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平等是人类从古至今矢志追求的政治价值之一。如果说人类在原始公社中处于平等的状态的话，那么，阶级和私有制的产生，则将人类推向不平等的深渊。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的不平等，到中世纪唯一承认的“原罪的平等”，再到资产阶级倡导的“现代的平等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至少历经了几千年的时间。然而，资产阶级平等权利的实现，不仅没有将平等定格在其实现的当下，反而将其推向了更复杂的历史语境。

作为西方两大基本的政治价值，平等和自由永久地镌刻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并为政治哲学家和革命主义者所追求和信奉。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既是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又是自由和平等的体现”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西方政治哲学史，特别是近现代政治哲学史，就会发现，一方面，相较于平等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家在理论上更加关注自由；另一方面，相较于自由而言，当代政治思想家则更加关注平等。

自近代以来，政治哲学主要思考和探讨的是自由问题。其中，以霍布斯、洛克和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在这种意义上，自由被视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主题。

与先前的自然法理论——主张自然法是最高的行为规范，来自上帝的命令不同，霍布斯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指令” ，服务于自然权利。以此为基础，霍布斯将权利置于政治哲学的首要地位，从而为自由主义成为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霍布斯看来，生命、自由和平等共同组成了人的自然权利。虽然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中都享有“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平等” ，但是，当自然状态让渡于国家之后，人们将不再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与霍布斯相反，洛克将自然法视为自然权利的根基。基于自然法，每个人都拥有三种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在洛克那里，虽然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和“平等的状态” ，但是，出于对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国家产生之后，只能通过牺牲平等来确保人们继续享有自由。显而易见，不论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还是在其构建的政治社会中，人们都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人们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被洛克视为“其余一切的基础” ；相比之下，平等虽然构成洛克政治哲学的起点，但却并未被其视为理论的终点。因此，我们可以说，洛克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为自由辩护。在其政治哲学著作中，洛克全面阐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成为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正是在此意义上，洛克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如果洛克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者，那密尔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完成者。与洛克的理论目标——探究人与国家的关系以防止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不同，密尔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探究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警惕“社会暴虐”，更直接地说，就是“限制社会舆论的力量，以防止多数压迫少数” 。以此为目标，密尔将洛克所确立的政治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主题转变为社会自由，并详细地列出了“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包括“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和“相互联合的自由” 。此外，密尔认为，民主制的建立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成为可能，此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鼓励个性的自由发展以及高扬人的价值。

虽然以霍布斯、洛克和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构成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哲学家关心平等问题。众所周知，作为“共和主义的鼻祖”，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中给予平等问题以极大的关注。在卢梭那里，“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 。然而，私有制的出现，打破了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和平等，使弱者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不幸状态。面对私有制所引发的人类不幸，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卢梭强烈地谴责了私有制，强调以公意为最高原则来构建建立在真正社会契约基础之上公民社会。重要的是，在这个公民社会中，人们仍然拥有自由和平等，只不过自由和平等从“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平等”转化为“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 。

卢梭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以及对自由和平等的辩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卢梭与其他给予平等问题以极大关注的思想家（比如，托克维尔）不是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因而，相较于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讨论而言，平等尚不能被视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主题。相比之下，自由被视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政治哲学家对自由的讨论，形成了理论化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由问题。遗憾的是，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平等，却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平等问题。

直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才将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自由转向了平等，进而使平等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

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和平等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缺一不可。然而，一方面，从理论上来看，近代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过多强调使平等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面对近代政治哲学没有解决的平等问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普遍产生的平等主义要求，罗尔斯将正义视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通过契约式的道德证明方法证成两个正义原则，以指导社会的基本结构设计。罗尔斯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试图通过正义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平衡，以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这一政治哲学难题。

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及其转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扭转了自19世纪以来的功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恢复了契约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其次，使当代哲学聚焦于政治哲学，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最后，将平等问题置于当代社会的聚光灯之下，使其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围绕着“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西方学界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学者或者以此为基点展开论述，或者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或者对这种理论进行挑战。总而言之，正如诺齐克所说的一样，“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 。

平等问题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家争论的重中之重。以平等主义为中心，当代政治哲学家强调的理论重心大相径庭，比如，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的平等，社群主义者以民主的平等为重心，功利主义者则从人人平等出发，共和主义者的重心在于政治平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经济平等展开辩护，后现代主义者突出权力平等的重要性，女权主义者则以性别平等为中心，等等。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对平等主义的争论中，主要的分歧有两点：

第一点分歧是平等主义者试图对什么东西进行平等分配，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来说就是“什么的平等” ^[1] ，科恩（G.A.Cohen）将其称之为平等的“通货” ^[2] 。在这个问题上，最具有代表性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平等主义主要有三种：福利平等主义、资源平等主义和能力平等主义。福利平等主义主张对福利进行平等分配，以传统的功利主义的福利平等和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 ^[3] 为代表；资源平等主义强调平等分配的东西是资源，这里的资源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既包括罗尔斯的“基本善”，也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资源”，因而，罗尔斯的“基本善平等” 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 ^[4] 都可以被视为资源平等主义的代表；能力平等主义指的是对能力进行平等分配，森提出的“可行能力平等” ^[5] 是其理论代表。此外，安德森（Elizabeth S.Anderson）提出了“民主的平等” ^[6] ，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主张“复合平等” ，尼尔森（Kai Nielsen）为“激进平等主义” 辩护，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倡导“新平等主义” ，等等。

第二点分歧是如何对这些东西进行分配以实现平等。在这个问题上，平等主义者主要持有两种基本立场：“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持有“结果平等”立场的平等主义者强调的是“某种利益或好处本身的平等”，相比之下，持有“机会平等”立场的平等主义者强调的则是“某种利益或好处之机会的平等”，这里的利益或者好处可以是“福利、资源或基本善”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大多数的平等主义者更为认同“机会平等”。由于平等主义者在对什么东西进行平等分配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因而，他们的“结果平等”或者“机会平等”立场最终呈现为不同的平等理论。

在围绕这两点分歧展开的争论中，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主流占据着优势地位。以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为轴心，不论是福利平等主义、资源平等主义和能力平等主义，还是机会平等的基本立场，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打转。虽然自由主义在其内部划分为不同的派别，比如，以诺齐克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最理想的社会形式，其理论目标在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和平等进行辩护。

面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以及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为了对社会主义展开辩护，20世纪70年代末，英美地区兴起了一股被称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在其理论旨趣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 ^[7] 通过“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的澄清和重构，与其说他们专注的是某一个领域，不如说他们专注的是“分析”的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早期探究的理论重点是历史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理论成果是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然而，在其兴起之后的十余年，从现实环境来看，遭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社会主义与取得了新发展——表现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政局的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理论环境来看，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展开了强有力的辩护，却凸显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的声音日渐衰弱。与此同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产生了怀疑。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断主要依赖两方面的理论支撑：第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仅会诱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还会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第二，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为他们推翻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最终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 ^[8] 但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在经济状况方面还是在阶级状况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科恩指出，一方面，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遭遇了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束缚，从而阻碍了共产主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实现；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不断地瓦解。这些现实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有（一半是真实的，一半是假象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其他类似的力量也没有产生，亦不会产生” 。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经历了一次“政治哲学转向” ，即从其早期关注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转向了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用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话说就是：“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理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却换来了作为一种规范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为一种新趋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

完成了“政治哲学转向”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框架之中，试图构建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平等理论，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平等、更自由、更正义以及更令人向往提供规范性论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的平等原则进行道德辩护，他们或者“从平等、自由等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不正当”，或者“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自由主义正义论” 。不论是哪一种理论进路，都转向了马克思曾经不屑一顾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并在这样一种规范性框架中探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平等原则。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规范性理论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随着经济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而在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那里，规范性的陈述要么永远正确，要么永远错误。在这种意义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框架之中以调和二者关系的做法注定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虽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并扩展了其理论视域，但是，通过“道德工程”实现平等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现实基础，过于强调规范性论证和抽象道德的力量。这种带有道德主义色彩的理论转向，不仅越来越偏离马克思及其理论内核，而且为马克思所批判和反对。正如贝塔姆（Chris Bertram）所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断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问题” 。

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及其主题从自由转向平等的宏大理论背景下，基于平等、自由和权利等政治价值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自由主义占据着主流地位，与之相对的是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旨在挑战自由主义的学说。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与马克思及其平等思想最为密切相关的当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不为英美主流学者所认可，更何况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

这也就从侧面表明，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平等思想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及其主题转向中处于一种理论缺席的状态。甚至有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一个完全明晰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更不要说平等理论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科莱蒂（Lucio Colletti） ^[9] 、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 ^[10] 、阿维纳瑞（Shlomo Avineri） ^[11] 、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2] 、凯赛尔曼（Mark Kesselman） ^[13] 、密利本德（Ralph Milliband）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明确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对政治理论的讨论大多是不系统且不完整的，但是，如果因此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存在政治理论，那将是偏颇的。关于这一点，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是否构建了一种国家理论的评价放在这里再恰当不过：“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说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国家的一系列论述和一种显然已经确定了的方向。”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是否有政治理论的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没有一个完全明晰且真正的政治理论。与科莱蒂、古尔纳德等所持有的极端否定立场不同，那些持有肯定性立场的学者 ^[14] 认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是存在政治理论的，而且他们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理解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不过，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解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又显得过于狭隘。这种狭隘性不仅不能完整地呈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而且会削弱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应对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的解释力。

因而，不论是否定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明晰的政治理论的极端否定性立场，还是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理解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的肯定性立场，都没有真实且完整地呈现和还原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事实上，除了这些理论之外，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还包含国家理论、分配正义理论、平等理论、权利理论等诸多理论，而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丰富的政治思想。

对于我们而言，这两种立场的产生反而向我们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即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及其主题从自由转向平等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平等思想的理论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他片面性地、狭隘地呈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平等思想的理论。这不仅容易造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及其平等思想在当代政治哲学诸多学派的角力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且会削弱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及其平等思想在应对现实问题方面的解释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亟须对这些片面性、狭隘性的理论进行批判，而批判和反对它们的最有力的武器就在于还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平等思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且具体到本文主题而言，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的平等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立足当今世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趋势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然而，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平等问题亦有不同，比如，有的国家迫切需要解决政治平等问题，有的国家亟须处理种族平等问题，有的国家亟待解决性别平等问题，有的国家则面临着民族平等的问题，等等。具体到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机会不等、阶层分化等不平等现象相继涌现。面对这些问题和现象，平等的重要性在我国乃至全世界日益凸显。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平等的重要性，更是将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平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亟须解决的问题，而马克思对于平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无疑对于我们反思和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方法指导。

因此，在理论缺口和现实批判的情况下，系统地阐释马克思的平等思想显得十分必要。有鉴于此，本书拟对马克思的平等问题和平等概念进行分析，梳理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并阐述这一思想所内含的丰富内容和多重维度。

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平等观念的谱系和马克思所面临的平等问题。首先回溯平等观念的发展历程；然后论述社会历史发展为马克思提出的平等问题，即政治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分离问题。这种关于平等观念的谱系和马克思所面临的平等问题的研究，为接下来考察马克思的平等思想准备了条件。第二章考察马克思的平等概念。这一章首先梳理马克思讨论平等概念的推进历程和内在逻辑；然后分析马克思的平等概念与恩格斯的平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在总体上的内在一致性，为文中引用恩格斯对于平等问题的讨论来佐证马克思的观点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论述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平等的批判性阐释。这一章首先考察马克思对抽象平等的批判；其次阐明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最后论述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蒲鲁东的批判。围绕着这三种类型的平等思想所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使马克思认识到，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平等不过是物质关系和阶级利益的表现。第四章阐明资本逻辑下的“表面上的平等”与实质的不平等之间的悖论。这一章首先考察资本主义平等原则及其悖论；然后论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平等或者剥削机制的揭露与批判。这种关于资本逻辑下平等悖论的讨论，旨在探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批判，为接下来考察共产主义社会对平等悖论的扬弃铺垫了基础。第五章探究共产主义视域下的平等。这一章首先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平等进行论述；其次考察共产主义社会视野下的平等；最后分析平等概念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上的限度，即马克思为什么拒绝使用平等概念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结语部分从总体上概括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方法论启示。马克思的平等思想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为其理论开端，并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其理论宗旨，既为我们以后讨论平等问题提供了研究方法，也为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方法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参见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in S.McMurrin，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1，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0，pp.197-220.

[2] 参见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Ethics ，Vol.99，No.4，1989，pp.906-944.中译本见G.A.柯恩《论均等主义正义的通货》，载葛四友《运气均等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46页。

[3] 关于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详见Richard J.Arneson，“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56，No.1，1989，pp.77-93，中译本见理查德·阿内逊《平等与福利机遇的平等》，载葛四友《运气均等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90页。不过，阿内逊后来提出了“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来取代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详见Richard J.Arneson，“Luck Egalitarianism and Prioritarianism”， Ethics ，Vol.113，No.1，2000，pp.339-349，中译本见理查德·阿内逊《运气均等主义与优先主义》，载葛四友《运气均等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8页。

[4] 关于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详见Ronald Dworkin，“What Is Equality？Part 2：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 s，Vol.10，No.3，1981，pp.283-345；[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18页。

[5] 关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详见[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296页；[印]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71、287—300、338—357页；[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10页；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in S.McMurrin，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1，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0，pp.197-220.

[6] 详见Elizabeth S.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Vol.109，No.2，1999，pp.287-337.

[7]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仅仅指的是“九月小组”的成员，包括科恩（G.A.Cohen）、埃尔斯特（Jon Elster）、罗默（John E.Roemer）、赖特（Erick Wright）、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巴德汉（Pranab Bardhan）、布伦纳（Robert Brenner）、鲍尔斯（Samuel Bowles）、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范·德文（Robert Van der Veen）、斯坦纳（Hillel Steiner）和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随着“九月小组”影响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加入核心议题的讨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从原初的“九月小组”成员扩展到更多的英美学者，比如，伍德（Allen Wood）、米勒（Richard Miller）、尼尔森（Kai Nielsen）、威廉·肖（William H.Shaw）、阿内森（Richard Arneson）、布坎南（Allen Buchanan）、艾伦（Derek P.H.Allen）、沃尔夫（Jonathon Wolff）、莱文（Andrew Levine）、佩弗（R.G.Peffer）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关于“九月小组”的介绍，详见[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关于广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具备的三个特征，详见R.G.Peffer， Marxism ，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9，Footnote 2.

[8] 参见[英]G.A.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页；R.G.Peffer， Marxism ，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214.

[9] 意大利学者科莱蒂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来说，马克思除了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分析之外，“没有在卢梭的思想上增加任何东西”。（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185.）而在与佩里·安德森的一次谈话中，科莱蒂更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In New Left Review ，Issue 86，1974.）

[10] 美国学者古尔德纳在其著作中指出，一个完全明晰的政治理论的缺失，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中应当被视为一个“过失”，而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困境”。（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80，pp.315，304.）

[11] 阿维纳瑞在《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中指出：“马克思未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界定他的政治理论，这促使我们努力从他卷帙浩繁的分析性的和争辩性的作品的零散证据中推测出他的理论。”（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42.中译本见[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12] 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认为，“基本上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虽然当时的经济研究可以直接建立在《资本论》的宏伟壮观的基础之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遗产。”（[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19页。）

[13] 凯赛尔曼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其发展相对滞后的特性。相对于阶级形成和结构（社会学）、资本主义生产（经济学）以及过去的阶级斗争（历史学），鲜少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研究。”（Mark Kesselman，“The State and Class Struggle：Trends in Marxist Political Science”，in Bertell Ollman and Edward Vernoff，eds. The Left Academy ：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New York：McGraw-Hill，1982，p.82.）

[14] 比如，阿什克拉夫特（Richard Ashcraft）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马克思和政治理论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那些学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一个完全明晰的政治理论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基于政治理论传统的基本概念——特别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权利、平等、自由等概念——来考察马克思的思想，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批判和反对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些在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政治理论传统中是缺失的。因而，虽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没有一个政治理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理论，但却有一个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参见Richard Ashcraft，“Marx and Political Theory”，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No.4，1984，pp.637-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