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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库尔德社会都被宽泛地定义为一个部落社会。在库尔德人的历史上，部落一直发挥着广泛且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其表现出来的特点、发挥作用的层次与程度又各有不同。因此，只有将库尔德部落放在动态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来观察，才能真实地了解库尔德社会的全貌。
经典人类学研究认为，部落是国家出现前建立在亲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态。从演化的过程来看，部落会从权力中心分散和权力关系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逐步发展为等级分明的酋邦，并最终演变至形态成熟和权力集中的国家。这意味着，部落与国家在出现时间上存有先后顺序，在权力上是一组互斥而非共生的关系。然而在阿拉伯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的解读中，他将人类社会分为“麦赫赞之地”（bilād al-makhzan） [40] 和“希巴之地”（bilād al-sībah） [41] 两种形态，前者指的是国家权力直接统治的地区，后者则是指国家控制不稳、部落长期叛乱的边陲地区。赫勒敦认为，两地在性质上实际上无异，并可以相互转化，其区别仅在于各自宗派归属感（al-‘aṣabiyyah） [42] 的强弱程度。对部落而言，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需要在共同血缘的基础上培养出一种强烈的宗派归属感，以保证部落拥有一致对外的军事能力，甚至代替“麦赫赞之地”，成为新的“国家”。当然，“麦赫赞之地”可以通过庇护网络来消解与“希巴之地”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其形成间接的控制。
可见，在赫勒敦对阿拉伯社会形态的描述中，的确存有部落发展为国家的线性规律总结，但这绝非必然或唯一的状态，因此对象征国家本身的“麦赫赞之地”的性质也需要研究者给予符合中东地区历史经验的观照。对此，阿拉伯思想家穆罕默德·阿比德·贾比里（Muḥammad ‘Ābid al-Jābirī）从部落（al-qabīlah）、信仰（al-‘aqīdah）及战利品（al-ghanīmah）三要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部落是历史上阿拉伯社会的结构与底色，国家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要动员这些部落，就必须以信仰（伊斯兰教）作为话语和意识形态，以战利品作为维持部落对国家权威效忠的物质利益保障，信仰与战利品的脱节，随时可能导致部落倒戈相向，中央权威随之在地方没落。 [43] 因此，在阿拉伯人征服后的帝国历史上，部落和国家从来不是相互隔绝或非此即彼，而是在长期密切频繁的互动之中共存。中央权威的出现不必然导致部落的消亡，甚至可能强化着它的存在。只有从这一历史大框架出发，我们才可能理解库尔德部落社会的非线性发展轨迹及其与中东“国家”间的关系。
为应对多变的自然和外部环境，部落演变为库尔德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态，游牧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在一些肥沃的平原和谷地，也有库尔德人从事农业，但规模相对有限。库尔德部落也可依此被划分为三类：以放牧为生的迁徙部落、从事农业为主的定居部落和依季节放牧与务农并营的半定居部落。 [44] 值得注意的是，库尔德部落的经济生产长期以来主要为自给自足型，而不用作商业用途，因此难以积累必要的财富盈余来建立超越部落的公共组织。当然，库尔德山区与外隔绝的地理特点及其自然资源禀赋，也让库尔德部落缺乏与外交往的动力。 [45]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库尔德人没有朋友，只有大山”这句话，也是对库尔德部落自给自足经济特点的某种写照。
从部落结构来看，和中东地区的其他部落一样，库尔德人的部落也有着分支化的谱系结构（segmentary lineage）和等级化的领导结构（hierarchic leadership）两大特点。
首先，每个库尔德部落之下，还分有氏族（clan）、家系（lineage）和家庭（family）等多个次级单位。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构成了库尔德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多个家庭又以共同的血缘关系组成家系，比家系再大一层的为氏族，然后是部落。但就氏族和部落的定义，学界就难以达成普遍的共识。约翰·米德尔顿（John Middleton）和戴维·泰特（David Tait）认为，氏族是多个家系通婚的结果，并能追溯到单系的共同祖先。 [46] 理查德·塔珀（Richard Tapper）则将氏族定义为“一群有着共同祖先的人，尽管他（该祖先）不一定能被追溯”。而在定义部落时，他认为部落本质上是氏族间的联盟。 [47] 这实际上否定了部落的血缘基础。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则从功能的角度出发，将部落宽泛地定义为一种地方性的互助组织，致力于维护内部的秩序和组织抵御外敌。 [48] 但对于国家或其他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来说，这样的定义同样适用。杰勒德·查理安德（Gerard Chaliand）强调地域的作用，认为库尔德部落是在共同土地上混合而成的社会与经济单位。 [49] 而侯赛因·塔希里（Hussein Tahiri）则认为，共同的血缘纽带才是库尔德部落得以建立的基础，尽管这种纽带有时可能是想象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何居住于相同地区的库尔德部落并没有组成新的部落，而散于其他土地的个人或家庭，却依旧能保持对其部落的忠诚。 [50]
然而，库尔德部落内部这种由大到小的组织架构，并不意味着由上至下的权力关系。一个库尔德人依次效忠于他的家庭、家系和氏族，最后才是部落。这也是分支化谱系结构的主要特点。 [51] 究其原因，这与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和库尔德部落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相关。 [52] 库尔德人会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来依次往上地捍卫自己家庭的利益，因此即使在同一家系内部，不同家庭也会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爆发冲突。库尔德部落这种分支化的谱系结构，决定了只有保证部落内不同层级间的平衡，才能维持部落的存续，保证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这引入部落的等级化领导结构特点。部落年长男性中的最优者是部落天然的领导人，负责弥合分支化谱系带来的张力。 [53] 因此，分支化谱系结构和等级化领导结构两种特点虽然看似相互排斥，但却是一种伴生型的关系。随着部落各分支间冲突的增加，领导人的权力不断上升；当冲突消失时，领导人的作用也就变得非常有限。
库尔德部落领导人权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则在于其代表部落利益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能力。当外部威胁加大时，无力应对裂化的部落还会寻求并入强势部落，形成新的大型部落。但其本质上可能只是多个部落的联盟，由一个主导性的家族或部落来领导统合。这种联盟没有天然的共同血缘维系，主导性的部落家族一方面会选择通过部落间的联姻从血缘上强化联盟内部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建立有效的庇护网络，保证各分支部落在乱局中的利益不受侵犯。 [54] 10—12世纪建立的一系列库尔德王朝，正是强势部落领导人在帝国各力量间左右逢源，塑造自身强势地位从而得以扩张的结果。包括时至今日伊拉克的巴尔扎尼部落，也是通过不断吸纳和庇护其他部落而成长起来的地方性部落，因此在当今的语境下，“巴尔扎尼部落民”一词并不一定具有血缘上的内涵，而更可能是政治意义上的指称。
当部落领导人无力管理内部冲突和应对外部威胁时，部落中的不同分支则将通过自主裂变和重组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正如13—14世纪在遭到蒙古人和帖木儿人残暴的征掠后，库尔德王朝覆灭，并组建成多个新的部落。但随着15世纪后苏非教团（al-ṭarā'q al-ṣūfiyyah）的发展，以及卡迪里耶教团（al-ṭarīqat al-qādiriyyah）与纳格什班迪耶教团（al-ṭarīqat al-naqshabandiyyah）于18—19世纪在库尔德斯坦的传播，库尔德部落社会的演变轨迹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55]
在和平时期，苏非教团的作用更多表现在个人的宗教信仰层面，教团领袖因其圣徒或谢赫的身份，被人们认为能够传播“巴拉卡”（nashr al-barakah）
和使用说情权（al-shafā‘ah）
，能显示神迹，揭示社会的行为规范、准则和价值观念，赐福于广大信众；而在动乱时期，苏非教团作为一种超越部落的组织结构，可以联合来自不同部落的群体，因此还有着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职能，如代替衰败部落或政权在灾难中救死扶伤、在战乱中保护商贸安全及在政治冲突中居间调停等。
[56]
19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集权政策，让作为松散部落联盟的库尔德埃米尔国丧失原有的自治优势，主导性部落的领导人无力维护部落间的平衡，权力由此转移至苏非教团，苏非领袖以调停人的角色被部落各方所接受，负责维系库尔德社会的内部秩序，应对来自帝国政权的威胁。 [57] 如分别于1880年和1925年起事的谢赫欧贝杜拉·纳赫里和谢赫赛义德（Shaykh Sa‘īd），都是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领袖，1919年和1923年在苏莱曼尼亚起事的谢赫马哈茂德·巴尔金吉（Shaykh Maḥmūd al-Barzinjī），则是一位卡迪里耶教团的领袖，三人还将自身的谱系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追随者中的魅力。 [58]
需要明晰的是，苏非教团领导力的出现，并未改变库尔德部落社会的性质，它只是为各部落间的共存提供了一个伞状的架构，但也正是这一超部落的组织体系，在客观上起到整合库尔德社会的作用，为后期库尔德政治组织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例如，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就是主要依托于领导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巴尔扎尼部落，包括较为左翼和以城市知识分子占主导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卡迪里耶教团的塔拉巴尼部落。 [59] 通过苏非教团网络内嵌于库尔德政党结构中的部落，在现代伊拉克政治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持续发挥着作用，并主要表现在政党内部的组织整合和规模扩展、政党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以及政党与国家间形成的合作或挑战关系等多个层面。
库尔德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中的西伊朗语支，其中又可细分为西南支的克尔曼吉语（Kirmanji）和索拉尼语（Sorani），以及西北支的迪米里语（Dimili/Zaza，也被称为扎扎语）和古拉尼语（Gerani）。克尔曼吉语和索拉尼语是库尔德语中最主要的两个分支：（1）克尔曼吉语，在伊拉克又被称巴赫迪纳尼语（Bahdinani），主要用拉丁字母拼写，流行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北部和苏联境内的库尔德地区（在此为西里尔字母拼写），因此也被称为北方库尔德语，有1500万—1700万人使用，占到了库尔德人口总数的一半。（2）索拉尼语，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流行于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也被称为南方库尔德语，使用者数达900万—1200万人。
克尔曼吉语和索拉尼语尽管联系密切，深受波斯语的影响，但其基本结构层次和用语都存有差异，例如，二者的动词都和宾语而非主语一致，但克尔曼吉语保留了词语阴阳性的特点，而索拉尼语早已不做区分，因此使用者在相互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
[60]
由于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城市地区和帝国文明中心，索拉尼语历史上更多地被库尔德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用来创作语言，再加上1946年马哈巴德共和国（Mahabad Republic，1946年1—12月）政策的推动，以及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允许索拉尼库尔德语作为合法语言被使用，索拉尼语的规范化和整合程度因此要高于克尔曼吉语。 [61] 还有说法将克尔曼吉语看作落后的部落语言，因为它的使用更多地以山区为主，而索拉尼语则是现代的城市语言。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更多是受20世纪6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内部部落势力和左翼派系激烈斗争的影响，当时巴尔扎尼家族领导的部落势力多操克尔曼吉语，而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左翼派系则主要说索拉尼语。 [62] 事实上，“一战”后克尔曼吉语已经开始被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因现代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国家政策，这一势头被迫停止； [63] 并且在克尔曼吉语和索拉尼语下，还可分出更多的地方性方言，为不同的库尔德社会阶层所使用。 [64]
迪米里语和古拉尼语虽同属于伊朗语支中的西北支，但却分别流行于库尔德斯坦西北部的边缘地区和东南部。戴维·麦克道瓦认为，这证明了说迪米里语和古拉尼语的群体原本早已共同居住在扎格罗斯山区，但在随后的人口迁徙中，他们被说克尔曼吉语和索拉尼语的群体从西北和东南两向分隔开来。 [65] 目前，大约450万库尔德人说迪米里语，150万库尔德人说古拉尼语。 [66] 此外，还有一些使用程度有限的小型方言，如萨南达季语（Sanandaji）、克尔曼沙赫语（Kermanshahi）、莱吉语（Leki）等库尔德语东南方言，与现代波斯语更为相似。 [67]
可以说，库尔德人居住的山区环境，塑造了库尔德语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但这也成为掣肘库尔德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拉克的库尔德知识分子曾尝试去统一各库尔德语方言，将索拉尼语立为库尔德人的标准语。伊拉克君主制时期的库尔德政治家和语言学家陶菲克·瓦赫比（Tawfīq Wahabī）就曾联合一些语言学家，为库尔德语制定语法，把库尔德语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用古波斯语词代替，并鼓励知识分子使用和普及这些词语。 [68] 随着1992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的成立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索拉尼语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被进一步普及，强化了伊拉克库尔德人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想象，很多年轻人开始不再掌握阿拉伯语，与伊拉克的非库尔德公民交流需要借助第三方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伊拉克的国家认同建构形成挑战。
在公元7世纪以前，库尔德人主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和一些拜物教。随着阿拉伯人对外征服，库尔德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由此成为库尔德社会的主体信仰。不过也有学者和旅行家认为，库尔德人不过其实是在伊斯兰教的外衣下继续践行其原有的信仰，如崇拜太阳、火焰、树木、山石和逝者等，而并不重视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在土耳其和伊拉克，还广泛流传着“只有和不信道者相比，库尔德人才算是穆斯林”这样的俗语。 [69] 这是因为，山区多变的地理环境，让库尔德人更容易崇拜具体的事物，很难接受抽象的神的概念，再加上很多部落民与外界隔绝，且并不掌握阿拉伯语，对伊斯兰教的了解都浅尝辄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苏非主义能在库尔德社会中广为流传，拜谒圣徒（al-walīy al-ṣāliḥ）、追随谢赫，都和库尔德人具体的宗教观相契合。 [70] 当然，库尔德史学家艾哈迈德·哈利勒（Aḥmad al-Khalīl）也指出，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存有信仰后世、善恶分明等要素，因此库尔德人很容易就接受了伊斯兰教。 [71]
据各方学者的统计，目前，有75%—80%的库尔德人都为逊尼派穆斯林，集中于伊朗以外的库尔德地区，教法上属于沙斐仪学派，有别于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占主体的哈乃斐学派，这主要是在阿拔斯时期由库尔德宗教学者带回库尔德斯坦而保留下来的。 [72] 还有10%—15%的库尔德人信奉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主要分布在库尔德斯坦的南部和东南部的边缘地区，如伊朗的克尔曼沙赫省（Karmānshāh）和伊拉克的哈尼金地区。 [73] 戴维·麦克道瓦认为，什叶派库尔德人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现象，是16世纪萨法维王朝将十二伊玛目派立为国教的结果，在此之前，这些库尔德人可能都是雅尔珊教（Yaresan）信徒，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他们改信了什叶派。
此外，10%的库尔德人则为阿拉维派、雅尔珊教和雅兹迪教信徒，被伊斯兰教认为属于异端信仰。阿拉维派库尔德人说迪米里语，主要分布于库尔德斯坦的西北部，即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尤其是土耳其的通杰拉省。阿拉维信仰被认为是公元15世纪出现的琐罗亚斯德教、土库曼萨满教和什叶派思想的混合体，相信哈里发阿里具有神性。 [74] 历史上，阿拉维派库尔德人还曾辅佐萨法维王朝反对奥斯曼帝国。雅尔珊教也被称为“真理之民教”（Ahl al-Ḥaqq），和阿拉维派在信仰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和对阿里神性的信笃等。但相较于阿里，雅尔珊教更崇拜其创始人苏尔坦·萨哈克（Sulṭān Sahak）。 [75] 雅尔珊教信徒说古拉尼语，主要集中在科尔曼沙赫省的祖哈布（Zuhāb）等地，在西阿塞拜疆、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摩苏尔也有少许分布。
雅兹迪教则混合了更为复杂的成分，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对其有所影响，例如其保留的种姓制度，就是受婆罗门教的影响。雅兹迪教只在库尔德人中流行，因此其信徒也可被直接称为雅兹迪库尔德人或雅兹迪人。雅兹迪人因信仰孔雀天使（malak ṭāwūs）而被称为“魔鬼崇拜者”，因为在雅兹迪的神话传说中，孔雀天使认为自己更为高贵，拒绝真主的命令，不愿向阿丹行跪拜礼，而这一行为与《圣经》和《古兰经》中魔鬼的行为如出一辙，
雅兹迪人也因此被视为异端遭到迫害。很多雅兹迪人为此被迫迁徙，或改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也许是基于少数派的共同身份，雅兹迪人更愿转信为基督徒。目前，雅兹迪人主要分布于伊拉克摩苏尔省的西南部和伊拉克叙利亚边境的山区，如辛贾尔地区（Sinjār），以及摩苏尔省东部的谢伊汗地区（Shaykhān）。因历史原因，还有一部分雅兹迪人于19世纪30—40年代迁徙到高加索地区并定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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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库尔德人多元的信仰构成之下，还有着浓厚的伊斯兰苏非底色。苏非主义的神秘性和讲求个人体验的思想特点，与上述非正统宗教信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二者很容易地互为结合。
目前，库尔德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苏非教团主要有三个：卡迪里耶教团、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和里法伊耶教团（al-ṭarīqat al-rifā‘iyyah）。除在信仰领域外，前两个教团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这在本节库尔德部落社会的部分里笔者已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