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英雄、崇拜

假如梳理一个民族敬奉的神祇，能够了解该民族性格的话，那么研究这个民族所崇拜的英雄，亦复如是。探讨日本民族英雄，也让外界对这个民族的某种印象得到印证——情感生活绘就日本人性格的底色。称日本为崇拜英雄的国度，可谓名副其实。供奉来源之广，不仅涉及多神的神道教，还涵盖每一位有史可溯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有的英勇无畏，有的力能扛鼎，无不是热血满腔的性情中人。例如日本文学界最脍炙人口的民族史诗——“四十七士物语”（The Forty-seven Ronin），讲述了47位武士筹谋多年为已故领主报仇雪恨的故事。故事结尾，完成复仇的武士按照当时的习俗切腹自尽。时至今日，他们的陵园依旧是东京香火最盛之地，以他们的悲壮事迹改编的戏剧颇受欢迎。

对民族英雄的描述亦能反映情感。在日本民众眼中，英雄形象极具漫画色彩：双目炯然、怒发冲冠，面容因情感强烈而扭曲，手持双刀砍杀敌人。不过，日本英雄画像与现实人物之间的巨大反差常令我惊奇。这种差异显然是将英雄理想化导致。

即使在西化的日本人身上，英雄情结依旧强烈，这一点耐人寻味。曾几何时，信奉基督教的日本青年热盼某位卓越的美国学者访日，他们的热忱令我记忆犹新。若这位学者一直在大洋彼岸，让日本青年只读其书而不见其人，他的英雄形象会一直存续，光芒不减。一旦亲临日本，举手投足与其他绅士再无二致时，便会跌落神坛，光环不再。

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 曾用日本人的标准和处事方式维护尊严，足见洞察东方思维之深。他在日记中提到首次来到东京的自己本打算骑马进城领略当地风情，却因当地权贵皆乘坐一种全封闭式的轿子——“驾笼”，也只能效仿。后来得知，骑马进城会令民众误认为他只是末流小官，而非位高权重的大国公使。

其实，英雄崇拜的孕育与衍生不难理解。凡是以军国主义，特别是封建主义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的国家，英雄崇拜的产生过程大多如出一辙。在日本传教受阻，也是因为信徒未将他们视为英雄。日本民众习惯接受官员、教师、专家等英雄的引导。传教士既无官身，也无英雄风范。

不过，历史上倒有几位西人成功晋身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明治初年，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和布朗牧师（Rev.Samuel Robbins Brown）结合基督教教义在日本推行大众教育，对日本青年影响深远。但彼时的局势极为特殊，且二人未在日本驻留太久。另一位被学子捧上天的西人可视为英雄，因为他的身上带有十足的武士道精神。事实上，若论无畏之心、处世傲慢，他比大多数日本武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性格跋扈，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离日的18年间，昔日的门生一直对他的功绩津津乐道。当他被请回日本之时，追随者发现此人非想象中的英雄。不到几月，过往的荣光便已不再。当然，对这些人、事的简述并非公论。据我所知，克拉克博士和布朗牧师一直在日本民众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对日本奉献与付出最大的西人当属沃贝克博士（Dr.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整个大和民族对他感念至深。沃贝克博士于1859年在日本传教，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其中多人成为日本维新运动领袖。在访日的西方人中，唯他一人被授予日本公民身份并获得自由通行证。1898年，沃贝克博士的葬礼极为隆重，日本贵胄不仅全部出席，明治天皇也承揽部分丧葬费用。虽说在日本人心中，外国英雄寥寥无几，但沃贝克博士绝对算一个，这一点毋庸置疑。

若论日本人渴望英雄的种种表现，传教士们苦苦找人填位、补缺的经历值得一提，但满足要求的应募者甚为寥落。熊本基督男子学校和基督教会就因找不到享誉全日本的宗教人士，整整一年没有校长和牧师。他们祈盼的校长，既要在当地政界位高权重，也得有能力主持九州岛的基督教工作。临时选中的男子相貌平平、衣着简素，尽管学识渊博、能力超群，足以打理好学校事务，但其平民出身不受青睐。最终，教会找到了一位称心的补位人。此人国外游历良久，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看似是不二人选，至少推荐人是这么说的（他也的确“不负众望”）。但彼时的他还只是在苏格兰学习的穷学生。若招至日本，学校还需筹集路费。钱倒是筹到了——学校150名衣衫褴褛、忍冻挨饿、每月只有2美元生活费的穷孩子们最终从父母那里筹集475美元寄往海外，这才将他们心中的英雄——未来的校长、牧师带回日本。后面的故事无需赘述，但可以悄悄告诉读者，此人比起教会的期待更加激进，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改革，不到3个月的时间，学校一分为二；不到3年的时间，两所分校不仅丧失所有基督教色彩，甚至连学校都已不复存在，荒废为一片桑树地。

不久前，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聊天，谈到他们的英雄情结。我注意到，上文所述符合了绝大部分日本青年人的情结取向，但其他阶层只崇尚道德英雄，而非军事英雄。道德英雄的力量不在于骄矜而在于谦和，影响力扎根于渊博的学识，以及对生活中重大道德问题的真知灼见。这便是许多“道德”之师的共同点。最近，我拜读了一部关于“近江圣人”——中江藤树 的日本小说。近江圣人之所以在日本家喻户晓，非此人泓涵演迤，而在于人格魅力。他对近江民众的影响之大、感化之深，足以改变当地的民风人情，在尘世间创造一个没有犯罪与淫邪之念的纯净天堂。不论中江藤树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他的品格至今备受推崇。即便跋扈的武士在日本最为常见，但也有迹象表明并非所有人理想中的英雄都是如此。不久前，我就听到下面这组对句，描写的正是英雄本色：

真正的英雄，

外表，容若春风，

内心，坚如磐石。

我还偶然发现另一个关于理想英雄的表述“I atte takakarazu”，意思是“威而不矜，强而不浮”。在上述事实面前，若将日本人从古至今的理想英雄都视为趾高气扬、耀武扬威武者的话，这实在有失公允。在战争年代，此类英雄无疑是日本社会推崇的楷模，随着民众学识、素质的普遍提升，所崇拜的英雄自会与时俱进。

此外，我们不应草率断言英雄崇拜情结一无是处，英雄崇拜是瑕瑜互见的存在。在所有国家中，对英雄的崇拜揭示了人性中饱含英雄色彩的一面。人类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欣赏自身所具备的高贵品质，对所求不得的品质更是如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近期日清战争表明，尚武的英雄主义不仅存在于武士后代，更是深埋于每个日本人心中。但时至今日，人们已愈发推崇道德英雄，这个现象着实令人鼓舞。

教育和宗教为道德英雄提供了生存土壤。已故的新岛襄博士 是日本同志社大学的创立者，也是许多无信仰者心目中的英雄。另一位道德英雄当属日本孤儿院之父石井十次先生 。一个民族若能够培养并珍视如此高尚之士，也就掌握了强国兴邦的不二法门。

事实上，英雄崇拜这一特质取决于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一是敢于成为英雄的强大人格；二是强烈的理想化倾向。乔治·特兰伯尔·拉德教授 曾将日本人列为“感性”民族，因为他们极受情绪左右。这一特质还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譬如，热爱合影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感性。拉德教授遂将感性主义（Sentimentalism）视为理想主义较为情绪化的一面。

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重塑这个国家旧时的英雄形象。身佩双刀、准备迎敌的武士形象今时今日不过是美好的幻象罢了。现实生活中，倘若杀了人，会迅速剥夺人身自由，不仅面临法律惩罚，还会受到舆论的批判。现在，我常常听到新时代的理想英雄与过往的旧式英雄迥然不同。许多与我畅享人生目标的日本年轻人都说，他们希望受到更加全面的教育，未来能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引领日本走上繁荣之路，成为世界强国。所以，当代的日本英雄是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爱国者们。这样的英雄必然是一位习得科学、历史和外语的绅士。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精通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律法。这种全新的英雄形象实则是社会秩序发展的衍生品。秩序越发展，人类社会就越注重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而非社会地位与官场职位；越会重视内部动因，而非偶然概率。如此以往，传统的理想终将逐渐被新理想取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的要素日益分化，理想也会随之转变。对理想的研究用途自然良多：它既能剖析当下理想人物的特质，探知自身所处社会发展的程度，也能进一步揭示这一社会内部诸多要素的分化水平。 S6eqdKAm3Pjx4YrxI+YUjDMdnE2manec5pauy6mvi6bS4Il+fKfpPD0b+8v8ie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