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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的暴力活动迫使大量图西人流亡境外。1959—1964年，图西人的流亡规模虽说时大时小，但几乎没有中断过。1964年后，流亡潮一度中断9年。1972—1973年，卢旺达又一次爆发图西人流亡潮，只是流亡人数相对有限。到1962年初，图西族难民人数约有12万。到1964年末，图西族难民人数增至33.6万（“官方”与非官方的数据一样）。图西族难民分布情况如下：
表2-3 1964年末卢旺达邻国境内的图西族难民人数
关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图西族难民人数，我们有两种方法来估算。第一种方法：1959年，卢旺达有50万图西人。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来估算出图西族人口总数，然后再从这个总数中减去依然生活在卢旺达境内的图西人数量。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当年的图西人数量保守估计的话也有51万。第二种方法，以图西族难民总数33.6万为基数，乘以1960—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3‰），多算点的话，1991年卢旺达图西族难民人数约为77.5万。 [40] 关于这些数据，我们需要做点说明：一些数据被高估了，其背后有宣传方面的原因，或为了佐证卢旺达容纳不了所有图西族难民的观点，或以此为由斥责卢旺达政府把“全国三分之一人口”拒之门外的恶劣行径。 [41]
图西族难民认为，1964年的图西族难民总数33.6万还是低估了，因为这个数值没有把那些自己安顿下来、没有住在难民营里的难民算进来；他们认为，1964年的图西族难民总数约为50万。但是，这个数值又夸大了，因为它把居住在扎伊尔、乌干达境内说卢旺达语的人也算了进来。这些说卢旺达语的人是先前的移民，而不是难民。无论如何，图西族难民总数一直充满争议。但是，50万这个数值高于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约40万），我们也不能视之为基数，原因很简单：难民人数会随着难民人口自然增长而增多，也会因为被当地同化、与当地人通婚、融入先前定居下来的说卢旺达语的人的群体、加入他国国籍而有所减少。如果这样来估算的话，或许有人会争辩说正（难民人数本来就无法计算）负（难民或难民的子女已经不再自认是难民了）相当。因此，卢旺达境外的图西族难民总数为60—70万。 [42]
当然，生活在卢旺达边境的说卢旺达语的人的人数明显比我们在这里提及的数字大得多。但是，即便往高处说，卢旺达境外的图西族难民总数也只有70万。这些难民是由于1959—1973年的政治迫害而离开卢旺达的，他们在1990年仍然认定自己是“难民”。生活在卢旺达境外的说卢旺达语的人分别属于几个不同的群体：
——主要聚集在扎伊尔境内基伍地区的说卢旺达语的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至少有45万说卢旺达语的人，按照上面的方式来估算，20世纪90年代初的数值可能达到130万。 [43] 自20世纪20年代至卢旺达独立（甚至独立后），由于经济原因，许多卢旺达人移居比属刚果。这130万说卢旺达语的人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卢旺达早期经济移民的后代。
——乌干达布丰比拉地区的说卢旺达语的人。根据1910年的英德协定，他们已经成为“乌干达人”。
——生活在乌干达各地，主要是布干达（Buganda）的说卢旺达语的人。他们是20世纪20—50年代的卢旺达经济移民。我们虽然几乎无法知道具体移民人数， [44] 但可以推算出大概有70万人。
无论这些群体说不说卢旺达语，我们都不能视之为“难民”。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或冲突），程度不一，不再认为自己是卢旺达人，其父辈是由于经济原因而离开卢旺达的，也几乎不说卢旺达语。 [45]
20世纪60年代初离开卢旺达的大量难民，并没有预料到要流亡近30年。期间，许多难民去世了，许多难民的孩子也出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的处境也越来越分化，这主要取决于流亡地和难民的生活来源。难民个体也有不同的人生历程。作为一个卢旺达难民，他可能在乌干达西部的难民营里过着不安定的生活，勉强度日；可能在瑞士成为一名记者，可能在刚果当个农民，可能会在布丰比拉做起买卖，也可能在纽约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一个难民的女儿在乌干达对一个研究者说：“我们没有土地，因此我们必须有头脑。头脑是我们仅有的资本。” [46] 在教育方面，这些难民确实做得不错。甚至是那些不识字的农民，都含辛茹苦地供养子女上学，许多子女还上了大学。在这一点上，他们与20世纪初西欧、美洲的东欧犹太人，后来的巴勒斯坦、厄立特里亚难民十分相似。有不少难民在经济上确实获得了成功，但我们不能对此夸大其词。安德烈·吉沙瓦（André Guichaoua）曾对此做过很好的总结：
绝大多数难民被从当地人把持的劳动力市场里排斥了出去，所以被迫要去开辟新的职业道路。难民群体自身的属性（散布于不同的国家，具有较大流动性，联系紧密）也会在此过程中起到作用。有少数难民在职业和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并因此赢得了声望。但是，若说他们在整个大湖地区获得成功，那就夸大其词了。毕竟，许多难民，包括寡妇、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形单影只的青年、留在难民营里的人，以及与当地人有冲突的群体，仍然生活在不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47]
尽管在地理上的分布极其分散，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但是流亡的图西人依然保持着联系。流亡生活甚至让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1959年前卢旺达国内的那些社会藩篱也不复存在了，尤其是过起散居生活后，图西族难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像1959年前那样。因此，一个家道没落的埃加氏族家庭的女儿，可能愿意嫁给“图西平民”之子，只要他上过学，有份好工作。在过去的卢旺达社会，这是不可设想的。随着对卢旺达民族联盟的旧有情结渐渐消散于历史迷雾之中，年轻一代的图西族难民于20世纪90年代创建了大量社交俱乐部和文化协会，以维持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组织分布广泛，反映出各地散居生活的差异：魁北克地区卢旺达移民协会（the Association des Immigrants Rwandais du Québec）完全不同于安大略（Ontario）的加拿大籍卢旺达人文化协会（the Rwandese Canadian Cultural Association）；比利时的“十字路口组织”（ Isangano ）举办卢旺达民俗展，并成为讨论卢旺达问题的平台；德国有一个名为“德国人”（ abadaha ）的组织，这个名称有点开历史玩笑的意思。 [48] 布琼布拉、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内罗毕、洛美、达喀尔、布拉柴维尔也有类似的协会。图西族难民不定期出版报纸和杂志，涉及具有很大争议性的话题以及大量文化、政治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要出版物有《战鼓报》（ Impuruza 是卢旺达的古代战鼓的名称，意思是动员），出版于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其他刊物还有：出版于布琼布拉的《灯塔报》（ Muhabura ，也是卢旺达北部维龙加火山群中海拔最高的火山的名字）和《警钟》（ Hugaka ）、出版于扎伊尔的《刚果—尼罗河》（ Congo - Nil ）、出版于达累斯萨拉姆的斯瓦希里语版的《侨民新闻》（ Ukoloni Mambo Leo ）、出版于坎帕拉（Kampala）的《联盟者》（ The Alliancer ）。20世纪80年代，《联盟者》在卢旺达图西族难民中的影响力非常大。
一年年过去了，关于那个真实的卢旺达的记忆也开始模糊起来。在图西族难民的脑海里，尤其是在年轻的图西族难民的脑海里，卢旺达渐渐地成为一块神秘的土地。在父辈离开卢旺达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图西族难民有些还只是孩童，也有一些出生于父辈流亡之后。过去的美好生活与现在所经历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们认为卢旺达是一块富饶的乐土。与图西族难民最终不能返回卢旺达密切相关的经济理由，如卢旺达人口过多、牧场过度放牧、土壤流失严重等，均被斥为卢旺达政府的宣传而已。卢旺达当时的政治生活现实、胡图人普遍的种族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图西人形象，却为外人所忽视，而这些才是图西族难民尤其是乌干达境内的图西族难民最终返回故土的障碍。乌干达境内的图西族难民离卢旺达最近，但他们对卢旺达的实际情况的了解也好不到哪里去。
伊迪·阿明（Idi Amin）政权倒台后，乌干达一度在政治方面压制卢旺达难民。 [50] 1979年6月，乌干达境内的卢旺达难民创建了卢旺达难民福利基金（Rwandese Refugee Welfare Foundation，RRWF），旨在帮助这场政治压制的受害者。1980年，卢旺达难民福利基金改名为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Rwandese Alliance for National Unity，RANU），政治立场更加激进，并公开讨论卢旺达流亡者最终返还卢旺达问题。1981—1986年，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被迫迁移至内罗毕，但在那里并没有作为。
当时的乌干达局势已经变了。 [51] 这也是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迁移至内罗毕的原因。1980年12月，乌干达前总统米尔顿·奥博特再度“当选”为乌干达总统，但选举过程有可疑之处，乌干达政治由此进入死胡同。乌干达数个地区，包括布干达，都出现了游击队伍。布干达有三支这样的游击队伍，其中包括乌干达前临时国防部长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领导的人民抵抗军（Popular Resistance Army）。 [52] 1981年2月6日，穆塞韦尼和26个战友展开行动，袭击了卡班巴军事学校（Kabamba Military School），并夺得了一些武器。在这26个战友中，有两人是卢旺达难民，而且这两人后来在卢旺达流亡政治运动中成为重要人物：弗雷德·鲁维格耶马（Fred Rwigyema）和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这两人也是穆塞韦尼1973年流亡坦桑尼亚时所组建的游击队伍，即民族拯救阵线（the Front for National Salvation，FRONASA）的成员。在反对伊迪·阿明的过程中，民族拯救阵线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但在1978—1979年的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军事作用。胜利后，穆塞韦尼解散了民族拯救阵线，但成员之间仍然维持着朋友关系。早在穆塞韦尼流亡坦桑尼亚（并不是后来卢旺达政府在宣传中故意说的莫桑比克）的时候，鲁维格耶马就追随他。卡加梅则是在1978—1979年战争期间才加入穆塞韦尼的队伍。当时，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流亡者的联军推进至乌干达西部，那里正是卡加梅曾生活过、青年时读书的地方。在乌干达临时政府处境困难的时期，鲁维格耶马、卡加梅就已经身处穆塞韦尼的核心朋友圈子，与穆塞韦尼的关系非常密切。在1980年12月的乌干达大选中，穆塞韦尼的政党遭到政治打压，但是鲁维格耶马、卡加梅仍然支持穆塞韦尼。他俩和穆塞韦尼都是“左”倾的民族主义者，不信任西方，痛恨独裁统治，并相信“人民战争”（popular warfare）的威力。后来，三人都成为第三世界年轻的、“进步的”政治家。
1982年，游击战争日趋激烈，卢旺达难民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穆塞韦尼是安科莱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希马氏族家庭。 [53] 安科莱部落的希马氏族与卢旺达图西人素来通婚。穆塞韦尼的一个祖母就是卢旺达图西人。于是，奥博特总统在政治宣传中把穆塞韦尼斥为卢旺达人，也就是说，穆塞韦尼是一个干涉乌干达内政的外国人，而乌干达内政与穆塞韦尼何干！ [54] 对卢旺达难民来说，这一说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一，20世纪60年代，即在奥博特总统第一任期时，卢旺达难民和天主教徒都支持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DP），却没有支持以奥博特为首、以新教徒为主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Uganda People’s Congress，UPC）；第二，在安科莱地方政治方面，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在伊鲁人（Bairu）中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与希马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因此，奥博特总统的一些亲信，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局长克里斯·鲁瓦卡西西（Cris Rwakasisi），都是安科莱的伊鲁人。他们支持胡图人，反对所谓图西人/希马人运动。他们一直在游说奥博特总统，并希望奥博特总统默许他们去对付“敌人”。1982年10月，奥博特终于为他们开了绿灯。在奥马里亚（Omaria）上校领导的特别部队的一个分队的支持下，安科莱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青年翼（youthwinger，名称具有政治色彩，以掩饰其暴徒形象）袭击了难民聚居区。由于自认为获得了政府支持，他们还驱逐了当地说卢旺达语的人、说安科莱语的希马人，甚至还包括一些基加人（Bakiga）、基盖齐（Kigezi）地区的山民，而基盖齐地区的山民则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部落。对青年翼来说，重点是抢劫、抢牛、非法霸占土地。在这次袭击中，一些人被杀（人数不清楚，约有100人），还有大量女人被强奸。4.5万头牛被偷，3.5万人逃到旧难民安置点且很快就发现自身处于半拘禁状态，另有4万人逃往边境地区且试图返回卢旺达。那些成功越过边境的人被卢旺达当局扣押在难民营里。还有一群人数在8000—10000的难民，他们的遭遇最为悲惨。卢旺达的边境卫兵和乌干达恶棍把他们围困在边境一块狭窄的地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他们在那里熬了几个月。由于传染病和绝望的处境，他们已经奄奄一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乌干达政府同意甄别难民与非难民，但是难民甄别工作拖拖拉拉，延续数月也没有完成，而迫害难民的现象却越来越多。 [55] 1983年12月，当地酋长和乌干达人民大会党青年翼把1.9万说卢旺达语的人驱逐出拉卡伊（Rakai）和马萨卡（Masaka）地区，其中一些人是20世纪30年代就迁移过来的“老”移民。一些人逃到坦桑尼亚，其他人则回到原来的难民营。甚至是多年来在北方替兰吉人（Langi）、伊泰索特（Itesot）人放牛的图西族牛倌也受到冲击，不得不逃往南方地区。
对于乌干达境内的卢旺达难民来说，1982年危机以及随后两年里不时发生的迫害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对于鲁维格耶马、卡加梅以及许多卢旺达年轻难民来说，卢旺达已是前朝往事，是其父辈的往事，而他们这一代人已是乌干达人了。突然之间，30年来居住在一起的乌干达人却把他们视为可恶、可鄙的外国人，从而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如果说父辈没有办法，只能在政治风暴中承受一切的话，那么年轻一代的卢旺达难民已经不同了，他们大都加入了穆塞韦尼的游击队伍。 [56] 他们奋起斗争，先是在卢韦罗，后来随着战斗的推进，又在乌干达西部展开斗争。1986年1月26日，穆塞韦尼的全国抵抗军（National Resistance Army，NRA）发起猛攻并夺取了坎帕拉。全国抵抗军共有1.4万人，其中说卢旺达语的人就有3000名。 [57] 此时，乌干达前政权已经倒台，其残余力量在苏丹重新组织起来，并在乌干达北部发起针对全国抵抗军的游击战。同时，全国抵抗军也需要从游击武装转变为国家正规军。因此，说卢旺达语的士兵非但没有被遣散，而且全国抵抗军还招募了更多说卢旺达语的人。不过，说卢旺达语的人在新整编的国家正规军中的比重却变小了，因为乌干达军队从1986年的1.4万人大约增至8万人。8万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已，实际数字可能到1990年已经超过10万。新整编的乌干达国家军可能有8000名说卢旺达语的士兵，占比为8%，远低于1986年的20%。但是，许多军官出身于说卢旺达语的老兵，在军官中的占比超过8%。这些军官在1982—1983年加入全国抵抗军的时候还只是孩子，他们作战经验丰富并被委以重任。自1987年爆发艾丽丝·拉奎娜（Alice Lakwena）叛乱以来， [58] 乌干达北部就一直陷入令人讨厌却又并不那么激烈的种族政治斗争之中，即占乌干达人口大多数的南方班图人政府与绝望的尼罗特人（Nilotic）前政权遗老遗少、叛军之间的对峙。其间，说卢旺达语的军官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辜负乌干达当局在镇压叛乱中对他们的期望。然而，说卢旺达语的军官，有时也会成为众矢之的。1989年，两位说卢旺达语的军官，克里斯·布年耶齐（Chris Bunyenyezi）少校、斯蒂芬·恩杜古塔（Stephen Nduguta）少校被指控在特索（Teso）地区打击游击武装期间有过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穆塞韦尼总统认为，在乌干达政府与东部、北部叛军进行和平谈判过程中，乌干达军队里的说卢旺达语的人已经成为绊脚石。穆塞韦尼的谈判对象，尤其是那些曾在奥博特政权任职的人，对于全国抵抗军里有“那些外国人”表示强烈不满。此时，鲁维格耶马少将已经升任乌干达军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这一事实更让他们怒火中烧。
穆塞韦尼想同北方干达人达成和平协定。然而，干达人不只是不满于全国抵抗运动政权中说卢旺达语的人的势力。干达人之所以愤恨，并不仅仅不满于说卢旺达语的人在乌干达军队中的较高地位，还不满于说卢旺达语的人在经济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穆塞韦尼夺取政权后，说卢旺达语的流亡者从世界各地汇集至乌干达，常常公开声称“乌干达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 [59] 在乌干达，干达人是一个有经商传统的群体。对于说卢旺达语人的说法，干达人尤其感到不满。穆塞韦尼念着干达人的好：干达人曾经反对奥博特，并支持过穆塞韦尼。即便干达人的支持不是穆塞韦尼能够夺取政权的主要原因，那也算次要原因。在乌干达，如果干达人反对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执政下去。穆塞韦尼政权里说卢旺达语的人觉得，他们已经不是穆塞韦尼的有用之人，只是一种附属品。渐渐地，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在夺取政权后，穆塞韦尼曾经对说卢旺达语的人承诺，让他们获得乌干达国籍。但是，穆塞韦尼后来不但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还封堵了说卢旺达语的人在乌干达军队里的晋升渠道。1989年11月，穆塞韦尼撤除了鲁维格耶马的总司令和国防部长职位。鲁维格耶马是穆塞韦尼的挚友，也一直是说卢旺达语的人与乌干达政权关系的晴雨表。撤除鲁维格耶马职位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大。20世纪90年代初，鲁维格耶马有了新朋友。
1981—1986年，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被迫处于流亡状态。1987年，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在坎帕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表达了极其强烈的军事斗争愿望，并把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ese Patriotic Front，RPF）。卢旺达爱国阵线是一个具有进攻性的政治组织，致力于流亡者返回卢旺达的事业，主张在必要时展开军事斗争。 [60]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卢旺达流亡者中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人数较少的核心群体，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拿起枪杆，返回卢旺达。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努力毫无成效。 [61] 如今，卢旺达爱国阵线成立了，他们开始颇成气候了。
一些说卢旺达语的人以为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乌干达社会，但1982—1984年乌干达政府的打压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在加入全国抵抗军的斗争以及斗争胜利后，说卢旺达语的人在乌干达社会获得普遍承认，情势似乎有所缓解。一些说卢旺达语的年轻人认为，全国抵抗军完全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一种强制性的融入途径。 [62] 但是，鲁维格耶马遭到解职、“说卢旺达语的人的人口普查”的谣言，犹如梦魇再生。1969年、1983年，奥博特也曾经谈及“说卢旺达语的人的人口普查”。尽管在思想上有差异，但这些年轻的说卢旺达语的人的处境，类似于在种族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德国年轻人和中欧地区已经德国化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再相信所谓社会融合承诺，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去了以色列。鲁维格耶马（他对“返回”卢旺达从来没有太多兴趣）甚至也觉得，穆塞韦尼对说卢旺达语的人的态度已经冷淡了。这也是导致事情发生变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其他卢旺达散居者也主张展开军事斗争，而且态度日益激进。1988年8月，卢旺达难民世界大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通过关于“返还权”（Right of Return）的决定；卢旺达政府得知后，一如往常，依然无动于衷。1988年2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成立了一个卢旺达—乌干达联合委员会来调查乌干达境内的卢旺达难民问题。但是，这个委员会从未做过实质性工作。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小伙子们觉得，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确定了另一种行动路线，即全面渗入全国抵抗军的核心机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以调动全国抵抗军里一支数量不多但装备精良的说卢旺达语的人的力量，开赴卢旺达，进攻基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