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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都经历剧变。欧美国家发起的自由解放运动对全世界形成波及，文化领域的质疑、反思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所有这些无不对身处其中的人类学产生震荡。自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表述危机”（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追溯原因，人类学的表述危机与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两次剧烈转向有直接关系，一次是“非理性转向”，另一次是“语言论转向”。第一次转向哲学从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向“有关世界本质认识的可能性”；第二次转向哲学由“有关世界的认识”转向“有关世界的表述”。
自20世纪初人类学学科框架和理论兼备后，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即是田野调查（fieldwork）基础上的文字民族志（written ethnography）的书写，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研究的文本也是重要手段。然而，这一主流研究范式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挑战。美国人类学家乔治·E.马库斯对人类学“世纪难题”的描述具有代表性：“整个20世纪60年代，甚至在此之前，出现了股针对主流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话语。……最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学自身无力提供本学科的元话语来定义《写文化》发表以来这些变化的特质，至少在美国情况如此。”
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和文字民族志此时都被认为无法承担人类学研究的重任，人类学因此陷入“表述危机”。
这场理论危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非欧洲传统文化（non-western culture）以及非其历史传承（historical context）的文化是否能在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得到如实的描绘。其二是在1967年发表了文化人类学著名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田野工作时的日记。这些日记披露了这位大师的一些非专业化的思想，特别是他在田野工作时的一些对其描写、研究对象的抱怨、蔑视等，引发了一场对文化人类学家职业伦理道德的旷日持久的争议。其三则源自由上面两种质疑而导致的根本性怀疑：鉴于上面引发的矛盾和误解，文化志的描写以及其研究方法到底能否阐释文化，它们在方法论上是否还有指导意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理论上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田野调查的有效性和文字民族志的真实性这两个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支柱都遭遇了根本性的质疑。美国人类学家G.D.伯里曼对当时人类学教授困境的描述也许颇能说明问题，他说：“我们当教师的处境可以比作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立志当牧师，孜孜不倦、刻苦读经、多年来经历寒窗苦读，正准备走出书斋大展拳脚向公众传经布道的时候，却发现每个人都已经变成无神论者了。”人类学亟待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来支撑和延续研究进程。
在克利福德·吉尔兹看来，文本不是符号和符号的累加，是以行动描写和展示的文化志，它是立体多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多种文本的综合体，而这些文本自身又是另外一些文本的综合体，人学家需要倾其所能地去阐释这些文本的本质。” [3] 对此，吉尔兹提出富有创建性的“深度描写”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原则。他认为笼统、抽象的概述和描写对人类学研究无益，只有深入研究民族文化现场，尊重“地方性知识”，承认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从文化本位出发去研究和描述文化行为，人类学研究方能打开新局面，解决“表述危机”。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现代人类学与现代录音、摄影、摄像、媒体科技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也许是历史的偶然，然而关注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不难发现正是影像技术的革命催生了视觉人类学的迅速成长，也有力地推进了现代人类学的进程。照相术和摄像机的介入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新的工具，以往文字民族志承担的人类学田野记录和文化事象的客观描述很快由活色生香的影像记录和表达填充。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其经典论文《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写道：“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
摄影术和摄像技术的发明和成熟，为影像民族志的书写提供技术支持，也为人类学的“表述危机”的化解提供可能，人类学纪录片的重要越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