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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殖民当局曾经把特定地区划拨给胡图人。对此，唯有教会方面在很早的时候表达过质疑。教会方面那时还没有决定要维护胡图人的利益。按照伊恩·林登（Ian Linden）博士的分析，后来成为卢旺达主教的克拉斯曾经对此有过反复思考。克拉斯发现，卢旺达不同族群是“分开劳动”的。于是，他一度想改变这一做法，但最终打了退堂鼓：
某些传教士似乎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胡图人，尤其是胡图族基督徒 [2] 翻身做主人……那样就会变得更好吗？图西人是酋长……政府不能一蹴而就，彻底改变卢旺达深层结构，否则会引发革命，而这正是所有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 [3]
就其所处时代而言，克拉斯主教所言不差。但是，1945年克拉斯主教去世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加以正确“引导”，“革命”也就不再像1912年时所认为的那样可怕，甚至教会也这么看。
卢旺达当时的变革，并不只是因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殖民地世界的新思潮的影响，也是比利时殖民当局早期采取的社会、行政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早前，比利时殖民当局确实没有预见到这些措施带来的的长期效应。比利时人把赋税等从山头上的家庭和世系剥离出来并转而强加到个人头上的做法，对卢旺达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不过，比利时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个人被迫成为独立的经济单元，这也迫使卢旺达人不得不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新改造过的乌布哈克制度以及旨在重塑“封建”社会结构的其他措施，也有同样大的冲击，即把属于社会等级体系下的集体关系转变为经济剥削制度下的个体关系。一位学者如此评论道：
因此，在卢旺达步入欧洲人统治的第四个十年之际，建立在亲缘集团合作基础上的三大制度，或转变为每个成年男性所承担的责任（乌布哈克制度、乌布雷特瓦劳役制度），或被彻底废除了[乌穆赫托制度（umuheto）]。 [4]
尽管新传统主义者（neo-traditionalist）在庇护体系（forms of clientship）中依然有很大的权力，但奇怪的是，其生活却越来越艰难。卢旺达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充满矛盾和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现金经济（cash economy）的发展，胡图人也从中有所获益。作为非货币经济（non-monetary economy）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有的庇护体系越来越过时了。就像所有革命在爆发前所呈现出来的典型特征一样，旧有压迫制度式微，且在文化上也日渐丧失合法性，但却显得越来越苛刻（通常是由穷途末路的“受益人”造成的）。正是在这种日益紧张的社会氛围中，教会开始支持胡图族反对派精英的发展壮大。教会早前就有此打算，只是没有这么做。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好几个因素共同促使教会又重新考虑这一立场。其中一个因素是，卢旺达教会逐渐摆脱了白人的控制。到1951年，卢旺达黑人神父和白人神父一样多。卢旺达本土神父几乎都是图西人，图西族精英（包括图西族神父）的立场很快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受过比胡图人更好的教育，且几乎垄断了殖民当局中的本土神职职位， [5] 图西贵族开始提出新思想：实现种族平等、摆脱殖民统治、可能的话实现自治。图西贵族充分意识到其社会地位并非永久稳固，也不能一直等着比利时人把权力转交给他们，因为图西贵族不希望在等待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出现变数。20世纪50年代初，殖民当局开始实行自由化措施，聪明的图西贵族对此加以利用。1952年7月14日，殖民当局颁布法令，要求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小酋长管辖地、酋长管辖地、省、国家）组建“选举委员会”。这项法令没有带来选举，但小酋长和酋长可以提名“合适的候选人”。胡图人甚至也被纳入“选举委员会”，而他们只是酋长的受庇护人，且要永远依附于酋长。因此，一些观察者认为，“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但主要是当权集团内部的分权，也就是说，是在图西人内部的分权”。 [6] 更准确的说法，这是“图西贵族内部”的分权。“图西小民”虽然相信他们具有其反复宣称的“种族优越性”，但比起在早前“传统重建”过程中获得的好处，他们在这次图西人权力提升的过程中所获的好处并不大。
教会中的欧洲人注意到，他们的权力正受到挑战，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挑战并不单单来自图西族精英（他们正是比利时人在过去三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反殖运动这一方面。在这三十年里，教会中的欧洲人——他们的社会、政治观念——的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伊尔特（Hirth）主教、克拉斯主教等卢旺达天主教会中的早期领导人，已经成为上层人士，政治立场非常保守，而且其他白人神职人员的政治立场也非常保守。但是，20世纪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神职人员渐渐被那些出身卑微的神职人员所取代。新一代的白人神职人员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乃至来自劳动阶层。其中，佛兰芒人（Flemish）越来越多，瓦隆人（Walloon）越来越多。新一代的白人神职人员不支持图西贵族，更认同受压迫的胡图人。
白人神职人员立场的变化、卢旺达教会内部的权力争夺、图西族精英对殖民统治秩序的不断挑战，共同导致教会的态度发生了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即不再支持图西族精英，转而支持胡图人从附属阶层崛起为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中产阶层。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意识到了，也为时已晚，因为时间所剩无几了。 [7] 独立近在咫尺，业已开启的变革在环境的压力下正在加速，而且民众的意识确实也跟不上社会变革的步伐，由此造成的落差最终酿成了悲剧。
教会中的欧洲人主导了卢旺达社会变革的进程。《信使杂志》（ kinyamateka ）成为教会的主要喉舌之一。在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胡图族“开化人”（évolué），即格雷瓜尔·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 [8] 的领导下，《信使杂志》成为卢旺达读者最多的刊物，发行量约为2.5万份。同时，“特拉菲普罗”（“Travail，fidélité，progrès”，意思是“劳动、忠诚、进步”，简称TRAFIPRO）咖啡合作社成立了，不但为胡图人提供了经济机会，而且还培养了处于权力之外的胡图族精英的领导能力。此时的胡图人意识到，他们已经从白人统治体系中的一个机构那里获得了支持。慢慢地，卢旺达各地的胡图人开始组织起来，组建集体安全协会、文化协会，并在新近臣服于殖民当局的北方准基加（quasi-Bakiga）氏族之间创建了一些组织。1957年3月，一个由9名胡图族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出版了一个名为《卢旺达本土种族问题中的社会因素分析》（ Notes on the Social Aspect of the Racial Native Problem in Rwanda ）的册子，也就是更为人所知的《胡图人宣言》（ Bahutu Manifesto ） [9] ，旨在影响即将抵达卢旺达的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调查团。《胡图人宣言》原来的标题有些大，用词也较为模糊，也表明这9名胡图族知识分子的分析框架并不成熟。然而，他们所陈述的实际情况，即胡图人在卢旺达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卑微而低下的地位，则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基本上是由一个种族（race）即图西人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的。在目前的环境下，图西人的垄断地位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社会领域……由于学校教育的实际限制，图西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垄断地位已经造成图西人在文化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即宣告深感绝望的胡图人永远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胡图人也致力于独立事业，但胡图人甚至都不知道自身在独立后会有何种处境。乌布哈克制度在法律上已经被废除了 [10] ，但由于图西人在诸多领域里占据垄断地位，乌布哈克制度只是转变为另一种更加严重的压迫形式而已。
这份宣言所用的“种族”（race）一词就是一个警钟。当然，这也是欧洲人多年来反复提及图西人源于中国西藏或古埃及的某个地方的“高贵入侵者”“优等种族”所造成的。然而，“种族”一词也揭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被卢旺达人普遍接受，胡图人现在已经使用“种族”来阐述卢旺达的社会政治问题。关于未来的立场，《胡图人宣言》强调并补充道：
至少就目前而言，为了监察这一种族的垄断地位，我们强烈反对在身份文件中去除“图西人”“胡图人”“特瓦人”的标签，否则就会抹杀现实，妨碍统计律法。
在这里，语言上的模糊性尤其突出。“种族”统计被设定为一种纲领，民主化的监视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配额民主”（Quota Democracy，独立后卢旺达土地法原则）的思想基础。
图西族精英对这些言论展开了防御性回应。1954年后，图西族精英开始公开回击，首当其冲的是普罗斯珀·布瓦纳库韦里（Prosper Bwanakweri）酋长等图西族自由派及其阿斯特里达青年团体。自由派人士都是接受过教育的图西族青年，出身显赫。他们不但赞同“进步思想”，还认为这些“进步思想”应该在卢旺达社会改革中予以贯彻。而且，他们反对殖民统治。1953年的假选举之后，在其管辖地区推进自由化改革的布瓦纳库韦里酋长成为国王的眼中钉。国王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颠覆分子，要求比利时人把他驱逐出境。最终，布瓦纳库韦里酋长被流放到基布耶（Kibuye）附近，其在政治上的边缘化遭遇表明，体制内改革是绝不可能的。
1958年5月，王廷贵族宣布，自尼金亚王朝先祖基瓜（Kigwa）通过武力降服胡图人以来，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就没有兄弟情谊可言。 [11] 于是，政治斗争转至非常抽象的思想争论，这些争论无法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卢旺达整体局势恶化了。1958年10月，约瑟夫·吉泰拉（Joseph Gitera，新崛起的胡图族领导人之一）要求佩蒂永主教废弃卡林加王鼓。卡林加王鼓是王权的象征，装饰有战败的胡图族国王的生殖器官，因此不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王廷的图西贵族对此强烈反对。
政党也很快建立起来了。1957年6月，卡伊班达率先建立了一个政党，即“胡图人社会运动”（Hutu Social Movement）。创立初期，“胡图人社会运动”活动极为有限，甚至只停留在呼吁上。1957年11月，胡图族商人约瑟夫·吉泰拉成立了“群众促进协会”（The Association pour la Promotion of the Masses，APROSOMA）。“群众促进协会”宣称其是一个基于阶级的政党，但党员几乎只有胡图人。吉泰拉是民粹主义者、蛊惑者、颇为神秘的基督徒，也是精神有点错乱的人。吉泰拉的政治招牌动作就是煽动民众。1959年8月，图西族保守派创建了“卢旺达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 Rwandaise，UNAR）。卢旺达民族联盟是一个坚定的保王派政党，对比利时人抱有敌意，主张卢旺达立即独立。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冷战背景下，卢旺达民族联盟获得了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中共产主义国家在经费和外交方面的支持。这一点并不出人所料，也不足为奇。但是，这种支持立即使得图西人与比利时当局的矛盾扩大了。最后一任比利时驻卢安达—乌隆迪的副总督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从那时起，殖民当局与图西族统治阶层在20世纪20年代所达成的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默契关系……荡然无存了，双方对此心照不宣。图西人想要获得国家独立。为了尽快实现独立，图西人蓄意破坏比利时人的举措，无论是在具体行政管理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面对大小酋长的阻碍和敌意，殖民当局的立场被迫强硬起来。要知道，我们和这些酋长已经合作这么多年了。 [12]
为了抗衡卢旺达民族联盟，比利时人解禁了布瓦纳库韦里酋长。1959年9月，布瓦纳库韦里创建了卢旺达民主联盟（the 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RADER）。卢旺达民主联盟，立场温和，但有诸多弊端，举步维艰。卢旺达民主联盟大体上是一个图西族政党：保王派蔑视它，且胡图人从不相信它的自由主义立场。此外，由于最初得到了比利时人的资助，卢旺达民主联盟一直备受指责，卢旺达人称之为殖民当局的政治工具。因此，布瓦纳库韦里酋长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处于边缘地位，图西族自由派的主张从来就没有机会传播开来。
同时，卡伊班达也改造了其所领导的力量。1959年10月，“胡图人社会运动”改组为卢旺达民主运动—胡图人解放运动（th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Movement Rwandais/Parti du Mouvement et de l’Emancipation Hutu，MDR-PARMEHUTU，简称卢旺达民主运动—帕梅胡图党或帕梅胡图党）。两个胡图族政党，即群众促进协会和帕梅胡图党，后来对卢旺达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两个政党各有不同的地方基础：群众促进协会的支持来自阿斯特里达地区，而帕梅胡图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吉塔拉马（Gitarama）和鲁亨盖里（Ruhengeri）。
1959年末，卢旺达局势非常紧张，以至于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会激发一场风暴。“革命”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1959年11月1日，帕梅胡图党的一名活跃分子，即胡图族小酋长多米尼克·姆博纽穆图瓦（Dominique Mbonyumutwa）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卢旺达民族联盟青年党员的袭击，身受重伤。姆博纽穆图瓦遭袭死亡的谣言就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胡图人开始聚集军队，攻击图西族酋长和卢旺达民族联盟的党员，乱斗随即展开，所动用的武器是长矛、棍棒、砍刀（ pangas ）等。许多图西人（包括贵族和平民）的房屋被烧毁。6日，国王和卢旺达民族联盟展开反击，组织突击队来反攻胡图人，尤其是“群众促进协会”的活跃分子。在他们看来，吉泰拉的言论富有煽动性，“群众促进协会”是最危险的一帮人。情势极其混乱。许多人认为，国王支持对图西人的袭击，因为国王要表现出公正的立场，而那些图西族酋长历来为非作歹，贪婪成性。后来，一些胡图人召集起国王的军队去攻击“群众促进协会”的党员。“群众促进协会”反对王权，其党员被视为罪人。“革命”后，比利时殖民当局极其偏袒胡图人，不干涉甚至允许他们去焚烧图西人的房屋。 [13] 为了添乱，山区的基加氏族袭击了北部的鲁本盖拉（Rubengera），其目的只是为了抢掠财物，却在袭击过程中杀了38人。直到11月14日，卢旺达社会秩序才大体上得以恢复。在1959年革命中，约有300人死亡，比利时殖民当局共计逮捕了1231人（919个图西人，312个胡图人）。
在平乱的过程中，盖伊·洛吉斯特（Guy Logiest）上校是个关键人物。受刚果公共武装（Congolese Force Publique）詹森斯（Janssens）将军的派遣，洛吉斯特于1959年11月4日抵达卢旺达。他在卢旺达待了3年，并在卢旺达政治中成为关键人物。在应对1959年革命问题上，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清楚明了：
我的一些助手认为，我单单镇压图西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并认为我正在带领卢旺达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卢旺达民主化前途渺茫，充满不确定因素……不，卢旺达到了危急关口。我们需要支持、保护卢旺达民众。我必须要完成我的使命。在进行选举、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要履行我的职责，这一点非常重要。25年后的今天，我自问，是什么促使我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案来处理问题？答案清楚无疑，我想支持卢旺达民众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又可以说，我想撕掉假面具，把本质上体现为压迫和不公正的贵族政治暴露于众。 [14]
比利时殖民当局最终还是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也就是克拉斯主教在1912年告诫殖民当局一定要避免的那种革命。不过，这确实又是一场奇特的“革命”。比利时殖民当局认为，他们一直扶植图西族精英，而图西族精英却背叛了他们，于是与图西族精英决裂了。如今，比利时殖民当局认为，图西族精英既是代表落后势力的传统主义者，又是具有革命倾向的共产主义者。比利时殖民当局当时的感受，与肯尼亚爆发“茅茅运动”（Mau Mau movement）后的英国殖民当局没有区别。后来称之为“社会革命”的这场暴乱，更像是卢旺达族群之间的一次权力转移。在“社会革命”爆发时，由于卢旺达经济在过去15年里经历了急剧变革，图西人和胡图人在1959年的平均经济收入较为接近，并没有出现大家所设想的那种“贵族化”现象。表2-1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调查到的收入情况（不包括政治人物）。
表2-1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卢旺达各族群家庭年均收入情况
胡图人中有“富人”，图西人中也有穷人。但是，以家庭年均收入来计算，“富裕”的胡图人不见得真富，而贫穷的图西人也不见得真穷。胡图人打着“多数民主统治”的旗号，图西人打着“立即独立”的旗号。其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之间的一场斗争，一方为教会培养起来的、处于权力之外的胡图族精英集团，另一方为比利时殖民当局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扶植、长期奉行新传统主义的图西族精英集团。新兴的胡图族领导人利用贫穷的胡图人去反对全体图西人。由于受到精心构建起来的“卢旺达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图西族穷人相信“优越种族”神话而站在图西族富人一边。其实，胡图人也正是因为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把图西族穷人和图西族酋长一样看待，而图西族穷人也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11月11日，即在混乱的中期，比利时人对殖民统治和卢旺达局势丧失了控制力，于是提出要让卢旺达实行自治。比利时或曰比利时在卢旺达的代理机构正在调整政策，但对未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1960年1月，洛吉斯特上校宣布：“迫于局势的压力，我们需要做出抉择。我们不能再坚持中立，处于被动了。”洛吉斯特上校如此说，也如此行动。卢旺达仍有零星的战斗，房屋还在遭到焚烧，而图西人受到的损失最大。布盖塞拉（Bugesera）地区的难民营有7000名难民，比温巴（Byumba）、吉塞尼（Gisenyi）、阿斯特里达，共有1.5万名流离失所者。西北部的暴力冲突最为严重。20世纪20年代，西北部的胡图人王国是反对比利时—图西族军队的最后堡垒，并非常痛恨跟图西人合作的南方胡图人（Banyanduga）。 [15] 在西北部，图西人极少。但是，那里的图西人却遭到最无情的驱赶。1960年初，殖民当局开始用胡图人来取代绝大多数图西族酋长。这些新任胡图族酋长立即在其掌控下的山头清算图西人，并导致大量卢旺达难民外逃。到1963年末，约有13万名卢旺达图西人逃往比属刚果、布隆迪、坦噶尼喀、乌干达。 [16]
1960年6月26日—7月30日，尽管局势尚未平稳，殖民当局还是在全境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选举。选举结果如下：
表2-2 1960年卢旺达选举中各党派的得票情况
选民投票率接近70%，但此次选举过程有些乱象。在一些选区，赢得胜利的帕梅胡图党有四五个互相竞争的提名人。酋长成为有名无实之人。后来，殖民当局废除了酋长制度。按照比利时模式，新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被称为区长（burgomaster），管辖229个行政区（commune）。在229个行政区中，只有19个行政区归图西人管辖，帕梅胡图党管辖160个行政区。1960年10月，洛吉斯特上校宣布：“革命已经结束了。”这倒也算恰如其分，似乎在说这次“革命”处于比利时人的操纵、控制之下，比利时人虽然阻挡不了革命的爆发，但可以宣告其结束。尽管殖民当局采取了措施，但冲突仍在发酵：10月14日、15日，一名当地警察和一个图西族流浪汉发生争执后，基宾戈（Kibingo）行政区有13个图西人遭到杀害，进而又引发了一轮流亡潮。不久，区长们就沿袭旧有的“封建”统治方式，按照图西人的做法培育胡图族追随者，其剥削程度与先前并无二致。
需要考虑的外部因素，也是唯一的外部因素，就是联合国托管理事会调查团的态度。受到联合国中来自第三世界的成员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它们大都站在东方阵营一边）的影响，联合国托管理事会调查团对卢旺达局势的发展非常不满。共产主义国家支持卢旺达民族联盟，因为该党坚决反对比利时人，也就是说，该党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 [17] 对于比利时人在卢安达—乌隆迪的统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ksjöld）也表示不满，并赞同联合国支持图西族政党的立场。1960年12月，联合国通过第1579号、第1580号决议，直接批评了比利时1959年11月以来在卢旺达所采取的措施。国际社会要求比利时促使卢旺达各族群实现和解，洛吉斯特上校称之为“完全无效之策”（perfectly useless）。 [18] 就那个时期而言，洛吉斯特上校的说法可能并不错。1961年1月，卢旺达族群和解会议在比利时奥斯坦德（Ostend）召开，会议无果而终，完全不出世人之所料。此后，为了防止联合国在卢旺达局势上进一步的“瞎指挥”，洛吉斯特、卡伊班达发动了一场“合法政变”。 [19] 1961年1月28日，他们召集区长和市政议员（共计3125人）到卡伊班达的出生地，即吉塔拉马参加一次紧急会议。在欢呼声中，“独立自主的卢旺达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此后数月内，联合国不得不接受卢旺达已经独立、理论上已经处于卢旺达人掌控下的事实。卢旺达仍然有零星的暴力活动：1961年9月至10月，阿斯特里达附近有150名图西人被杀，3000座房屋遭到焚毁，2.2万人流离失所。 [20] 新一批难民徒步逃往乌干达的难民营。1961年9月25日，卢旺达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帕梅胡图党获得70%的选票，卢旺达民族联盟获得17%的选票。在共计44个席位中，帕梅胡图党和卢旺达民族联盟分别占35席和7席。族群矛盾的隐患深埋了下来，一份联合国报告对此作出了冷峻的评论：
随着局势在最近18个月里的发展，卢旺达已经确立了一党（种族）专政……一种压迫制度为另一种压迫制度所取代……未来的某个时候，图西人可能会展开暴力反击。 [21]
图西人的暴力反击其实已经开始了。自1960年末以来，一些流亡在外的图西人[胡图人称之为“蟑螂”（ Inyenzi ）]所组建的小规模突击队，已经从乌干达展开了袭击。这些突击队战斗力低下。就战斗方式而言，突击队队员与其说是游击队战士，倒不如说是恐怖分子。他们显然并不担心这些袭击会招致卢旺达当局对图西族平民的报复。不过，洛吉斯特上校认为，1961年9月的选举“不是1959年11月革命诉求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卢旺达人民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 [22] 不幸的是，洛吉斯特上校并不是就卢旺达复杂局势而做出如此错误判断的最后一名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