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华事件标志着中国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纪元。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使得闭关锁国、封建迷信、落后腐败之下的积贫积弱悉数尽显。当近代中国遭遇危难，初登世界政治、军事舞台的日本却一跃跻身于强国之列，享有与其他大国治理松散、落后民族所谓的“权力”。

至于东西方两个文明冲突的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意义以及作何理解？这归结于一个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勒庞教授与其他学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以及生理特征相仿，亘古不变。倘若该论断成立，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矛盾囿于民族矛盾而非文明冲突。

不过，对日本稍加了解之人就能发现上述论断中的谬误。假如东方人带有恒定不变的特质，东方国家之一的日本无法与西方拥有紧密、和谐的互动。

事实上，东西方冲突并非与生俱来，也与民族矛盾无关，只与文明相关。冲突本质源于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的矛盾。一旦近代中国从蒙昧中觉醒，开始在真理与正义的基石上搭建文明的庙宇，冲突便会结束。日本与西方的冲突正是如此。现在的日本正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科学、国民教育，确保政府保障民众的权利，吸收先进思想，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这一代表性事件表明，区分民族差异首要在于文明。这也意味着欧洲人、美国人和东方人都可以享有伟大的理想和至高的行为准则。民族之间亦可通力合作，谋求共同福祉。

西方曾经花费大量时间了解日本与中国的种种变化。近代中国因沧桑巨变，尤为瞩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蒸汽机与发电业已敲开这两个古老国度的大门。

千百年来，不同人种历经了自身衍变，产生了千差万别的语言，造就了不同的习俗、文明、思想体系与世界观，生理与心理差异同样显著。而不同人种之间产生冲突在所难免。归根结底，碰撞的根源在于思想分歧而非民族矛盾。如今，孤立、趋异的时代早已落幕，国家联合与趋同发展的时代已然开启。正如历史上那些不结盟的部落最终被结盟部落吞并，拒绝与时俱进的民族与国家势必陷入绝境。

一个经济、政治、知识、道德、宗教纵深交流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广泛、深刻的交流最终会带给我们什么？在这场交流中，民族会改变自身性格吗？会摈弃自身文明，投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吗？亘古不变、坚守本源的民族之“魂”是否真的存在？近代日本发生的一切是否只是形式上的革新？东方民族的命运是否已成定局？

上述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对日本这个神奇国度的探讨中。但需补充一点，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如何看待东西方民族特质。若视民族性为生理性，民族性则亘古不变；若视民族性为社会产物，改变在所难免。既然民族与民族之间开始了空前交流，预判影响结果显得极为重要。我们须明确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本质，梳理社会秩序与个体、民族之间的关系，方能通晓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力量，预判民族之间自由交往后带来的结果。

少有国家能如日本，将社会发展规律体现得如此清晰。正是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解答了社会发展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日本先于东方诸国习得了西方思想与生活方式，我们认识日本便极为关键，探究其国民性非常必要。谁能够真正了解日本，谁就拥有破解中国与东方之谜的钥匙。当然，日本国民与日本制度本身就值得深究。日本人又是极为有趣甚至称得上奇葩的存在。总之，日本既非地狱也非天堂，而是一个人口密集、蓬勃发展的东方国家。

当今，西方对日本的认知极为矛盾。埃德温·阿诺德爵士评价“日本人的天性，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是鸟或者蝴蝶”。耐普先生（A.M.Knapp）认为：“日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让人失望的国度……其独特性无与伦比，是梦想与魔幻的融合之地。即便日本出现在其他星球，它的国民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过，一位久居于此的西人却将日本视作“失望之地”。而最奇特的现象莫过于西方游客和记者，他们只在几天或者几周的游览、采访后，对日本人国民性妄下结论；当然，也有其他西方作者将日本视为梦想之国，择居于此。不论如何，上述截然相反的论断为西方世界了解日本提供了丰富素材。

首先，西方世界获得的印象都是诗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抑或游客草率的结论。《日本邮报》（ The Japan Mail） 近日刊登了一篇社论，作者如是写道：

阿诺德和小泉八云明显抛弃逻辑，放飞想象。二人笔下的日本如夜晚诗情画意，如火山磅礴汹涌，读起来让人欣喜。比起这两位自诩深入的研究，但凡与日本各阶层亲密交往之人都会将二者对于日本大部分的描写视作欣悦的幻想。可以说，两位作者让诗意的想象信马由缰，仅以文学的角度创作，取得了罕有成功 …… 若将此视为日本思想与生活，是不可靠的 …… 他们赋予日本事物极端的形式与极致美感，但那些事物从未存在，抑或是日本人头脑中不成熟的想法罢了。创作不可避免地犯下失实之罪，而非30年前真实的日本，只是虚构的理想国。是时候点明这一点了：即便这些作品极大地取悦了西方民众，但它们伤害了很多日本国民，倘若篇幅允许，这一事实不难论证。

——《日本邮报》1898年5月7日

更加不利的是游客和记者匆匆写就，却广为流传的观点。如果游客和记者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浅薄以及撰写的文章拥有不可避免局限性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会减少大量粗陋之辞抑或错漏百出之语。现下，人们普遍认为日本近代发展并非正常甚至违背规律，主要是受到上述仓促炮制的肤浅文章影响。在为日本近代发展欢欣鼓舞的群体之中，少有西人真正了解日本史或者日本民众的智慧。

张伯伦教授指出：“《帕尔摩报》（ Pall Mall Gazette） 的旅行专员亨利·诺曼先生（Henry Norman）见解独到，大约90年前，他在题为《学校里的国家》（‘A Nation at School'）快报文章中，生动讲述日本教育，但读后的观感却是日本人一直自学成才。在另一篇题为《武装起来的日本》（‘Japan in Arms'）的快报中，他又提及‘日本军队重组’‘横须贺船厂’等事件，却故意略去整肃日本军队的法国人以及船厂由法国兴建的事实。无独有偶，探讨日本报业发展的诺曼也无视日本第一份报纸由英国人创办的真相。总之，这些快报看似详尽，实则故弄玄虚。上述例子只是西人故意歪曲日本历史的手段之一。背后的理由不难推测，一个本身就很精彩的故事，若添油加醋，更能取悦读者。若追根溯源、细查引证，便可发现日本与凭空捏造的神话传说毫不相干。” ^[1]

毕竟，民族之间存在误解不算稀奇。想要真正了解异族语言、生活方式乃至思维习惯，更是难上加难。多数人幼年时期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便面对基本事实，若与之相悖，也会视而不见。倘若某人一心认定日本是一片梦想之地，旧有社会制度毫无缺陷，那么会对任何重要的反面事实置若罔闻；若早有成见，指出日本本质上是一个落后的东方之国，他就不会轻易相信日本的宗教与道德生活抑或传统习俗中存在任何值得赞许之处。

正如法国在一些重要领域无法理解英国；英国在某些方面难以理解德国；德国又无法想象邻国；甚至英美两个国家也因他国边界争端而兵戎相见，那又有何希望让西人理解东方人，或让东方人了解西人呢？

这一困难看似无法克服，但我相信，东西方对彼此的误解与失实描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双方大多误解人与社会关系本质，也歪曲了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在东方，这种误解根植于多神论以及相伴相生的君权神授论。故此，外族在东方人眼中常被视作劣等民族。

虽然劣等民族论已被西方摈弃，但普罗大众以及自视受过高等教育之人，依旧为其所缚。他们用现代社会学理论维护民族自豪感与民族主义。于是，西方的傲慢与自大有了正当理由，强调适者生存进化，发展停滞则退化的观念。

不过在佐证民族自豪感方面，最玄幻的学界观点便是社会生物性。这类学者大多将社会假设为生物有机体，其演变规律基于生物进化法则。这一假设并不陌生，因为直到最近，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们仍然抱有这种误解。比如，斯宾塞就将社会学视为生物学分支。而更多的当代社会学家，如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和亚瑟·费尔班克斯，他们竭力坚持社会本质的精神性，不接受社会生物性假设，认为它不足以表达社会实质。他们坚称社会的生物性只是一种类比，虽有助于揭示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但将之视作社会的全部贻害无穷。同时就活动与发展规律而言，精神性和生物性二者大相径庭，正如生物活动和化学反应迥然不同。

如果日本的西方旅居者能够理解精神发展和文明进步背后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阐释日本近代发展的话，那么日本在西方不会如此神秘，该国家也不会“脱胎换骨”摆脱过去数千年的传承。因此，对日本的普遍误解不仅仅是因为“追根溯源、细查引证，便可发现日本的进步与凭空捏造的神话传说那样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如今仍然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社会是具有生物性的有机体，因此受生物进化规律支配。在此推论下，有人认为日本的进步是表面的，另一批人指出，日本的进步不知何故脱离了其他民族的发展规律。也有人断言，民族性是大脑结构的产物；只有改变大脑构造，民族性才会改变。大脑决定文明，而非文明决定大脑。正是上述错误观点使得诸多学者不可避免地曲解日本，同时也迎合了西人的傲慢与偏见。

不过，误解日本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西方民族因其拥有独特的大脑构造以及千百年来生物进化而得的智慧理应处于文明阶段，并在科学、哲学、实政方面取得极高的成就。以下的观点也许会被社会学家当作歪理邪说，但我的研究却让我坚信，当今人类各大民族的主要差别不在于生理而在于社会秩序。不是生理与心理之别，而是单纯的社会心理差异所致。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源于社会传承。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也是基于中国社会传承。除了近代少数几位社会学家之外，社会传承、发展和生理遗传进化之间的明显差异从未受到重视。社会关系、隔阂、传承在一度发达的语言、文明发展过程乃至在人类起源中所起到的作用被忽视。

同时，决定社会心理进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也是通常被社会学家们所忽视的因素，即人格（personality）的属性与功能。尽管近年来，一些著名学者对其偶有提及，但人格并未成为任何社会理论体系的核心。但在我看来，人格才是人类进化与人类社会的独有特征，也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根本。诸多论说东方的学者都会强调所谓的“无人格”（impersonal）特征。这个概念相当重要，我会在本书后续章节中详尽论述，予以否定。

总之，社会现象无法凭借单一的生理、生物抑或心理术语得到充分阐述，因为人与社会之间所映射出的人格超越了以上范畴。正是人格区分了人类与动物。人类社会是由具有自我意识，拥有自我决定能力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进化的总因是人格，进化的目标是人格，社会发展的起因和终点也是人格。影响或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正是影响或决定人格的因素。

坦白地说，本著虽然基于生物进化论假设，但从未试图为其辩护。读者切莫误会，我同样假定伦理、宗教、社会进步的自然主义起源抑或生物进化起源。虽然达尔文、华莱士、勒孔特抑或其他生物进化论的支持者是否完整表述人类进化中的各个要素，这一点值得存疑。但能够确定的是，那些宗教学家、伦理学家与社会学家试图借助人类生理进化因素解释人类向着更高级进化，这一点显然以失败告终。无论斯宾塞、吉丁斯、孔德、沃德、基德、萨瑟兰等杰出学者的社会学阐释多么值得称道，我们依然有必要对人类的道德与宗教发展进行更加全面的思考。因为，任何低于人格的术语都无法阐释或者表述人类的高级进化。

[1] Basil Hall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Japan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Other ,London: Kegan Paul,1891,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