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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强制推行对于一种思想信念来说，至多只能做到受众在形式上的接受，吸收的至多是那种屈服或趋附权贵的半信徒，基督教要想真正国教化，或在一个社会中和合地存在、传播、发展，不但要获得皇族贵戚们的支持，还必须深入民众底层，使得这一切文化的融入以及诠释实现，而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发展就伴随着这种文化对话、融合的过程。这种对话与融合发生于各个阶层，同知性化、民俗化共存。
文化融合的首个层面是哲学诠释。尽管在此阶段之前，迦太基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便提出了“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的口号，就像这位拉丁教父在诠释他“三位一体”的概念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希腊化的影响一样，罗马帝国基督教教义的形成与诠释离不开当时社会流行的哲学观念，虽然此时诺斯替主义、斯多葛主义、犬儒学派已经不像当时影响潘代努（Pantaenus）和他的学生们那样明显，但实力犹存。尼撒的格里高列（Gregory of Nyssa）在《演讲录》43中对自己接受的异教经典教育给予高度评价，哲罗姆（Jerome）的早年生活充分体现了一位皈依基督徒是如何充分利用他异教的修辞术训练的。奥古斯丁（Augustine）、狄奥多莱和凯撒里亚的巴西勒（Basil of Caesarea）对构成他们教育基础的异教文本虽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但都吸取其中适合自己的部分。巴西勒曾将此过程比喻为采蜜，蜜蜂既不会同样对待每一朵花，也不会试图把它们停留过的所有花朵中的花蜜都带走，而是只取走适合自己工作的部分。很多基督教作家在犹太、希腊-罗马文化的修辞与哲学基础上对其加以调整，为了神学的目的进行创作，包括对宗教辩护、教牧、圣经注释等方面，有些文学体裁继承了形式，但没有继承内容，例如书信，特别是安慰信。从颂文、文本注解、短论的传统形式中诞生了基督教的混合体。像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在4世纪80年代末写的“对话”一样，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在《论义务》中把西塞罗（Cicero）一篇模仿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乌斯（Panaetius of Rhodes）的短论且同名的对话进行改编，用来阐明神职人员和教众的共同理想。此外，早期起于罗马东部的隐修运动非常倚重希腊哲学传统。这种传统的理论支撑起于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和奥利金，他们二人对最早的僧侣领袖，特别是埃及的僧侣领袖，比如大安东尼（Anthony the Great）和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很多修道士被认为是追求哲学生活的人，基督教僧侣文学和异教哲学文学相互影响，例如“沙漠教父语录”以及埃瓦格里乌斯的著作在格言集和修辞教育的训练中都有类似的文本。《圣安东尼传》的一部分是以《毕达哥拉斯传》为模板。隐修运动除吸收了希腊哲学成分外，受犹太教的天启文献和诺斯替文献影响的痕迹也很明显。“我们不仅在埃及僧侣资料中发现与埃及智慧传统之间的明确联系，而且也可能与埃及隐修运动中注重与世隔绝和退回坟墓隐居与更古老的精神生活模式相关。” [3] 同样地，叙利亚古代文本中对于离家修行和荒野生活也极为重视。埃及教会的创造性不仅在于隐修制度，还在于其对传统基督教文献的重新诠释，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埃及化了：
科普特文献使得埃及基督徒把基督教看作是埃及的，是其生存图景和传说中的一部分。从历史编纂（《冈比西斯传奇》（ Cambyses legend ），《亚历山大传奇》（ Alexander romance ）、尼基乌的约翰《编年史》（ Chronicle of John of Nikiu ）到圣经外典（《以撒和雅各的见证》（ Testament of Isaac and Jacob ）、《约伯的见证》（ Testament of Job ）；外典行传如《巴多罗买在绿洲城市传道》（ The preaching of Bartholomew in the city of the oasis ），科普特文献兴盛起来，直至穆斯林征服的到来。这重新肯定了多个关键历史事件包含着重要的埃及传统，……有时候，他们甚至把福音书中的人物纳入到埃及自身中。……这些故事都使埃及成为基督教宏大历史叙事的中心。 [4]
异教信仰是基督教在传入地不得不遇到且发生对抗的首要因素，但事情的结局往往不是敌对那样简单分化，两者之间的互动似乎更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主流趋势。随着基督教被宣布为国教，这种将异教因素加以改造融合的信仰实践，无疑促进了基督教的民间化，巩固了群众的信仰根基。这个过程不但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核心罗马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还体现于早期的野蛮部落。很明显，罗马教会律法用到异教的还愿献祭语言，从而表明某种程度上基督实现了更古老的宗教信仰。在罗马帝国，新受洗的信徒穿着白色亚麻布衣，这种服饰在毕达哥拉斯时代便已盛行，它是异教仪式纯洁的象征。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在赋予洗礼以宗教意义这方面，一点儿也没有创造性，以净化为目的的仪式性沐浴在库姆兰社会就有了。这些洗礼的要素被我们讨论的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保留下来并不断扩充。此外，在罗马354年的年鉴里，首次提到12月25日为圣诞节。这个年鉴本身是根据过去的336年日历记载的，它结合了基督教和罗马市民的日常生活。记载里，那天既是基督在伯利恒降生之日，也是罗马纪念太阳神的俗世节日。相对较晚的资料证明，圣诞节是后尼西亚节日，是为了反对和回应皇帝奥勒留（Aurelian）设立庆祝所向披靡的太阳的诞生日而设置的。在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祈求者甚至会把两个问题交给祭坛的侍从，一张单子作为圣徒的答复返还。来自埃及几个祭坛的神谕单子通常都是询问生意、婚姻问题、怀孕、将来的旅行、逃亡的奴隶、各种小病以及房产交易等方面的建议。早期埃及的宗教无疑形成了一种宗教共同体，在其中巫术信仰与仪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利西亚主教尼古拉（Nicholas）将基督教化了的献祭引入乡村教堂中，声称如此献祭是模仿了大卫王的。这些前基督教的仪式包括：安放卧榻、献祭动物、分发饼和酒。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勒谴责去求问传神谕者、通灵人和乡村巫师的做法，自己却从事基督教的解梦。他曾经为位居元老院阶层的一位女士解梦，建议她去培养能“真正”看到上帝的眼力。教父们和拉比们都强烈谴责巫术，但他们自己也接纳了巫术思想与仪式的诸多原则。“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中间，也在拉比中间，巫术广为流行。巫术力量是圣徒魅力的一部分，在沙漠隐修士中也是这样。从埃及、经由巴勒斯坦到巴比伦，咒语、符言、酒杯和纸草都表明了巫术主题与仪式的广泛存在。” [5]
蛮族基督教化过程中的本土宗教影响更加显著。哥特的基督教始于257年哥特族侵略罗马的卡帕多西亚期间绑架的一个基督徒团体。后来他们的信仰逐步与哥特环境和风俗融合，形成了哥特化的基督教，一度影响了欧洲和北非的信仰格局。教宗格里高列（Gregory）曾向英格兰国王请求压制异教的发展并拆除异教圣地，但随后他改变了主意，建议在英格兰传教的圣奥古斯丁采取说服性，而非强迫性的方法作为正确的策略。异教寺庙被改建为教堂，异教的祭献节日改为纪念圣徒与殉道者的节日。新近发现古代晚期米索不达米亚的、写有阿拉姆语的巫术酒杯显著表明，这是基督徒、犹太人、拜火教徒和摩尼教徒的共同做法。
宗教融合、文化借鉴是基督教化的必要部分，而非其副产品。最终，对希腊修辞学和文学形式的借鉴以及对建筑、礼拜仪式、艺术的吸收吸引了上层权贵阶级的注目，这些人通常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来判断新兴宗教的。他们试图从哲学上来论证基督教主张的合法性，这种尝试就把基督教的会话放置在了另一种主流文化当中。同时对于异教和传统文化的吸收及改造，让这种对比变得更加亲切自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权贵们如此，帝国的百姓们也就更无二心了。文化上的融合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结尾已经是不可避免、更是不可逆的，因为这是任何信仰文化得以传播、深入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