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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西方社会，宗教受到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丧失了传统意义上道德伦理依据和精神信仰依托的功能。传统宗教不再是慰藉人类心灵的精神家园，上帝也不再是进行赏善罚恶的令人敬畏的裁决者。同时，对自然的科学发现使得宗教失去了神秘主义的面纱。宗教逐渐与自然认识发现和社会历史实践等世俗生活分离，而仅仅作为一种信仰生活存在。与之相应的是上帝不再是人类世俗生活中的至高权威，而只是作为神庙之中的雕塑。进而，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面临着被消解的风险。
当上帝不再是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主人”和绝对权威，理性便逐渐树立起在人类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权威。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理性的能力——理性指导人们的实践，建立道德的规范，驱使人们实现自身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思想对宗教的批判改变了一直以来宗教自我批判的传统。伴随着宗教的产生就诞生了的对宗教思想的自我批判，在近代逐渐发生了转变。这种对宗教的批判传统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宗教内部，也体现在哲学思想领域。
传统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一直以来就有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传统。这种对宗教思想的自我反思保证了基督教长期存在的生命力。如果只是在宗教之外展开对宗教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对宗教本身而言可能只是意味着对宗教的背叛或者来自异教徒的攻击。施特劳斯指出：“在一般情形当中，以宗教的有害本质或它实际造成的危害，而不是以其教义中的谬误为对象的宗教批判，并不会有损于该批评的科学性。同样，这种宗教批判已经逾越了理论上的反对而进入实际上的背叛。”
而只有基于宗教内部的自我批判才会对宗教本身造成重要影响和变革。
自从基督教诞生之初，其内部就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传统。到近代，传统宗教内部已经具有了三种性格迥异的自我批判传统：“他们通常被称为伊壁鸠鲁传统、阿威罗伊传统与马基雅维利传统。”
在施特劳斯看来，我们很难把这三种传统彼此区分开，他们彼此结合共同影响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同时近代对宗教批判的宗教传统和哲学传统影响了人们对宗教的看法，黑格尔正是受到这种影响才开始在图宾根（Tübingen）时期和伯尔尼（Bern）时期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宗教。
自罗马沦陷之后，整个欧洲陷入了一千多年的黑暗中世纪。在黑格尔看来，中世纪缺乏社会公德，而只有宗教法规；现实生活中缺乏“神圣性”，而只有僵死的仪式。在一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精神成为时代精神，教会把自己看作人与神之间的桥梁。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宗教在近代逐渐暴露出诸多矛盾：“教会既然鄙夷财富，或者是号称鄙夷财富，那么当它靠着一种外界生存的地位，取得各种所有物和大宗的财产——这种情形就成为一种谎话。”
同时，教会否认世俗的政治权力，但是它通过封建主义攫取了巨大的政治权力——通过十字军东征实现对世俗的征服。宗教的矛盾伴随着教会的腐朽越来越明显。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受教育水平
、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理性能力在传统宗教的牢笼中被严重忽视。因此，受到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在基督教内部也兴起了一股思潮，即对传统宗教精神的现代性反思。传统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很多方面的腐朽表现和教权主义，加剧了宗教内部对改革的诉求。16世纪20年代开始，瑞士的苏黎世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运动，并且逐渐在政治和神学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事实上，宗教改革运动在基督教史上是一个蕴含着复杂含义的概念——它在广义上既是指由批判传统基督教而来的新教的诞生，又是指在神学和灵性上进行自我革新的天主教变革，同时还是指“宗派”的兴起。宗派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如圣公会、浸信会、路德宗和公理会。因此，广义的宗教改革运动包括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加尔文宗的宗教改革、激进派（重洗派）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而狭义的宗教改革仅仅是指新教改革，而不是指传统宗教的自我变革。不过在人们的日常看法中，尤其是很多国人的看法中，宗教改革仅仅是指路德宗和改革宗（加尔文）的变革，而不包括重洗派（激进派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变革。
1517年10月31日，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Ninety
-
five Theses
）正式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认为信徒只要阅读圣经就能够从圣经中获得圣道的启示，圣道的启示与阅读福音书是内在统一的。在路德看来，圣经中的文字和内容是清楚明白的，因此，圣经传播的圣道具有直接启示信徒的力量。“他一方面强调语法和语言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圣经意义的明晰性使教育水准、语言能力不同的人有着同等理解圣经和接受启示的机会。”
通过强调圣经可以直接传播圣道，信徒可以直接从圣经中获得启示，罗马教皇对圣经解释的垄断特权被打破。进而，传统宗教中的精神特权被取消，神职人员作为高人一等的阶级地位以及教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都被取消了。马丁·路德认为人不能够违背上帝，也不能怀疑和批判上帝。他说：“我们的理解能力确定并毫无疑虑地宣称三加七等于十，但不能提出任何理由说明这是真的，为什么不能否认其为真；就是说，它规定自己，因为它被真理判断而不判断真理。……即使在哲学家中间也没有人规定那些判断其余一切的共同信念，同样，圣灵在我们心灵中间判断一切而不被任何人所判断。”
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他能够确认的是上帝启示给他的真理是什么，但是他不能判断真理的合法性以及真理的真假。但是，马丁·路德毕竟承认了人不必通过宗教就能够从上帝和圣经中获得启示，并且人有接受上帝启示的理性能力。这是路德与传统宗教相比的一个重大进步，即开始承认人的理性能力。
与马丁·路德相比，加尔文（Jean Calvin）的宗教改革试图按照更加符合圣经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表现和教会所强调的教义教礼成为加尔文希望变革的核心。另外，加尔文认为，信仰是知、情、意三者的统一，即理性可以领悟和理解信仰的对象，意志能够把理性理解的对象转化为被情感认同的心灵依托。人只有全身心的、虔诚的信仰上帝，才能够获得确信的信仰。或者说确信的信仰是上帝赋予的，“只有全副身心地投入信仰对象的人才能有确信的信仰，换而言之，只有在信仰对象的支配下，人才能获得确信的信仰。人的理性所能达到的只是知识的确信，上帝却能赋予人信仰的确信”
。加尔文强调，信仰的确信只能来源于上帝，只有虔诚的信仰上帝才能够获得上帝的赐福。从这一角度出发，加尔文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人类的理性不能够去怀疑信仰，而只有虔诚地去信仰才能够获得确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加尔文同样强调理性在信仰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从经院神学时期开始，理性在宗教信仰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只不过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把理性置于一种近乎被忽视的地位，使得人们遗忘了自己的理性能力。现代性使得人的理性在宗教信仰中重新具有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变化与现代性对理性原则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对信仰具有强力的“消解”功能，当我们用理性去证明信仰的时候，就意味着对信仰的解构。因为证明本身就意味着被证明的对象遭受到了质疑，而证明只是在消解这种质疑。但是反过来，又会有新的质疑去质疑证明的合理性。总而言之，质疑和证明意味着信仰的消解。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象征着一段充满创造性和颠覆性的时期，新的思想不断地诞生出来，旧的思想不断被颠覆，无论是教士还是信徒的思想都处于不断革新的状态。最终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现代宗教的基础，进而促使新教的兴起。
黑格尔则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自罗马时代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与传统宗教相比，宗教徒的“主体性”觉醒了。新教首先强调圣经的优先地位，基于圣经优先的原则，宗教便处于次要的地位。人们因此不再是把宗教教义看作自己遵守的最高法则，而是把圣经看作实践的最高律令；进一步说，宗教所强调的中世纪礼仪也被新教所反对，尤其是七种圣礼被看作违背了圣经中所规定的礼仪——洗礼和圣餐。神职人员因为宗教地位的下降，而不再是与平信徒明确区别的一个阶层，虽然新教中的神职人员和信徒之间仍具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没有了等级的差异。教皇的地位伴随着宗教教义、宗教礼仪和神职人员地位的下降也受到了影响，教皇被希望返回到一种更加简单的教会领导的身份，而不再是最高的统治者。信徒与上帝的联系不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圣经为中介，每一个虔诚的信徒都能直接聆听上帝的启示。这一切变化都意味着，宗教不再是信徒沟通上帝的中介和桥梁，新的中介是人们自己的理性，“每一个基督徒——无论其性别或社会地位——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祭祀”
。宗教徒的理性能力被新教所尊重和接受，宗教徒因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而同样被尊重和接受。因此，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宗教也经历了现代性的改造。宗教徒不再是作为上帝创造的对象或“客体”而存在，而是可以直接思考和认识上帝的“主体”，宗教徒的主体性原则也树立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宗教，即天主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坚持旧的教义和礼仪，而是在与新教的斗争中寻求出路。尽管最开始的时候，传统宗教的主要任务和活动都是在“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其中“特兰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被看作反对宗教改革的典型标志。但是在反对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宗教自身也进行了变革，这种变革的目的一开始是对抗新教对他们的批判。但是伴随着传统宗教自身的改变，表现出了一些倾向于新教的特征。“天主教这个改革的结果就是，许多被要求改革的弊端，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新教徒提出来的，现在都被消除了。”
现代性所强调的主体性原则，也逐渐被天主教所接纳，并做了一定的让步（当然，传统宗教承认的更多的是主体的“灵性”而不是理性）。这些变化使得天主教逐渐收复了一些对宗教改革持同情态度的地区，并且巩固了虔敬区的信仰。因此，到今天为止，传统宗教即天主教的信仰仍然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
宗教自我批判的传统使得信徒们对宗教如何改革有了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意愿。无论是在宗教内部，还是在文化、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了改革宗教的探索。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宗教关乎私人的信仰，而不关乎公共的生活。
黑格尔认为，宗教改革作为宗教自我批判的典范，是“中古时代期终跟着那种黎明的曙光升起来的光照万物的太阳”
。宗教改革是面对教会腐败的必然结果，在黑格尔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发展，而是教会不将上帝视为纯粹精神，而将其视为物质对象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天主教会建立在仪式和其他外在形式的基础上。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人类的精神因素被束缚在纯粹的物质对象上，因为顺从它们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必要条件。这种根深蒂固的败坏的最终表现，就是出卖罪孽得赦所带来的属灵平安，这关系到人最深处的本性。宗教改革者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提出批判宗教、改革宗教的目标。在黑格尔看来，宗教的自我批判运动在近代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1830年，黑格尔作为大学校长发表演讲时认为，现代性应当肇始于宗教改革运动而不是法国大革命。
伴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思潮或运动，哲学家们也开始了对宗教的批判和反思。在现代性兴起之前，对宗教思想进行批判往往被认为是异端。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对宗教的批判被看作思想的进步。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指出现代性开始于文艺复兴（Renaissance），因为正是文艺复兴使得人成为主体性的个人。主体性的觉醒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而在当时严格束缚人们的理性和自由的就是传统宗教。其中对宗教的哲学批判造成重大影响的有笛卡儿、洛克、霍布斯、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等哲学家。
17世纪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思想对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笛卡儿提出：“没有正确理解上帝的观念的那些人就是这样地制造了各种假上帝的各式各样的观念。不过自从人们一日领会了真实上帝的观念以后，……它的观念……不过仅仅是更清楚、更明显罢了。”
笛卡儿强调人的理性对认识上帝的重要作用，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理性的启蒙使得人们意识到一切信仰对象和认识对象都是以自己的理性为基础才有可能，未被理性所认识和理解的对象是不存在的。
洛克（John Locke）在《基督教的合理性》（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as Delivered in the Scriptures ）一书中试图以理性的逻辑重新阐释宗教信仰。在洛克看来，人们的日常行为需要遵守宗教教义，但是宗教教义和法律不存在的地方人们需要遵守理性，当理性与教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需要以理性去思考和分析产生冲突的原因。就这意义而言，洛克认为理性制定的自然法高于宗教制定的教义教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洛克并没有盲目崇拜理性的力量，因为在洛克看来，个人的理性由于受到情欲、嗜好等方面的影响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因此，人们仅仅依赖于理性并不能制定出一种完善的法律规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于宗教信仰完善理性的自然法。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宗教批判也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展开的。在霍布斯看来，进入道德哲学的领域，我们就能够发现理性与宗教是彼此对立的，因为理性象征着谦逊，而宗教则象征着虚荣。霍布斯把“虚荣—谦逊”（gloriatio-modestia）的对比看作构成道德根基的最终对比。“作为虚荣的产物，作为对地位和名望的欲望、对自身力量的过高估计以及自我感觉良好的产物，宗教遭到了摈弃。”
宗教被霍布斯看作虚荣的产物，亦即是对名望、地位有着强烈欲望的产物，是把自我看得过高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把宗教看作虚荣的产物，而不是违背了科学精神的产物，那么我们只要批判这种虚荣就可以了。“如果万恶之源乃是虚荣，那么就没有必要从物理学精神的角度批判宗教幻觉，因为这种尝试的手段不恰当；当宗教幻觉遭到批判，是因为它起源于虚荣。”
我们没有必要从科学精神或者物理学精神的角度去批判宗教，因为宗教作为一种幻觉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它起源于虚荣，而不是起源于伪科学。因此，与宗教相对立的不是物理科学，而是理性。“理性对所有人都是共通的，就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那种理性。人们所不同的仅仅是对这种共通的自然属性的调教与开发方法因人而异。方法，虽然事实上废除了自然的平等，但它承认自然的平等，而作为虚荣的预言却不承认这一点。理性是谦逊的。”
理性的谦逊使得人们承认自然意义上的平等，而虚荣却不承认自然意义上的平等，而是过于夸大自身的崇高进而贬低他者的地位。进而言之，理性是谦逊的，而宗教是虚荣的，二者存在天然的对立性。
理性的谦逊被霍布斯进一步运用到政治哲学领域。“因为思想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就总有这样的选择：或者去信仰那些据说是神迹的行为，或者不去信仰。然而，如果涉及信仰的公开告白问题，那么私人的理性必须从属于公共理性，亦即从属于治理的意志。”（《利维坦》xxxvii）
私人理性需要从属于公共理性，反过来公共理性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体性，而宗教无法尊重人们的个体性。基于此，霍布斯进一步探讨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霍布斯指出，如果神职人员严格遵守圣经的规定，那么宗教与国家的冲突就不会产生。因为“圣经的写作主要是向世人昭示上帝的王国，并使他们准备好做上帝忠顺的子民；至于世界及其哲学则让世人去争论，以便锻炼他们的自然理性……自然理性要求他们服从正当的权力，以便维护和平”
。圣经规定了信徒要做好上帝子民的职责，也同时容许世人在世俗的国家锻炼自己的自然理性，服从国家的正当权力，国家与宗教并不冲突。同时，“上帝的命令非常清楚，即必须服从尘世权力”
。国家并不会因为人们求助于圣经而感受到威胁，因为圣经的规定与国家的权力并不冲突。但是事实上却是，国家与宗教长期处于紧张的关系中，教皇与国王时常因为权力的争夺而进行斗争。在霍布斯看来，国家与宗教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人们把圣经的权威建立在圣经自身之上，由此，垄断了圣经解读权的宗教就有了对抗世俗权力的力量。因此，“他（霍布斯）试图证明，圣经的权威基础并不在圣经本身，而完全在于尘世权力所下达的命令，因而是依附于尘世权力的”
。圣经的权威来自国家而不是来自宗教，这样我们就能够和解宗教与国家的对立。而国家是公共理性的代表，进而个人的理性也得到了尊重和维护。
笛卡儿等人开启的对传统宗教进行批判的哲学传统使得人们开始从哲学上反思宗教。这种反思不是否定宗教，而是希望以一种理性的方式重新阐释宗教，进而使得宗教符合当时的时代诉求。通过对传统宗教的哲学阐释和批判，人们开始强调从自我意识和理性出发进行认识和实践，而不是从上帝出发。这对于整个西方的宗教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封建势力和宗教残余不断受到启蒙理性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冲击，即使是普通大众也开始尊重理性、向往自由，旧时代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自由和理性思潮所取代。人们逐渐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对基督的信仰是理性的信仰，因此人们可以运用理性考察自己信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第二，既然信仰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推演出自己的信仰。第三，理性能够对我们的信仰进行判断，判断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是否是真实的，以此来消除任何非理性的和迷信的成分。
经由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宗教逐渐失去在认识领域和道德实践领域的话语权，而只是在信仰和神秘领域保留了一些地盘。因而宗教在近代社会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即人们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对宗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这些思考使得宗教中很多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因素遭到否定。“对于纯粹识见来说，如果要保留信仰，那么信仰也必须是有用的。它强调，一切超越的东西都必须在理性（实际上是知性）的思维框架中被重新思考。”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的神圣性痕迹从自然中被驱逐，人们尝试对自然规律给予理性的解释，而不再是归结为上帝的神迹。伴随着自然界中的神迹被驱逐，神圣性的价值因素也从自然界中消解，人类需要重新赋予自然和社会以新的价值，而这种重新赋予的基础不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身的理性。
黑格尔受到宗教批判传统和现代性的双重影响，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整个时代进入现代性的前提。或言之，在黑格尔看来，批判宗教与接受现代性是一回事。因为批判宗教即意味着从传统宗教价值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承认人的自由与理性，而自由与理性恰恰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所以，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接受是从批判传统宗教、弘扬理性逻辑开始的。尽管当时多数思想者都把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标榜的理性和自由奉为新的“圣经”，而严厉批判传统宗教。但是黑格尔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对宗教的批判是以改造宗教为前提，而不是完全否定宗教思想。
[1] Karl Heinz Bohrer， Die Kritikder Romantik ，Frankfurtam Main：SuhrkampVerlag，1989，s.8.
[2] Dieter Henrich， Die Grundstruktur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1982，s.87.
[3] 参见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