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概况

《古事记》（ Kojiki） 和《日本书纪》（ Nihongi） 当中有多少故事可信，依旧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但可以肯定，日本早期历史颇具神话色彩，这些神话主要源自三个地区：南部的九州（Kyushu）、中东部的大和（Yamato）以及中西部的出云（Izumo）。上述两部神话记录了日本南部诸神后裔征服日本中东部与中西部的故事。据推测，这三个地区反映了日本三次移民浪潮，也正是这三次移民潮将今天的大和祖先带到了这些海岸。但还有种假设：移居后，三方彼此孤立，只在长期繁衍、扩大疆域后，冲突开始发生。

尽管日本早期的记载颇具神话色彩，但据考证，祖先是来自日本西部、南部的统治者，他们驱逐了中东部的原住民并逐步占领整片土地。近代日本人的外表、语言也足以证明其祖先并非同根同源。学者还追溯到日本人是马来人、蒙古人、乌拉尔-阿尔泰人的混合人种。这些民族的早期交融是否与日本人极强的适应性有关，仍待深入探究。

距今虽无可靠记载，但原始部落冲突的确促进了民族交融。征服者在胜利后建立联盟，推动语言、习俗、思想的发展，最终实现各部落社会与精神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意识又在与北部阿伊努人（the Ainu）的长期斗争中得到强化，直至18世纪，阿伊努人才被征服。

有记载的日本正史始于公元5—6世纪。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各个部落开始融合，但部落与宗族之间的争斗接连不断。战争延续了数十年甚至长达数百年之久。这说明日本借助通婚，吸纳朝鲜传播而来的中、印文明，以及名义上承认天皇为神授统治者等方式，经较长时间才使得宗族与文明空前一致。但从现代意义上讲，此刻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不过，数百年与阿伊努人的战争极大影响了日本政体。公元883年，幕府时代（Shogunate）来临，抵御阿伊努人的首领由天皇任命，封号“征夷大将军（The Barbarian-expelling Generalissimo）”。随着权力的扩大，几个世纪后的幕府已然篡夺了日本政权。

至于中国汉字、文学与儒家思想很可能在公元元年前后经朝鲜传入日本。日本已知最古老的著作（由汉字撰写）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在这一时期，佛教首次传入日本，直至公元9—10世纪，神道教（Shinto）以及日本一众神明被纳入日本佛教体系。自此，佛教成为日本普罗大众信奉的宗教。至今在日本境内，雄伟的寺庙、祷念的僧尼以及盛大的佛教仪式随处可见。

在公元后的几百年间，日本与邻国的交往展现了自身善于借鉴、活学活用的特质。这些特质在近代亦体现明显。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遥遥领先的华夏文明对日本文明的成长与发展无异于灭顶之灾。当时，日本因无法解决思想与物质生活中的困境，全盘接受了来自中国与朝鲜的文明成果，最终致使自身发展停滞不前。日本宗教也深受佛教影响，甚至千年后依然毫无寸进。事实上，区别与界定日本宗教与外来宗教不过是最近之事，这还归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如今，多数日本人也不知晓日本宗教的源头。

过早接触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作品同样抑制了日本语言与文学的发展。为了满足思想与文明的发展需要，日本迅速引入汉语，这一举措不仅阻碍日语自身发展，也让近代日语成为日本语和日化汉语的杂合体。同样，日本哲学依赖于中国和印度精妙高深的哲学体系。

自正史以来，日本政府本质上是封建政府。权势宗族为争夺领导权互相倾轧，日本政治史亦围绕这些宗族的命运展开。虽然天皇一脉从未断绝，但很少掌控实权。

15—16世纪，日本开始向外扩张，掠夺中国海岸并将其势力南扩至暹罗，在1592年大举入侵朝鲜，这看似是日本成为世界列强的开端，但当时的日本由强大、精明的德川家族（Tokugawa family）掌控，该家族和平发展与自给自足的政策导致这一梦想无法快速实现。

德川家族上台后，对日本社会进行系列改革。首先，西方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人和传教士被逐出日本。自由发展了50余年已浸染日本宗教体系的基督教（罗马天主教）被连根拔起。其次，禁止国外旅行与外贸活动。儒家思想中的朱学被纳为日本官学，教化民众。自此建立的日本封建制度，其内在等级森严，民众各居其位，难以阶级逾越。在德川家族统治时期，封建充分发展并延续250余年。至于欧洲有哪个国家如日本长期而彻底地实行封建统治，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一阶段，没有任何国家干扰日本社会，除了每年固定的3艘荷兰商船、偶尔偏航的船只以及被迫迁往长崎岛居住的15—20名荷兰人外，日本与外界再无任何往来。

普通游客甚至日本民众对德川家族统治到19世纪中叶的这段历史也知之甚少，直至1854年，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 准将率军轰开日本国门，日本随后的变化都可归咎于外国施压。有趣的是，佩里并不了解当时的日本学者努力削弱德川幕府的权威，拥护已为傀儡的天皇一脉。

作为驻日传教士，我对日本人实质的精神与道德水平不甚了解。身披笨重铠甲，手持老式火枪的日本人极易辨别，西人会轻易得出日本人尚未开化的论断。我们无法得知日本人或者他国之人精通日语以及日本思想体系需要怎样的智力。但在日本人眼中，西人同样怪诞野蛮。他们用“不洁”“狗”“红毛怪”等词汇描述西人，西方同样将日本人视为一群智力不高的蛮人。

当时的日本无需过多描述。毫无对外贸易的日本也能自给自足，只不过船小、路窄；教育只限“封建领主”大名（daimyo）与武士（samurai）阶级；宗族互访受限；儒家思想作为唯一道德标准。自17世纪初，被视为“邪道”的基督教被明令禁止。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极为神圣，外国人到此会玷污日本，又被视为疾病之源。与中国相仿，日本的教育只限于日本典籍，而对于数学、通史、科学一概不知。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将枪炮、火药带入日本，日本未加改进。至于造船术，19世纪中叶与16世纪中叶相差无几，甚至一些方面还不如16世纪先进。随着9—10世纪佛教的传入，日本建筑得到极大发展，但此后未有任何实质性进步。

与进步甚微的外交与工业相比，日本在其他方面确实存在发展。“元和偃武（the great peace）”时期的学者辈出，日本文化更加普及，教育受到重视。但堕落的僧侣生活遭到谴责，日本人试图复兴“心学”这一儒家流派改变日本。同时，绘画与手工的非凡成就也让如今的日本匠人、画家相形见绌。

事实上，日本旧有政体与秩序得以延续有着多重原因：无外敌侵扰让日本保留部族性质的社会组织结构；自然环境多山，交流方式原始而缓慢；无中央集权观念。此外，日本强调对上级、祖先的绝对服从，上述种种基本扼杀了个人创新的可能性。故此，日本缺失了自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个人发展。

曾经的日本似乎要拒绝一切外来事物，但新日本恰恰相反。为何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严厉打压了个人发展，迫使反对之声日渐高涨。其次，幕府不仅禁止基督教，还禁绝宗教、哲学与政治上的一切独立思想。若有异议，不仅成为异端邪说，还被视作谋逆不忠。通过专制，德川幕府实现了长达两百余年的和平统治，但近千年来的日本，部落与宗族激烈斗争、宿怨不断，其和平状态实则是以个人思想与行动自由为代价的。德川幕府逐渐引发能人志士的反对。强大的压迫让他们开始对自身的思想与历史进行反思。事实上，他们的精力也无处发泄。在研究过往并将结果与现实相较后，18世纪的日本学者逐渐意识到，德川家族正行使着从未被正式授予的权力：天皇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傀儡，操纵他的家族不仅夺取了军权，也将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职能揽入囊中。

上述观点最初由学者秘密提出，后逐渐渗透到其他阶级，并被日本文化素养较高的军事阶级——武士接受。他们的反抗情绪由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激起，与忠君情感自然联结。不过西人很难理解忠君的全部意义。几个世纪以来，效忠天皇被视为美德。根据日本通俗史记载，无人敢违逆天皇的旨意，除非反抗当权派而起义。但是，每次起义又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号，实则是清君侧、夺皇权。当学者们宣称德川幕府谋权篡位，天皇被剥夺应有权力时，日本民众找到了宣泄口，忠君爱国之情也由此激发。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无外国干涉，德川幕府也会被推翻，天皇统治亦会恢复。但西方侵略加速了日本国家的内部变革。至于这种外部影响发挥到怎样的程度，我们有必要深入厘清。

谈判期间，佩里准将误以为自己在与日本政府交涉，后来得知德川幕府签约并未得到天皇授权。德川幕府与各大臣、宗族虽希望将西人逐出日本，但有心无力。反倒让宗族认为德川幕府背叛了国家，于是，他们积极抵御外敌，也极力反对幕府。美国人要求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履行条约，由于宗族的阻挠，德川幕府未能履约。而当宗族要求废除条约，驱逐那些令人憎恨的西人，德川幕府又无能为力。结果导致西人与宗族仆从——武士发生多次严重冲突。竭力保护西人的幕府只能在无可逃避的情况下履行条约，但它无法控制早已叛变的宗族。几名西人被杀，接踵而来的是严厉的报复——西方炮舰两次轰炸日本城镇。上述事件让日本整个军事阶级明白，单靠个人或者地区势力无法反抗西人。救国的第一步是统一日本。短暂的挣扎后，德川幕府于1867—1868年被推翻，天皇大赦、日本一统。

推翻幕府统治，终结封建统治下的宗族、领主与世袭制度，在真正民族统一的基础上，确立中央集权、君主集权，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人的刺激。他们迫使日本形成前所未有由首脑直接联系与掌控的民族统一体。天皇即位，日本也迎来了近代历史新纪元，史称“明治（Meiji）”，即“开明的统治”。

甫一成立的新政府却同样发现了自身在外交上陷入两难困境。西方坚持签订条约，天皇须完全接受。天皇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对西人动武必然失败。但西方思想可用来实现国家与政治的统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的《代议制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很早被译成日语，有识之士争相阅读。其结果导致封建制度分崩离析，新思想被迅速接纳，日本随即制定宪法，成立了地方议会和国会。在此意义上，西方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实践让日本产生了思想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日本的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西方向日本施压并输出政治理念同时，日本也在实施这些理念并竭力获得各类资本：蒸汽船、邮电、印刷机、大众教育和现代海陆军队。假如没有上述资本，日本迅速转型将是一项极为漫长、艰巨的任务。相对于地方势力，上述事物赋予了中央政府无与伦比的优势。现在，与多个地区的便捷沟通帮助中央政府迅速制定政策并有效执行。天皇政府凭借此类工具，再度掌握了国家实权。

于是，我们便为历史上惊为天人的国家改变找到了答案。如今的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与过往大相径庭，令人费解。但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的话，有助于消除固有印象。

日本新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如果“驱逐西人日前无法实现，也不可取。我们需要了解西方力量的源泉，要学习西方的语言与科学，弄清蒸汽船和战舰的制造。须勘破西人的一切秘密，而后方能毫不费力地将西人赶走。因此，将他们的活动范围谨慎地限制在通商口岸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

这一国策迅速获得日本全民的支持。其中的缘由令他国难以理解：若这一政策由德川幕府制定，必然不会被广泛接受。政策一旦代表了天皇意志，在忠君与爱国精神盛行的日本，民众便无条件地接受。此现象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在明治元年（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道法令，最后两条如下：

古老、原始的习俗将由永恒的宇宙法则 替代。

寻求世界各地最先进的知识，增进帝国的福祉。

日本得以培养人才、得以发生改变皆得益于此政策。每年，日本派遣数百名青年出国学习，并将西方权力与财富的秘密带回日本。日本随后修建公路、铁路、邮政、电报，兴建公立学校、学院以及一所由外籍教师组成讲授西方科学、历史和语言的大学；创办各类日报、周报、月报、杂志；建造工厂、码头和船坞；促进国内外贸易；成立代议制政府。总之，这些都是日本明治初期政策施行的成果，用武力驱逐西人在当时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改为智取，便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果。

之后的日本国策与其说是为了留住西人，倒不如视作师夷长技以除夷。日本教育和工业的诸多方面都能证明，这是日本的一贯策略。西人无法在日本私企或者政府部门任职终身。西人的用处不在于他能够做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教什么。一旦日本人能够胜任西人的工作，后者将被抛弃。

本书的宗旨并非是对新日本的成就进行事无巨细的统计，亨利·诺曼 所著《真实的日本：当代日本礼仪、道德、行政与政治研究》（ The Real Jap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Manners,Morals,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斯塔福德·兰塞姆 的《转型中的日本：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人的进步、政策和方法比较研究》（ Japan in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gress,Policy and Methods of the Japanese Since their War with China） 和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 的《日本：国家、法院与民众》（ Japan: Country,Court and People） 中的相关资料早已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认识到日本已完全抛弃，或者彻底改变自身古老而独特的东方文明外部特征，并用西方文明取而代之，这便足够了。现在，日本政府不再专制、独裁、世袭，采用宪政和代议制。市级、省级、国家级立法议会成立且运作良好。封建旧俗由编纂完善的成文法取代，刑讯逼供亦被废除。全面西化的陆军和高效的海军世人瞩目。过往少数人享有且仅限于中国典籍的教育体系已被大众教育取代。目前，日本的公立学校超过3 万所，教师约10万名（包括4278名女教师），招收超过450万名学生（女学生超过150万）；据说日本另需3万名老师。学校宿舍资源紧张，全国初高中因宿舍不足而拒绝了将近一半的入学申请。

封建下的闭关、自守和压迫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出行、言论和出版自由。报纸、杂志和书籍发行量惊人。每年有20家发行量百万份的日报，其中两家报社的发行量更是高达2400万份和2100万份。

由宪法保障、法院落实的人身、政治和宗教自由历经20多年已基本实现。中医大多被西医取代，不过部分日本民众依然钟爱中医。天皇政府在所有公共事务中遵循西方卫生原则，因此国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口增速惊人。1872年，日本人口为3300万，1898年达到4500万。明治之前寥若晨星的肉铺已遍及全国，曾经作为奢侈品的大米成为必备主食。

邮政、电报相当完备。除偏远山区外，公路、铁路取代了旧式人行道。所有城镇均建立各式工厂。1864年仅有34家商业公司和银行的日本，如今已拥有上千家银行和商业公司，贸易空前繁荣。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不再是一个农民与士兵之国，而是一个农民与商人之国。国家的财富迅速增长，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急速扩张。日本商船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30年内，由于变化迅猛，日本的生产力达到空前高度，以至于有人建议重写日本史，将明治元年（1868年）而非传说中神武天皇（Jimmu Tenno）登基的公元前660年定义为日本皇纪。

日本民众对天皇推翻“幕府”以及“维新”的看法见于《远东》（ The Far East）：

明治维新是日本最伟大的革命，它魔杖一挥，让国家脱胎换骨；是明治维新推翻统治日本250多年的德川幕府，让我们与西人平起平坐；把封建领主的地位从半神降为平民，剥夺武士封地，将其贬为庶民；是明治维新让我们学会建造砖瓦屋、铁船、铁桥，告别木船、木桥的时代；是明治维新让我们不再惧怕日食和彗星，让我们知道地震非地下的神鱼所致；是明治维新让我们学会使用电报通信，用铁路代替轿子出行；是明治维新告诉我们，地球绕太阳公转，月球上没有兔子；是明治维新让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替代孔孟，让莎士比亚和歌德代替曲亭马琴 和近松门左卫门 ；也是明治维新让我们不再诉诸武力。总之，明治维新后，行政、艺术、科学、文学、语言、品位、风俗、生活等都产生了巨变。 ^[1]

明治维新同样让日本爱国主义蓬勃发展，这也是日本的显著特征。“ai-koku-shin”的出现完全印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该词字面意为“爱国之心”，但需注意，“koku”在过去从未代表国家，仅指宗族领地。假如有日本人问我的家乡在哪里，我就会用“koku”这个单词，反之亦然。事实上，旧日本没有与英语中“my country（我的国家）”相对应的词汇，只有“宗族领土”的概念。随着宗族的消失，旧词赋予新义。“ai-koku-shin”不再指代对宗族的热爱，而是热爱整个国家。日本的统一终于在国民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给予民众前所未有且不分地区的爱国之情。但是这种仅由一代日本人产生的感情极易畸形。它既傲慢又专横，且不切实际，常常表现为对外国人毫不掩饰的蔑视，对日本天皇的绝对效忠，以及言语中对天皇和天皇政府致以最高的敬意。倘若有人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丝对天皇的不敬，必然招致最为强烈的憎恨。

以上论述也有佐证。1891年8月，日本文部大臣大崎（Y.Osaki）先生时常批判日本过分尊崇有钱人的风气。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日本人比美国人更爱钱。假如日本也是共和制国家，那么我坚信，日本会提名财团出身的岩崎或者三井做首相，但美国人绝不会提名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或者黄金大盗古尔德之类的角色。”不久，舆论群起而攻之，因为大崎暗示日本有可能成为共和制国家。舆论风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大崎先生被迫辞职，暂别政治。

另外在1898年10月，民众要求文部省（教育部）对相关新政重新评估——是否允许外国人参与日本青少年教育。民众普遍认为，不应让外国人教育本国青年，以免削弱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当时只有镰田（Y.Kamada）一人提出更为开明的建议，他坚称：“日本的爱国主义是对外交往的结果，也是明治时代的产物。它是对整个国家的爱，并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一切。”

在1891年，熊本男校的一位老师在演讲时公开表示，全人类都应情同手足，学校须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办学理念。但是这种普世思想立即遭到当地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以至于县长要求该校解雇这名教师。现今，日本有个强势的政党以“日本主义”为口号，将所有的博爱之辞贬斥为爱国精神的缺失。看穿该政党肤浅的观点，反对这种狭隘主义之人不在少数。不过我们须注意，虽然这种爱国主义在日本横行，但它也是民族觉醒的标志之一。

作为日本近代精神的产物——爱国情感可以通过以下事件进一步说明。首先，过往的日本连国旗都没有，白底红日旗直到1859年才成为国旗。自公元7世纪以来，日本盛行以太阳象征天皇，这一习惯还是从中国传播而来的。“1859年，日本需要类似于欧洲诸国的旗帜，太阳旗便应运而生。” ^[2] 其次，日本确立公历2月11日为“纪元节（Kigensetsu）”，庆祝公元前660年日本神武天皇登基。但这一法定节日直至1890年才得以设立。

历经短短几十年的巨变，日本的变化是本质上的还是流于表面？新的社会秩序是勒庞教授所说的“一件借来的华衣，终将被暴力革命推翻”？还是兰塞姆先生指出的“牢固特性”？

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在本书之后的相关章节得以论证。其间，我们主要探寻日本民族性的本质和发展，相信只有以这样的途径，才能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重要启示。 XfYw0TXH7YIOfy94FkUqjNSoGmWSp6e8ZI6IuhjT090Mukyl9nCfKYe7j/R4k2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