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无论君士坦丁（Constantine）是否为虔诚的信徒，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认可基督教乃至后来皈依基督教的行为某种程度是出于帝国政治的需求。这不仅是他将耶稣视为为帝国带来胜利的战神形象这么简单，就像在312年他靠十字架的异象在米尔汶桥上打赢对立凯撒马克森狄（Maxentius）的大军所显示的，很明显他认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宗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便急于召开主教会议处理阿利乌派（Arian）与亚塔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间争论的重要原因。他为赴尼西亚的诸位主教提供四轮马车作为交通工具，提供食物和在途期间住所，要知道这些人在20年前还生活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迫害的恐惧之中。事实上，不止君士坦丁，罗马皇帝君士坦斯（Constans）、狄奥多西（Theodosius I）均热衷于染指教会思想的统一。347年夏，君士坦斯重申禁绝多纳图派（Donatism）教会的指令，多纳图派建筑物与财产均被查抄，拒绝皈依大公教会正统基督教的诸位多纳图派主教被流放。帝国尝试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实现教会的表面统一。之后狄奥多西成为西部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消灭异教，并将正统基督教正式确立为国教。这个时期的每位皇帝都不仅仅将自己视为世俗的君主，在宗教议题上，都想留下自己属灵的印记。拿之后大公会议的召开为例，格拉提安（Gratian）和狄奥多西一世这两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381年）召开主教会议，除肯定尼西亚信经的主张外，还谴责阿波利拿流（Apollinaris）否认基督是完全的人以及圣灵受造派的主张。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组织以弗所会议来协调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的神学争执。皇帝马西安（Marcian）决定在卡尔西登召开会议谴责优迪克（Eutyches）的思想，同时达成卡尔西登——尼西亚信经。尽管这次会议一如既往地导致了二性论者、一性论者与卡尔西登主义者更多的辩论，但很明显自君士坦丁以来，罗马皇帝们修和的努力一以贯之。后来在位者芝诺（Zeno）本人尽管支持卡尔西登决议，却十分热衷于缓和与反卡尔西登敌对者的关系，在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西乌（Acacius）的协助下，芝诺为不同派别之间的修和准备了为人所熟知的《合一法》（482）。一位皇帝企图将基督教培植成帝国信仰根基的企图昭然若揭。之后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其长时间的统治过程中（527-565年统治）在恢复帝国版图的同时，亦扩大了其精神影响力。529年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不但为整个中世纪时期西罗马帝国教会教规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堪称拜占庭政教关系的范式。
在拜占庭，教会与政府并非各自独立的权力集团，而是二者共同发挥效力，政府行使民事权利，教会负责信徒灵性层面的信仰需求。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甚至仅仅是对这种相互影响的一种较为薄弱的解释。 [2]
553年5月，查士丁尼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礼堂召开教会会议。会上力图解决两个神学争议：其一，就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西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宣称的基督论观点达成共识；其二，围绕亚历山大的奥利金（Origen）的神学思想以及受奥利金影响的作者们进行讨论。毫无疑问，在这一时代的5场会议，即325年的尼西亚会议、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431年的以弗所会议、451年的卡尔西登会议、553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都是在皇帝的影响下召开的，皇帝干教意图明显。
不但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皇帝有个统一的宗教梦，蛮族的皇帝们何尝不是如此。哥特人起初对于阿利乌派情有独钟，他们的宗教在欧洲和北非均占有一席之地。369年后，西哥特部落首领菲列迪根（Fritigern）在哥特人发生内部战争期间向罗马帝国求助，由此菲列迪根接纳了罗马帝国国王的信仰。这些事件在哥特基督教化历史上开辟了新篇章。506年，新成立的日耳曼王国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Ⅱ）召开阿尔勒会议，就是为了实现将尼西亚哥特教会归入他王国的目的。法兰克王国的奠基人克洛维（Clovis）为了其帝国的强大，成为第一位皈依正统基督教的野蛮人首领。当克洛塔尔二世（Chlotar Ⅱ）使高卢再度统一时，便聚集高卢所有的主教在巴黎（614）与克利希（626/7）召开两次教会会议，政教影响可见一斑。汪达尔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勃艮第人同样在君王的带领下皈依了基督教。在这一阶段为了政治利益，基督教派系间反目成仇，甚至与异教合作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罗马皇帝莫里斯（Maurice）是一位卡尔西登主义的热切拥护者，他强烈抵制在宗教立场上持反卡尔西登主义的加桑人。当他带领军队抵达波斯边境时，加桑领袖阿尔-穆赫德尔（al-Muhdhir）将桥摧毁。莫里斯将其逮捕并流放至塞浦路斯。之后阿尔-穆赫德尔的家人在战争中与波斯联手袭击巴勒斯坦。这相较于7世纪穆斯林的入侵提前了数十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南部和东南部遭受军事入侵时并未对亚美尼亚施以保护，因此，神学不睦成为亚美尼亚摆脱拜占庭王朝的重要手段。
帝国政策的演变对于教会命运的影响更是毋庸讳言。君士坦丁时期，阿利乌派被定为异端，但他们的儿子们却始终在尼西亚派和阿利乌派间徘徊，导致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塔那修先后被流放至少五次，这与皇位的变更及宫廷教会集团人员结构上的调整不无关系。直到约60年过去，帝国内的大多数基督徒才达成统一的反阿利乌派观点，亚塔那修最终在其主教位上寿终正寝。皇帝尤里安（Julianus）的短暂统治期间（361-363），基督徒面对的局势急转直下，他们的权利被大大加以限制，其中被正统派压抑的多纳图派却得到来自帝国政府的支持。再以伦巴第族为例，早期伦巴第族信奉阿利乌派，6世纪末，巴伐利亚王朝的西奥多琳达（Theodolinda）先嫁给了国王奥塔利（Authari），后嫁给国王阿吉卢尔福（Agilulf）。她是位大公教会信徒，于是伦巴第族诸国王统治的巴伐利亚王朝加速了对伦巴第族阿利乌派的迫害。
在古代世界，宗教更加密切地关涉国家利益和公共生活，宗教仪式是公共的，宗教教义是公共的，宗教节日是公共的，宗教是维持世俗社会稳定的精神核心，统治者试图调整宗教思想间的分裂，其目的无非是控制或左右公众的参与，进而有助于自身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说，帝王们不得不虔诚。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当时的蛮夷王国，皇帝和主教们的示范作用必然带来社会精英的皈依，异教徒逐渐放弃信仰立场，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名望和地位。在此过程中贵族精英被基督教化，基督教同样正在被贵族化。当百姓们模仿权贵的信仰，迎合他们的好恶时，帝国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的帝国化就同时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