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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大学，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的英国绅士问我：“如今的日本如此巨变，您能道出其中的原委吗？”一位美国人在谈及近代日本时，也指出这一现象太不真实、令人费解。“如此迅猛的发展，却无深厚的历史根基，日本是如何做得到的？”两位绅士对日本的看法在西方相当普遍。
事实上，少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完全颠覆了西方世界的固有认知。日清战争之前，对于绝大多数西人来说，日本只是临近中国的一座岛屿而已，其居民既古怪又有趣。可如今，不论男女老少，无人不晓这片领土不大、民众矮小，被讽为“倭人（Wojen）”的国家竟然从海、陆两翼攻击了几十倍之大的中国。
如此远离西方的国家竟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改观，确实前所未见。而电报、报纸、记者、作家、游客的著录也让西方对日本的认识彻底改观。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对日本崛起乃至日本在世界的声望依然存在诸多误解。多数西人指出，摈弃自身文明、引进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日本已经进入了全新时代：侵占朝鲜，强攻旅顺、威海，袭击天津，在与清政府的海陆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些归功于日本西式海陆军队。很多人也承认西化多年的日本，发展之迅猛远超他国，战前声望与其成就并不相符。于是，西人妄加揣测，日本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巨变是一场革命而非进步，是对旧文明的摒弃，对新文明的吸收。在这些人的眼中，日本旧文明付之一炬，而从西方引入的新文明业已深深地根植于日本沃土。
就在几个月之前，京都（Kyoto）的某个大户人家不愿使用西方商品，坚持使用旧式工具，甚至连日本随处可见的便利物——炼油灯也不曾使用，反倒偏爱晦暗的老式素油灯。但最近，京都新开了一家电灯公司，家家户户安置了电灯，许多私人住宅也不例外。这户人家终究无法抵抗新式照明带来的优势。上述事件正是日本现代化转型中的典例。可以说，新日本绝非旧日本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
不过有些方面，日本与西方背道而驰。我们曾认为，任何异教徒国家都无法发展，更别说没有西人的帮助。我们也以为，国力增长是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过程。但上述两种认知在日本都不成立。这座“侏儒小国”本被视为“未开化”的“异教”国家仅仅几十年的发展令人刮目。
难道我们的推断有误？日本只是个例外？还是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准确？日本近代史让我们勉强接受“推本国之陈，纳西方之新”是日本获取新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陈词滥调。但深入探究，今日的日本是否回答了我们试图寻找的答案？日本为何急速转向西方？又是以怎样的心理，致使尚未开化的民族在须臾之间靠近并吸收与自身有着云泥之别的他国文明？要知道，雅利安人花费千年时光才将文明发展至成熟。日本这个弹丸之国西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刨除外界，考察内在，才能准确回答上述问题，发现真相。
在梳理日本古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何种心理让日本在千年前吸收华夏文化、哲学与语言，自身文明却停滞不前？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接纳了来自中国与印度的宗教，而日本宗教无论在教义、伦理、仪式等方面依然滞留于早期阶段？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日本既能吸收下至中国词语、上至中国宗教的一切事物，却能让日本文明、语言和宗教与上述截然不同？
上述问题又在日本新时期民众生活中再度出现。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数百年的习俗？又是怎样的精神特质导致19世纪的日本与中国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为何日本派遣成千上万的学生到西方世界观摩、学习，博采众长并带回日本，而近代中国闭关自守，无视西方文明与制度？面对以上问题，若将中、日差异单纯归咎于环境是行不通的。因为二者的环境似乎无本质上的区别。差异似乎可追溯到彼此在精神与性格上的不同。有人指出，凭借日本新政体，重组的社会结构，兴修的公路与铁路，新建的电报以及政府等，特别是借用欧洲模式，配备欧式武器的海陆军，便能够了解日本崛起及其国际声望提升的秘密。但是，这些人与那些通过人体解剖探究生命之谜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假借外部视角进行诠释都是错误的，从未有哪个国家在没有摧毁旧文明、建立新文明的外国军队入侵的情况下，进步如革命般显著。也没有哪根魔杖能够对着土地一次施法，就让该国的民众忘记千百年来的传承，完全顺应新政权的惯例。更没有哪棵非凡的文明之树在未允之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相比以上观点，认为旧日本向新日本转型中完全水到渠成的说法更令人信服。这是一种持续的成长过程，不单单是外部因素累积所致，也非复制西方科学与制度。它更像是一种基于现有思想与制度的内涵式发展。新日本正是旧体制和新环境相互碰撞的产物。一直处于发展的日本史可追溯到1500年前。其间，日本一直在为近代腾飞做准备。只待新境到来，便可巨变。随着日本研究逐渐深入，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也会显现。我们应指出，许多人将日本的成就归因于西方文明，但事实远非如此：日本从西方获益匪浅，但绝非来者不拒。
我们可以借助“什么是文明基本要素”的答案厘清思路。文明是否意味着更加便捷的器械，如铁路、电报、邮局、产品、机器以及其他设施？又或者说，文明难道不是反映社会、智力与道德的一种状态？答案显然是后者，缘由在于未开化的民族也可以引入先进的工具，但无法借其开化，仅能推动文明的发展。而文明既是精神的、社会的，也是道德的。只有当广大民众的思想与品格全面进步，该国的文明才能发展。如今，日本只是单纯地引入西方先进工具？换句话说，日本的新文明仅流于表面，有名无实？的确，日本引进西方诸多事物，但取得的成就还是基于社会、智力与道德发展。本书后续几章将对这一问题详加诠释。在过去的50年中，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在民众才智、工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任何一位受过教育，勤于思考的西人来讲，日本的崛起不难理解，所有人类都在进步，所有生物都在进化，都是在新环境下对旧有器官的改造。比如现代机车并非完全由詹姆斯·瓦特
所创，它是人类几千年的经验以及后续发展成果，最初可能受一根滚木的启发，继而制成一辆粗陋的马车，随后又有种种发明对其改进，最终成就19世纪伟大的奇迹。不过，那些秉持现代科学观之人指出，进步与优化是持续的，思想与道德亦是如此，高级事物能够从低级事物中寻得基础与根源。不仅生物进化如此，社会发展如是。要想了解今日的日本就不能简单判定，因其采用西方生产工具和资料，就拥有了当前国力与地位。因为，了解历史的学者十分清楚，一个国家不可能临时起意、毫无准备地“接纳”外来文明。
对日本发展的研究需要不同寻常的切入点。首先，日本历经了独特的环境变化。历史反映了自身发展规律，但这些规律在外部无法看清。其次，日本正处于发展关键期，颇似一位即将步入成年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短短四五年之后，日本就像从青涩的男孩成长为优雅、高贵的绅士，又如无知的少女变为成熟的女性。对那些欲意洞察日本发展关键期的研究者来说，这几年格外值得关注。
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发展速度或一瞬千里，或默默耕耘；或与日俱进，令人振奋。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如此，在这一不平凡的时期，艺术、科学、哲学随着欧洲思想的觉醒而发展。我认为，欧洲的过去就是日本的现在，日本正在“重生”，正在历经自己的“复兴”。日本许多蛰伏的才能正在苏醒。只有自力更生，方能配得上雄心壮志。纵使饱经风雨，日本的自信与壮志也未被消磨。不提那些西方批评家，就连日本都不清楚自身的潜力如何。它正处于新思想、新精神与新力量的首次迸发期。它的梦想绚丽如虹、灿烂夺目。它的斗志高昂、努力向上。可以说，日本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而这只是开始。
在19世纪光芒的闪耀下，在空前的机遇中，日本迈出了自身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步，无数知识分子观察并记录这一壮举，其中多人也是推动者。日本与欧洲的报纸、杂志浩如烟海，为无数读者带来世界各地的时事新闻。无数电报、信件自远东与西方传递，似是天意使然：日本的现代化推迟到19世纪下半叶，蒸汽机与电力的出现恰好弥合时空差距，使得日本的发展获得空前深入研究的机遇。这就像有人在自己的实验室进行进化实验，一边施加条件，一边记录结果。
新日本的发展吸引有识之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以小见大，以物喻人。去过日内瓦的游客不会错过阿尔沃河与罗纳河交汇之处的胜景。淡蓝的罗纳河从平静的日内瓦湖缓缓流出、清澈纯净。阿尔沃河从勃朗峰的冰川和沙莫尼的汹涌湍涛中奔腾而入，激荡有力的水流中遍布碎石，裹挟大量泥沙。两条河流汇聚一处，却形成百条截然不同的支流。前者水质浑浊，后者晶莹剔透，时而罗纳河的清流进入阿尔沃河，瞬间被周遭的泥沙携走，失去本真的纯净；时而一股浑浊的阿尔沃河水冲入碧蓝的罗纳河，被周围的清水稀释，涤净原本的泥污。绵延几英里后，二者愈发难解难分，最终融为一体，成为全新的河流。
如今的日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发展期。东西文明开始在同一空间（日本）涌动。彼此在社会结构、政府、价值、道德、宗教、精神、形而上学等层面颇为不同，能否共存？抑或一方驱赶、消灭一方？果真如此，哪种文明会获得最终胜利？或者出现两种文明的进阶版？换句话说，能否产生一种全新的、日式的、东西合璧的文明？
对智慧之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埃塞俄比亚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肤色？豹子能够改变自身的斑点？日本传承下来的生活习俗、思维语言习惯以及千百年来在中国文学、佛教和儒家伦理熏陶下的成果绝无丢弃的可能。“童年决定了人的一生”，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民族。青年人在家中养成的思维习惯、意志、精神以及这些品质在言行举止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生活。同样，日本的精神与道德史也在语言与思想，特别是在民族气质和性格中留下厚重的烙印。不论日本如何西化，都无法抹杀自身的东方本色。因为，日本永远是日本，而非其他。
可以说，日本已经产生了东西合璧的文明。虽日渐西化，但我们无理由认为日本会完全西化。旅日的西人总会对日本的东方特色啧啧称奇，日本的西方特征也会给亚洲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渐进式的西化会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而行，本书随后的章节会更加全面、深刻地诠释这一点。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区别东西方特质。无论日本从西方学习多少，日本人依旧是东方人，其文明亘古带有东方印记。对上述问题的艰难解答也将在本书结尾章节予以深究。
一个人若想对日本正在进行的东西交融过程拥有充分的了解，除了上文两河交汇的例子之外，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个例子，它对应着另一种现象。现在，请试想两座冰川相撞的场景。强大的挤压！壮观的磨蚀！剧烈的变化！雄伟的破裂！这就是两种文明的接触状态，并非光滑无声，而是伴随压力与痛苦且多方碰撞。而居于两种文化洪流压力之人自会摧毁殆尽。
我们经常拿印度与日本相较。两国都在发生社会巨变，东西文明在这两个国家均处于关联与冲突当中，但二者的差异极为显著。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迫于殖民者的武力，移风易俗；日本却因天皇意愿，主动变革。这是至关重要的本质差异。印度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为发展。与之相对，日本的发展未受到外力的胁迫。除两次军事事件外，日本历史上从未受到它国炮火的洗礼。这些年的变化只与日本统治者有关。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连西方君主都不敢实施的变革，例如，1000—1200年前，汉字、中国文学与宗教的引进也非中国皇帝征服了日本，而是多才多艺的日本民众自由选择的结果，就像罗马人汲取雅典文化，完全出于自主、自愿。不过，认识之后的冲动与占领下的强迫存在云泥之别，后者是印度实例，前者是日本写照。
同时，日本与日本民众又展现出惊人反差。一方面，从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1500多年的历史中未受侵略，却被他国文明高度影响甚至反受制约。当近代历史再度重演，欧洲取代中国和印度的优势地位，西方文学、语言、科学甚至习俗在日本大受欢迎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切完全始于自发。日本选择的科学、教育、治理、政体以及19世纪的文学和法律，一言以蔽之，均来自西方，这并不是人为施压或军事占领造成的。选择西方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完全是民众自由意志的结果。这让我想起孟席斯博士
在《宗教史》（
History of Religion）
中所说：“古希腊不是被东方征服的，而是借助新思想的交流，使其东方化，获得了新生。”总之，自由选择让日本拒绝了中国的天文学、外科学、医学和法学。同时，日本最初接受西人进入日本从事贸易活动也可能出于恐惧，但现在对外贸易已经得到日本的接受与认可。
因此，真正能够让日本的实力和声誉青云直上的原因，既不是日本文明的外在成就，也不在于外国施压，而是出于日本世代相传的精神与品格：对新的激励环境做出反应；沿着真正的发展道路前行。所以，日本并非脱胎换骨，而是新的生命力为自身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