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学的视觉转向：视觉人类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源于希腊文的Anthropos（人）和logia（研究、学科），意为关于“人的科学研究”。人类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人类学主要是对不同种族的起源、发展、流布的自然过程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中包含对各族人类体质结构和人种形成规律的探讨。广义人类学则包含更为广泛的外延，总体包含人的各种知识的总和；具体包括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层面：人类体质特征、文化起源、文化发展规律和状况、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文化民俗等。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研究内容划分，人类学至少包含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等；包含众多分支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总体而言，人类学是有关人的研究学科，它起源于对人类的了解、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一切为了人类服务。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对人类学的定义：“人类学是一群由探索人类起源而生的问题之总名。”

人类学的建立，在西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于19世纪以后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在致力于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中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摸索，逐渐形成了以人类社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和旨归，以田野调查为前提和基础，以民族志写作为方法和文本的人类学研究系统。

人类学形成的关键时期，莫过于15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初享社会发达的西方世界，有一部分人不甘于本土的安居乐业，开始对世界的另一端产生强烈兴趣。随着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地理大发现”的出现，欧洲许多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外扩张，主要形式是在其他地区和民族建立殖民地或开展异民族探险。“去远方”对狂飙突进的欧洲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受惠于殖民地带来的丰厚物质资源之余，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欧洲人对异民族的文化、习俗、历史、宗教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许多欧洲人看来，远在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异民族的“原初民”及他们的异域生活充满了魔力和奇妙想象。在尚未形成专门的人类学研究组织和学派之前，远赴海外的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地官员成为欧洲各国向母国传播异域少数民族信息的主要成员。

19世纪的西方世界，经历了知识的普及，社会自上而下普遍接受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进化的。而此时，欧洲以外不断被发现的殖民地原住民和他们似乎停留在人类“童年时代”的状态为欧洲学者进行人类进化和发展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对照样本，“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种种状态，某种意义上正是发达的欧洲“过去的样貌”，仿佛一个过去历史的当代再现。欧洲学者迫切地要对眼前珍贵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取样、研究，自此，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诞生。19世纪中叶起，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学会、民族学学会纷纷成立。

到目前为止，整个学界对于“人类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和意指并不统一。英美国家，极少使用民族学这一术语，人类学被细分为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分支。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以民族学指称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人类学实为体质人类学。在苏联，民族学专指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我国人类学研究受其影响，有着近似的学科定义）。总体而言，美英国家人类学体系中的文化（社会）人类学与欧陆国家习惯用法的民族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较为接近，在学术上统称为“文化社会学”。

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就是运用实地考察和田野工作的方法，对各民族文化和社会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的一种学问，它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人类种种行为，包括人类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以及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从中探索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规律。研究范围涉及人类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社会关系、文化艺术、宗教礼仪等方面。

视觉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理论建构与民族志实践遵循人类学的基本原则，以视觉手段介入，呈现、阐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人类学知识体系为主要目的。“文化”观念是人类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E.B.泰勒经典的文化定义为其提供注解：“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说，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按照美国文学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复合体，因此对源自人类创造的文化意义之网的研究，不应是实验室科学研究的方式，而应是以寻求意义为目的的阐释性研究。而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他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 且“所有的文化都是后天习得而非先天遗传的，在某一种文化中成长，我们便习得了这种文化，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过程称为濡化” 。按照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人类学“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 概括而言，人类学的核心是人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因此，视觉人类学是研究人和人类文化的视觉信息和视觉阐释学科。1996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对人类学的文化观念作了总结，并将“视觉人类学”正式列入“文化人类学”的范畴。

视觉人类学的兴盛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与照相术和电影的发明有直接关系，影像技术的现代化直接催化了视觉人类学。当然，视觉人类学并非出现于照相术和电影发明之后，当然也远不止照片和电影这些现代图像内容。正因为当代影像对视觉人类学的加持，视觉人类学自获得学科独立性后，便与影像民族志的创作形成了最密切的关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国际视觉人类学逐渐形成以影像民族志为主要方式的学术和实践系统。

有关“视觉人类学”的定义也经历了长期的讨论，这个过程是对视觉人类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明确的过程。

1986年出版的《人类学辞典》对“视觉人类学”的定义是：“视觉人类学是人类学学科中较新的一个领域。它专注于对人类行为在可视形象中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它包括艺术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应用人类学，如摄影和民族志影像等手段；文化的内在描述理论领域——主要用于研究社会和文化关系；以及视觉符号理论领域——它主要是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以及视觉符号学领域——它主要是研究比较文化的不同视野等。” ^[1] 该定义突出了人类学行为的“可视性”特征。

20世纪90年代末，视觉人类学家杰伊·鲁比（Jay Ruby）在《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中对视觉人类学给出了目前较为公认的定义：“视觉人类学是植根于‘文化是通过可视的系列符号来展示的’这样一个理念而成立的。……研究者应该能够通过他手中的影像器材来记录、捕捉文化资料以便分析和展现它们。” ^[2] 该定义强调，“可视性文化”框定了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边界。按照杰伊·鲁比的看法，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应该在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有关视觉表征的研究，包括人类的肢体运动、身体展示、面部动作和表情以及空间结构、雕塑造型、建筑构造及环境状况等方面；二是有关图像表达的研究，包括图画、照片、电视、电影等一切影像构成；三是有关影像知识表达，及有关影像媒介产生的一切人类的知识交换和生成。

从处于主流的若干关于“视觉人类学”定义来看，视觉人类学遵从人类学的基本原则，以研究“人”为主体的学科，这一点无可争议。不同意见主要在于影像在视觉人类学中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仅限于摄影机和摄像机的工具性，还是另有其意。

让我们从源头寻找答案。“visual anthropology”一词译介至国内时，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翻译，时而是“视觉人类学”，时而是“影视人类学”，且用法和意指也不统一。学者张江华认为影视人类学是“通过影视手段将人类的文化记录下来，并对影片内容和拍摄规律加以理论研究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 庄孔韶在《人类学通论》中概括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 他说：“在视觉人类学的范围界定中，凡是借用摄像、摄影或者电视摄制等影像手段来记录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通过视觉符号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方法来进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事实研究，并由此来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行为，都可以归入视觉人类学中的影视人类学范畴。”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定义强调影视手段对视觉人类学的重要性，倾向于“影视人类学”的表述。

鲍江将visual anthropology 译为“视觉人类学”，认为其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影视、图片、绘画、书法等所有视觉表达领域，以及不同文化的视觉认知方式” 。华裔人类学者王海龙也倾向于“视觉人类学”的表述，认为视觉人类学历史久远，远非现代性事件。在承认人类文化现代影视技术记录和表达的重要性之外，他认为人类的视觉文化的历史远在影视技术诞生之前便产生。换言之，视觉人类学的视域不应限制于摄影、电影诞生以后的人类历史，而是应该将时间上推至人类视觉表现力丰富的史前文明时期，在他看来视觉人类学不应忽视对“史前学和原始物化的视觉资料”的研究。按照王海龙早期的观点，视觉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视域建立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形象的研究，包括人类学对原始艺术、艺术家、土著的手工艺品和手工制造物的研究。除了研究物质产品外，通过形象研究来观照其文化内涵是更为重要的任务。此外，通过图像的上下文背景来研究其文化价值也是其重要目的。最后，使用研究图像和媒体文化分析的手法来研究民族精神也是视觉人类学重要的研究趋势。二是对摄影民族志的研究。随着视觉时代的到来，摄影民族志不再只承担人类学研究资料收集和田野笔记的功能，而是越来越成为被视觉人类学重视的独立研究对象。特别是，摄影民族志与现代传媒以及广告设计等结合起来在整个世界范围日益流通。视觉时代，视觉人类学无所不在。三是对人类学电影（影像民族志）的研究。人类学电影参与过早期的人类学“文化抢险”计划，后来和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结合，是视觉人类学发展较为成熟且空间巨大的一部分。它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学结合，对普罗大众形成影响；它还与各国的故事片结合，从事跨文化研究国民性的工作。

学者邓启耀针对“视觉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的争论，采取折中态度，认为视觉人类学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上作不同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视觉人类学可以理解为“影视人类学”，主要指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者人类学文化内容及观念，是民族志或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报告文本或研究方式之一；广义的视觉人类学，既包括通过摄影、摄像、电视、数字成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或文化人类学事实进行拍摄和研究，也包括对人类自远古到新媒体时代的所有群体性图像信息。 除此以外，有关人类的视觉表达和视觉形态都应包含其中，如影视作品、广告、电子游戏、动漫、图像新闻、多媒体、建筑、服装设计、城市建设乃至医学、教育学、社会学、太空研究等，视觉人类学在人类存在的各个层面都有非凡的呈现，即一切“可视性文化表征”。

鉴于日常表达和学术用语中“视觉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经常混用的状况，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关界定。从字面意义而言，“视觉人类学”广泛包含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嬗变和与视觉有关的人类学文本的全面研究，以及运用视觉影像方式的人类学研究形态。“影视人类学”则更关注以动态影像（主要指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人类学的理念和内容。就实际情况而言，两者存在明显区别。

其一，“视觉”“visual”的本义更切近“可视的”“见到的”“可以看见的”和“形象化的”，“影视”则主要指涉摄影和摄像（照片和电影），显然的，“视觉”所包含的视觉范畴要远远广于“影视”。

其二，就人类学研究的“影视材料”而言，“视觉人类学”包括一切以影视形式表达的文化形态，包括以影视形式专门拍摄的记录影像，同时也包括富含人类学意义和阐释价值的影视作品，在人类学研究的原则下，侧重的是影视资料的“视觉性”；而“影视人类学”则主要指涉以影视形式专门拍摄的记录影像，侧重影视资料的“工具性”。

其三，从学科归属上讲，影视人类学应是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分支，主要是当代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对应语意上更近于“video anthropology”。

因此，本书采用“视觉人类学”的概念，指涉包含“影视人类学”在内的广义概念，但不排除在部分引用的时候，与本书采用与“视觉人类学”相同或接近概念的“影视人类学”字眼的出现。

所谓的“人类学的视觉转向”，当代民族志书写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从民族志书写文本上，由文字民族志向影像民族志的转向；二是从民族志书写任务上，由文献影像向民族志影像的迁徙。这种明显的“视觉转向”深刻反映了当代人类学理论范式和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化。

因此，当代视觉人类学研究，更应该对多元文化的嬗变和发展给予关注，时刻考察当代影视传媒介质变革引发的媒介革命和视觉文化传播的价值更迭，研究不同文化传统和族群视觉认知及其视觉表达的差异：

1.对图像、照片、电影等以生动影像、形象、符号等视觉形式存在的文化符码，进行视觉解码。

2.通过影像记录文化现场和文化事象，充分发挥影像的技术优势和对场景细节和过程的记录功能。

3.研究影像的文化建构意义。视觉图像、影像与时代变革有着紧密的关联，图像传达出的不仅是有关现实的景观，更是景观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无疑，视觉体系参与了认知世界和文化意义的知识系统的建立。视觉人类学终究不应停留在对视觉符号的研究，而是，探究由视觉符号和表述系统共同构建的文化系统即其间的人的状态。

总体而言，视觉人类学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分支出现在人类学历程中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其理论定性并引起广泛关注在西方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相较于整个人类的视觉历史则更是年轻的学科；然而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有着和人类几乎同样漫长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史前史，人类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以最生动、直白的图像的方式记录和表达所思、所感、所惑、所得，从这个角度理解，视觉人类学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可以肯定的是，整个人类历史积累了浩瀚的人类学视觉遗产，同时快速发展的影像技术和手段参与人类学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视觉人类学是一门任重而道远的学科。 YI96WkNOX21msMNEHp/Wlzg6qCSGF/9vxb71j16B8Baf5b567CAL5Ef5DcObc9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