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群情、退位

我们很早意识到日本人是情绪化的，却对他们的这种天性没有完全了解。现实中，情绪化贯穿日本人的一生并支配着其心理活动，其作用方式与影响之深远超西人理解。群情曾多次席卷日本，顷刻激起的公众舆论让他国错愕。这让我想起在日本近代政治生活中，中日甲午海战前的几个月，日本内阁与在野党争斗不休。在野政党坚持认为，日本内阁应照搬英国体制，对把持众议院的执政党负责，如此才能团结一致。不过依据日本宪法，内阁只对天皇负责，无需因执政党的更迭而变动。举国上下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国会也不断解散重组。在新晋的国会中，支持内阁决策的投票又从未赢得多数席位，导致内阁无法推行任何政策。在野党多次拒绝内阁提出的财政预算，原因是内阁没有能力管理巨额的财政开支。囿于宪法规定，内阁不止一次被迫延用前一年的财政预算，勉强维系政府运转。这种反内阁的情绪遍及全国，甚至东京处处是“政治流氓”（soshi），让人担心内阁成员的人身安全。报纸大肆批评政府铺张浪费，一场政治震荡似乎不可避免。而在此时，国际军事彻底改变了群情。

原本在内阁，日清战争只是窃窃私议，后又传得沸沸扬扬，舆情发展得极为迅速。与中国几次交战取胜，彻底激发了日本人心中狂热的好战情绪，在野党与内阁的争论被抛之脑后。日本国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就战争费用表决，平日对内阁缺乏信心或管理政府日常开支等言论无人再提。相反，要求战争拨款1.5亿日元的提案一经提出，不到5分钟全票通过。

如此彻底的转变很难在英国、美国甚至任何一个理性国家出现。据我所知，日本在此次战争中上下一心，丝毫不见“和平派”的踪影。同我交流过的日本人中，只有一位贵格会教徒对战争提过异议。

同时，情绪化又会致使日本国民变得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自由，保守派无比保守。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一度对舶来品和西方风俗狂热追捧，后又憎恨一切外来事物。

这种极端情绪在日本基督徒的神学思想中屡见不鲜。有些人多年为兴建教堂做出卓越贡献。不过转瞬间，他们又会尽数抛弃自己传授的理想，成为极端的理性主义者，顿失帮助同胞的力量。这些人将自己的转变解释为受理智影响，但似乎不充分。引发变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理智，在于感性。

但须注意，不能过分强调这种极端主义倾向。在某些方面，我相信这只是表象，并非真实存在。很多日本人打心底反对极端，但缄默不语，被动行事，方造就这种假象。一般来讲，新政策一经发布，拥护者热情高涨、奔走呼号，这再正常不过。为了给人留下人人拥护的表象，不赞同之人只能保持沉默。每个国家或多或少存在这一现象，日本尤甚。对异议保持沉默是日本人的显著表征之一，这似乎与放弃个人责任有关。传教士常有这样的体验，面对冲突，日本教众大多选择默默离开。询问后得知，与其纠正，不如放弃。

坐落于日本熊本市的公理会，从前规模庞大、信众不绝，如今常来的信众不足12人，只因有人对教会那位专横又激进的牧师感到不满，便默默退出。要是每个人都站在教会这一边，并认识到自己对教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教会中的保守派和大量信众便会团结一致反对那位激进的牧师。另外，在熊本学校受托人滥用信托基金一案中，许多日本人都觉得美部会 受到不公对待，玷污了日本名誉。但他们既未发表意见，也没有改正不公的结果。如此沉默不禁让人误认为，日本民众要么对此事全然不知，要么漠不关心。不过现在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对此事深有成见，只是遵循传统，缄口不言罢了。

这种无声的抗议虽然可能持续多年，但不会无休止地沉默下去。一旦高涨的群情遭到长时间抑制，沉默的一方开始发泄情绪，便纷纷转向弃绝行为，导致群情愈演愈烈。

即便日本经常被起伏的群情裹挟着从一种极端冲向另一种极端，但也有许多明智之人保持清醒，使得日本依旧稳步向前。他们担起政府职责，遵循理性判断。当欧洲对《马关条约》横加干涉时，日本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日本掌权者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同沙俄作战无异于螳臂当车，感性的爱国主义未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的爱国情怀比日本民众更为深厚，也更加真挚。而日本民众在海陆战役捷报频传中忘乎所以，急于一举击败沙俄。

退位是日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责任甩给年轻人，加重日本民众的情绪化特性，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在此，我援引约翰·哈林顿·古宾斯 英译《日本新民法典》（ The Civil Code of Japan） 中的引言进行阐释：

日本学者一致认为，退位这一风俗的起源可追溯到日本古代大名退位。当时虽未受到宗教影响，但随着佛教传入日本，退位之举进入新阶段，似是效仿佛寺住持为参禅悟道而退隐，天皇也在剃度出家后担任法皇 。后来这一风俗沾染政治色彩，其宗教外衣又得以保留。随后，退位之风从天皇传到摄政关白 和高官大员之间。如滋野井（Shigeno）教授指出，进入12世纪，退位在朝臣要员中极为普遍，四五十岁从俗世事务中退隐成为佛门俗家弟子俨然成为一种惯例。隐退行为和隐退者都被称作“niu do” 。久而久之，退位不再限于官员，而是扩大到封建贵族和武士阶层，并由此传遍日本。而在这一过渡阶段，退位的界限也趋于明朗，不仅涉及达官贵人群体，也包含割裂传统与宗教的普通人。无论退位真假，都不再称作“niu do”，而是“in kio（隐退）”。“niu do”只保留宗教意义，如今的写法是“inkyo”。

尽管退位与宗教颇有渊源，但现在早与宗教无关。准确来说，如今的退位绝不会像欧洲古代君主那样在修道院中隐居，了却余生，也无爱尔兰语中“塑造灵魂”（To make one's soul）的目的。在日本，传统习俗可以解释退位的理由，也能体现习俗的强大影响。但有一点不同，在西方，人们放弃的是事业抑或职业，个人的家庭地位不受影响。在日本，若放弃一家之主的地位，他在家庭中便完全不受待见。此外，虽然退位通常意味着舍弃个人的事业或职业，但与退位者继续积极追求事业并不矛盾。如果非要解释退位行为，那么日本家主退位的理由似乎充分得多，除了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还须处理各种耗时费力的繁文缛节。同时，家主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在很多情况下，退位是为了摆脱家庭生活中的沉重压力，而非偷懒或者贪图安逸。事实表明，古代天皇、摄政王或者权贵退位大多标志着他们的新生，重拾个人生活。因此在现代日本，一个人的黄金时期往往从他放弃家主之位开始。

1862年幕府公布的官方大名名册充分反映了明治之前日本的退位之风。其中不仅包括268名在位大名（daimyo），还包括104名“隐退者”。

本章探讨的群情与退位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根据论述，这些特性是日本社会秩序使然。政治退隐和家族退位正是此种情况，而个人弃责也有着类似原因，日本传统很少让人“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民众所受教导是对人忠诚而非恪守原则。侍从的职责不是思考和决定，而是听从命令。即使反对，也要保持沉默，尽可能地不干涉主人行事。若在思想与行动上违逆主人，就要做好切腹（harakiri）的准备。所以，个人弃责与无声抗议都是日本社会秩序导致的直接结果。 00uIcL8TGsS0Fm3lRDvkEh2Oa5j5PAgnrhXj9NSU5C63N3bKZbPEkwSpvCwH6r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