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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作为一种观念完全发轫于现代。古人虽在进步，但他们是无意识、盲目地前行，如我们所见，他们为求生存不得已为之。欧洲、西亚、非洲的古文明正是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当时，人类的目标并非求得发展，而是沿袭祖宗律法，遵循久远年代丧失意义的风俗礼仪。而对传统盲目的坚守，不过是自诩虔诚之人的吹嘘，想竭力成为孝子贤孙。
在这种情况下，进步从何谈起？19世纪中叶的日本彻底摆脱传统，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当今的日本热衷在所有领域力争上游。这就出现了矛盾，过往的日本抵制进步，如今又拥护进步，这一矛盾该怎样解释？
在本书后续章节中，我们发现，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利用扩展疆土、巩固习俗的方式壮大社会。进入这一阶段后，最大的问题是破除“旧有习惯”，赋予个人自由，做出必要变革。我们无需考虑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只是指出进一步发展仅能借助个人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凭借社群个人主义（communo-individualism）的发展来实现。今时今日，如何打破“旧有习惯”这一问题须引发关注。
沃尔特·白芝浩
认为，作为历史性问题，这一过程是以政府协商为基础的。在此前提下，各种原则问题得以讨论，诸多具体措施征询民众认可。该方法会切实推动社会发展，让多数人的意见取代少数人意见，促进独立思考与自主行动，最终推动变革。可以说，广开言路、采取行动的政府能够利用各种有用的思想与有效做法。但经验表明，发扬“旧有习惯”要比政府协商容易得多，因此发展地方自治主义远没有发展社会个人主义困难。19世纪之前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便是典例，这些国家囿于过往成就，且旧有律法、习俗导致个体无法差异式发展。总之，没有政府协商，就没有变革。没有变革，就没有进步。
白芝浩先生对这一问题的重要贡献无可争辩。但他是否点明打破“旧有习惯”的困难之处，抑或揭示了进步的真正根源，值得商榷。进步不单是寡头政治或者种姓制度的进步，它也是全体民众的进步。而要实现这样的进步，不仅需要政府协商，政府职能还须在不同程度上由统治者掌控。
历史表明，只有注重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内在无限价值，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才会实现。这一概念非政府协商的产物，恰恰相反，这一概念是政府协商后广为接受的结果。
我发现，东方历史中既无探寻人类内在价值的偏好，也无推行政府协商原则的趋向。若凭他们自己，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打破习惯的束缚，达到高度的个人自由。虽然日本在旧的“政体”下可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但我认为这种集权不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或者民众如今享有的宪法权利。无论日本取得何种进步，它的政府仍然是专制的，普通日本民众依旧是无助、绝望的奴隶。艺术在此兴许繁荣，百姓抑或满足，但他们无法获得生命的自由与充实。在上一章，我们也能看到，人格的发展才是真正进步的标准和目标。
若读者认可上述论断且认为人的内在价值无法在日本自发产生，那么便会得出结论，日本的进步依靠的是外来因素。事实的确如此。不论日本是否承认，彻底废弃封建社会制度，引进西方立宪制和代议制，日本已然接受男女内在价值与政府协商原则。于此，日本凭借模仿而非创新的手段，走上了不断进步的道路。
近代日本所迈出的这一步极为重要，我们还需深入分析其进步方式。之前，本书已经简要说明日本如何从西方学到民族统一以及进步所必需的物质手段。在此层面，思想和生产资料两大进步要素同整个国家的高速发展息息相关，也需多加考量。
日本对思想和生产资料的利用始于模仿，但要确保切实而持久的进步，二者须逐步独立于西方。首先要引入新思想。只要陈旧的思维还占据民众的头脑，协商便毫无动力。一旦新思想引发民众的关注与理解，头脑也就自发觉醒并惊人地活跃。过往的停滞不复存在，协商随即开始；即便新思想未被全部接受，但终究会触发改变。假如这些思想只存在于某些脱离于现实的抽象概念中，它们同样无人问津。只有为人所用的思想，方能发挥实效，增强国家实力。
当1854年佩里准将轰开日本国门，沉睡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日本人猛然惊醒。自己闭目塞听之际，他国已然崛起。新思想在这些国家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赋予了东方人闻所未闻的神秘力量。这不仅涉及枪支、船炮建造，机械发明，征服自然，还包括政府、法律、宗教的发展以及西人极为珍视的家庭与个人等观念。只需与西方交往几年，就能让最保守的日本人相信，除非自己能够智取强攻，掌握实力的秘诀，否则日本一定为更强大的国家所灭。因此，自保是迫使顽固派接受新思想的首要动力。
日本人对形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若继续固守陈旧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结果不必多言。19世纪的非洲和印度以及近代的朝鲜都是典例。只要了解日本同外国的赔款条约和武装冲突——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与鹿儿岛，就不难发现，宗族割据且固守封建制度的日本早就并入了某些欧洲强国的版图。之所以幸免，是因为日本拥有非凡的民族特性——观察力、鉴赏力与模仿力。总之，日本凭借对环境的敏锐应变拯救了自己。
自救的主因是习得大量新思想，即使毫无开创的力量，日本也证明了自身具备理解、欣赏新思想的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最初，他们只关注文明的外部成果，寻找能够立即促使本国完成中央集权的事物。随后，他们迅速吸收西方军事思想，派遣青年人出国学习，并不惜重金聘请西人到日本教学。日本人随即掌握了新思想精髓。
在此影响下，历史证明最利于文明持续发展的条件是民权，同时个人自由也不妨碍国家统一，且个人对国家的直接责任不受任何中间势力的干涉。民权与个人自由又是宪法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所赋予民众的权益。最终，政府协商机制正式创立。
需要注意，在过往的变革中，日本尽可能地让旧秩序不受干扰，例如，在不破坏封建秩序、不废除封建令制国的情况下，重组海陆两军，但很快发现这是徒劳的。旧文明是一个整体，它就像多米诺骨牌，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块积木的倒下，都会对整体产生影响。民众同样发现，教育、交通、法理、刑罚、社会地位以及国家与个人，国家与家庭，宗教与家庭的关系这些旧有观念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所以在这场新运动面前，无论多么顽固的旧思想都须让位。如今的日本可以说是一个新世界。40年前的日本人不仅会对现在的外部环境、生活和政体所发生的巨变啧啧惊奇，也会对旧文明的彻底变革顿感惊讶。说得直白些，现在不再是儿子服从父亲，而是父亲听从儿子。不再是统治者指挥民众，而是民众指挥统治者。民众亦不再劳苦供养国家，而是国家努力保护民众。
这些新思想和新实践能否算作进步，取决于个人对生活的看法。若符合前文所述，那么日本的转型必定是一种进步。但在此，我要提请各位，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全方位获取新思想。日本不仅接受了大量新思想，还在这一过程中采用某种社会结构，即通过人格的发展来刺激新思想的不断涌现。所以，日本的确在不断前进。它模仿强国，将国民教育、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血液注入自身，重获新生。总之，日本开始成为个人主义国家，引入一套有利于人格多元发展的社会秩序。
第二条发展之路是物质进步，重要性极为明显。文笔优美、才华横溢的日本作家已经充分描述了日本朴素的非机械文明所带来的优势以及它在接受西方机械文明中所犯的错误。所以不妨再多谈一点，也就是说，发展的第二个要素在于增加机械使用。
日本的狂热崇拜者很难找到恰当的单词，赞美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朴素文明。那时候，没有家具弄乱房间，没有丑陋的机械与巨大的噪声折磨视听，没有工厂浓厚的黑烟污浊天空，也没有火车在城镇呼啸而过惊扰熟睡婴儿。当时，人们睡在简易的榻榻米上，踩的是草鞋，穿的是土布，用的是木筷，食物和炊具样式不多，住的也是极为狭窄的木屋。一切与旧日本有关的事物都会令西方仰慕者青睐。一位西方日本迷在一篇阐述日本古代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文章中这样说道：“没有家具，没有累赘，没有几件体面的衣服就能过活，这不光展现日本人在奋斗中所具备的优势，也揭示西方文明的弱点，让我们反思自身生活中许多无用之物，比如肉类、面包、黄油、玻璃窗和炉火，帽子、白衬衫、毛线衣、靴子、鞋子，箱子、袋子、盒子、床架、床垫、床单和毯子。这些物品日本人都可以不用，没有这些更好。” [3] 诚然，上述关于简约魅力的论述是真实的，但末尾却是假设，作者未对该论断做出评判。假如没有这些西式工具，日本真的会更好吗？日本人显然不这么想。只要浏览这位作者所列举的必需品，就会发现如今日本引进的西方器具是多么的广泛，日本人当然会认为这些东西要么有助于健康，要么能够增加舒适度。随处可见的商店与肉铺便是最好的证明。不过，这依然不足以解释西方产品在日本的风靡度。
即使衬衫洗得浆硬在西方都可成为自身继续存在的理由。这一论证能够反映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工具都有其明确的用途与价值，要么让所有者更舒适、更幸福，要么能够改善健康、增强体魄、振奋精神。是什么让西人比日本人更长寿？为什么西人的孩子精力更充沛？或者反过来说，自西医引入日本后，人口为何飞速增长？日本的新生儿不长麻子？盲人的数量不断减少？为什么各类工具——人力车、铁路、道路、自来水、下水道、椅子、桌子、帽子、雨伞、灯、钟表、玻璃窗和鞋子都在迅速增加？此类问题不胜枚举，答案不言自明。
深入挖掘上述细节看似多余，但不难发现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一直以来，人类唯一优于动物之处便是使用工具。动物凭借蛮力完成人类借助工具完成的工作。民族不同，创造力不同。以文明程度较为发达的民族个体为例，将他脱离于工具或者机器，毫无疑问无法匹敌文明程度落后民族中的个体。但是，让一万个发展程度较高之人与一万个发展程度较低的人竞争，且每个人都使用擅长的工具，那么哪个民族更优越，答案显而易见。
换句话说，人类的进步之道在于逐渐掌控自然。先了解自然，后借助工具，再利用自然之力。所有的机器、工具、家具、衣服、房屋、食品、鞋子、铁路、电报、打字机、手表以及其他无数所谓的“累赘”，都是西人对健康、财富、知识、独立、舒适和旅行，即自身幸福的追求。使用工具，人类掌控自然，消弭时间与空间的差距，藐视暴风雨，开掘隧道，于巉岩乱石间开采珍贵的矿物和金属，并用“魔法”摆脱元素之限，让自然界交出金、银还有更珍贵的铁金属。凭借这些，人类修筑广阔的城市和公园，建造铁路和远洋轮船，可以周游世界，既不怕野兽，也不怕他国，一切皆服从于人类的命令和意志。同时，人类对宇宙的研究不亚于对自身所处世界的了解。也是凭借工具，人类探索无限深远的微观世界。所以说，这些身负骂名的“累赘”，无论基于物质还是出于精神，不论在现实还是在理想，都为人类带来丰富成果。这些“累赘”让人受益并反映人类真实的内在本性、自由与人格。当然，比起健康、长寿、知识与享受，工具也能为人类带来最为深刻的不幸。不过这一教训在于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而非彻底禁用，不必将工具贴上阻碍进步的标签。
事实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缺陷不在于机械、工具的泛滥，在于对进步的真正本质与合理目标的错误认知。这些错误认知蒙蔽了众人双眼，认为太多的男男女女只求一己私欲和个人幸福，阻碍广泛的福祉。进入市场和工厂、进入政党和国家活动又是实现更高级进步的关键。不过，任谁都可以看到人类从猿类缓慢进化成人的努力与挣扎，都不会质疑人类所取得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个性的价值，也愈发渴望拥有它。努力和发展的真正目标从未像19世纪末这般清晰。对某些国家乃至全世界来说，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环境从未如此光明。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已不复存在。国家间的自由交往传播思想，并以社会组织和机械发明的形式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就让那些在社会和文明发展上多少有些落后的国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先进国家凭借有利条件和长期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优势。于是，民族激励了民族，长期演变而形成的思想、习俗、制度、机制促进彼此变革。通过社会遗传，先进民族缓慢获得的优势迅速累积到那些真正渴望发展的其他民族身上。如此一来，日本近代发展中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
[1] Archibald John Little, The Far East,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05,p.541.
[2] Basil Hall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Japan, London: Kegan Paul,1890,p.156.
[3] Lafcadio Hearn, Kokoro, Frankfurt a.Main: Ruütten & Loening,1905,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