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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民族是西亚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也是继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后西亚地区的第四大民族。其总人数约3500万人，集中分布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基于历史的综合原因，库尔德人作为一个可识别民族未能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被划分到了前述的四国之内。长期以来，如何回应库尔德人对民族身份和权利的追求，一直是四国在其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库尔德人与四国中央政府间由此形成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冲突，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从法理上看，库尔德问题属于四国各自的内政问题，但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和库尔德斯坦作为一个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概念的现实，决定了各国的库尔德人之间有着极强的跨界联动性，因此任何一国库尔德问题的激化与爆发都可能带来地区乃至国际性的影响。与其他三国的库尔德问题相比，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在伊拉克内政、中东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更为长期。这既是基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连接伊拉克中央政府、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四方的地缘战略优势，同时也是基于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伊拉克库尔德人所经历的特殊发展轨迹。尤其是近年来伊拉克库尔德人经历了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in Syria and Iraq，ISIS）和举行独立公投间的地位沉浮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不断升温，成为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共同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基于此，全面深入地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做专门性的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第一，研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中国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整体发展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把握，但就各国库尔德问题具体细致的研究还较为欠缺。库尔德人被划分到四个国家后，受到了各自所在国国情的结构性影响，库尔德问题也因此衍生出四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只有对每一国的库尔德问题做针对性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和深化中国学界对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整体性理解。
第二，深入研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助于推动对伊拉克国别研究的发展。库尔德人是伊拉克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地区在伊拉克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略层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库尔德问题因此也是伊拉克现代国家1921年成立至今政治生活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把握了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可以更好地考察和认知现代伊拉克的内政外交状况。例如，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曾在20世纪60年代深度影响着伊拉克的军政关系，并于70—90年代在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三，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东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演变的理解。如前所述，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在中东地区有着极强的跨界性与穿透力，因此它多次被地区或域外大国所利用，映射在中东地缘战略竞争与大国博弈之中。例如，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Jamāl ‘Abd al-Nāṣir，以下简称“纳赛尔”）曾为同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Ḥizb al-Ba‘th al-‘Arabī al-Ishtirākī fī al-‘Irāq/Arab Socialist Ba‘th Party in Iraq，以下简称“伊拉克复兴党”）抢夺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权于1963年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美国也曾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用作其在中东开展冷战的工具，于1974—1975年秘密支持库尔德人，以此把伊拉克的主要军力拖于北线，防止苏联扶持伊拉克南拓自身的势力范围。可见，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是照射中东战略格局与国际关系变化的一面镜子，是把握和深化对中东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
第四，深入认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助于在学理层面拓展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政治体制发展两方面的研究。深层次来看，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所反映的，是有着多族群与多教派社会构成的中东现代民族国家该如何实现政治秩序的问题。因此，不充分理解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就无法完全理解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更无法理解2003年战后伊拉克形成的教派—族群分权体制。基于此，可将研究成熟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案例与地区其他相关国家和社会（如黎巴嫩与叙利亚）的类似案例进行比较，建构符合中东地区国家特色与国情的比较政治学，为设计与地区国家历史发展规律相匹配的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提供扎实的案例支持。
第五，该研究还对中国处理多民族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中国发展同中东国家间的关系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决策支持。伊拉克在处理库尔德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深度思考该如何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更为重要的是，2003年后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合法的自治权，同伊拉克库尔德人打交道构成了发展中国与伊拉克关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厘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助于中国在中东局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更好地把握同伊拉克库尔德人关系的限度，在与其开展友好互利合作的同时，又能充分地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与稳定。
本书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为“库尔德问题”。但就如何清晰地界定该问题，学界一直难以达成定论。普遍来看，有三大类界定方式：（1）“无国民族说”。即库尔德问题是指库尔德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可识别民族未能独立建国的问题。
[1]
（2）“内政问题说”。即由于“一战”后库尔德人被划分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因此库尔德问题从法理上看首先是相关四国共有的一个内政问题，它指的是库尔德人的自治和独立诉求对四国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与挑战。（3）“地区问题说”。即在第二类界定方式的基础上，学界对库尔德问题的含义做了进一步扩展，将其看作是挑战中东民族国家秩序的一个整体性的地区问题，因为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其外溢效应也激化着其他民族问题的爆发。
上述三种界定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作为问题的核心。但本书认为，无论是出于理念认同或是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并非所有的库尔德人乃至民族主义运动都将独立建国作为其诉诸的最终目标。因此，第一类界定方式，实际上是内化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视角，不完全具备现实客观性。相较而言，第二类界定方式更为贴近现实，但又过于突出库尔德问题的冲突性特点，其实在特定时期内，库尔德人不必然对国家形成政治稳定性上的挑战，相反，国家结构会对库尔德人的政治理念产生重大的改变。而第三类界定方式，更多是对第二类方式的延展，不具备清晰的划分边界。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库尔德人受各自所在国的结构性影响，并未协同产生第三类界定方式所强调的地区性内涵。直到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库尔德问题整体“走向区域”的这种变化才开始逐渐显现与清晰化，事实上是一个晚近发生的政治现象。因此，本书在第二类界定方式的基础上认为，库尔德问题应该是指在相关国家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国家和政府未能处理好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内库尔德人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诉求的关系，而产生的政治认同与社会秩序问题。而本书将库尔德问题限定在伊拉克单一国别内进行考察。
在库尔德问题的内涵上，学界的研究大致遵循了其界定该问题的方式所框定的路径，多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库尔德运动”）与中央政府双边博弈的视角来论述该问题。一方面，本书所指称的库尔德人，不仅包括民族主义者等政治精英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也指称库尔德民间社会。可以说，库尔德问题并非一个限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与现代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包括了库尔德民间社会在内的三角关系，库尔德运动与现代国家中央政府长期处于斗争拉锯的状态，试图独立代表库尔德民间社会的利益。具体到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来看，出于国际学界左翼化视野对库尔德人历史遭遇的同情，加之1991年海湾战争后西方遏制伊拉克的政治议程，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后的身份建构，学界和媒体表述相关问题时多侧重伊拉克库尔德运动本身，却较少地讨论来自伊拉克政府和执政党的观点。本书将部分依托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公开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以期对这种三角互动关系在伊拉克背景下的演变有所补充。
另一方面，有必要厘清的是本书所覆盖的时间跨度问题，即1958—2003年。以1921年伊拉克现代国家的成立为起点，演变至今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已有了逾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诸多重要的历史阶段、时间节点和标志事件。本书之所以选择1958年为考察的历史起点，是因为1958年伊拉克“七月革命”对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七月革命”推翻了哈希姆王朝，伊拉克政体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外交上从亲西方阵营向亲苏联阵营倾斜，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演变的背景框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政党架构开始在伊拉克政局中施加巨大的影响，虽然它早在1946年就已成立，并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本身有着深远的意义，但领导人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流亡苏联和伊拉克君主政府的打压，让左翼派系主导下的该党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最后，1958年后的伊拉克局势及其在中东战略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开启了库尔德问题向暴力化、复杂化、国际化和长期化特征定型的历史进程，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人获得了合法的自治地位，该问题的性质、发展框架与程度才有了更为深刻的改变。
因此，无论是从伊拉克国家框架或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层面来看，集中研究1958—2003年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具有客观上的合理性和时间跨度上的整体感。同时，深入细致地研究该问题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演变，也将更好地辅助学界把握2003年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变化。
本书依托于阿拉伯语和英语的一手档案材料各一套，分别为《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 Ḥizb al - Ba ‘ th al -‘ Arabī al - Ishtirākī in Iraq Archives ）和《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FRUS ）。
1.《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
这套档案是伊拉克复兴社会党1968—2003年统治伊拉克的档案文件，用阿拉伯语书写，共有1100万份文件，包括复兴党统治伊拉克期间的通信往来、内参报告、会议纪要、复兴党成员和人事档案、司法和调查档案，以及与伊拉克政治状况及其统治相关的行政档案。根据档案的获取地点、时间和内容主题，这套档案又被分为7个子集，分别为《伊拉克北部数据集》（ North Iraq Dataset ）、《科威特数据集》（ Kuwait Dataset ）、《学校注册表数据集》（ School Registers Dataset ）、《复兴党文件盒数据集》（ Ba‘th Party Boxfiles Dataset ）、《党员档案数据集》（ Membership Files Dataset ）、《2004年附属档案数据集》（ 2004 Secondary Collection Dataset ）和《在伊犹太人数据集》（ Jewish Presence in Iraq Dataset ）。例如，《伊拉克北部数据集》是于1991年伊拉克起义期间被库尔德武装所截获，主要是复兴党北方组织部下辖省份的相关档案，故此命名； [2] 再如《科威特数据集》，则是于1991年海湾战争解放科威特时在科威特当地截获的档案，主要记录了复兴党政权入侵科威特至撤军期间短暂的统治活动；剩余的档案子集则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截获，主要根据档案的主题和时间来进行分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军将《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交由伊拉克记忆基金会（Iraq Memory Foundation）负责管理。该基金会由伊拉克裔美国人、伊拉克海外反对派活动家、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教授凯南·马基亚（Ka‘nān Makkiya）于1992年建立。除档案文件外，2003—2008年，该基金会还发起一个口述史项目，对190个曾生活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之下的伊拉克平民进行采访。这些回忆经历被制作成纪录片，也被纳入这套档案中。2008年，该基金会将这套档案的实体和扫描版电子文档移交至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进行代管。2010年，胡佛研究所允许外界赴档案馆在馆阅读这套档案，但阅读者只被允许阅读和抄录，禁止对档案复印和拍照。除《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外，还有一套2003年美军截取的伊拉克档案，是萨达姆与其顾问和下属间的谈话录音带和相关抄本，包括了1000份独立文件，总页数达3万页。这套档案由美国国防大学冲突记录研究中心（Conflict Records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收录和管理，于2010年首度对公众开放，但受预算原因影响，该中心于2015年6月关闭，对这套档案的研究也因此受阻。
由于《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的获取方式和对外开放使用与伊拉克战争直接相关，且其中包含着大量目前依旧在世人员的信息，因此这套档案获取方式的道义性、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等问题一度引起多方争执。目前来看，各方仅就该档案的所有权达成一致，认为其属于伊拉克政府，是伊拉克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该将档案归还给伊拉克政府。但在档案的使用权、管理权和归还的时间点等问题上，则形成了分别以伊拉克记忆基金会和伊拉克国家图书与档案馆（Iraq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为主导的两派意见。前者认为，伊拉克记忆基金会是在获得战后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允许后，才将档案运至美国进行管理，从而使得档案免受伊拉克战后乱局的影响而得到保护，其将在伊拉克局势稳定和管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把档案归还给伊拉克政府；而后者则认为，伊拉克记忆基金会是凭借其主席凯南·马基亚与美军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将档案“非法地”运送至美国，这是对伊拉克国家尊严的亵渎和对伊拉克文化遗产的偷窃行径，美国应该尽快将档案送回伊拉克，并停止对公众开放。后者的立场还得到美国档案学家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和加拿大档案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Canadian Archivists）的支持。尽管如此，双方就这些分歧一直未能达成共识，直到2020年5月伊拉克人权活动家、伊拉克记忆基金会前主任穆斯塔法·卡迪米（Muṣṭafā al-Kāẓimī）就任伊拉克总理，以及同年7月美国伊拉克举行两国战略对话之时，这套档案的实体原件才被美国同意运送回伊拉克，但存储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的扫描版电子文档目前依旧对公众开放使用。 [3]
本书所依托的档案主要为《伊拉克北部数据集》和《复兴党文件盒数据集》。《复兴党文件盒数据集》也被命名为《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档案集》（ Ba ‘ 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 ），该名称更多地被研究者们接受和使用。本书在引述这套档案子集时，也将按学界既有的习惯采用《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档案集》的名称，并对其中涉及私人信息的内容做相应的模糊化处理。
2.《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
该文件集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历史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负责整理、编撰和公开出版，自1861年以来已整理和出版480个独立分卷。该系列文献的主要内容来自总统图书馆、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同时也包含来自其他组织与个人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文件。
本书将重点依托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驻德黑兰使馆、驻巴格达利益代表处间的通信和分析报告，考察美国秘密介入伊拉克库尔德问题背后的冷战考量。
目前，国内学界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专著方面，目前已出版4本库尔德研究的中文著作，即唐志超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
、汪波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敏敬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和李秉忠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四本著作都在不同篇幅与程度上分析了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唐志超、汪波和敏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专辟一章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做了历史性的综述与梳理。李秉忠则是以土耳其国家建构为依托，着重分析了伊拉克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地区性事件，及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地位的沉浮变化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带来的外溢性影响。可以说，四本著作为中文学界深化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打下了必要的框架性基础。此外，韩志斌在其专著《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重点分析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对库尔德问题的理解，以及《3·11宣言》前后复兴党政府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间的关系变化。
近年来，随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及2017年9月底举行库尔德独立公投引发地区局势动荡，越来越多的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开始关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总的来看，国内学界主要依循该问题的内部与外部两大视角来开展研究。
在内部视角上，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1）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分析，代表性的研究有王伟和张伦阳的《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探析》
和冯燚的《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研究》
中的部分内容。（2）从伊拉克库尔德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出发，代表性的主要有李睿恒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
、杨玉龙的《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
、肖文超的《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
和肖文超、李佳欣的《伊拉克库尔德政党》
。
同时，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外部因素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在美国因素和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代表性的有：周鑫宇以2017年库尔德独立公投为背景，在《美国对库尔德独立问题的政策及其发展前景》
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在此次公投危机上的考量，展望了未来美国将延续对库尔德问题的实用主义政策。李秉忠和梁钦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问题的突破及其有限性》
一文指明了伊拉克库尔德人建国必须仰赖大国意志因素，但发展至今大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该议题。李睿恒在《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演变》
一文中首先分析了美国政策出发的基础，即美国在中东和伊拉克的利益与政策，随后对美国就该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海湾战争前及其后的两大分期，又按特点细分为八个子时期，在部分依托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的基础上，对整个政策的演变过程做了细致的历史梳理。哈冠群的《尼克松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初探》
一文则聚焦尼克松总统任期，对美国的伊拉克库尔德政策做了更为详尽的史学考察。赵建明从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视角出发，在《伊拉克库尔德对美的游说与各方在独立公投上的多重博弈》
一文中以伊拉克库尔德公投为例，分析了库尔德人如何反向影响大国因素的作用。穆春唤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
把研究对象细化到库尔德武装组织，从威胁认知理论的视角，分析美国在规避威胁、遏制威胁以及消灭威胁等动机的驱使下，对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此外，汪波和历晶晶的《“外围战略”视域下的以色列库尔德政策》
一文虽然不与美国直接关联，但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长期以来是美国介入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抓手与配合方，因此该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刘云的《美国与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一文则引入了土耳其的因素，分析美土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博弈。
关于其他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刘辉的《1921—1979年苏联与伊拉克、库尔德关系探析》
，其把苏联的政策分为1958年革命前及其后两大阶段进行分析，前一阶段为“亲库反伊”，后一阶段为“亲伊反库”，政策改变的原因在于1958年前后苏联与伊拉克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成果产出，这与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势力的衰弱有着直接的关系。肖文超在《一战后初期大英帝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衍变》
中指出，虽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产物，但本质上是英国中东政策不成熟的结果，而非完全贴合所谓的理性政策设计。郭长刚和杜东辉的《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探析（1915—1922）》
对“一战”后英国关于库尔德人政治安排的政策演变做了历史考证，并指出政策前后的反转，是英国内部迫于缩减财政支出和裁撤兵员的压力，以及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带来的地区形势变化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此外，王琼的《伊拉克库尔德人难以独立的国际法检视》
一文从国际法机制的角度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诉求做了分析。
总的来看，国内学界对本书关注的主题有一定的成果积累，并于近年来实现了较大的增补和突破，但还有待系统性的考察与论证。此外，一些中文译著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俄罗斯前对外情报局局长、前外交部部长、前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的《揭秘中东的台前与幕后（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初）》
一书第十八章回忆了作者本人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与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接触经历，从侧面还原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曾深度影响苏联中东外交决策的学者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Alexey Vasiliev）所著的《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列宁到普京》
一书，部分阐述了苏联在其中东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对库尔德问题的理念关切与政策矛盾。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中也提到了1974年美国决定秘密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一些细节。
国际英文学术界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有着系统且丰硕的成果。在综述性的历史研究中，代表性的有：戴维·麦克道瓦（David McDowall）的《库尔德人现代历史》 [4] 一书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从20世纪30—90年代初的发展做了详略得当的描述和分析。丹妮丝·娜塔莉（Denise Natali）的《库尔德人与国家：在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演化中的民族认同》 [5] 一书强调了不同的国家框架对本国库尔德问题演变路径的影响。迈克尔·冈特（Michael M.Gunter）的《库尔德人崛起：伊拉克与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演变中的解决方案》 [6] 一书重点关注了欧美因素的介入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重要性上升间的内在联系。
在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本身做专门性研究的著作中，代表性的有：埃德蒙·加里卜（Edmund Ghareeb）的《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 [7] 一书主要分析了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间的互动，对大量阿拉伯语原始文件做了译介和分析，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作者对毛拉穆斯塔法本人的采访。丹妮丝·娜塔莉的新书《库尔德准国家：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发展与依赖》 [8]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该问题在海湾战争后的变化。奥夫拉·本吉欧（Ofra Bengio）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9] 一书借助大量报刊材料和领导人公开演讲，对从1968年复兴党二次执政发展至2010年前后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加雷思·斯坦斯菲尔德（Gareth R.V.Stansfield）的专著《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政治发展与新生民主》 [10] 和《库尔德人与伊拉克》 [11] ，分别从伊拉克库尔德政党的内部政治架构和伊拉克国家框架两个层面，分析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马希尔·阿齐兹（Mahir A.Aziz）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民族主义与认同》 [12] 一书从民族身份建构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政治逐渐显著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1991年禁飞区设立后，库尔德人开始有能力进行自主的身份话语构建。丽莎·布蕾兹（Lisa Blaydes）在其《镇压国度：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 [13] 一书中考察了复兴党政策与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变化间的关系，认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伊拉克国家能力衰弱与畸形的国家建构进程的产物。
外部因素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着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为：丹尼尔·西尔弗法布（Daniel Silverfarb）的《英国在中东的非正式帝国：以伊拉克为例（1929—1941）》 [14] 一书，指明了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两面性，它既需要库尔德人支持费萨尔国王在伊拉克的统治，但也需要保持库尔德问题的存在以制衡巴格达中央政府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得后者长期仰赖英国的军事保障。正是这样的政策安排，固化了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对伊拉克现代国家的建构形成了挑战。安德烈·克鲁兹（Andrej Kreutz）在专著《俄罗斯在中东：朋友还是敌人》 [15] 中论述了俄罗斯（苏联）在处理与伊拉克关系时不同阶段的利益考量。在伊拉克君主制时期，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共产主义运动相绑定，因此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但进入共和制时期后，伊拉克奉行亲苏外交，苏联不再支持库尔德人自治，但也不主张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打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实力收缩，淡化了对库尔德问题的介入，但2003年的伊拉克局势变动后库尔德人地位的上升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普京明确表示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穆罕默德·沙里夫（Mohammad Shareef）的《美国、伊拉克和库尔德人：震惊、震慑与后果》 [16] 一书对美国就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总体分析。作者指出该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大战略，美国以自身利益为考量，间断性地与库尔德人发展关系。虽然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缺乏连续性，但随着2003年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获得合法自治地位，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运动的互动逐渐制度化，变得有迹可循。布赖恩·吉布森（Bryan R.Gibson）所著的《被出卖？美国外交政策、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冷战》 [17] 一书将问题限定在1958—1975年，利用大量一手档案，分析了美国如何在对两伊关系和冷战的考量中处理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
此外，一些涉及其他主题的泛库尔德研究对本书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前主席阿卜杜·拉赫曼·卡塞姆鲁（Abdul Rahman Ghassemlou）的《库尔德斯坦与库尔德人》 [18] 、马丁·范·布鲁内森（Martin Van Bruinessen）的《阿迦、谢赫与国家：库尔德斯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 [19] 、艾米尔·哈桑普尔（Amir Hassanpour）的《库尔德斯坦的民族主义和语言（1918—1985）》 [20] 、戴维·罗马诺（David Romano）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机遇、动员和认同》 [21] 、法利赫·贾巴尔（Faleh A.Jabar）牵头主编的两本库尔德研究论文集《库尔德人：民族主义与政治》 [22] 和《变化中东下的库尔德人：历史、政治与代表性》 [23] 等。
相较于英文学界的研究成果，阿拉伯文研究的学理化和总结性特征较弱，但其对历史演变过程的细致考察，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切实深入地理解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其中：
萨拉赫·胡拉桑（Ṣalāḥ al-Khurasān）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政治运动：对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和政党的文件解读（1946—2001）》 [24] 依托于对大量库尔德政党政策和声明文件的分析，细致描述了1946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立至2001年间，伊拉克库尔德运动的发展及其与中央政府、大国势力间的互动过程。曼齐尔·摩苏里（Mundhir al-Mūṣilī）的《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复兴党与库尔德人》 [25] 对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做了整体回顾，着重分析了1968年至20世纪末伊拉克库尔德运动与复兴党政权间的关系演变。伊拉克媒体人萨阿德·巴扎兹（Sa‘d al-Bazzāz）的《伊拉克问题中的库尔德人：言谈与对话》 [26] 一书记录了作者与伊拉克海外侨民就复兴党执政期间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局势展开的对话，和其在约旦研究中心就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召开的研讨会实录，以及部分与该问题相关的政策文件。由于作者本人20世纪90年代初从伊拉克出逃移民伦敦，因此其就该问题的论述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海外视角。同时，前伊拉克反对派政治家阿里·阿卜杜·艾米尔·阿莱维（‘Alī ‘Abd al-Amīr ‘Allāwī）在所著的《占领伊拉克：战争之利与和平之损》 [27] 一书中写到了包括库尔德运动在内的伊拉克反对派出于“倒萨”的共同目标，与美国开展了密切的沟通与合作，铺就了通往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道路。类似的历史描述性著作还包括哈米德·马哈茂德·尔撒（Ḥāmid Maḥmūd ‘Īsā）的《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从英国占领到美国入侵（1914—2004）》 [28] 、穆罕默德·苏海尔·塔古什（Muḥammad Suhayl Ṭaqqūsh）的《库尔德人历史（637—2015）》 [29] 、穆萨·马胡勒（Mūsā Makhūl）的《库尔德人：从部落到国家》 [30] 等。
伊拉克库尔德人方面也有相关的阿拉伯文著述。例如，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al-Ḥizb al-Dīmqurāṭī al-Kūrdistānī/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以下简称“库民党”）现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Mas‘ūd al-Bārzānī）为其父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所著的回忆式传记《巴尔扎尼与库尔德解放运动》 [31] ，对1961年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爆发前的库民党成立、巴尔扎尼流亡苏联等事件细节进行了翔实的回忆。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创始人贾拉勒·塔拉巴尼（Jalāl al-Ṭālabānī）的《库尔德斯坦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32] 从左翼的视角对库尔德运动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主张面对库尔德社会的新变化，库尔德运动应该抛弃部落为首的领导体系，坚持城市暴动的斗争路线。库民党前领导层高级成员马哈茂德·奥斯曼（Maḥmūd ‘Uthmān）带头起草的报告《对库尔德革命进程及其崩溃的评估与从中汲取的教训》 [33] 是对1975年库尔德人战败的总结与反思，从七个方面对1961—1975年的库尔德革命进行了评估，系统反映了库尔德政治精英对此事件的内部视角。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民主爱国联盟主席加富尔·马赫穆里（Ghafūr Makhmūrī）的《库尔德斯坦的阿拉伯化：阿拉伯化、风险与冲突》 [34] 将复兴党政府在库尔德斯坦开展的阿拉伯化进程划分了四个时期，并就每个时期的特征表现展开了细致的梳理。
本书将对1958—2003年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做历史性的研究，在对既有文献做批判性解读、史料梳理以及与阿拉伯语一手档案对比的基础上，以相关的重大时间节点和事件为标志对该问题开展史论结合的研究，重点考察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三个层次的互动过程，比照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在核心争端议题上的视野分歧，并引入库尔德人内部的社会结构、派系政治和地区与域外大国等因素，分析其对该问题的影响。就此，本书正文部分大致按照时间线索分为五章。
第一章首先对库尔德人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做宏观性的考察，以期为更好地论述1958—2003年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打下必要的基础。第一节介绍库尔德人的起源、人口与地理分布。第二节对奥斯曼帝国覆灭前库尔德人的历史演变进行回顾，主要探讨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等帝国主体民族间的互动。第三节讨论库尔德人的部落社会结构、语言和宗教信仰情况，以及三者在库尔德人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四节论述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库尔德问题的生成过程。考虑到1958年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基础与伊拉克王国时期（1921—1958）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第四节还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伊拉克王国时期的库尔德问题发展。
第二章探究1958年伊拉克“七月革命”至1968年复兴党二次执政10年间的库尔德问题演变。该时期也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塑型期。第一节分析卡塞姆政府与库尔德人从1958年建立权宜联盟到1961年爆发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的整体过程，以及战争对卡塞姆执政带来的影响。第二节和第三节探讨卡塞姆倒台后库尔德问题对伊拉克政局的作用和反作用。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风靡地区的背景下，库尔德战争成为激化伊拉克军政冲突和权力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剧烈的局势变动中，库尔德自治谈判被伊拉克中央政府工具化，用于满足巩固权力的短期需求，交战双方互信丧失，库尔德问题也因战争的延续逐渐向长期化和暴力化的方向演进。
第三章考察伊拉克复兴党1968年二次执政至1975年第二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结束期间的库尔德问题发展。这一时期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高潮期。第一节探讨复兴党为巩固权力根基和解决政权内部的军政分歧，允诺库尔德人民族自治的权利，双方签署《三月声明》，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结束。第二节分析冷战因素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人在自治核心问题上产生分歧，美国对此加以利用，秘密支持库尔德运动反对伊拉克中央政府，以实现其在中东反苏的冷战诉求。第三节讨论库尔德人在美国的秘密支持下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爆发第二次库尔德战争，但随着两伊签署《阿尔及尔协议》和伊苏关系转淡，美国停止支持库尔德人，库尔德运动遭受重大溃败，陷入历史性低潮。
第四章考察1975—1990年海湾危机前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该时期库尔德问题处于低潮阶段，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实现重要的发展与转折。第一节关注复兴党政府在库尔德运动衰败的背景下试图替代性地在库尔德社会中建构库尔德人对复兴党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主要是通过石油财富基础上的高福利政策和阿拉伯化与复兴党化的族际政治整合两条路径来展开。第二节分析两伊战争期间（1980—1988）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战争爆发后，库尔德斯坦地区成为主战场之一，两伊对库尔德人作战支持的需要，让库尔德运动获得复苏的空间。战争前中期，复兴党政权坚持对库尔德人采取细分的政策，推动库区的复兴党化进程，动员“我们的库尔德人民”参与作战，反对作为“破坏分子”的库尔德运动。第三节讨论复兴党政权在战争末期对库尔德问题政策的转变及其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带来的本质性变化。两伊战争长期的消耗和1986年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让复兴党政权无力维系既有的细分政策，从而对库尔德人发动了低成本的集体性惩罚政策“安法尔行动”。库尔德运动虽然因此再度陷入低潮，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外延也从而得到拓展，精英化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向库尔德社会大众层面下沉与普及。
第五章探讨1990年海湾危机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重大转变。因库尔德禁飞区的设立和库尔德人的自治实践，这一时期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开始经历定型的实质性嬗变。第一节关注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招致国际孤立的背景下库尔德问题地位的改变，讨论“安法尔行动”造成的集体性创伤在库尔德人1991年起义和顽强抵抗中发挥的作用，并分析国际社会设立库尔德禁飞区的人道主义考量和遏制伊拉克的政策诉求。第二节考察库尔德人在禁飞区庇护下开展的自治实践过程和1994—1998年库尔德两党内战对自治和美国遏制伊拉克议程造成的消极影响。第三节探讨在美国1998年确立对伊拉克政权更迭政策的新背景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地位的提升，分析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和2001年的“9·11”恐袭事件，是如何促成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人获得合法的联邦自治地位。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材料与研究观点两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材料上，本书充分发挥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优势，重点依托阿拉伯语档案文献《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中的《伊拉克北部数据集》和《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档案集》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进行研究，开发利用一手档案文献，对国内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依托二手文献的局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学界范围内，虽然研究者在分析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时大量采用一手文献，如引用库尔德语材料，或在库尔德地区进行个人采访与实地调研等，但借助《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研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学术成果依旧非常有限。既有的档案研究成果主要聚焦的话题有：伊拉克复兴党的政党架构与运转、 [35] 复兴党政权的统治战略与政策、 [36] 复兴党政权的国家能力与伊拉克公民的政治行为间的关系、 [37] 复兴党政权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统治政策、 [38] 复兴党政权对非国家武装力量的运用策略 [39] 等，但是，在库尔德问题上，既有研究只做了简要的论述。而依托该档案对库尔德问题所开展的专门性研究，则仅限于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各一份，分别为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199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伊拉克的种族灭绝：针对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 [40] 和亚尼夫·沃勒（Yaniv Voller）的学术论文《身份政治与复兴党政权在伊拉克北部的反库尔德叛军行动》 [41] 。前者聚焦于1987—1988年复兴党政权对库尔德人开展的化学武器攻击，后者则关注复兴党政权在两伊战争期间如何以身份政治动员其他族裔民兵反对库尔德运动武装。此外，2019年出版的著作《黑金之城：石油、族裔性和现代基尔库克的形成》 [42] 也利用该档案中的《伊拉克北部数据集》和美国国防大学冲突记录研究中心的萨达姆·侯赛因录音档案，分析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人围绕基尔库克城市归属的分歧和争夺。
由此可见，国际学界在这套档案文献基础上形成的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极为有限。一方面，这是由该档案文献必须到馆现场阅读的限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档案庞大的体量和有待精细化的检索系统，使得研究者在阅读和搜集研究素材时面临较大的时间与精力挑战。因此，对该档案文献材料进一步占有和探索，构成了本书在国际学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创新点。
其次，在对研究材料有所突破的基础上，本书在研究观点上也实现了相应创新。就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处理库尔德问题的方式和政策问题，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多分析和强调实用主义的手段，如分而治之、军事打击、经济收买和强制性的人口迁移等，而普遍忽略了复兴党政权致力于对伊拉克社会进行全面复兴党化（al-tab‘īth/Ba‘thification），
从而建立一个复兴党式国家的宏观框架。这主要是由三个原因决定的：第一，档案文献材料的缺失或匮乏，让研究者难以从复兴党政权的内部视角来探析该问题；第二，在研究材料限制的情况下，从逻辑的自然推导来看，复兴党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很难对库尔德人形成有效的吸引，真正在库尔德地区推行复兴党化政策，因此既有研究就此多有忽略；第三，伊拉克复兴党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库尔德地区都处于战争状态（1968—1970年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1974—1975年第二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1980—1988年两伊战争）或中央权力的真空态（1991—2003年库尔德禁飞区），因此复兴党化进程未能得到持续且系统性开展，而复兴党政权的政策也往往呈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以应对战争状态下迫切的现实需求。
尽管如此，这都不能否定和改变伊拉克复兴党试图复兴党化库尔德社会的基本事实。借助《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档案》，本书从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两个层面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复兴党化进程进行探析，一方面分析复兴党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解决复兴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库尔德人民族身份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考察复兴党化进程在组织动员和库尔德人政治行为选择层面的现实表现。基于此，本书对国际和国内学界就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库尔德问题政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这也是本书在学术观点层面所实现的最主要的创新之处。
[1] Carole A.O'leary，“Are the Kurds a Source of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in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 ，Costa Mesa：Mazda Publishers，2005，p.12.
[2] 关于《伊拉克北部数据集》的更多内容，可参见Joseph Sassoon and Michael Brill，“The North Iraq Dataset （NIDS）Files：Northern Iraq under Ba‘thist Rule，1968-9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 & the Arab World ，Vol.14，No.1 & 2，June 2020，pp.105-126。
[3] 更多细节可参见Michelle Caswell，“‘Thank You Very Much，Now Give Them Back’：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Fight over the Iraqi Baath Party Records，”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74，No.1，April 2011，pp.211-240；Al-Monitor Staff，“Intel：US Returns Baath Party Archives to Iraq，” Al - Monitor ，September 1，2020，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9/iraq-baath-party-archives-return-us.html；Omar al-Jaffal，“Iraq's Baath Party Archive Location Unknown，” Al-Monitor ，September 23，2020，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9/iraq-baath-archive-us.html。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I.B.Tauris，1996.
[5] 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 Turkey ， and Iran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
[6] Michael M.Gunter， The Kurds Ascending ： The Evolving Solution to the Kurdish Problem in Iraq and Turke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7]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1.
[8] Denise Natali， The Kurdish Quasi - state ：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Post - gulf War Iraq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0.
[9] 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2.
[10] Gareth R.V.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London：Routledge，2003.
[11] Gareth R.V.Stansfield， The Kurds and Iraq ，London：Routledge，2008.
[12] Mahir A.Aziz， The Kurds of Iraq ：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I.B.Tauris，2011.
[13] 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14] Daniel Silverfarb， Britain ' s Informal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 A Case Study of Iraq ，1929-194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5]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 Friend or Foe ，Westport：Praeger，2007.
[16] Mohammad Shareef， The United States ， Iraq and the Kurds ： Shock ， Awe and Aftermath ，London：Routledge，2014.
[17] Bryan R.Gibson， Sold Out ? US Foreign Policy ， Iraq ， the Kurds ，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
[18] Abdul Rahman Ghassemlou， Kurdistan and the Kurds ，Prague：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1965.
[19] Martin Van Bruinessen， Agha ， Shaikh and State ：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Kurdistan ，London：Zed Books，1992.
[20] Amir Hassanpour，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 1918-1985，San Francisco：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2.
[21] David Romano， The Kurdish Nationalist Movement ： Opportunity ， Mobilization and Ident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2006.
[22] Faleh A.Jabar and Hosham Dawod，eds.， The Kurds ：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London：Saqi，2006.
[23] Faleh A.Jabar and Renad Mansour，eds.， The Kurd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 History ， 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I.B.Tauris，2019.
[24] Ṣalāḥ al-Khurasān， Al - Tayyārāt al - Siyāsiyyah fī Kurdistān al -‘ Irāq ： Qirā ' ah fī Milaffāt al - Ḥarakāt wa al - Aḥzāb al - Kurdiyyah fī al -‘ Irāq （ 1946-2001 ），Bayrūt：Mu'assasat al-Balāgh li al-Ṭibā‘ah wa al-Nashr wa al-Tawzī‘，2001.
[25] Mundhir al-Mūṣilī， Al - Qaḍiyyat al - Kurdiyyah fī al -‘ Irāq ： Al - Ba ‘ th wa al - Akrād ，Dimashq：Dār al-Mukhtār，2000.
[26] Sa‘d al-Bazzāz， Al - Akrād fī al - Mas ' alat al -‘ Irāqiyyah ： Aḥādīth wa Ḥiwārāt ，‘Ammān：Al-Ahliyyah li al-Nashr wa al-Tawzī‘，1996.
[27] ‘Alī ‘Abd al-Amīr ‘Allāwī， Iḥtilāl al -‘ Irāq ： Ribḥ al - Ḥarb wa Khasārat al - Salām ，Tarjamat：‘Aṭā ‘Abd al-Wahhāb，Bayrūt：Al-Mu'assasat al-‘Arabiyyah li al-Dirāsāt wa al-Nashr，2009.
[28] Ḥāmid Maḥmūd ‘Īsā， Al-Qaḍiyyat al-Kurdiyyah fī al-‘Irāq：Min al-Iḥtilāl al-Birīṭānī ilā al-Ghazw al-Amrīkī （ 1914-2004 ），Al-Qāhirah：Maktabat Madbūlī，2005.
[29] Muḥammad Suhayl Ṭaqqūsh， Tārīkh al - Akrād （ 637-2015 ），Bayrūt：Dār al-Nafā'is li al-Ṭibā‘ah wa al-Nashr wa al-Tawzī‘，2015.
[30] Mūsā Makhūl， Al - Akrād ： Min al -‘ Ashīrah ilā al - Dawlah ，Bayrūt：Bīsān li al-Nashr wa al-Tawzī‘ wa al-I‘lām，2013.
[31] Mas‘ūd al-Bārzānī， Al - Bārzānī wa al - Ḥarakat al - Taḥarruriyyat al - Kurdiyyah ，Bayrūt：Kāwā li al-Thaqāfat al-Kurdiyyah，1997.
[32] Jalāl Ṭālabānī， Kurdistān wa al - Ḥarakat al - Qawmiyyat al - Kurdiyyah ，Bayrūt：Dār al-Ṭalī‘ah，1971.
[33] Al-Lajnat al-Taḥḍīriyyah li al-Ḥizb al-Dīmuqrāṭī al-Kurdistānī， Taqyīm Masīrat al - Thawrat al - Kurdiyyah wa Inhiyārihā wa al - Durūs wa al -‘ Ibar al - Mustakhlaṣah minhā ，Awā'il Kānūn al-Thānī，1977.
[34] Ghafūr Makhmūrī， Ta ‘ rīb Kurdistān ： Al - Ta ‘ rīb - al - Makhāṭir - al - Muwājahah ，Tarjamat：‘Abdallah Qarkay，Arbīl：Maṭba‘at Tārān，2020.
[35] 代表性的著作为约瑟夫·沙逊（Joseph Sassoon）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党：一个威权体制的内部》。参见Joseph Sassoon， Saddam Hussein's Ba‘th Party：Inside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36] 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分别为蒂娜·里兹克·扈里（Dina Rizk Khoury）的《战时伊拉克：从军、殉难与记忆》和亚伦·福斯特（Aaron Faust）的《伊拉克的复兴党化：萨达姆·侯赛因的极权主义》。此外，还有一部著作是对萨达姆·侯赛因举行高级决策会议时录音材料的文字化记录和批注，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复兴党政权和萨达姆个人的统治过程。参见Dina Rizk Khoury， Iraq in Wartime ： Soldiering ， Martyrdom ， and Remembra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Aaron Faust， The Ba ‘ thification of Iraq ： Saddam Hussein ' s Totalitarianism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5；Kevin M.Woods，David Palkki，and Mark Stout， The Saddam Tapes ： The Inner Workings of a Tyrant ' s Regime ， 1978-2001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Eckart Woertz，“Iraq under UN Embargo，1990-2003：Food Security，Agriculture，and Regime Survival，”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73，No.1，2019，pp.93-112；Lisa Blaydes，“Rebuilding the Ba‘thist State：Party，Tribe，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Iraq，1991-1996，”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3，No.1，October 2020，pp.1-23。
[37] 代表性的著作为丽莎·布蕾兹（Lisa Blaydes）的《镇压国度：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参见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38] 代表性的著作为塞缪尔·赫尔方特（Samuel Helfont）的《宗教强迫：萨达姆·侯赛因、伊斯兰教与伊拉克叛乱的根源》，参见Samuel Helfont， Compulsion in Religion ： Saddam Hussein ， Islam ， and the Roots of Insurgencies in Iraq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9] 代表性的研究为迈克尔·布瑞尔（Michael Brill）的硕士论文《安拉、祖国和“基地”组织：浅析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民兵组织（1991—2003）》。参见Michael Brill， ‘Allah，Al-Watan，Al-Qa'id’：A Preliminary Study of Regime Militias in Iraq，1991-2003 ，Master Dissertation，Georgetown University，2016。
[40]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
[41] Yaniv Voller，“Identity and the Ba‘th Regime's Campaign against Kurdish Rebels in Northern Iraq，”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71，No.3，2017，pp.383-401.
[42] Arbella Bet-Shlimon， City of Black Gold ： Oil ， Ethnicity ，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Kirkuk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