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库尔德人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开始对外征战，库尔德人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发挥起自身的作用。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考证，阿拉伯军队是在公元637年征服伊拉克的哈勒旺（Ḥalwān）和提克里特（Tikrīt）之后，才和库尔德人建立联系，并开始关注库尔德斯坦。一方面，库尔德斯坦是阿拉伯人征服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乃至拜占庭帝国的前哨和必经之途；另一方面，只有控制了库尔德斯坦的关键区域，才能防止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回击及相互结盟，并将两帝国和附庸其下的库尔德部落从地理上隔离开来，从而巩固阿拉伯军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成果，保证其在北线和东线继续扩张的态势。 ^[33] 在叙利亚，阿拉伯人首先于639年占领拉卡（al-Raqqah），进入哲齐赖地区，随后于640年向北推进直逼亚美尼亚。在伊拉克，阿拉伯人637年和641年分别征服尼尼微和摩苏尔之后，持续北上最终于643年征服阿塞拜疆。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人对库尔德斯坦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军事层面，其征服行动并未深入到库尔德斯坦内部，只是把它当作进一步扩张的过渡地带。

正是基于这一征服策略，阿拉伯人并未对库尔德斯坦建立起直接的统治。一方面，库尔德部落多次发动或参与挑战帝国中央权威的叛乱，如阿拔斯哈里发艾布·加法尔·曼苏尔（Abū Ja‘far al-Manṣūr）就曾两度（765年与775年）平定摩苏尔省库尔德人的叛乱；另一方面，库尔德斯坦因其崎岖复杂的山地地形，还成为帝国政治异见者的避难所之一。哈瓦利及派（Ḥarakat al-Khawārij）就曾赶赴库尔德斯坦山区藏身，如沙尔祖尔（Sharzūr）、摩苏尔城郊、哲齐赖地区和埃尔比勒（Arbīl）与巴格达中途的达古卡（Dāqūq），躲避伍麦叶人的迫害，哈瓦利及派也因此较早地与库尔德人建立了联系。阿拉伯史学家哈姆丹尼（Al-Hamdhānī）还因此把摩苏尔附近的库尔德地区称为“归顺真主者之地/哈瓦利及派之地”（bilād al-shurāh）。 ^[34] 有说法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哈瓦利及派的政治主张与库尔德人不愿臣服于中央统治的部落传统较为契合。当然，库尔德人的立场也存在分化，哈勒旺地区的库尔德人为获得物质回报，曾于696年辅佐将领哈查支（Al-Hajjāj）击退与哈瓦利及派立场相似的穆特里夫叛乱（Ḥarakat al-Muṭrif Ibn al-Mughayrat Shu‘bah）。

此外，这也让库尔德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渐进展开，库尔德人并非仅为躲避直接统治带来的赋税压力等制度因素才成为穆斯林，而是在长达3个世纪的征服和宣教活动中逐渐皈依的。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开始让库尔德人得以在政治舞台上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作用，库尔德斯坦向外的移民也为帝国的发展增添着新的活力。塔古什还认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库尔德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起源，并对整合库尔德社会内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5]

随着9世纪中后期哈里发大权旁落，阿拔斯帝国境内开始出现一系列地方叛乱和由突厥人或波斯人建立的东方小王朝，库尔德人的活动空间也由此得到拓展，成为各方打击或争夺的对象。例如，阿瓦士地区（al-Ahwāz）长官穆罕默德·本·欧贝杜拉·本·哈扎尔·穆尔德就是库尔德人，曾在“黑奴运动”（Ḥarakat al-Zanj） （869—892）和萨法尔王朝（al-Ṣafārīyūn）的斗争中左右逢源，试图获得独立的统治地位。在随后10世纪布韦希王朝（Buwayh）和哈姆丹王朝（Ḥamdāniyyah）的斗争及其各自的宫廷内斗中，库尔德人也发挥了相应的制衡作用。

1127年，伊马杜丁·赞吉（‘Imād al-Dīn Zankī）建立地跨摩苏尔和哲齐赖地区的赞吉王朝，相继征服和收编了中库尔德斯坦的多个部落，包括阿格勒地区的哈米迪耶部落（al-‘ashīrat al-ḥamīdiyyah），阿马迪耶（al-‘Imādīyah）和哈布尔地区的海凯里耶部落（al-‘ashīrat al-hakāriyyah），吉兹雷和迪亚巴克尔的巴什纳维耶部落（al-‘ashīrat al-bashnawiyyah）等。在与十字军的作战中，库尔德人构成了赞吉王朝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种作用在赞吉去世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于库尔德将领萨拉丁（Ṣalāḥ al-Dīn al-Ayūbī）时期达到顶峰。1171年，萨拉丁推翻了法帖梅王朝在埃及的统治，于1174年建立地跨肥沃新月、希贾兹和北非的艾尤布王朝。他还是抗击十字军的穆斯林英雄，并在1187年的哈廷战役（Ma‘rakat Haṭṭīn）中收复耶路撒冷。除艾尤布王朝外，同时期的库尔德人还建立了一系列小型的地方性王朝，如埃兰地区的沙达德王朝、阿塞拜疆的哈兹巴尼·里瓦迪亚王朝，以及迪亚巴克尔和哲齐赖地区的麦尔旺王朝等。公元10—12世纪也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伊斯兰历史上的库尔德时代。

在13世纪的蒙古西征中，花剌子模（Khwārizm）的军队向西北退守，库尔德斯坦随之成为蒙古帝国和花剌子模帝国角力的舞台之一。据伊本·赫勒敦考证，花剌子模的末代素丹札兰丁（Jalāl al-Dīn Minkubirnī）就是在逃至哲齐赖地区时，死在一位为兄报仇的库尔德人手下。而蒙古军队在追击花剌子模人的过程中也对东库尔德斯坦进行了征服和劫掠，并于1258年取道库尔德斯坦，分别从埃尔比勒和哈尼金（Khāniqīn）北向入侵阿拔斯王朝的首府巴格达。蒙古人和随后帖木儿人残暴的征掠手段，给库尔德斯坦造成巨大的创伤，那些地方性的库尔德王朝相继灭亡。迫于新的形势，库尔德人于14世纪分化重组为多个新的部落，重拾游牧迁徙的生活，库尔德斯坦的自然资源也因过度放牧而骤降到原来的1/10。 ^[36]

14—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相继崛起。萨法维王朝建国（1502年）后西扩至摩苏尔的态势引起了奥斯曼人的担忧和反击。1514年，两帝国军队对垒于阿塞拜疆的查尔迪兰沙漠，萨法维伊斯玛仪沙（Shāh Ismā‘īl）败阵后退守伊朗内陆，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一世（Salīm I）乘胜追击，但最终因地形、气候和地方抵抗等因素而停止。塞利姆一世转而寻求从经济上击垮萨法维帝国，阻断其通向欧洲的商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伊拉克北部、哲齐赖地区和沙姆等地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这也由此开启了两个帝国对包括库尔德斯坦在内的中间地带的拉锯和争夺。伊斯玛仪沙选择对库尔德斯坦实行直接统治和什叶化（al-tashayyu‘）的政策，引起大量库尔德部落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起兵反抗，西向迁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拜德里斯地区的库尔德谢赫伊德里斯·拜德里希（Shaykh Idrīs al-Bādlīsī）就曾领导多个库尔德部落反对萨法维人的统治，将起义范围南扩至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地区，并配合塞利姆一世夺取迪亚巴克尔、拉卡和摩苏尔等多个据点。

素丹塞利姆一世则接受了拜德里希的建议，采取成本更低也更为实际的库尔德政策。奥斯曼帝国减免针对库尔德人的赋税，给予其内部自治权，以此换取库尔德人对伊斯坦布尔权威的承认，并在必要时出兵相助，与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20余个小型的库尔德埃米尔国因此再度兴起，其中拜德里斯埃米尔国最为强势，控制着阿塞拜疆通往迪亚巴克尔和哲齐赖地区的关隘。但1639年两帝国签订《席林堡条约》，在既有现状的基础上划定领土界限，将南高加索地区归入萨法维王朝治下，伊拉克则划给奥斯曼土耳其，库尔德人原本在帝国博弈间享有的灵活性也随之缩小。奥斯曼素丹穆拉德四世在1637—1638年夺取巴格达的过程中，撕毁与库尔德人的约定，要求行军沿途的库尔德埃米尔国上缴粮食和马料。

除经济和安全层面，常年的战事和局势变动还在思想上对库尔德精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6世纪末，库尔德埃米尔夏拉夫汗就在其著作《夏拉夫书》中强调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不同，描绘后者对前者的压迫。17世纪中期，库尔德诗人艾哈迈迪·哈尼（Aḥmadī Khānī）开始以库尔德语进行创作，在他创作的史诗中号召库尔德人团结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统治。 ^[37] 依托于这些著述，库尔德学者艾米尔·哈桑普尔（Amir Hassanpour）认为，1514年的查尔迪兰战役对库尔德斯坦造成的破坏，及两个帝国1639年签订的《席林堡条约》对库尔德斯坦进行的瓜分，事实上在17世纪就催生出封建形态的库尔德民族主义。 ^[38] 但这些思想的传播范围毕竟非常有限，并未实际转化为相应的政治行为，库尔德部落领导人依旧各自为政，部落间旧有的隔阂在帝国博弈中不仅没有得到消弭，反而被进一步得到强化。凯里姆汗·赞德（Karīm Khān al-Zand）18世纪后半叶在波斯建立的库尔德赞德王朝虽然囊括了库尔德斯坦的东北大部，并呈西扩之势，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对库尔德社会起到内部统合的作用。因此，以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萌芽而非民族主义本身，来定义该时期在部分库尔德精英中出现的思想，将更为准确。

19世纪初，沙俄将其帝国版图扩展至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相继被沙俄吞并，库尔德人因此进一步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同一时期，为应对同西方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力量对比失衡，奥斯曼帝国开始推行“坦齐马特”改革（Tanẓīmāt），并随后形成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帝国政府的集权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库尔德埃米尔国原本享有的内部自治权，现代化改革也削弱了帝国统治的宗教合法性根基，而这些埃米尔国本质上只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松散政治联盟，也因此于19世纪后期逐渐瓦解，裂变为大小不一的库尔德部落叛乱。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谢赫欧贝杜拉·纳赫里（Shaykh ‘Ubaydallah al-Nahrī）1880年秋领导的起事，大量库尔德部落集结其下，直接威胁到处于伊朗中部的恺加王朝。纳赫里还公开表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埃米尔国，他也因此被许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追认为库尔德历史上的首位民族主义领袖。然而，许多部落在攫取完战利品后很快就退出他的阵营，奥斯曼帝国和恺加王朝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配合，东西两面夹击，很快平定了这场叛乱。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帝国镇压和直接统治库尔德人的力度，哈米德二世1890年还效仿沙俄的哥萨克骑兵建立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哈米迪耶骑兵团（Firqat al-Fursān al-Ḥamīdiyyah）。

库尔德人力量分化和弱化的另一面，是其不断上升的屈辱感和民族意识。 ^[39] 部分库尔德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教育时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创办相关的报纸和政治组织，宣传库尔德民族自治或独立的权利，但其影响力在库尔德社会中依旧非常有限。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定义， 尽管库尔德人可能早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种族”（ethnie），但无论是17世纪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意识，或是19世纪末期开始显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更多是对外界形势变化的反应，且局限于库尔德少数精英的层面。这构成了“一战”后现代库尔德问题演变的历史基础，也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历史局限。 UlQY780dQQHltG8OFcKfboUlG+eQol63lQW/oN50BYEOfunbVNals7HlCgMKT/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