，但是除了由此产生的优越感之外，并没有获得其他特别的好处。现在轮到胡图人犯错了。绝大多数胡图人认为，如今执政的是胡图人政府，而他们，各个山头上的普通农民已经成为权力分享者了。在两个历史进程中，两大族群的精英都满足并强化了其支持者的“幻象”。在前一种种族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比利时人曾起到推动作用，但后来也不相信、不赞赏它了。如今，外援者一度赞赏卢旺达的“多数民主统治”，而后来也不再认为他们对卢旺达的援助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说这两种意识形态有一个连接点的话，那么这个连接点就是天主教会。过去，天主教会赞赏图西人并支持图西人的统治，如今又赞赏胡图人并支持胡图人的统治。在这两种情势下，天主教会认为一切乃上帝使然（也有大量解释），也可谓上帝让卢旺达向天主教社会迈出重要的一步。 [72]
在这种精神环境下，卢旺达所有事务都受到细致的管控。卢旺达政治清明，秩序良好。农民勤劳，生活朴素，且也应对社会上层和白人援助者感恩戴德。卢旺达几乎没有犯罪行为，当局有时会把娼妓集中起来，并让她们接受再教育。尽管人口增长迅速，但天主教会坚决反对任何人口控制措施，并取得了成功。比利时依然是卢旺达的主要外援国。同时，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也对卢旺达充满兴趣。 [73] 这些国家欣赏卢旺达政府对待外援国的态度，也赞赏卢旺达的社会秩序。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赫伯特·凯纳神父曾经有过真切的观察：
我们过去（20世纪80年代初）总是把社会环境近乎田园化的卢旺达、伊迪·阿明之后混乱不堪的乌干达、图西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布隆迪、走“真正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坦桑尼亚、独夫民贼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我们觉得卢旺达政权有许多可取之处。 [74]
然而，卢旺达政权的可取之处建立在极端危险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胡图人重新塑造出来的卢旺达文化意识形态，不但导致了1959—1964年的暴力冲突，而且还延续了下来。统治阶层只有借助全面的经济调节政策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卢旺达就像一台运转的机器，小心翼翼，本质上却非常伪善。天主教会就像是一个总工程师。如果有人停下脚步，细心来听，就会听到平静表象下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轰鸣声。1976年，前总统卡伊班达死于监禁，很可能是典狱长饿死了他。 [75] 1974—1977年，安全部门的头子泰奥内斯特·里津德（Théoneste Lizinde）及其领导下的杀手，杀害了56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卡伊班达政权的显要人物，但也有一些并无过错的律师和商人，只是因为这些律师和商人惹得安全部门不高兴而已。 [76] 1974—1977年，死于监禁中的人还有卢旺达前国际合作部长奥古斯丁·穆亚内扎（Augustin Muyaneza）。 [77] 但是，奥古斯丁·穆亚内扎的具体死亡时间，无人知晓，具体死因，也无法确定，有人说他是被活埋的，也有人说他是被人用锤子砸脑袋活活砸死了。不过，此类事情通常都是保密的，也从来不会让外援国知道。
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许多友邦，后来对于1990—1994年的暴力升级感到惊愕不已，甚至都不敢相信。他们认为，任何针对基加利的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都是出于对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所称的狂热复仇主义者（ féodo - revanchards ）的支持。所谓狂热复仇主义者，也就是恶魔般的“蟑螂”，“蟑螂”潜伏在阴暗处，伺机突袭最为诚实的基督教小国卢旺达。在卢旺达的意识形态中，杀人具有正当性。这实在令人震惊，也限制了卢旺达人的展开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能力。赫伯特·凯纳神父等人有独立的道德观，也有勇气去重新反思自己以前盲目乐观的立场。另外一些人，或受到“民主”立场的影响，或受到“民主”立场的误导，不赞同如下说法：那些“正直”的卢旺达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道德感，也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继续否认如今之现实。 [78] 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卢旺达人的否认甚至会影响到一些正直的基督教非政府组织，以及与欧洲基督教民主党人密切往来的人，让他们几乎无视了种族大屠杀，继续打着“帮助难民”的旗号支持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卢旺达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修正过，并潜藏了下来，犹如一条毒蛇，只是还没有从蛋壳里爬出来。截止于1988年，抛开精神控制不谈，光从政府行为来看，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在非洲大体上还不算太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