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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文献调查仍然是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传统艺术的研究来说，史籍文献就可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对当代艺术来说，传媒文献却是研究者不得不首先碰到的文献调查对象。因为在被人们广泛形容为传媒时代的今日世界，传媒之于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通过艺术传媒所留存的文献，我们往往能借得一双慧眼，入木三分地观测到现当代艺术的气候。在艺术传媒之中，艺术报刊（尤其是刊物）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艺术报刊所捕捉和容纳的信息既有时效性又经过了一定的学术过滤，以此捕捉一个时代的文艺动态，则既能保持敏感，又能达到别的媒介信息所不及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报刊文献之能成为艺术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文献对象，就是自然的了。
当代艺术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观念性，二是潮流性。不过，当代艺术圈子中的弄潮儿们一方面追赶潮流，一方面又不肯承认潮流对自己产生的威力。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便喜欢用另一个词语叫作“思潮”，觉得听起来较为舒坦。因此，不论是理论家还是艺术家，大家在以当代艺术为谈论对象时，往往对“观念”与“思潮”津津乐道，好像这两个东西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动联系。但是，只要我们对现实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形而上学的头脑里，而难以发生在充满欲望、技术与时尚的现实社会中。放眼现当代艺术现实，我们不得不把“艺术观念”假定为个别的，而艺术思潮则是公共的。这就是说，只有当个别的观念转化为公共话语时，才能具备形成思潮的条件。而它们如何从一个到另一个发生转化？形而上学式的坐而论道显然不能作出有效的回答，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问题，而是一个颇为物化的现实问题。它并不管我们对当代艺术“思潮” 是否作出过纯精神性的假定，是否坚决否定它与物欲世界的联系。
生活在现代社会，稍有常识我们就能明白，在现当代的许多时候，从某种艺术观念转换为艺术思潮，靠的正是以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艺术传媒。如果我们把它们说成是当代艺术思潮不可或缺的建构因素，也不见得是夸张之词。在报刊、电视等传播载体中，虽然电视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不过，基于上文中已经陈述过的理由，时至今日，报刊作为艺术传播载体仍然显示着最大的功劳。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艺术研究在处理现当代艺术问题时，文献调查扩大了其外延。
以现当代美术研究为目标，美术传媒文献的调查，不属于文献学范畴，而仍然属于美术学范畴，是关乎动态现实的美术研究不得不运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这种方法却注定不如我们面临史籍文献时用得那样单纯。因为史籍文献是静态的，有着明确的历史边界；而当代传媒文献是动态的，不断发生着时与势的变化，充满变数，不断繁殖。因此，现当代美术的文献调查不仅需要美术学视点，还需要传播学视点，两者结合才能获得有厚度的观察。这意味着，在传媒文献的调查中，假如我们就美术论美术，这些文献就有可能丧失它们本来依靠传播行为而获得的动态增殖的属性，从而失去它们作为现当代文献的价值。这样看来，当现当代美术研究中的文献调查把传媒文献作为对象时，就必须首先研究美术与媒介传播的关系。这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悄然转向了文化学领域。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1947— ）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领域，在那儿各种关注与方法会聚；这种会聚的好处是它让我们能够了解通过现有学科无法了解到的现象与关系。” [1] 如果说，特纳所属的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的文化研究成果可以为现当代中国美术研究注入理论资源，我们则将从他们那里首先学到一种“文本—话语”的阐释方法，使我们的文献调查工作获得与文化学匹配的眼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素有文本解读的传统。不过，如今它早已不像雷蒙·威廉斯等创始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作品的文本上了，非文学类的文化产品、广义的社会文化活动都被当成文本加以解读。特纳指出，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最获认可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理论策略，就是将文化产品、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当作文本来进行解读。 [2] 这就是说，社会是一个具有无限文献意义的大文本。我认为，在进行中国现当代美术的文献调查时，如果记住了这个观点将大获裨益。我们将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文本对象：其中不仅有报刊杂志，还有整个美术运作体系——一个由艺术家、批评家、美术报刊编辑，以及他们的创作、批评、推广活动共同构成、动态书写的多段落、多层次的文本。
但是，如此看法并不能成为一种理由，使研究者对这些文本段落的联结点视而不见。对现当代中国美术的研究来说，有关传媒的文献调查，依然应该把关注焦点集中在现当代中国美术报刊上。这是构成其文献调查的实体部分。具体说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美术报刊。没有它们的传播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就不会在人们心目中形成诸如伤痕美术、乡土自然主义、’85新潮、泼皮艺术、政治波普等这些概念。在80年代，国内只有那么几种美术类杂志，如《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画家》《美术译丛》《新美术》《世界美术》《美术史论》《新美术》等。其中，与当时国内美术动态发生了最敏感联系的，又只有 “两刊一报”
和《美术》杂志，因此，当时的美术传媒环境显得比较单纯，文献调查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从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渗入传播领域和美术推广领域，国内美术报刊的数量日益增多，类型和层次也日趋复杂，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样，更加趋近于当代的国内美术研究，其文献调查越来越面临着繁难的任务。尽管任何一项调查都不可能穷极全部事实，意外情况是难免的，但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又受到归纳法制约，被要求不能遗漏任何一种美术报刊。中国现当代美术研究中的文献调查之繁难，即此可见一斑。
在文化研究学派向我们开启的视野中，把现当代中国美术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联系起来作文本观，还意味着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美术报刊内形成图文的文献调查，还有许多外围工作等在那里。例如与这些实体文献命运攸关的编辑部的故事，就是研究者必须了解的信息。现当代中国美术报刊的办刊人、美术家与批评家大多数健在，他们既不可回避也为访问调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所以，要使文献调查具有活性元素，获得当代品质，访问当事人获取资料的办法是不能排除的，这也是文献调查的一种延伸。不过，在处理这些外围资料时，需要我们加倍的小心。如果事件刚刚发生，叙述者难免不把个人利害和心情的计较牵涉其中；如果事件发生既久，叙述者又无力免除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所下达的两条咒语的支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3] 。尽管号称现当代中国美术研究，但我们相信，后者才是研究者经常需要面对的情况，因为某种当代艺术现象如果正处于亢奋状态，几乎没有研究价值，唯有策展人和批评家才对之发生兴趣。这样，在进行访问、延伸文献调查时，回忆性的叙述便往往成为我们需要处理的对象。可是，回忆性的叙述又不能十分靠得住，时间的隔膜、环境的变迁、当事人以后的经历和心态变化等，都难免不影响他的叙述。他可以跳出过去，但不能跳出今天，所以会发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情况。这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人的局限性使然。但唯其如此，口述历史就是靠不住的。
认真的历史研究一般不主张把口述历史当成材料。就拿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中的文献调查情况来看，比照事件发生时的文本和回忆性文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例如，80年代的《美术》杂志编辑高名潞当时是许多新潮群体和艺术家的一个恩主，’85新潮时期的“北方艺术群体”成员舒群和王广义对之赞不绝口，但是在今天的某些访谈录中，我们读到的一些内容却与已披露的原始资料有异。舒群与高名潞前几年还在事关“理性绘画”的命名权问题上闹过一场不愉快。
假如双方都提供了“文本”，人们就会问，那么，哪一个才是“本文”？才具有真正的文献价值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在当时的刊物文献与今天的回忆性文献之间作出主与次的区分，以刊物当时留存的文献为主。总之，口述历史必须受到严格的语境限制。
中国现当代美术研究中的实体文献调查，固然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术报刊文献为主要对象。但是，也不可随便忽视其他报刊、其他来源的相关文本文献。至于研究者围绕特定研究主题所涉及的问题情境，对所搜集的文献进行甄别、整理、分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展开文献综述，不过是常规而已，勿须赘述。不过，将文献资料依照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置于综合观察，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历时性维度是指，依照时间线索对一定美术报刊的传媒文献进行考察，找出它们在时间序列上与特定美术思潮发展的关联；共时性维度是指，依照传媒文献的信息范畴，找出国内美术报刊整体上与80年代以来现当代美术发生、发展的互动关联性。在这个分而总之、总而分之的过程中，历史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应该是反复切磋的方法。前提是问题意识，即从美术报刊与现当代中国美术发生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切入，多角度、多层次地引入调查和展开研究。
总之，在现当代美术研究中，传媒文献日益成为文献调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对象。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现当代美术研究中的传媒文献调查，其对象范围包括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美术报刊，其多元化水平和繁难程度与日俱增。同时，由于研究中必然涉及美术学与传播学结合的视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文献调查更应向文化研究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在文献调查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该厘清实体性文献与以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为内容的“大文本”以及来自当事人访问的外围文献的界限，建立主次有序的调查结构。做到了这两个方面，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研究才可望据其坚实的文献调查基础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1]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Routledge，1996，p.11.
[2]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Routledge，1996，p.81.
[3]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