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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是文化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
。所谓“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文本，也是人类学研究获取一手资料最首要的方式，直接决定了民族志书写的有效性，是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基础。
初期的人类学研究除了个别的异数，如美国遗传学之父摩尔根总是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以外，绝大部分人类学研究者依靠前人提供的民族志资料做文字研究。因为学者经常面对大量的文献资料，俯首书房案头，因此被称为“扶手椅里的人类学家”。这个阶段的人类学家，轻视实地调查，热衷于品读前人留下的民族志文献。其时大部分的人类学研究都建立在文献资料上，希望建构对全球文化整体宏观研究式的理论和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雷泽以文献的方式完成的有“人类学百科全书”之称的《金枝》。
人类学第一次获得新生是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学学者逐渐发现单纯的文献研究对学科发展限制重重。首先，已有的人类学民族志资料已被反复研究、引用，没有新意和价值挖掘潜力；其次，因为许多文字资料来源不明容易被研究者断章取义，无法佐证，导致深入研究陷入困境；最后，彼时的“初民社会”因为欧洲文明的不断介入，原初状态被逐渐改变，异民族文化正在不断消逝，正在消亡的文化亟待记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年青一代的人类学家纷纷走出书斋，走向遥远的异国他乡、奔向田野，特别是那些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世界角落，开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征程。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机构组织的综合调查队和热衷于长期扎根于异民族的人类学者构成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力。
19世纪以后的人类学鼓励人类学家走向田野，展开实地调查，收集、记录、整理人类文明的印记。弗雷泽曾在《金枝》序言中说道：以往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往往仅仅依靠读万卷书，但从19世纪开始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则向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他们还要行万里路，深入原始部落去一探究竟。
据考证，“田野工作”这个概念出自田野博物学领域，最早由美国动物学家哈登使用在人类学中。
对摄影机有着天然好感的哈登在1898年对托雷斯海峡的考察，就在田野工作中使用了电影记录。从这个意义上，19世纪末以后的田野考察和现代摄影摄像技术支持的影像记录技术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视觉手段运用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以说，影像记录的方式贯穿了现代田野工作始终。
最早从学科建设上对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进行发声的是有“现代人类学之父”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他对人类学欧洲学派热衷于建立宏观理论体系并不感兴趣，反而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脚踏实地地从具体研究做起，重视实证，积极融入民族地区生活，细致入微进行田野工作，完成民族志书写。博厄斯在1897—1902年，带领他的学生对北太平洋沿岸的土著民族展开了大面积的考察。这次考察，在对夸扣特尔（Kwakiutl）印第安人的研究中，这位自己掌握了12种土著人语言的人类学者要求学生对土著人的一切生活细节做事无巨细的记录，他要求学生要掌握当地语言，最好能够同吃同住，直接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访谈。考察期间，博厄斯使用当时最先进的16毫米电影机对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手工、游戏和舞蹈进行拍摄。这种“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语）的研究方法，强调深入田野观察的科学性和民族志书写的客观性，重视“文化深描”的作用。
体系化、规范化的田野工作和文化志的书写实践活动是由波兰裔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之父布洛尼斯拉夫·K.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开创的。他长期、持久的田野工作和经典的民族志专著成为后人们学习的典范。马林诺夫斯基是对博厄斯“田野考察派”的坚决拥护者和推动者。如果说博厄斯是因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在人类学中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代表性人物，那么马林诺夫斯基则是从学术规范上创建并践行田野调查方法论的第一人。在他看来，田野调查如果没有和民族志写作很好结合，或者田野调查的目的不是民族志写作，那么田野调查的实际意义也就严重削弱；反之亦然，不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学术价值必将大打折扣。
马林诺夫斯基于1914年开始了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美拉尼西亚一个小镇的实地调查，在此期间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20年。因为国籍所属问题，他在那里属于敌国公民，幸好他的老师哈登请自己的私人朋友，一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从中斡旋、提供了必要的经费、通行证和人身保护，为马林诺夫斯基这几年的田野工作大开方便之门。马林诺夫斯基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三次深入新几内亚进行调查，第一次他聘请了语言翻译，后面两次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当代原住民语言进行交流。这段珍贵的经历，奠定了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的工作方式和民族志写作范式。后来他将自己田野调查的经验写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年）的“导论”中，并确立“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至今仍是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圭臬。
马林诺夫斯基具有同时代其他学者所不具有的特殊优势，他将学术研究者和田野调查者的身份完美结合，最大限度地实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有效性。比如乃师哈登1898年率领哈佛探险队在托雷斯海峡周围对土著展开实地调查在当时已是人类学史上的一大壮举，这是第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田野调查。但是那次调查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翻译询问原住民问题的方式获得调查结果。这种方式对于一般性人类学问题的描述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复杂的文化情景和社会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的描述则显得严重不足。与之相比，马林诺夫斯基长达几年的深入田野，与原住民生活在一起，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里，学习原住民语言，和他们“亲密接触”，这样深切感知和长期体验获得的文化经验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对原住民语言的掌握之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书中做了对比，认为经过翻译而来的民族文化信息在翻译和转述的过程中，文化意义损失严重，而他直接与原住民的语言交流和记录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调查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细节都不放过，他认为每一个器物、用品在民族生活里都拥有一定的作用，扮演一定的功能，这些细小的功能累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因此文化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在这些微小器物、用品中发现“功能”的文化意义，从而深入这些文化的本质。因为对功能意义的强调和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重视，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主张后来被称为是现代人类学中的“文化功能学派”，对后世的人类学影响巨大。相较于传统的人类学热衷于建立宏观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功能学派重视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功能以及相互关系，因而得名。功能学派更注重对社会微观现象和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探析和解释。在其指导下，人类学学者对社会的微观现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相应地，实地调查（田野调查）也就成为人类学必要手段和重要研究方式。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倡导下，人类学家极其重视实地调查的过程，将其视为一切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和依据，他们毫无例外地亲身参与实地调查展开“参与式观察”，并将观察所得忠实地写成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将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观察、认识当地文化和居民社会生活状况作为田野工作的必要过程，提出影响后世视觉人类学深远的“参与观察法”，开启了人类学“科学民族志”时代。他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宣称：一个把土著人描绘成漫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视觉人类学学术规范主流，由参与式影像民族志担当。至少包含以下内容：首先，实地观察和调研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一般来说至少要有一年的实地调研和深入体验的过程，这一项也成为后世检验和论说人类学田野调查有效性的基础标准，即观察调研的时长至少达到最低限方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其次，参与式观察与体验的深度介入，要在土著部落安营扎寨，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要求参与式观察者能够运用当地语言，可以直接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和访谈，参与他们的节庆和仪式，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政治体系，深入介入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保证参与式观察的介入角度的多样性，既要有主位的观察，又要有客位的观察，方能确保田野调查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这些田野调查的标准和规范都是划时代的，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时至今日虽然在很多方面有更多的细化和变通，但依然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是人类学者普遍遵守的规约。
田野工作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田野”的概念也随着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有了改变和丰富。“田野”最初指初民社会、原住民所在地、远离现代文明的部落和地区。而现代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扩展到任何具有文化意义的场所，从热带丛林、极寒岛国、原始部落、人迹罕至的世界角落延伸到现代人的社区。 [5] 于是，“田野”可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任何一处，它不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段锦川拍摄的《八廓南街16号》，就是拍摄位于西藏拉萨八廓街的一处居委会。这里并不因为身处民族地区而具有特殊性，反而因为对处于边远地区的政府基层组织工作状况的呈现，因而具有代表性。
田野工作更是与视觉人类学密不可分。大卫·麦克道格（David MacDougall）认为，田野工作者可通过运用视觉媒介反思人类学所涉及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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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鲍江认为，田野工作在文字民族志和影像民族志中的意义不同，因此“人类学电影（影像民族志）是倒立的民族志。在文字民族志中，具体田野是手段，普遍理论是目的；在人类学电影中，普遍理论是手段，具体田野是目的。”
视觉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中的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