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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现代国家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诞生

一 库尔德问题的诞生

库尔德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诞生的一个现代问题。由于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和层次,因此有着多种内涵。从层次上来看,库尔德问题应该算库尔德人所在国的内政问题,但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具有高度的内在联动性,一国库尔德问题局势的变动可能会对其他三国的库尔德问题乃至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治议题形成示范,造成外溢效应,因此库尔德问题还是一个地区问题,乃至国际问题。从类型上看,库尔德问题被定义为一个民族问题,即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未能建国的问题,但这种说法的客观性也被学界所质疑,因为不是所有库尔德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并诉诸独立建国;从民族问题延伸来看,库尔德民族主义潜在的分裂倾向,对其所在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库尔德问题还被看作是个安全问题;此外,其对国家认同带来的挑战,也使其可被定性为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

本书认为,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中,对库尔德问题的界定在根本上需要从国际法法理的角度出发,因此在性质上本书将库尔德问题视为相关国家的内政问题,具体是指“一战”后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与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间矛盾和冲突的表现。这里所说的库尔德人不仅包括民族主义者等政治精英,也同时指称库尔德民间社会。可以说,库尔德问题并非是一个限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与现代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包括了库尔德民间社会在内的三角关系。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与现代国家政府长期处于斗争拉锯的状态,试图独立代表库尔德民间的利益。

现代库尔德问题的出现,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直接产物。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成为战胜国处理奥斯曼帝国治下各民族问题的基础。1919年3月22日,库尔德领导人谢里夫帕夏(Sharīf Pāshā)将军带领代表团出席和会,提交了库尔德斯坦独立建国的议案,得到了和会的原则性同意。在1920年8月签署的《色佛尔条约》( Treaty of S è vres )中,第62—64条规定,在当地居民愿意的前提下,库尔德人有权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土耳其东南部以及同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的土耳其边境以南”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只要当地居民愿意,战胜国也不反对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并入其中。 [77] 巴黎和会和《色佛尔条约》的规定,自此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宣称其独立建国权利的国际法理来源。

该方案遭到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的强烈反对。1923年,土耳其将在土耳其—希腊战争(1919—1922)中获得的战场优势转化为谈判资本,用《洛桑条约》( Treaty of Lausanne )代替《色佛尔条约》,抹去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内容。当然,这并非土耳其因素单方面所决定的。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其之所以愿意在前述文件中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一方面是为了广泛回应巴黎和会“民族自决”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迫于英法秘密制定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Sykes - Picot Agreement )被苏联公之于众后的国际压力,英国希望借此来淡化《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负面影响。 [78] 事实上,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就库尔德建国问题达成清晰统一的政策:支持派官员更多是基于对库尔德人的同情,反对派则认为“限制性的种族和地理困难”并不能让库尔德人建立有效的国家,并且摩苏尔地区有着丰富的农产区和石油资源,对新生的伊拉克国家意义重大。 [79] 英国政策的暧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色佛尔条约》中对库尔德人的承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

随着反对建国派逐渐占据上风,英国决定将摩苏尔省纳入伊拉克,并于1925年宣布反对成立“任何自治或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80] 。同年,英国借助土耳其政府镇压谢赫赛义德叛乱事件,逼迫土耳其放弃对摩苏尔省的领土诉求。12月,国联裁决将摩苏尔省划入伊拉克。 1926年6月,英国、伊拉克和土耳其三方签署《安卡拉条约》( Treaty of Ankara ),同意摩苏尔省成为现代伊拉克的一部分,接受英国的国际托管。至此,库尔德人建国的可能性正式覆灭,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从库尔德人自身来看,两个层面的因素也导致了这一结果。

第一,库尔德人居住的山区环境与外隔绝,让他们不敏感于周围局势的演变,较晚才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想,未能深刻意识到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本质性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关行动。例如,“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为对抗俄国扶植亚美尼亚人,再次动用和库尔德人之间的伊斯兰信仰纽带,以及土耳其政府战后没有迅速废除哈里发制度,以此动员库尔德人共同对抗希腊,都阻缓了库尔德人对战后建国潮流的把握。阿卜杜·拉赫曼·卡塞姆鲁援引当时一位英国官员的话称:“当我们告诉库尔德人建国时,他们没有为此去努力尝试。而当他们1922年突然要求14点(原则)时,一切都太晚了。” [81]

第二,内部多样分化的社会与政治局面,让库尔德人难以形成合力,实现建国目标。诚然,库尔德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体系足以使其区别于“他者”,但却无法塑造均质统一的“自我”。社会和政治方面,库尔德斯坦当时还处于部落社会的结构之中,部落是有效进行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精英的行动出发点是维护狭隘的部落利益,而不是为了一个宽泛的“库尔德民族”。这让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既无力动员社会落实其政治理念,也让外部力量很容易介入分化部落间短暂形成的联盟,无法拱卫既有的政治优势。文化上,不同地区的方言、尚未规范的书面语、落后的出版业和有限的识字率,都阻碍着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底层的传播, [82] 更遑论社会自下而上地产生诉诸建国的政治运动。

但有必要明确的是,虽然从历史经验上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比库尔德人组织化程度更高,有着长期且丰富的帝国统治实践,但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是奥斯曼帝国覆灭和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个外输型的政治体系,其内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着多元分化的社会文化子系统,缺少现代工业化等推动民族形成的要素,因此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不同的是,库尔德人并不像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在战后拥有正式的国家系统来整合这些分散的要素,从而逆向地塑造自身的民族。因此,如果按巴黎和会和《色佛尔条约》的规定赋予库尔德人建国的权利,上述库尔德内部因素的消极程度或将大大减弱,而目前库尔德人的历史演变则会是另一种状况。但就从当时库尔德人自身的条件预计,如果库尔德人建国方案得以实践,这将意味着库尔德社会内部各派力量对建国主导权的争夺,从而引发局势动乱, [83] 或意味着需要大国意志来推动这一进程,两者都会导致英国成本负担过重,不符合其进行间接殖民统治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英国更愿意依靠内部整合度更高的阿拉伯人,而非支持一个库尔德人国家。

自此,库尔德人不仅失去进行自我整合的建国机会,被划分到四个国家后,他们还开始受到各自所在国国情的结构性影响,衍生出四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发展路径。而伊拉克的现代国家框架,则决定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特殊轨迹。

二 现代国家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1921—1958)

研究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离不开伊拉克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而要理解伊拉克国家框架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独特影响,就必须引入对伊拉克现代国家生成方式的考察。现代伊拉克成立于1921年,是“一战”后英法殖民者人为构建的产物,由前奥斯曼帝国行省巴士拉省、巴格达省和摩苏尔省组成。三省历史上行政相互独立,且人口构成各异,分别主要为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库尔德人,各行省内部还存在多元的文化与社会子系统。将异质的三省合并为一个国家,意味着和平融入很难成为伊拉克通往现代国家的途径,中央政府往往诉诸强制性的军事手段或软性的政治妥协,自上而下地塑造伊拉克的国家民族。 [84]

伊拉克现代国家的这一先天性内在缺陷,为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除借武力手段镇压部落叛乱外,一方面,英国为了在摩苏尔省归属问题上制衡土耳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植亲己的伊拉克库尔德部落,打压土耳其支持的库尔德部落;另一方面,初抵伊拉克进行统治的费萨尔国王缺乏本土执政基础,也积极拉拢库尔德部落,以图推动将摩苏尔省并入伊拉克,增加逊尼派人口,制衡人口占主体的什叶派力量。 [85] 这让伊拉克库尔德人一开始就获得较为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1926年摩苏尔省正式并入伊拉克后,伊拉克政府还根据国联的要求颁布《地方语言法》( Local Languages Law ),允许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部分地区使用库尔德语开展小学教育和出版工作,同时还任命库尔德人出任部分大臣职位。这种对库尔德人文化身份乃至政治权利的认可,也被随后的历届伊拉克中央政府所继承(至少在理论或法律层面),伊拉克库尔德人由此走上了与其他三国库尔德人截然不同的演变轨迹。

需要指出的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享有的这些优势,并不足以克服其本身既有的历史缺陷。早在1919年5月,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库尔德部落与苏非领袖谢赫马哈茂德·巴尔金吉就发动了一次反英起义,但他打出的是“吉哈德”(al-jihād)的旗号,而非民族主义,他希望库尔德人摆脱英国的统治,但并非摆脱他个人的统治。 [86] 起义很快被英国军队镇压下去,谢赫马哈茂德随后接受英国的“招安”,被任命为苏莱曼尼亚总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重构其民族主义叙事时,往往把谢赫马哈茂德起义定性为民族主义运动, [87] 但他妥协的政治行为表明,作为库尔德社会主导力量的部落精英,在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民族主义诉求,叛乱或起义更多是受部落、宗教乃至个人利益所驱动。

事实上,伊拉克建国初期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非常薄弱,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以1921年8月是否同意费萨尔担任伊拉克国王的公投为例,除苏莱曼尼亚地区反对外,摩苏尔和埃尔比勒地区的库尔德人都表示支持,基尔库克地区一开始暂缓表态,最终于1923年也予以支持,但条件是基尔库克单独成为一个库尔德省,并拒绝与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库尔德人整合。 [88] 这充分表明,库尔德人并非不能接受异族统治,同时,库尔德人内部分化较大,部落与地域意识主导下的政治思维,使其难以为一个抽象的“民族”概念团结协作,基尔库克地区库尔德人的立场就是谢赫马哈茂德影响力有限的证明。诚然,在同一时期的库尔德城镇中,少数受教育群体和逐渐兴起的职业阶层,开始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但规模有限,并缺乏组织性。

摩苏尔省问题解决后,谢赫马哈茂德意识到建国无望。1926年年底,他再次发动起义,最终失败,于1927年夏遭到逮捕和软禁。英国和费萨尔国王随后通过收买部落、分而治之和武力镇压的策略,基本维护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秩序稳定。1928年,伊拉克政府评估认为,本国的库尔德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但需要指出的是,伊拉克国家基于短期统治利益所赋予库尔德人的发展空间,也是其将库尔德社会整合进伊拉克国家认同的长远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部落等遗留性的历史因素在被中央政府工具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得以存续乃至固化。

1930年,伊拉克和英国签订新的《英伊条约》( Anglo - Iraqi Treaty ),英国结束对伊拉克的国际托管,伊拉克将于1932年获得独立。相应地,伊拉克中央政府加紧对地方权力的集中,引发库尔德人的担忧,导致双边关系再度恶化。一方面,费萨尔国王试图树立中央权威,在库尔德斯坦偏远地区建立警察系统并征收赋税,对当地库尔德部落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pan-Arab nationalism)思潮风靡伊拉克政军两界, [89] 伊拉克库尔德人担心英国托管结束后,伊拉克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加剧其少数派地位,因此他们认为,任何泛阿拉伯化的政策,都“有必要产生一个分化的库尔德实体,无论是在这个阿拉伯上层建筑的框架内或外” [90] 。从这个意义上看,伊拉克国家方案对于伊拉克库尔德人而言并非最差或最不可接受的选项,这也说明,库尔德人已经开始在伊拉克的国家框架中思考自身的地位问题了。

1930年9月,谢赫马哈茂德逃离软禁,联合利益受损的部落再次诉诸武力,苏莱曼尼亚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也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起义遭到强力镇压,谢赫马哈茂德最终投降,接受软禁至1956年去世。很多库尔德历史学家认为,1930年起义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城市群体的加入扩大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外延与内涵。贾拉勒·塔拉巴尼更进一步认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基础已由乡村转向城市,领导层从宗教和部落首领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转移。 [91] 诚然,知识分子与城市居民的确开始发挥作用,但却没有改变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只是改变和丰富了它的发展图景而已。基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当时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部落依旧是有效进行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该时期的库尔德反抗运动“表面上看是民族主义的,但本质上却是部落的和宗教性的” [92]

谢赫马哈茂德陨落后,代为崛起的是来自库尔德斯坦巴尔赞地区的巴尔扎尼部落,由谢赫艾哈迈德·巴尔扎尼(Shaykh Aḥmad al-Barzānī)和其弟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 Muṣṭafā al-Barzānī,以下简称“毛拉穆斯塔法”)领导。1932年,伊拉克政府和英国扶植沙尔瓦尼部落(al-‘ashīrat al-sharwāniyyah)的谢赫拉希德(Shaykh Rashīd)打击巴尔扎尼部落,试图推动对巴尔赞地区的控制,随之引发巴尔扎尼部落的武装反抗。但巴尔扎尼部落并没有逃脱与谢赫马哈茂德相同的下场,谢赫艾哈迈德和毛拉穆斯塔法都遭到软禁。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毛拉穆斯塔法借形势动荡出逃,于1943年6月和1945年8月两度起义。

与以往不同的是,1943年起义被认为是库尔德部落领导人第一次鲜明地打出民族主义口号的起义。 [93] 这主要缘于毛拉穆斯塔法软禁期间与“伐木工人”(Darkar)和“希望”(Hiwa)等早期库尔德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主要由城市军官、政府官员和教师组成,信奉共产主义,与伊拉克共产党(al-Ḥizb al-Shuyū‘ī al-‘Irāqī/Iraq Communist Party)联系密切,并参与到两次起义中。起义失败后,毛拉穆斯塔法于1945年10月流亡至伊朗库区。受马哈巴德共和国及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Iran)的影响,毛拉穆斯塔法意识到起义的成功需要部落与受教育的城市政党结盟。 [94] 1946年8月16日,他联合多个库尔德政治组织成立伊拉克库民党。根据党纲,库民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强调联合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共同推翻伊拉克的王朝统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95]

库民党的建立,第一次为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设立了政党化的框架。库尔德民族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按国别独立建党,进一步表明伊拉克民族国家体系对库尔德人发挥的作用。但有必要明晰的是,库民党本质上只是占少数的城市左翼力量与农村部落力量的权宜联姻。 [96] 巴尔扎尼部落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左翼力量提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框架,二者缺乏互信,相互利用,毛拉穆斯塔法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纽带作用。两股力量间的竞合,构成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马哈巴德共和国失败后,毛拉穆斯塔法辗转伊拉克最终进入苏联,开启长达12年(1947—1958)的政治流亡生涯。左翼力量主导的库民党政治局依旧在伊拉克境内活动,但在缺少部落力量的配合下无力产生大的影响,且20世纪50年代库民党与伊拉克共产党联系紧密,互为对方党员,此时库民党的政治话语更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反帝反封建,淡化民族主义思想的成分。同时,在意识到大国无意变革中东国家体系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开始逐步将其民族诉求从独立建国缩小为获得区域自治的权利。 [97] 到1958年“七月革命”爆发前,库尔德问题在伊拉克总体保持平静:对内,伊拉克政府主要诉诸收买库尔德部落、打压库尔德政治活动和改善公共服务等手段;对外,巴格达条约组织(Baghdad Pact Organization)建立后,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形成防务配合,阻断了三国库尔德人之间的政治行动串联,也防止苏联通过支持库尔德左翼力量在中东地区发力。 [98] SfLMKgSnMMi/nyJZOcwhnnKRroV2pMUpAigOf6D6+q7V/THz4/n8ykOLFSfH1e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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