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代性意味着，就个人而言，觉醒了自己的理性能力；就政治而言，确立了每个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就经济而言，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和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就社会而言，确立了每一个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地位。因此，现代性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一切违背主体性原则的传统观念，肯定和捍卫理性、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代表着现代性思潮对传统观念的批判。18世纪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理性可以认识和改变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开始崇尚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浪漫主义则是肯定了人们的情感认同和审美价值，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情感、价值、灵感等各种主观性因素的意义。
黑格尔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余韵仍在，但是人们开始从这种思潮的狂热中逐渐清醒；宗教改革的运动在某些国家已经渐渐告一段落，但是在部分国家才刚刚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整个时代正在步入现代性，但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封建糟粕（传统宗教的影响）仍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某些国家已经兴起并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封建顽固势力和传统教会势力仍在做最后的挣扎。因此，现代性的确立过程是对落后糟粕的批判过程，宗教被看作落后糟粕的代表。人们要求从宗教统治的牢笼中解放自己的思想，进而确立理性、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18世纪的欧洲处于启蒙（Aufklärung）的时代。启蒙运动对于整个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即封建势力和宗教残余不断受到启蒙理性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的批判，即使是普通大众也开始尊重理性、向往自由，旧时代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自由和理性思潮所取代。在启蒙运动刚刚兴起的几十年内，人们对启蒙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人们认为启蒙所倡导的理性可以把人们从各种蒙昧中解放出来。在这一时期，启蒙理性成为指导人们的思想、文化、社会乃至各个方面的最高原则。施莱格尔（A.Schlegell）认为：“启蒙运动具有自己的原则，它提出了种种无所不及的观点，要它们在自身中解决生活的全部事务。如人类自然的关系等等。此外，它力求消除偏见、狂妄和谬误，传播正确的理解。”
启蒙运动要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偏见、谬误和蒙昧，要通过理性来确立生活中的一切原则。在理性原则高扬的背景下，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从自然科学领域，约翰·洛克（John Locke）从哲学和政治领域，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从宗教神学领域，伦勃朗·范·瑞恩（Rembrandt van Rijn）从绘画美术领域，拉辛（Racine）和莫里哀（Molière）从文学领域等分别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
在德国，康德（Immanuel Kant）把理性的原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推上了巅峰，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从概念领域概括了理性的精神。康德开篇就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指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不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蒙昧的状态。而宗教被公认为是导致蒙昧的原因，宗教使得人们丧失了理性的能力，而只是一味地服从。启蒙理性则使得人们摆脱了这种束缚，因此康德指出：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Vernunft）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体听众面前所做的那种的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面对一切事情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否则就是对理性和自由的限制。启蒙运动之前上帝是整个世界的“主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人类很自然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上帝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人类所遵循的秩序和法则当然也是以上帝为绝对原则。人们认识到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规律和知识是上帝创造的，人们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所遵循的道德法则和伦理秩序也是上帝规定的。
启蒙运动以后，伴随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的觉醒，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整个世界中的“主体”。人类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自我决定自我的原子式的理性存在者。黑格尔因此把启蒙运动看作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启蒙运动把理性的精神带给了现代。“一切把精神设想为自我意识的彼岸的规定都消失了，尤其是各种对精神的规定，以及那些把精神陈述为精神的规定，主要是信仰精神、认为精神存在于自我意识本身之外的各种相反，以及一切传统的东西、由权威强加于人的东西，全都消失了。”
人类开始对自己、对自己的理性有了信心，他认为自己能够认识外部的事物和自己。在认识自然、艺术创作和实践劳动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了自己的理性具有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类开始喜欢大地和土壤，也开始喜欢自己的职业，因为那里存在着对真理的探索和实践。物质世界再次呈现在人类面前并引起人类的兴趣，新的科学方法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铺平了道路。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宇宙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内心是自由的。
启蒙运动之前，人们一般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现在上帝成为人类的创造对象——人类为了信仰的需要自己创造了一个抽象的对象。贺来教授这样评价这种颠倒：
主体性的获得不仅是知识与存在的哲学基础，而且它还是近代以来人们确立人与社会生活价值的规范性源泉，它要代替中世纪上帝的神圣权威，为人生意义、社会理想、道德价值等确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在中世纪，上帝是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意义根据和价值源泉，但近代以来，人们要求从神意的统治下摆脱解放出来，寻求新的基础，来取代以往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这一新的基础就是人的主体性。
上帝与人类在主体地位上的变化意味着整个时代精神发生了变化。现代性的根本原则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理性逻辑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根本逻辑和原则。然而，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理性逻辑在现实实践过程中却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人在知识领域发现了理性并非万能，很多对象无法运用理性进行科学解释；人在道德领域发现理性至上导致的恶果是没有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和普遍的伦理法则，理性的计算凌驾于普遍的道德之上；人在精神领域发现信仰的缺失和虚无，心灵丧失了赖以慰藉的精神家园……这一切都表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至上主义存在巨大缺陷。
因此，有学者认为：“启蒙过程本身就是矛盾的，它的起始点中就蕴含着矛盾，它的目标追求与手段之间更是如此。《启蒙辩证法》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告知人们，启蒙过程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没有矛盾就没有启蒙。”
启蒙诞生的起点就孕育在矛盾之中，因为启蒙理性想要解决上帝与人、理性与现实、信仰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矛盾。而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原则一直与非理性、与社会现实处于矛盾纠缠之中。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主义遭遇危机后的一种拯救。“启蒙失败之后，反革命的保守派作家试图借助源于某种一神论神学的类比（Analogie），从意识形态上奠定人身性的君主主权。”
这就是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和发展。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浪漫主义都被看作非理性主义、情感主义、主观主义的近义词，因而被看作反动和复古的思想运动。海涅（Heinrich Heine）的《论浪漫派》、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与《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等都从这一维度批判了浪漫主义。在启蒙理性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意识背景下，人们习惯于谴责而不是接受浪漫主义。例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把浪漫主义看作实践过程中的伴生情绪反应，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观的机缘论，它没有能力……在理论的、实践的和实质性的思考中，使自己的精神实质客观化”。因而也就“常常表现得十分激动和兴奋，却从来没有自己的决断，从来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风险”
。施密特认为，社会现实中的客观运行秩序并不以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浪漫主义并不能够改变社会现实，也不希求改变社会现实。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践行为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夏尔·莫拉斯（Charles Moraes）在《智慧的未来》中也指出：“浪漫派的文学攻击法律或国家、公共的和私人的纪律、祖国、家庭和财产；他们的成功的一个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好像是取悦反对派，为无政府状态工作。”
这种把浪漫主义看作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做法在理性主义占主流的那个时代并不鲜见，对浪漫主义的一味贬低实质上是拒绝承认浪漫主义即现代性的一维。
与之相对，有些学者则认为浪漫主义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德国浪漫主义者博雷尔（Karl Heinz Bohrer）在《浪漫主义批评》一书中指出：“浪漫主义批评的澄清有助于解释对现代性的一些仍在持续的误解。” [1] 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它为现代社会的反思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因此，浪漫主义是矫正理性主义的有益力量，其本身就代表了现代性的一个发展维度。米勒（Jane-Werner Müller）在阐释现代性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提出：
现代意识一直是完全由浪漫主义、幻想和反讽的伟大创新而形成的。但正是这个意识，越来越与现代性的技术—理性化相抵触，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反科学理性的诗意的现代性。……博雷尔把德国浪漫主义“独特道路”的传统理论放在首位：现在，浪漫主义被解读为现代性的精髓，而不是像19世纪以降所形成的观点那样，把浪漫主义看成德国意识中无理性的部分，或者甚至像卢卡奇曾说的那样，是法西斯主义的前提条件。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是现代性的一个维度，那么浪漫主义的有些本质特征才能真正被理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代性的原则是主体性。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而理性的载体和目的是主体，因此主体性就是现代性的根本原则。但是同时我们发现浪漫主义本质上也推崇主体自我，认为主体自我是一种自我决定自我的、原初的力，它决定了我们的世界以及一切。刘森林教授对此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派的自我相比于启蒙运动的主体更加具有不依赖于外部存在的特质。启蒙式的主体更加依赖于对外部客体的统治与占有，外部客体对于启蒙主体来说是唯一展现、检验、证明主体的疆域，被占领的这个疆域越大，启蒙主体的威力和尊严就越大。而浪漫派的主体却不是这样，他依靠的只是那天才般的反讽既定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即刻间不为物化现实所累，超越物化现实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加不依赖于外部物性存在，却更加注重自我之个性，也就是那种不但异于外部客体而且也异于其他主体自我的特性。
在浪漫主义看来，世界不是别的，只是主体的自我显现，或者说世界就是为我的存在。就此意义而言，浪漫主义比理性主义更加强调主体性，浪漫主义的主体更加独立。
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批判，或者说现代性的生成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反思。现代性强调的“主体性”原则与传统观念所强调的精神存在着天然的对立。传统的精神中只有一个绝对的主体，即上帝；其他所有人和事物都是上帝的“造物”，都只是客体。这种主客对立的传统观念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首先遭到批判。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等思潮促使人们在观念上发生重大变革，对传统思想观念尤其是宗教神学的批判促使人们开始重视理性的能力，进而唤醒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可以说，这一切都表明现代性的到来更多的是指一种观念变革而不是一种时间的断定。同时，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等思潮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重大冲击。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再是以上帝为基础的逻辑，而是以理性为基础的逻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现代性则是对现代社会的“本质”“特性”的概括和表征。因此如何精确把握现代性的“本质”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学者指出，我们要想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必须首先探讨现代性的逻辑内涵，本质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成其为这一事物的根据，因此必须从逻辑上给出现代性本质的清晰界定。
自从柏拉图（Plato，
）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Αριστοτέλης）开始，西方人的心中逐渐树立起理性至上的思想传统，这种理性的传统逐渐成为西方人认识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知识根基，甚至影响了现代国家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延伸。尽管中世纪由于宗教的原因使得“信仰”高于理性，但是伴随着启蒙运动等思潮，理性重新占据了优势。相较于传统社会而言，以个体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整个时代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包括意识形态和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西方学者们总结这种时代的变革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现代性”社会。直至今天为止，理性的逻辑原则仍然是主导整个世界的“看不见的手”。或言之，当今时代人类文明仍处于“现代性”的理性逻辑之中。
理性使得“否定性的宗教精神遭到贬谪，把它从世界统治的宝座上推下来，把它拘禁在处于历史急流彼岸的那个狭窄领域之内，而自己则成为世界的原则和本质，成为新时代的原则”
。理性在批判宗教的同时使得自己成为现代世界的本质和原则。正是由于理性之光“从根本上清除基督教的二元论之超自然形态，力求建立内在的理性的世界解释，使所有生活领域变成一个自在的有机组织，从而指引着人类摆脱宗教神学与封建社会的双重压迫，建构出一个以人的本质与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
。理性逻辑一方面批判了以宗教原则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建立了一个尊重人的本质与价值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一切运行逻辑都受到“理性”的规约。当时的西方社会强调理性至上，政治权力、技术力量、启蒙理性、价值伦理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反思的背后都是受到了“理性”形而上学力量的影响。理性主义者和现代主义哲学家们认为，现代性逻辑是现代国家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延伸，是现代人认识实践的基础。
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入，“理性”有了不同的命名，如“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但是所有这些不同的命名实质上只是“理性”逻辑的“变种”。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许多学者仍然把现代社会的运行原则理解为“理性”逻辑，并认为理性已经死亡。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原则被解读为“理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想者认为现代社会产生弊病的根源是“理性死了”，理性死了的背后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死亡。因此，人们把批判现代性弊病的矛头指向理性。理性已经灭亡的深层含义是现代主义已经灭亡，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倾向确实有助于揭示启蒙运动后西方社会运行逻辑的形而上学本质，并且有助于批判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形而上学本质的理性原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超越“理性”本身去批判理性逻辑，即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社会形上本质的批判仅仅是运用“理性”的话语框架去批判“理性”本身。或言之，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结束。
施莱格尔认为把理性看作现代性的最高原则，亦即把一切都理性化之后，容易导致的结果是理性的工具化。在施莱格尔看来，如果真的彻底遵循理性至上的原则，那么“人类的存在和世界也应单纯得像算术例题一样明白畅晓”
，其结果便是一切不合理性法则的东西都会被当作非理性之物而被否定和批判。一切理想信念之类的东西都会被看作荒谬的空想，实践中的价值性追求都会被当作别有用心的谎言，实践和劳动便没有了理想和阳光。“阳光，就是作为伦理运用于实践生活的理性，而我们在实践生活中正是被束缚在现实的条件上。”
基于理性的法则，一切东西都会被束缚在理性的计算之下，而理性的计算又是以客观事实的规律为依据。其结果便是一切实践和认识都被束缚于现实的客观性之中，理想和信念、诗和远方被排除在理性主义者的视野之外。“生活的魔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一片黑暗，我们存在的根正是消失于其中以及无法解答的奥秘之中。这就是一切诗的魂。而启蒙运动则缺乏对于黑暗的最起码的尊敬，于是也就成了诗最坚决的敌人，对诗造成了一切可能的伤害。”
诗代表的是浪漫、情怀、理想等非理性的寄托，但是这些对象在理性看来是不可计入理性统摄的黑暗领域，需要被否定和忽视。因此，主体高于一切便会导致主体没有了一个可以慰藉自身、安定自身的根基和“家园”。
一切都必须纳入理性法则的统摄之中，成为理性的对象，这实质上是一种“同一性”的逻辑，即把一切都同一化为理性的逻辑。以理性来衡量和规定一切东西，这在表面看来是把多元的、复杂的、矛盾的对象全都“同一化”为清楚明白的理性逻辑，亦即把矛盾化解为同一的逻辑。但是世界万物并不都能进行理性的同一化界定，有些事物必然是非理性的、神秘的。当我们过于强调理性的逻辑时，非理性的东西反而更加显白地表现出来。弗兰克（Philipp Frank）曾指出：“用可理解性来解释一切事物，这些做法的不合理性在这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完全由矛盾织成的人，不跌进不解之谜的深渊，是不可能洞察无形和永恒事物的。”
在弗兰克看来，人的本质就是矛盾，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因此，当我们过于强调理性的一面，反而使得非理性的一面暴露得更加彻底，我们过于强调理性的同一性，反而使得事物的矛盾本质更加明显。
在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看来，理性的同一性逻辑一方面为人类奴役自然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为人类被奴役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理性同一性逻辑的本质是把一切都进行量化和工具化。有学者对此认为：“一旦思想变成工具性量化知识，一旦世界成为抽象的公式，理性就必然成为顺从直接性现存的简单机器。这种思想机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以抽象的概念关照无质性的量化对象的同义反复……正是在这种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量化统一性进程中，就必然出现了一个从对自然到对人的新型统治和奴役过程。”
理性逻辑是一种“同一性”的抽象化逻辑，这种同一性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意味着对人的“同质化”和抽象化。简言之，理性形而上学表征着有一种“抽象物”在统治人。这种抽象物或者说是抽象观念和抽象存在，是工具化的理性。
工具化的理性“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
。理性原则为工具化的统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支持，这一方面使得人们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自然不再是神圣的“上帝造物”，而变成人们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另一方面使得人们掠夺自然、控制自然有了科学技术上的支撑和理论上的基础。进而，理性逻辑成为统治、征服、控制、支配人类与自然的“时代精神”和工具。
对人本身而言，强调工具理性的逻辑就是强调以理性来压制和规定感性。感性所强调的情感、意志、信念等全都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进行解读。“启过蒙的人们于是自信有权把所有越出他们感官的感受性的界限以外的现象，统统视为病相，并随时都慷慨地以狂热和荒谬的名字相与。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想象的权利，只要有机会，就把人们从想象的病态中彻底治愈。”
启蒙主义者以为理性通过自身的“同一性”就可以消除病态的想象和荒谬的情绪。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想象的权利，想象等非理性主义的因素被打入尘埃，“人们把神话打入迷信的层次时，一切虚构的源泉便枯竭了，象征也就从自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表面看来，理性取得了胜利，一切感性的、非理性的东西全都在理性逻辑的统摄下消失了，想象的源泉枯竭了，感情的深度丧失了，理想的追求放弃了。但是在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非理性主义的东西正在孕育，在逻辑无法“同一化”的地方，矛盾正在生成。
这种工具理性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意味着以抽象观念评判现实世界。西方文明奉行的西方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一元论”“主客二分”的思维，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主客“二元论”都是这种“同一性”的抽象化逻辑的代表。例如，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是“主体”和“我”，非西方国家是“客体”“异类”和“他者”。它标榜西方价值的普遍同一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无论是普遍性还是唯一性，都是试图把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同一化”为一类体系。盲目崇信西方文明的人认为西方文明才是人类真正的文明，他们的道德评判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标准，世界上一切国家都需要向西方国家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标准和知识标准。在这种“同一化”逻辑中，“客随主便”“我族歧视异类”自然是西方认为情理之中的事。显然，西方文明蕴含的“同一化”逻辑只能是观念上的主观统一，应用到现实世界之中则是“对抗”和“斗争”，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冲突的不同阵营和集团。
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被工具理性所影响和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旧时代的有些异化问题和矛盾可能得到了缓解，但是新的异化问题和矛盾在工具理性的统摄下随之产生。并且新的矛盾冲突更加难以缓解；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矛盾，但是以理性逻辑和工具主义为本质原则的现代性逻辑使得整个世界都处于其统治之下，而人们却无法通过理论自身克服这些矛盾。
启蒙运动以前的整个西方历史，都是以一种绝对性的原则作为“主体”，这种绝对性的原则在古希腊时期是柏拉图的“理念”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而到了中世纪，这种绝对性的原则就是上帝。上帝是人们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基础，人们想要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必须以是否符合上帝的真理观为前提，人们想要进行实践或者道德判断必须以符合上帝的意志为基础。在这种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人是服从于上帝的，或言之，上帝是人的主人，我们在宗教话语中也会经常听到教徒亲切地称上帝为“主”。上帝是人的“主体”或者“主人”，人是上帝的“客体”或“奴仆”。因此，启蒙运动之前，人不具有“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的获得，在历史进程中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理性启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通过理性的觉醒解放人的精神，通过资本的扩张解放生产力，这是人类走出中世纪、走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同时，科学和技术成为一种主导人们生活的生产力，与之相应的则是人们盲目信任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或者说人们盲目信任自己理性的力量，认为自己的理性可以通过掌握科学与技术进而宰制整个世界。
人的“主体性”的获得，在哲学进程中可以追溯到近代认识论转向，而近代认识论的转向自笛卡儿开始。笛卡儿使得“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在一边”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理性的启蒙使得人们不再把上帝看作自己的主人，而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由此，人从上帝的怀抱中解放出来，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了“主体性”。贺来教授对人的主体性的获得与上帝的主体性的丧失这样评价：
主体性的获得不仅是知识与存在的哲学基础，而且它还是近代以来人们确立人与社会生活价值的规范性源泉，它要代替中世纪上帝的神圣权威，为人生意义、社会理想、道德价值等确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在中世纪，上帝是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意义根据和价值源泉，但近代以来，人们要求从神意的统治下摆脱解放出来，寻求新的基础，来取代以往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这一新的基础就是人的主体性。
人们的价值源泉和知识的基础在近代发生了变化，上帝不再是神圣的权威和价值规范的基础，人自身成为知识与价值的基础，或言之，人的主体性成为新的基础。
人的“主体性”的获得，在实践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主客二元论的逻辑。张汝伦教授对现代性的“主客二元对立”这样评价：
标志着现代世界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分裂：人与自然、自我与非我、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不仅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和作为客体（肉体）的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能力也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信仰与知识、判断力与想象力、认识与审美、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人的生活也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总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而这种根本分裂的根源，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这种分裂使得哲学本身“经受了一种内在的解体。
理性逻辑表面看来是一种同一性的逻辑，但是这种同一性过于强调理性作为主体对客体的规定，结果导致对客体内容的忽视，因而实质上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控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变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主客二元论逻辑”下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言之，人们把自然、他人和社会都看作“客体”和对象，是可以进行控制和改造进而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实践的道德伦理法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伦理秩序不再是基于上帝的一种普遍性秩序，而是从自己的理性出发的一种个体优先的秩序。
人在实践领域作为主体地位的确立实质上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在实践领域中得以确立。自我成为实践的主体，一切对象成为实践的客体。立足于自我，一切自我之外的东西和对象都称为非我和客体，一切非我或客体都由主体所规定。“与绝对第一性的、高于一切的自我相比，非我完全是一种派生的、外在的事物。可见，个人主体性原则体现着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把外在之物对象化的统治性原则。”
主体成为选择和实践的绝对根据，其他一切外在于主体的东西都是被主体所规定的对象，经常被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由此而来。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作为主体一方面是知识的出发点和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自身道德法则的制定者和评判者。以人类为中心，或者说强调主体至上的结果如下：首先，无限性的客观世界究竟为何因为主体的有限性而无法认知；其次，个体的理性作为道德依据使得客观普遍性的道德法则失去了约束，人们变得无法无天。因此，主体高于一切便会导致主体没有了一个可以慰藉自身、安定自身的根基和“家园”。虚无主义等恶果正是产生于此。
很多学者都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因展开了讨论，并认为近代认识论转向和理性启蒙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并把自我当作“主体”的原因。同时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逻辑演绎出很多研究范式。比如探究理性形而上学之于现代性，交往理性之于现代性，技术理性之于现代性，等等。工业革命则是检验了人类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人类发现通过自己的理性可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看来，这种理性逻辑成为现代性根本原则的背后是人的本性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的本性经历了一个从服从于一个绝对的权威到保存自身的权利的改变。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这样评价霍布斯的观点，“对于死于暴力的恐惧最深刻地表达了所有欲求中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亦即最初的、自我保全的欲求”
。人把自我保存看作自己的根本权利和本质，人的生命不再任意被牺牲，人的尊严不再被任意践踏，如同亨利希（Dieter Henrich）所说，“如同在物理学中一样，于现代开始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性理论中，自身保存上升为一种根本性概念”
[2]
。保存自身的生命、权利和尊严成为启蒙运动之后新的时代精神。而理性是保证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只有运用理性的能力才能够对威胁自身保存的风险进行判断和应对。
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获得，人不仅仅是知识和认识的基础，而且是人生意义、社会理想、道德价值的基础。因此，人在获得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中，同时也成了“价值主体”。价值主体成为“主体性”不可消解的维度，只要有了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原则，那么价值主体就成为我们探讨现代性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康德说：“正是由于自由的缘故，每个意志，甚至每个人格自己特有的、针对他自己的意志，都被限制在与理性存在者的自律相一致这个条件上，也就是说，不使理性存在者服从任何不按照一个能够从承受主体本身的意志中产生出来的法则而可能的意图：因此，这个存在者绝不可以仅仅是被用作手段，而是同时本身也用做目的。”
人成为价值主体使得道德和伦理的基础必须服从于自己的理性。
现代性即意味着人的认识和道德都放弃了以上帝为基础并改为以理性为基础——一切知识和认识都需要被理性规定，一切道德和伦理规范都需要以理性为标准。在此基础上，人们在科学、道德、政治等各个领域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人们不再以上帝而是以理性构建自己的道德实践的法则体系。康德说：“在整个创造中，人所想要并能够有所支配的一切都可以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惟有人亦即每一个理性造物是目的自身。因为人凭借其自由的自律而是那本身神圣的道德法则的主体。”
人们基于自己的理性构建了一套指导自己道德实践的价值体系。
从上帝为价值主体到人成为价值主体的这一转向对人们的道德和伦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人不再卑躬屈膝地去讨好上帝和宗教，人们不必再通过宗教来获得心灵的慰藉，人们不必再担心自己的某一行为是否违背了宗教的律令。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必再盲从与宗教同流合污的政府的法律法规，人们开始反思法律是否束缚了自己的自由，法律是否违背了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尊严和幸福，强调自主选择的权利，不被强制所束缚，以及在私人领域中有足够的自由。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逻辑主要导致了个人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把上帝作为知识和价值的基础到把个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看作知识和价值的基础。
个人成为一切价值的中心和目的，这便形成了一种个人作为主体对其他事物作为客体的暴力关系。“这种暴力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系上，将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由此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这一点在市民社会这一展现个人主体性的舞台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价值主体的暴力使得价值个体主义盛行起来，而价值共识却遭遇了危机。每一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以自己的私利为尺度。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自觉地把他人视为“客体”、变为手段。推而广之的结果是，人们把自己特殊的、个体的目的上升为普遍的、总体的道德原则。
施莱格尔认为把一切都理性化是一种傲慢自负，其结果将会导致对价值的遮蔽和诋毁，这也是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为何傲慢自负的理性能够导致对价值的诋毁呢？在施莱格尔看来，理性的“统一性”逻辑实质上是一种“以利害为宗旨”的逻辑。理性的计算首先以利害关系为考量原则，而对利害关系的考量与对真理的坚持是矛盾的。“在这里，使真正的善服从于功利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昭然若揭。所谓功利，是指以促进身体的幸福为目的，我们已经给这种追求排定了很高的座次。谁竟把功利奉为圭臬，必将看到功利由此的结果是感官的享受，说得再清楚、再前后一贯些，他必然是享乐主义的信徒，崇尚感官的神化。”
理性主义的逻辑的实质是功利的逻辑，亦即一种强调理性算计的逻辑，并且这种理性的算计是从主体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而不是从一种超验的普遍性逻辑出发。所以这种功利的理性算计是一种世俗的、反真理的、反崇高的逻辑。
施莱格尔认为，“左右启蒙运动者的乃是经济的原则”
，但是这种理性主义的经济原则只能够解决人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且这种对尘世事务的解决是一种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一种基于客观事实本身的经验总结，而不是基于超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因此，现代性的理性原则在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忽视了超验的理想信念。最终的结果是，理性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只是出于理性主体自身的主观诉求，而这种诉求受到主体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个人爱好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表面看来，从理性出发尊重了每一个人的理性，是一种价值多元主义的表现；实质上，所有的道德实践行为都是基于经济或功利原则。所以施莱格尔指出：“凡不愿屈就尘世事务的有用性的德行，启蒙运动按照它经济的倾向一律斥为过度紧张和空想。甚至连特殊的奇才也不例外，启蒙运动要把所有人都同样地套进一定的市民义务的牛枙中，套进职业的、职务的、然后是家庭生活的牛枙中。”
利益成为理性进行价值选择首先要考虑的维度，并且逐渐成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标准。如果某一道德选择会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或者和自身的利益并不相关，那么人们往往会改变或者放弃对道德行为的追求和实践。比如，如果一个老年人跌倒在车水马龙的大路上，来往的司机和行人可能因为自身的利益会被侵害而不去帮助受伤的老人，甚至仅仅是因为和老人互不相识而放弃对老人的帮助。以前人们可能会把尊老爱幼看作一种道德上的荣誉，这种荣誉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现在，“荣誉被启蒙运动者当作无聊的幻景受到轻蔑的对待，原因自然是无利可图，因为在这里，荣誉无论如何也不愿与自己的利益趋于一致。荣誉简直就是一种浪漫化了的道德；古代人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意义上的荣誉，原因就在于此”
。理性主义的逻辑对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持一种轻蔑的态度，人们认为只有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道德法则才是需要遵守的法则，否则就是一种不道德，就应该受到唾弃。
当个人成为价值主体进而统治整个价值实践领域之后，普遍性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原则消失了。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的独立性看作绝对的，把自身看作价值的最高主宰。基于这种价值个体主义的立场，一切价值都只是基于价值主体的判断和选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和判断某一价值更好，最后的根据来自个体自身。由此，普遍性的、客观性的道德规范和法则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根基。当人们失掉了普遍性价值规范之后便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Value Nihilism）。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价值虚无”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名词，而是变为一种发展状态和过程，亦即价值虚无化的过程。“所谓价值虚无，就是把价值虚无主义化，即否定、拆解和摧毁真实的价值。”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把价值虚无主义定义为人们对最高普遍性价值的自我废黜，并且把虚无主义理解为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运动。海德格尔也赞成把虚无主义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不以人们的客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某一学派的观点或主张。价值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显现出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的不断丧失：“生命个体的自由被抹杀，生命个体的独立人格遭窒息……生命个体为非人身的抽象力量所支配和宰制。”
个体的自由和独立被限制，生命个体被外在于自身的力量所统治，“主体性”丧失了。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人刚刚获得了“主体性”，然而马上又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进而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主体性的人就不再是主体，而只能作为一个被统治的对象，亦即作为“客体”而存在。
这里我们马上需要追问，“价值主体”丧失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人们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原因，哲学史上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探讨。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把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归结于现实世界的堕落和罪恶，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把虚无主义的根源归结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基督教，施特劳斯把虚无主义的根源归结于现代性浪潮对客观的自然权力的冲击和破坏，等等。无论是现实世界的堕落，传统形而上学与基督教还是现代性浪潮等都是在表征有一种“抽象物”在统治着人。“这里所说的抽象物，主要包括两个类型：一是抽象观念；二是抽象存在。二者独立存在或相互支持，但所导致的后果是共同的：个人的自由被剥夺，个人的独立人格被压制，负责任的价值主体因此被虚无化，而随着价值主体被虚无化，使得一切价值诉求以及价值重建的努力最终必然是无根的，价值的‘被虚无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抽象观念和抽象存在就是指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互相扶持和纠缠，结果导致个人的“价值主体性”被压制，从而价值主体被虚无化。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逻辑，或者说，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是导致现代性弊病的根源。“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
正是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谋划使得“价值主体”丧失了。在这里，理性具有了资本的性质，同时资本也具有理性的性质。资本统治下的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理性形而上学的统一性逻辑在现实社会中的发展历史。简言之，资本的统一性就是理性形而上学的统一性，理性与资本的统一构成了一种有逻辑的资本，亦即“资本逻辑”。
前面提及资本和理性在“价值主体”确立的时候曾经起到巨大作用。资本逻辑在初期对于人类理性的启蒙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曾经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说，资本“是一张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资本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力量，开始从自我出发思考知识与道德等诸问题，由此人确立了“主体性”，“价值主体”随之被确定。
然而，资本逻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开始给人套上新的枷锁，限制人的“主体性”。“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伴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理性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便被时代所承认。然而，资本逻辑同时蕴含着一种破坏的逻辑，这种逻辑表面看来破坏了人对于对象的实践，实质上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破坏。资本逻辑开始限制或者说束缚人的“主体性”，人不再是基于自身而进行选择，而是基于资本被迫做出选择。例如，对资本家而言，“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实现自己的自由和价值，而只是谋取更多的资本；他们不再把幸福和自由等价值尺度作为他们的实践标准，而是把追逐利益和金钱作为他们的实践目的。同时，工人和劳动者的生产实践活动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在资本剥削的前提下被迫进行的劳动。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丧失了“价值主体”，而变成了资本逻辑的奴隶（客体）。有学者这样评价这种“价值主体”的丧失，“……货币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
。货币这种外在于人的东西成为他们的价值标准，幸福和自由等关乎人自身的属性被排除于价值标准之外。货币或者资本成为价值标准的结果就是，人自身不再作为价值标准，人也就丧失了“价值主体”的地位。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了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
丧失了“价值主体”，人彻底沦为资本逻辑的“客体”，与之相对的是资本逻辑成为“主体”。
此时，“主体—客体”的关系再一次发生了颠倒——人又一次沦为“客体”，并且人们发现很难摆脱这种“客体”的地位，价值虚无正在成为一个无法跨出的深渊。因为资本逻辑永远不会甘于平静，它是一种增值价值的手段，“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资本逻辑取得了“主体”的地位之后，随着自身的不断增值，其生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旺盛，“主体”的地位也便越来越稳固。这便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人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客体性”之中，这即是现代性的弊病。尽管现代性的弊病涉及多个方面，例如环境污染、道德崩坏、信仰危机……但是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与“价值主体”的丧失密切相关。
既然现代性弊病与“价值主体”的丧失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需要克服现代性的弊病，进而拯救“价值主体”；或者说，我们需要重建“价值主体”。如果我们要是承认现代性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价值主体”的获得表明现代性的到来，“价值主体”的丧失需表明现代性的危机；那么我们想要解决现代性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无疑是拯救“价值主体”。又因为“价值主体”丧失的原因是因为资本逻辑的统治，因此，我们要把“人”从资本逻辑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然而，何以解放被重新“客体化”的人？一方面，我们需要消解资本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赋予人一种“主体性”。
其实，消除资本逻辑的影响与重新赋予人主体性是一回事。只要我们消除了资本逻辑的影响，也便消除了资本逻辑的主体地位。人便重新建立了“价值主体”，也便重新拥有了“主体性”；同时，只要我们重新拯救了“价值主体”，也便消除了资本逻辑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当资本逻辑在当今这个时代暂时无法被直接消灭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拯救“价值主体”？我们知道，人的主体性之所以丧失，是因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人们只关注自己个体的私利和“个体性”诉求，而忽视了普遍性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法则。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拒绝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给人们以一种新的“总体性”诉求？或者说，我们要重新建立一种“普遍主体”吗？如果我们希望诉诸“大全式的、普遍性、总体性”的主体来为人的解放重新奠定新的规范和价值尺度，希望通过给人民意志终极的目的来为人的解放提供论证，希望构建一个新的以“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秩序；那么，我们只是重走了“启蒙运动”的老路而已。如果我们主观地想要重新树立一种所谓的“普遍主体”，那么“当主体性成为一种实体性（普遍性）存在的时候，它正是把本来属于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存在说成了普遍性的存在，并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这种主体于是成为禀赋神性的权力中心，成为拥有控制和统治合法性的神圣权威”
。当一种新的“总体性”价值诉求建立起来的时候，便是一种新的“神”被重新置于人之上的时候。
因此，“价值主体”的拯救不是外在地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总体性”诉求；同时我们需要明确，“价值主体”的拯救也不是重新回到理性启蒙语境中的“价值主体”。如果回到了启蒙理性的语境之中，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弊病以及价值虚无主义的难题；我们仍然无法解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逻辑冲突，无论是把他人和自然当作客体，还是把自己当作主体，都容易导致“暴力”的统治关系。因此，“价值主体”的拯救不是重新回归到旧的“主体性”框架之中，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主体”。
为了避免重新回到旧的“主体性”框架之中，也为了避免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价值主体”需要克服现代性固有的逻辑框架。“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逻辑在本性上是一种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逻辑。”
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所陷入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就是现代性的逻辑产物。所以，我们要重建“价值主体”必须要摆脱现代性的抽象化逻辑，从而拯救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资本逻辑的统治就是对人的“价值主体性”的抹杀，亦即对生命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的抹杀。
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的含义。首先，个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次，个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具有一种“历史性”和“自由”内在统一的特征。再次，个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打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逻辑。“价值主体”不再是“主体—客体”关系中的主体，而是一种“自我—他者”的平等关系中的主体。因为“主体—客体”关系中的主体象征着一种暴力的规定和征服关系——主体对客体的规定与征服；“自我—他者”的关系则是一种平等的同时又密切关联的关系。马克思说“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
。一方面，我们不能陷入“主体—客体”的二元逻辑；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摆脱人与对象、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扬弃暴力的“主客二元论”的逻辑，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平等的“自我—他者”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人的生命存在不能被还原和归结为脱离于‘他者’关系的、以一驾万的超绝实体。只有在具有上述属性时，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人具有了现实的‘主体性’”
[3]
。
综上所述，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联姻而导致的社会观念变革。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理性能力和“主体性”，并认为从理性主体出发可以重新构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秩序。但是理性逻辑的缺陷使得工具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这种缺陷的根源表面看来是人们对理性认知主体和理性价值主体的混淆，实质上同样在于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联姻。这种联姻使得价值主体性被理性认知主体所遮蔽，同时理性认知主体又被资本逻辑所操控。
与马克思一样，黑格尔同样认识到理性逻辑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摄性作用，因而要克服现代性的弊病不能在传统理性逻辑的框架中进行。对此，黑格尔希望打破传统理性逻辑与宗教信仰的局限，进而实现对现代性和宗教的双重救赎。宗教在经历现代性批判之后陷入危机，现代性在经历了理性主义之上的发展阶段之后也陷入了危机，这种双重的危机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反思宗教批判问题，以及在重建信仰的前提下拯救现代性的问题。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反思和批判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黑格尔把矛头指向了人类社会的精神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