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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终结时所带来的恐惧，世人倾向于认为哈比亚利马纳政权是邪恶政权，并以此来看待哈比亚利马纳执政的整个时期。这一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即便以忽视细节为代价，我们通常也会寻找历史中的联系和意涵。但是，历史研究既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分析历史中的非连续性问题（为什么事情并不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出现？）。独裁者的行为方式并不总是令人憎恶。正确也好，错误也罢，独裁者的很多措施也会广受欢迎，至少一段时期内是这样的。1971年1月，伊迪·阿明夺取政权后，坎帕拉民众在街道上载歌载舞。在苏丹重陷内战、宗教冲突之前，苏丹民众也非常拥护总统加法尔·尼迈里（Jaafer al-Nimeiry）。尽管索马里最终陷入恐慌，但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在其执政的头八年里也获得索马里民众的支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哈比亚利马纳的情况也类似于此。在1973年7月哈比亚利马纳夺取卢旺达政权的时候，卡伊班达政权的政治僵化状态、地区之间的冲突已经让精英阶层深感受挫。卡伊班达政权重回迫害图西人的老路，这一政策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动员方式，既让图西人感到恐惧，也让理智的胡图人担心不已。由于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卢旺达在外交甚至经济上都陷入困境。由于哈比亚利马纳救济城镇居民，以及卢旺达农民对基加利的权力游戏并无兴趣，哈比亚利马纳的政变也得到民众的支持。
后来的几年，至少一直到1980年，哈比亚利马纳政权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麻烦。一如既往，卢旺达依然是一个非洲内陆的贫穷小国，哈比亚利马纳的政策也相当温和。当然，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也反复在说“多数民主统治”（ rubanda nyamwinshi ）这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口号，图西人在政治上依然处于边缘地位。在哈比亚利马纳整个执政时期，卢旺达没有出现过一位图西族省长， [63] 军队里只有一位图西族军官，议会中70个议员只有两位图西族议员，政府内阁25—30名成员中只有一个图西族部长。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延续了卡伊班达的族群配额政策，只是执行起来没有那么严格而已。中小学和大学里的图西族学生的比重常常超过规定的9%配额。公职人员的情况也一样，而且图西族公职人员完全明白，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成为官方歧视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只要有可能，图西人更愿意在私营机构中工作。当然，军队里的管控最为严厉，禁止军人与图西族妇女结婚。尽管教会把控在胡图人的手中，但要开放得多，神职人员还是维持了族群平等政策。20世纪80年代，卢旺达有8位主教，其中3位主教是图西人。在私营机构中，由于接受过好得多的教育、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图西人明显比胡图人有更大的优势。 [64]
总而言之，图西人的生活是困难的，他们是歧视政策的受害者。 [65] 不过，日常生活也算过得去，比起卡伊班达时期，处境有所好转，甚至一些知名的图西族商人也发达起来，并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别碰政治，那是胡图人的保留地”。对此，图西人心照不宣，只要恪守这个原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干扰。
哈比亚利马纳给卢旺达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与其他事情一样，这里面也有代价。夺取政权后，哈比亚利马纳立即实行党禁。大约一年后，即1974年，哈比亚利马纳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即全国发展革命运动（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National pour le Développement，MRND）。“我知道有些人赞成多党制，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党制。”对这一决定，哈比亚利马纳泰然自若。 [66] 1978年，卢旺达宪法第七条正式把一党制统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确实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每个卢旺达人，包括儿童和老人，都必须成为党员。所有区长和省长都是从政党骨干中挑选出来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无处不在。每个山头都设有政党的基层组织。有些党员想要政途亨通，也愿意互相监视。在观察卢旺达时，我们应该抛弃一个刻板印象：热带非洲生活方式优哉游哉。卢旺达所有居民的住址都印在身份证件上。卢旺达人可以旅行，但没有特定的理由，不允许变更住址。如果要迁移，需要获得政府许可。除非有恰当的理由，如上学或工作，否则政府不允许卢旺达人变更居住地。当然，若有门路，则另当别论了。卢旺达是世界上政府管控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卢旺达当局逮捕了那些没有获得许可而居住在基加利的“放荡的女人”（loose women）——绝大多数“放荡的女人”“恰巧”是欧洲人的图西族情人。
卢旺达的公共生活必然会受到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管控。但是，我们不应把它视为一个“政党”。其实，在哈比亚利马纳执政时期，卢旺达社会崇尚德行，提倡勤奋工作，“政治”几乎就是一个忌讳的词语。卢旺达人——至少是官方机构——竭力想忘记政治的存在。1981年11月，即执政八年后，哈比亚利马纳最终决定成立一个“议会”，名曰国家发展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u Développement）。卢旺达虽然贫穷，却是一个纯洁而严肃的国家。卢旺达没有时间去讨论那些无聊的政治问题。因此，德国神父赫伯特·凯纳（Herbert Keiner，同许多同道一样，他长期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称卢旺达是一个“发展型专制”国家（a development dictatorship）。 [67] 哈比亚利马纳的执政方式有点类似于18世纪欧洲的“开明专制”，他决定肩负国家的重担，让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由于卢旺达可耕地短缺，人口年增长率达到3.7%，哈比亚利马纳不得不做此抉择。1983年12月，作为这种体制下的唯一总统候选人，哈比亚利马纳再次当选总统。1988年12月，他以99.98%的得票率又一次当选总统。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们原本想着哈比亚利马纳能够获得100%的得票率，对99.98%的得票率还很失望。 [68]
虽说卢旺达实行独裁统治，却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1962年，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卢旺达的国家只有两个，到1987年，有18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卢旺达，而卢旺达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美元，几乎与当时的中国（310美元）持平。若想了解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状况，最好把卢旺达与其周边国家做一番比较：
表2-4 卢旺达与周边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排名
各个产业都有发展。第一产业（也就是生计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80%降至1986年的48%；第二产业从8%上升至21%；服务业从12%上升至31%。死亡率有所下降，卫生和医疗保障指标也有所上升。尽管卢旺达人的居住地极其分散，组织工作成本高昂，也困难重重，但在教育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就。尽管人口增长率较高，但儿童入学率还是从1978年的49.5%上升至1986年的61.8%。 [69]
在地区事务上，卢旺达成为了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Communaut Econmique des Pays des Grands Lacs，CEPGL，成立于1976年9月，该组织得到了法国的支持）的重要成员，也加入了卡盖拉河流域组织（Kagera River Basin Organisation，KBO，成立于1977年9月，该组织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也就是说，卢旺达既在法语“中部非洲”施展影响力，又借助其与东非的联系，向更加广阔的英语非洲开放。卢旺达希望借助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成为去往达累斯萨拉姆和维多利亚湖的交通枢纽，并希望借助卡盖拉河流域组织来发展自己的水电事业。
当然，在这些光环之下，卢旺达也有一些阴影。备受吹捧、旨在共同发展的社区义务劳动（ umuganda ），原本一个月要占用农民两天，而实际上常常会占用四天或更多时间。与党员骨干的热情宣传相反，社区义务劳动绝非总是自愿的。在一些情况下，社区义务劳动就是强制性劳动。无论是对卢旺达，还是对国际社会来说，国际劳工组织对卢旺达社区义务劳动的批评就像是对牛弹琴。 [70] 在不同时期，卢旺达对外援有不同程度的依赖。起初，依赖程度较小；20世纪70年代末，卢旺达对外援的依赖程度较大；20世纪80年代末，依赖程度变得极大。一个之前被卢旺达驱除出境的人开玩笑说，卢旺达不但是一个“千丘之国”，而且还是一个“千援之国”。 [71]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说法，外援在1973年卢旺达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低于5%，1986年上升至11%，1991年则上升至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