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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进步？衡量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如今，过着西式生活的日本人学习西方思想，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生活俭朴的日本民众无欲无求，相比之下，西方总是欲壑难填，有人据此认定，日本比西方更文明。
日本迅速抛弃了原有思维模式并以西方舶来品取而代之，究竟是得是失？人们常将快乐作为评判标准。不过在我看来，这是误导，即使这一标准多少存在合理之处，但它十分模糊。快乐标准论的拥护者坚称，来自新形势的压力正在剥夺日本人过往的快乐。毫无疑问，在西式生活袭来之前，“旧藩时代”的民众简单又淳朴，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依靠大名恩惠，武士生活平静安逸，至少不用操心柴米油盐，也无需辛苦劳作。他们子承父业、代代相继，属于特定阶层；即便大名的生活相对奢靡，他们也从未像近代欧洲、美洲存在巨大的阶级差距。一般来说只要有粮食，民众就有吃的。集体主义在当时的日本普遍存在，特别重视宗族观念，因此并无极度贫困的日本民众。
假如探究止步于此，那么可以说，日本已经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顶峰。但随着探索的继续深入，我们发现祥和、安定的普通民众阶层也伴有诸多不良特征。首先，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武士阶级的专横。关于武士肆意妄为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手无寸铁之人一旦冒犯了武士，哪怕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招致报复。乞丐、农民会被无情砍杀，而武士杀人有时不过是为了试刀而已。曾经，有人跟我这样描述日本史：“武士砍下民众的脑袋就像切萝卜（daikon）般稀松平常。”过去，我常向日本朋友请教，就算新形势下生活日益困难，日本是否愿意回归传统？无人予我肯定答复。追问下，我发现享受过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民族绝不会再次屈服于严刑峻法、乖戾专制，而他们否定的底气正是源于一视同仁的律法。
但是，日本人未被西化的显著特征又是他们在上级、长官面前的谄媚态度。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的统治者让臣民心生恐惧。无论何时，皇族出现，平民必须听从命令、伏地叩拜、以示敬意。如若不然，皇族随侍将其立即处死，以示惩戒。第一次做客熊本的我惊奇地发现，只要途中遇见骑马进城的农民，他们无一例外停下马、解下头巾，若无他物，便会摘下眼镜，以示尊敬。一旦有人知晓我的传教士身份，无论在哪里，举止又会变成粗鲁的瞪视。西人很难理解这种伴随古代政体发展而来、极为跋扈又谄媚的态度。不过，区分平民天生谦逊以及武士刻意顺从倒是相对容易。
日本旧体制的另一特点在于民众生活的空虚。教育资源只限于为数不多的武士阶级。即便如此，武士接受到的教育也非全面，所学内容大多限于中华典籍。虽有寺庙设立的私塾，但民众多不会读写，只有贵族才会，再加上过去的日本没有出行自由，只有上过战场抑或出差之人才有遇见其他氏族的机会，这导致广大民众的思想局限于狭小世界。总之，日本民众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武士阶级拥有更大的自由。当我们将近代日本报纸杂志所呈现的思想与西方相较的话，日本古代生活未免过于贫乏！
旧日本的第三个特征与女性境遇有关。对日本过往的赞颂者似乎刻意忘记劳苦大众的存在。与其他东方国家相比，日本女性尽管享有更大的自由，但在赋权方面处处设限。“女人是男性玩物”的观点在如今的日本依然存在。几百年来，“女性唯一的职责是为男人生儿育女”。这一主流思想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同样生而为人的女性具备独立意志和人生价值的观点尚未获得共识。“凡是宽厚的欧洲人都会对日本女性一直以来的遭遇感到痛心……日本女性的命运可以归结为‘三从’：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时至今日，日本最尊贵的公爵夫人或侯爵夫人依然要为她们的丈夫做牛做马。她们尽心事奉，哪怕丈夫外出寻欢作乐，也要在厅堂中鞠躬送行。”
日本著名儒学家贝原益轩
所著的《女大学》（
The Greater Learning for Women）
以女性责任为主题，总结了日本社会的普遍看法。200多年来，此书一直是日本规训女子的教科书。它要求妻子敬顺丈夫、曲从公婆、和睦姻亲。这在任何一位拥有自尊心的西方女性眼中都是难以容忍的。请允许我援引下面一段话，证明此观点。
“夫君是天，女子要时刻谨记敬顺丈夫，免受打骂。”“未经父母或媒人允许，女子不得交友或与他人亲近。女子须舍生忘死、坚如磐石、恪守礼节。”“女子本无主，丈夫则为主。敬奉之、尊崇之，不可轻薄怠慢。女子终身当温良恭顺 …… 丈夫有令，妻当从之 …… 丈夫一怒，妻惧而顺之。”
在上述教条中，无一词汇包含爱意。对西人来讲，英语中最甜美之词，家庭幸福的基础，夫妻子嗣之间的羁绊——“爱”在这部日本女性行为指南中从未出现。
即使如今，离婚在日本社会也是平常之事。据孔子所言，离婚有七出之律：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简言之，一旦男人厌倦妻子，便可与之离婚。
倘若《女大学》反复强调丈夫对妻子、岳父、岳母的责任就像妻子对丈夫、父母责任的话，那么此书也未必漏洞百出。但事实远非如此，在日本，女性几乎毫无权利可言，她们却以惊人的耐力忍受命运的不公。基于几个世纪日本男性几近残暴的虐待，日本女性已经摸索出一套极为迷人、耐心且谦逊的行为举止。在这一方面，其他诸国女性无法匹敌。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一位懂得爱与家庭意义的欧洲人会认为这是种幸福。在日本，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选择离婚，想到这一点难免令人心痛。这还不包括试婚后分居的男女。此外，上述比例未曾考虑上层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妾室。因为有了妾室，离婚变得多余。
不过，我不认为日本古代女性的境遇都是悲惨的，也不乏快乐甚至幸福的家庭，许多夫妻之间也有爱意萦绕。但总的来说，日本女性地位低下、缺少权利
、依附男性、生存艰难，这些都需改进。
上述古代日本的三大特征让我们对何为进步有了大致了解。可以说，真正的进步在于缓慢但不间断的社会结构转型当中。这种转型在确保自身结构更加紧密的同时，也为所有个体创造了机遇，让他们最终获得自由、富足、充实的人生，并且日益激发自身的潜力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步正是不断成长的社会结构，它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给予这个社会更加丰富的色彩。而这种无关浅薄的色彩又关乎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普遍发展：男性和女性都拥有不可估量的潜能，开发这些潜能需要一定的自由、责任与关怀。此外，养成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元素还包括智育和视野。长远来看，这些都会为未开化的男性与女性带来更为持久的欢乐。
当幸福成为主要目标的时候，西化的日本是否进步的问题便难以解答，因为孩童（古代日本）的快乐与成年人（近代日本）的快乐全然不同，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的孩子都会发笑，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我认为，这种无知的快乐正是绝大多数古人的快乐。他们的快乐在于无知、简朴而落后的生活。他们习惯了暴政，却从未想过反抗。他们熟知苦难，却不被触动。被斩首的尸体，受酷刑的囚犯，独断专行的丈夫，奴颜婢膝的平民，颐指气使的统治者，辛苦劳作与黯淡无光的生存前景都太过寻常，以至于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煎熬着的民众未曾尝试逃离。
间或有贤明、刚正的统治者以公义治国，但这些人也只是例外。他们是个体，而非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体系。能否由这样的人治国也是概率事件，因为人们做梦都没想到自身会有任何选举、发言的机会。日本社会结构从来受军国主义影响的。即便在最仁慈的君主治下，对定罪囚犯乃至所有嫌疑人施以酷刑是惯有之事。有的当权者可能树立良好榜样，但他们不会改变社会体制。他们所占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包括生活其上无法寻得更好归宿的劳苦民众。即便这些人不算奴隶，他们也是农奴。这种社会体制无法提升民众的教育水平与生活水准，抑或加强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在这一时代，人类的快乐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内心的麻木和对苦难的漠视。悲苦哀恸，人皆自渡。这样的社会群体本身亦不会怜悯苦难之人。他们将麻风病人赶出家门任其流浪，使其靠陌生人的施舍过活。如此野蛮的风俗时至今日未曾断绝。曾听说“日本人极度厌恶疾病，旅行者常因饥渴或疾病死于路旁，主人将身染顽疾、一贫如洗的仆人扔出家门。”无情的抛弃比比皆是，以至于日本政府一度发布公告，禁止上述行为，因为“每当暴发传染病，死伤无数。”在日本，七个“秽多（Eta）”
才抵得上一个平民，乞丐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人。
因此需要注意，那些大谈特谈古代日本幸福生活之人犯了大错。他们忽略了生活中所有可悲的本质，只关注到普通百姓像孩子般天真甚至幼稚的快活，误认为过去比现在美好。他们同样忽视了当今时代的深刻幸福与普遍繁荣。贸易、商业、制造、旅行、报刊的互联互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富裕。人的权益得到保障，民众拥有了财产、人权与自由。即便一些事物带来了责任、义务和焦虑，但依旧让生活更有价值，也更加愉快。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有人在我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要抛弃现在、重返过去生活的意愿。
因此，我要尽可能郑重地强调，进步本身并不轻松、纯粹，也不与民族统一、政治集权有关；进步问题在于如何调整社会结构，如何让人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进步的标准又在于个体人格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只有人格的完善才是进步的唯一标准与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