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社会认同与政治抗衡

教会所获得的政治认同、地位提升以及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让这个群体的社会认同度显著提升。基督教教会法规规定他们须关照贫穷人以及在发生饥荒时期发放粮食。苦修价值观也促使慈善组织的成立，主教的驻地往往成为主要场所。当教会拿出部分资财倾注于公共建设或弱势人群的救济时，其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甚至一度成为穷人们得以依靠的物质和精神中心。很多主教因为为穷人提供帮助而声名鹊起，他们建立或管理救济院和医院，分派现金和食物。巴西勒在他家族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一座教堂以及一座救济院。起初这座救济院作为朝圣者的休憩站，为他们提供住所、食物，并为处于困境的人们预备所需的医疗救助。在3世纪70年代此地发生的一次大规模严重的饥荒中，这座救济院成为医院。诺拉主教保利努斯（Paulinus of Nola）临终时仍记得要捐赠衣物给穷人。5世纪初，加沙主教波菲利（Porphyry of Gaza）为所有穷人，无论公民还是陌生人维持日常生活提供帮助。贝南蒂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对主教科洛捏的卡伦提乌斯（Carentius of Cologne）的赞辞为：“你是穷苦人的食物。”亚历山大教会登记册记载有7500名接受过慈善帮助的人。在高卢，教会也保留有从教堂得到过帮助的穷人的记录。基督教的这种救济工作非常成功，乃至当时的非基督徒也深受感动。4世纪中期，当皇帝尤里安试图恢复罗马传统宗教的信仰时，就曾建议异教的神职要效仿基督徒为陌生人建立临时收容所，他来提供粮食和酒。

随着教会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及社会声誉的与日俱增，主教们的特权日益膨胀，主教除被授予包括在教堂里释放奴隶，审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纠纷这样的权利外，自主教达玛苏斯（Damasus of Rome）起，罗马的主教甚至拥有了免于城市掌管司法管辖的权利。异教徒元老普莱特克斯塔图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就嘲讽罗马主教达玛苏斯说：“让我当罗马主教，我就立即成为基督徒。”在4世纪晚期之前，罗马主教职位的拥有者就具有了如此声望，以至于历史学家马色林努（Marcellinus）评论说，赢得这一职位的人“肯定会因为贵族妇女的馈赠而变得富有，出行乘坐舒适的车子，穿着光彩华丽，享受的丰盛筵席堪比君王”。 ^[8] 随着教会势力的膨胀，政教间的和谐关系尤其是西部教会与罗马皇帝之间的合作关系偶尔也会受到一些挑战。这与帝国首都东迁、西部政治真空的现实局面不无关系。与政治抗衡最典型案例发生在安布罗斯身上，他曾经作为米兰的执政官，后来被祝圣成为主教。他在教会中的地位堪比世俗地位，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他因迫使皇帝狄奥多西为在390年帖撒罗尼迦对平民的屠杀做公开的忏悔而享誉一时。在与米兰的阿利乌团体的冲突以及双方争夺主要教堂使用权的斗争中，安布罗斯也是力克皇室成员，占得上风。由于这些冲突，狄奥多西与米兰的安布罗斯矛盾重重，但即便如此，皇帝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主教的至高权力。如安布罗斯回忆皇帝临终时的情景说：“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要求见我。”这可视为主教权利逐渐从政治掌控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标志。

到了5世纪后期，教会的权利甚至影响到了帝国的政治和军事。西罗马主教利奥甚至担负起了帝王宫廷才应该承担的政治任务，他与哥特人、匈人、汪达尔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让罗马免遭屠戮之祸。至此，西罗马的主教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建构新的社会秩序，欧洲的中世纪真正来临了。 NKXcotdseAFJWEERfrbVwpYO55WPCPYbJ4k6L8Tg9BhKKDLSK8PhIwRNknKwkb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