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现实中、为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现实而被生产出来的理论话语。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各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也一样成立。诚然，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说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种结构化的表达。或者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客观”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对象的特征。这样的表达或“捕捉”是很多当代左翼经济理论试图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寻找的。这确实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种非常有价值的阅读方式。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同时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分析和批判自身也具有一个现实基础。这个基础便是任何一种学说同其所处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读者都具体地生活在社会现实内部。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解读也都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之中。一种企图把握现实的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同样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之中。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出现适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初步成型，因而是对后者的适时的反映；同时，由于马克思以前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也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一部分，而前者又构成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背景，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说是在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话语背景下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同它所继承或批判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的关系，反映了它同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某些关系。

尽管如此，马克思经济学说也是对其所处的经济现实的批判。马克思学说之所以能够为我们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工具，也以这种批判为前提。马克思经济学说同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前者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化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表达。这样的差异仅仅是一种结果。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学说何以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所构成的思想史现实？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现实。这些学说在观念或者思想上的弱点并不源于单纯的理智局限或者谬误，而是其在现实中所发挥职能的必然产物。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在观念上的局限来自其现实职能的局限，那么对前者的超越只能是对后者超越的结果。这不仅意味着对各种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超越，同时也包含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现实职能的批判。在本书中，我们计划对这样一条超越和批判的路径做出说明。我们认为，为了恰当地理解马克思学说提供给我们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工具，就必须先厘清如下问题：马克思学说如何处理其自身和其经济思想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讲，如果马克思经济学说仅仅通过一次“认识论断裂”便同资产阶级经济范畴和学说一劳永逸地划清了界限，那么这一学说反倒有沦落为某种飘浮于历史之上的超验神话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不同的阅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会给出不尽相同的回答。在这里我们自然不可能穷尽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所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都有着各自的出发点和总问题。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可以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哲学、思想史或者解释学等各个角度来展开。在此我们想先通过一个看起来非常自然的问题划分可能的答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否作为一门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理？

那些站在批判和反思立场上的阅读者立马就会指出以上问题的缺陷和幼稚之处。如果我们要用“科学”或者“真理”这样的标准来说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价值，那么我们所说的科学和真理首先又指什么呢？既然不同的前提会导致不同的阅读方式，那么不同的标准也会改变这个看似简单问题的答案。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对“科学”或者“真理”这样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义，那么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科学性和真实性的判断就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为了做出初步的划分，我们还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便说明本文所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重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纯粹科学的领域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资本论》）第一卷的道路如今虽然不再必要，但确实比较容易在逻辑上阐述。而且它还使用了颇为感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能够有效地让读者相信马克思所描绘的世界。即使在今天，最为较真的学者和教师也可以毫无疑惑地重拾（《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术语；前提是他要事先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或者劳动强度之类的说法虽然不太现实，却能够为揭示劳动剥削模型的本性和发展动力提供清晰的渠道。而那些把工资的生计维持模型看作对历史的荒诞解释的人，他们在对这一教条的批判中也能受益于这样无害的教科书式的简化。” ^[1] 显然，站在现代经济学的立场上，萨缪尔森并不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什么科学真理。他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所有积极的判断只能归结于“无害的教科书式的简化”所带来的感化和教育意义。或者不如说，在他看来马克思学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意识形态作用而不是科学性。按照这种看法，只要这种学说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和劳动的意义，那么它就还有一定的存在必要，尽管这一学说没能为经济学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知识。

以上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姑且不论。萨缪尔森的观点恰恰向我们指出了两种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典型态度。一方面，假如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有所疑问，那么至少我们还可以从这一学说的实践意义中看出马克思学说的价值。萨缪尔森的看法虽然很消极，但其实质内容就是如此。而持有这种基本看法的人并不仅限于萨缪尔森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这样的理解同阅读者是否认同和赞赏马克思经济学说并无关系。对马克思学说的认同可能恰恰是有意或无意规避其学说“科学性”或者“真实性”问题的结果。因此才会有左翼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对）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其实是高度黑格尔化的。它反映了一种向被压制的哲学的回归；这一回归扭曲了科学的尝试” ^[2] 。与此相反，如果认为一种正确的政治理念并不需要建立在所谓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之上，那么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为某种政治或者社会现实的批判就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3] 不论以上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它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相同的：这两种立场都放弃或者至少搁置了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寻找“真实性”基础的可能。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阐述了某种真理，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真理概念的某种含义和标准来解释他的学说。按照传统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史来源。然而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样的观点恰恰说明，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已经落伍了。现代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问题。所以，用古典学说来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样的做法依据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就不足以证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和《资本论》的解释也发生了变化。新的解释强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意图在于‘瓦解那些政治经济学范畴未能阐释其明确合理性的理论领域（也就是说那些自明的观点和随之而产生的概念）’” ^[4] 。换句话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必须首先证明自己“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才有资格构成一种真理。

我们并不想简单地把马克思经济思想解读方式的上述变化看作对主流经济学轻视态度的回应。但是换个角度看，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作过时的学说类型、非科学乃至意识形态，这一立场确实也符合主流经济学对古典学说的态度。也可以说，把马克思经济学说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开，就使得马克思学说避开了现代经济学的锋芒。既然马克思提出他的经济学说的目的不是回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那么现代经济学就没有资格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过时”。反过来讲，既然马克思经济学说包含了某种超越一般经济问题的深层内涵，那么从经济学的总问题出发来阅读马克思著作就无法发现真正宝贵的东西。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学生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从属于以上立场。 ^[5]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看法在最基本态度上刚好是萨缪尔森的倒置。后者把马克思学说看作仅仅具有实践作用的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而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认识职能强于它的实践职能。 不过，阿尔都塞对科学的定义自然不同于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阿尔都塞看来，现代经济学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但这并不影响他同样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分出发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阿尔都塞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涉及他的结构主义和反主体的哲学立场。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具体展开。我们想要大致指出的是：为何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说之间的断裂对某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来说如此重要？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断裂并不代表着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学术史的发展历程中替代了落后的学说。马克思经济思想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断裂意味着马克思和某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功能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一般经济问题的断裂，因为所谓一般经济问题无非是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说提出的。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是它超脱于经验科学之上的结果。或者说，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科学性是由它的所谓哲学内涵确立的。简单讲，这就意味着科学性是通过否定意识形态性质来保障的。这样一来，就需要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扬弃，寻找马克思的问题对意识形态的一般经济问题的否定。这仍是近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解读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一种主流思路。 ^[7]

这一思路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影响一方面反映在人们对待劳动价值论的方式上。劳动价值论是许多重要的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成分。为了凸显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断裂，就务必要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与经典劳动价值论不同；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必定截然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他的劳动概念也必截然不同于斯密或者李嘉图的劳动概念。例如有人提出：“……马克思是在他的‘经济空间’同质化的计划之内处理劳动质的方面（‘复杂性’和‘强度’）的量化转换问题的；这时他发现在他的所谓的先行者那里只有一种跟他的劳动价值论相悖的方法：这个方法把劳动看作是商品。” ^[8] 与他的所谓先行者不同，马克思的任务是“在工资问题之外考察劳动本身。出于这个目的，马克思面对着一个新的任务：生产一种均质化的领域，完成劳动持存的‘质’向量的转变，同时又不经由工资这一外部中介。这迫使他提出了一种经典学说没能提出的劳动分析。” ^[9]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劳动和价值概念不应当对应于意识形态的经济范畴，比如工资、商品或者价格。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在意识形态的经济范畴之上提出的理论范畴。当然，这个理论范畴的有效性需要特定的现实基础。至于这个现实基础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马克思所理解的价值其实是一种外在于质料的形式。 ^[10] 但这个形式究竟是纯粹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还是指超越社会历史特殊形式（工资、商品等等）的一般劳动或者“赤裸劳动”？ ^[11] 这方面的分歧相对于各种形式—价值学说的共同立场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一类学说一致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范畴虽然表面上是“实证”的，但并没能揭示出真正的经济现实；马克思经济学说只有通过抛弃意识形态的经济范畴，才能够把握生产方式的对象性现实。

另一方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尤其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中，对辩证法的理解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传统解释中，马克思经济学说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辨证历史” ^[12] 。但晚近的许多西方学者更倾向对《资本论》的结构进行去历史化的解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所谓“系统辩证法”解释。 ^[13] 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对象是一个总体，其中每一部分都需要由其他部分来弥补才能够成为其自身；因此内在关系代表了整体。一件事物的本性如果以另一件事物为必要条件，那么它和这另一件事物就是内在关联的。从而各种联系本身就构成总体的片段，并通过总体的效力得到再生产。问题在于，这样的总体不能立即就被把握；其中的关联需要被展示出来。这一方法论上的问题并不等于在具体的复杂性中寻找和分离出纯粹和简单的案例；它涉及如何说出一个无法被某种瞬间直觉所捕捉的复杂概念” ^[14] 。而所谓系统辩证法正好提供了说出直觉所无法把握的总体的方法。但是，“因为这一辩证法只是用来说出资本的系统本性的，所以马克思呈现其理论的方式并不关系到历史过程” ^[15] 。换句话说，马克思《资本论》所采用的辩证法和论述次序对应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的内在结构。

以上变化或许直接产生自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读者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研究。 ^[16] 与此同时，这种系统辩证法解释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立场之间的联系也很明显。系统辩证法解释强调马克思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方法。其动机也可以说是为了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划清界限。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说阐释的真理不是直接把握某种直观对象的结果。意识形态经济学说认为自己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认识，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错觉。反过来，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所以没有陷入同样的意识形态幻觉，则是因为马克思学说以某种方式超越了对现实的所谓直观。对于系统辩证法解释来说，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一个不可用直觉把握的总体，所以任何企图直接把握这个对象性现实的尝试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只有马克思学说在方法上具备了把握上述总体的能力。马克思学说同意识形态经济学说之间的断裂因此不是表现为认识是否客观，而是表现为超越直观的辩证方法。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经济学说提出的一般经济问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就变得毫无意义。

总的来说，除去那些从实践和政治理论出发解读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阅读者，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解读有两个有趣的特征。一方面，强调马克思经济学说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断裂，这样就避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提出的马克思学说“过时”的批评。另一方面，强调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对意识形态学说的超越，从而拒绝经济学所提出的总问题。换句话说，马克思的问题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以至于马克思的对象也不是经济学的对象。由此，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意义就变成一个同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无关的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研究者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阅读方式上也隐约呈现出类似以上潮流的发展。但是两者并不尽然相同。比如，近年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提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认为，范畴之间的顺序不是按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而是根据特定社会内部结构来安排的。” 因此，不能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论证和叙述思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乍看上去，这一观点接近上文中讨论的阿尔都塞和系统辩证法的立场。结构主义和系统辩证法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时性构造，反对用历史起源和发生来通盘解释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以上两种立场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些重要差别。

系统辩证法将马克思经济理论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共时的把握。这种解读往往以资本主义历史起源问题的退场为前提。相对于成熟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这种内在结构的历史形成只具有暂时和次要的意义。正因为一种关于起源的历史在理论中被给予了优越于现时代的特权地位，所以才形成了关于整体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按照结构主义或者系统辩证法的立场来看是完全意识形态性质的。因此，为了避免对结构整体的肢解和片面理解，就必须消灭历史起源的这种优越性。换句话说，对结构的整体把握必须建立在历史起源问题的隐退之上。只要起源问题还保留着本质地位，那么就必须在结构上切割出一个对应于历史起源的局部来充当结构整体的“本质”。这是系统辩证法不愿意接受的。

与此不同，上文中提及的国内学者的立场并不要求历史隐退。按照这一立场，“马克思在论及这些问题时，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他区分了‘资本的形成史’和‘资本的现代史’（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史及其现代史），前者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确立以前的历史，后者则指的是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作方式是两个不可互相还原的独立问题。以国家问题为例，“沿用马克思此处的术语，所谓资本生成的条件和前提，包含了外生性国家，而资本从其现实性出发所创造的实现条件，则包含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再形成，即包含了内生性国家”。 国家的角色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国家需要积极地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围条件。另一方面，在成熟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持续运作中，国家扮演一个既定的角色，参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之中。国家的这两方面角色是不同的，也不可简单地还原为其中一个方面。

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并不是相对于完成的结构整体而言次要和偶然的事件。结构整体不能还原为历史本质或起源，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退场。相反，这意味着不能从完成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整体来简单地倒推资本主义起源。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空间。这是上述观点与结构主义或系统辩证法的不同之处。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考察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之间区分的深层意义。我们认为，严格来说这种区分并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总问题的内在分化，而是特定理论策略的产物。简单来说，历史终究是一种叙事。而结构分析则代表一类去叙事的分析方法。对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结构化的、共时的描述和分析方式，其目的是避免叙事所伴随的意识形态效果。反过来，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一种无叙事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这时就必须采纳某种反思的叙事框架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从这个角度讲，以上介绍的这种观点相对于结构主义或者系统辩证法的马克思理论解读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

尽管如此，这样一种阅读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方式也遭到了另一些国内学者的批评。有人指出，将经济理论的逻辑方面同历史方面区分开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误读的结果，因此必须坚持逻辑方式和历史方式有机统一的方法。 按照这一观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主体的统摄内进行的。也即，马克思对经济范畴顺序的安排，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展开的，而不是按照范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出现的顺序安排的” 。这实际上又回到结构主义和系统辩证法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旧思路上去了。其结果反而是，作为历史特殊被马克思加以批判的资本主义及其诸种经济范畴又被视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所推崇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抽象一般。这种做法不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正确解读，而是重新将后者意识形态化。对于这类理解，无数前人已经进行过非常充分的批判，在此不再赘述。

围绕马克思经济学说展开的各种争论和分歧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含义。价值概念的含义关系到马克思经济学说整体构造的理解和使用。举例来说，价值转形问题是20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广泛讨论的一个经典问题。转形问题的争论最早起始于德国计量经济学家鲍特基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对马克思有关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理论的批评和修正。按照鲍特基维茨的看法，马克思的转形方法仅仅计算了生产价格，而并未将投入和成本同样由价值表现换算为价格。为此他重新设计了计算方法。但作为新算法的结果，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判断，包括总价格等于总价值以及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无法同时得到满足。 ^[22] 此后关于转形问题的种种讨论便由此开始。

由于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并不是转形问题争论的细节，而是争论各方对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这一争论的数理内涵在此不做介绍。在鲍特基维茨之后，国外经济理论界又围绕着转形问题进行了长期探讨。 ^[23]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价值转形的新算法，即所谓“新解释” ^[24] 。这种新算法的特点在于：一方面确立了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即先以价格计量的总的生产增加值和社会总劳动时间的比值为单位劳动时间具有价值的货币表现，然后以此在转形中计算劳动的货币表现；反之，货币的价值即为劳动时间货币表现的倒数。另一方面，新解释批评鲍特基维茨的传统计算方法误把实际工资与消费品价值的乘积作为劳动的价值带入转形计算。而在实际的经济过程中，可变资本投入采取的是货币工资的形式。因此，新解释要求在计算时用货币价值与货币工资的乘积充当可变资本的价值。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具有经济意义的数理结果。

与新解释同时期还有所谓单一系统解释。单一系统解释的提出者认为，新解释仅仅用货币价值表现计量了可变资本部分，而没有同样用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货币价值的乘积来计量不变资本部分。因此新解释的计算方法不一致。 ^[25] 单一系统解释“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货币的理论，其资本循环理论也是货币资本循环，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是预付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在价值体系中，循环之初的货币资本的初始量本身必须也为在真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用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货币资本的实际量，即按照生产价格预付的货币资本量” 。由此，只有用货币来同时计量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才是确切的计算方法。在单一系统解释的基础上，又有国外学者提出了跨期单一系统解释，并批评上述一般单一系统解释为共时单一系统解释。 ^[27] 所谓跨期单一系统解释的主要特点是重视不均衡情况的存在。共时单一系统解释所假设的简单再生产并不是一种典型的情景。一个经济周期首尾的投入和产出并不一定相互均衡。因此，一个经济周期的投入应该由上一个周期的产出来决定。但在数学上跨期单一系统解释并没有超越单一系统解释的基本框架。

单一系统解释是否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在数学上解决了鲍特基维茨提出的转形中的内在矛盾暂且不论。从鲍特基维茨解释到单一系统解释的发展，标示出马克思价值概念解读的一种重要思路。从直观上看，单一系统解释最终将鲍特基维茨解释中两个相互分离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体系合并为一个系统。但不论单一系统还是价值、价格双系统，这两种做法都默认了在价值和价格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换算方法，而马克思对转形和生产价格的论述最终试图提出一种完整的价格理论。如果在因果链条的一端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的价值量，而在另一端是经验可观察的价格，那么劳动价值论就变成了价格这一经验现象的理论解释。这一点实际上在单一系统解释中更为凸显。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概念失去其现实意义，变成一种纯粹理论的构想，要么是价值和价格之间的概念落差被拉平，而价值必须被看作价格这一常识经济范畴的特殊或者均衡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首先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常识经济范畴的批判之上的，因此任何将劳动价值论还原为经验意义上的价格范畴或者用劳动价值论来直接解释价格形成的做法都有庸俗化的嫌疑。

最近几年间，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对劳动价值论和转形问题的研究也产生出了丰硕的成果。有学者将这些近期成果归纳为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对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理论的发展；二是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实现价值方程的提出和扩大运用；三是在转形问题方面建立的兼容非均衡的一般化转形模型。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冯金华教授提出的基于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实现价值方程。在马克思理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第二种含义则是指，为生产社会必需商品而消耗的劳动时间，需要根据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的总劳动时间占社会总劳动时间的份额而进行加权计算。冯金华教授将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称为“形成价值量”，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联合决定的价值量称为“实现价值量”。 “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形成价值量，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条件下，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系数。” “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形成价值量并不能够直接用来解释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过程。” “所谓‘等价交换’，……是按照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实现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的交换。”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实现价值量，直接取决于交换过程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直接取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量以及价格与价格总量的比率。” 按照这一思路提出的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学表达便是冯新华实现价值方程。

从理论构造上看，实现价值这一概念实际上在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基本价值概念和生产价格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环节。在上文介绍的鲍特基维茨以降的若干转形算法中，不论均衡与否，从产出的物质资料到投入物资资料的过渡同转形过程被视作一个同质的总过程，无论这过程是以价值还是价格来计量。新解释和单一系统解释用价格来计量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投入，但仍假定从产出到投入的转换是一个平稳和顺畅的过程，不受其他外部因素，如需求或资本供给的影响。跨期单一系统解释虽然重视再生产不均衡的情况，但也把再生产视为一个封闭的过程。然而在实际情况下，再生产是一个外在于生产的过程。它发生于交换和分配领域。因此，将上一个周期的产出数据，无论以物质数量、价值还是价格的形式直接代入下一个经济周期，不考虑交换领域内各种影响因素，这样的做法是不严谨的。这时，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实现价值概念就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实现价值概念虽然考虑社会需求对价值的影响，但与边际主义经济学不同，实现价值计算考虑的需求不是个别需求的变动，而是社会总需求的分布。

就价值概念的理解而言，社会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是《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基础价值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实现价值概念实际上表明，从《资本论》第一卷的基础价值概念到生产价格，甚至再到可能的价格理论，其中还有一系列复杂的运作机制需要加以澄清。因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常常强调的那样是某种平均价格或者价格变动的重力中心。价值概念首先是一种理论构造。这种理论构造是现实的，并不意味着它直接把握了某种经验事实。复杂的经验事实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公式，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经验主义幻觉。为了理解复杂的“经验”事实，需要为此构建一种思维上的结构整体。而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理论上的价值范畴是这个结构整体的出发点，而非还原点。因此，价值系统和价格系统并不是同一个经验过程的时间分段，也不是同一根因果链条的前后组成部分。

有学者在冯金华学说的基础上对转形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在总结时他写道：“从原初的价值体系向生产价格体系的转形，是以两个体系在时间上的同时并存为前提的。……在《资本论》里，价值转形服从于马克思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这一方法的要旨是说明生产关系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思维上重建‘一切关系在时间上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正属于这种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价值转形是一种逻辑意义上的‘静态转形’。” 或许可以说，价值系统和价格系统是对同一个现实过程的两种描述方式。更准确地讲，它们是不同结构层次对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达。由相对抽象的价值系统向相对具体的价格系统转形，理论结构在整体上能够借此容纳更大的经验复杂性。

比如，上引学者指出：“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演化所固有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特点的理论工具。” 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商品价值来自生产所消耗的劳动量，只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技术因素。在客观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价值是相对稳定的。但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价值概念不足以用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再生产环节的性质。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再生产环节并不是生产领域技术事实简单代入的结果。相对于生产环节，再生产过程具有某些独立的复杂性。简单将生产技术事实决定的价值量代入再生产过程，无法容纳再生产过程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再生产环节的通常状态是非均衡的。因此，为了理解非均衡再生产情景，有必要建立起第二种含义的价值概念。但非均衡并不是第二种含义价值概念或者实现价值概念必要性的直接依据。非均衡情景的广泛存在仅仅是再生产环节自身独立复杂性的反映。因此，即便在偶然的均衡情境下，直接将技术事实决定的第一种价值代入再生产过程同样是不确切的。这也是鲍特基维茨以来许多转形算法的问题所在。

上引学者提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市场价值的概念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再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社会总产出和总投入在分配上的不匹配。其表现就是再生产环节不均衡状态的广泛存在。为了理解这种广泛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情景，单纯通过扩张生产技术条件和物质消耗决定的基础价值概念是不充分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确定性不是产生于生产活动本身，而是来自于再生产和分配环节。但需要强调的是，生产活动是再生产和分配的基础，因此不可能为再生产和分配问题建立独立于生产领域的描述手段。相反，需要在理论上从生产环节所确立的基础价值概念出发建立新的结构层次，从而容纳再生产和分配环节的独立复杂性。这正是马克思学说中价值系统和价格系统之间的理论关系。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构成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常态不均衡的分析和批判工具。

可以看到，价值概念的不同含义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整体构造的理解。一种简化的劳动价值论可能伴随着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扁平化的解读。反过来说，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需要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说整体结构的把握之上。这符合上文提到的结构主义或者系统辩证法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构化解读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这一问题还需要考虑到马克思学说的批判内涵。如果结构化的理论不是建立在特定范畴的批判之上，那么结构化的做法本身可能也无法得到充分理解。这是后文将会涉及的内容。

在本书中，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阅读将采用一种与以上介绍的学术背景不尽相同的方式。可以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句原文来概括我们的出发点：“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

假如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范畴是意识形态的经济范畴，那么为了恰当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我们就应该丢弃这些意识形态的范畴。反过来讲，依照这一立场，马克思经济学说完全可以在不涉及意识形态经济学说和相关经济范畴的情况下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但是，我们并不能认同这样的看法。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范畴是具有社会效力的客观思维形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批判这些思维形式并将其扬弃就足够了。如果说对经济现实的直观把握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这是正确的。但是经济现实却恰恰是以这样一种仿佛“直观”的方式被给予我们的。也就是说，客观的经济现实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经济范畴所掩盖了的某种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话语就是经济现实直接呈现给我们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特定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话语就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存在方式。而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现实地生产出来的经济话语，本身就参与到特定的经济现实中去。因此，如果不利用那些一般被看作意识形态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话语，我们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做出恰当的解释。而如果马克思经济学说确实代表了这样一种恰当解释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把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经济范畴当作客观的思维形式来分析。所以这些经济范畴不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障碍，而是通道和起点。相应地，对现实经济范畴和经济话语，包括理论经济话语的批判也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对客观存在的话语生产的批判。

当我们把经济学说作为生产出来的话语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批判本身也同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经济话语。马克思经济学说虽然批判性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范畴，但这种学说本身也一样建立在特定的经济范畴之上。我们不能仅仅因为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态度就认定它具有某种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优越性。与此同时，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告诉我们，马克思学说的认识功能优先于其实践的职能。然而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经济学说同任何一种现实的经济话语一样，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和实践职能。马克思学说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这样社会职能的有无，而在于其具体内容。

总的来说，我们不打算寻求马克思经济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之间的历史断裂。传统的科学史叙事总是包含着某种历史目的论前提；仿佛科学的发展总在朝着某个既定的目标前进。那些强调历史断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的就是这样的传统科学史叙事。根据这些学说的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说并不从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线索，从而也不会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目的为其目标。但我们并不打算借助传统科学史叙事及其历史目的论前提来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历史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话语，马克思经济学说也是在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也具有一定的观念史的前提。但这些前提并不一定反映为一种学说中的具体观点。马克思也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相应的商品范畴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理解价值范畴一般性的。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经济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范畴的批判。因此，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各种古典学说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就使得前者从属于后者的总问题。我们关注的是古典学说所提出的哪些问题使得马克思的问题成为可能。如果一味强调马克思学说同古典学说之间的断裂，其结果反倒是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种悬空在历史之上的永恒神话。

以上描述的这样一种思考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可以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中找到最清晰的阐述。 ^[39] 同我们的看法一样，福柯也反对科学史叙事中的历史目的论预设。他把历史上的学说或者知识总体看作一系列独立的整体。每一个整体在其自身之中都是自足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单独的知识总体都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总体来解释其含义。而所谓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只是通过比较各种知识总体之间的异同来理解它们的整体性。照此来看，在经济思想史上并不只存在马克思学说和古典学说之间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学说之间的许多次断裂。因此，把马克思经济学说纳入古典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线索中考虑，这样做既不意味着马克思学说直接等同于古典经济学说，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学说和古典经济学说的发展毫无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线索中的位置只是我们考察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理论经济话语的现实功能，或者说客观存在的理论经济话语与经济现实的关系。为此需要把经济学知识看作被生产出来的话语来加以分析。或者说，这种分析针对的不是经济学知识的内容；好像其内容具有封闭性。这样的分析考察的是经济学话语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福柯的工作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认为尤其值得借鉴的是他提出的“主体解释学”这一概念。 在福柯看来，主体及其各种规定并不是先于话语生产而独立存在着的事物。他认为不同的主体形象及其规定是由现实的话语生产塑造出来的。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福柯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大量经济学说都是围绕着特定的经济主体展开的。这一点在现代经济学知识中表现得尤其明确。而且现实的经济活动也总是由具体经济主体的实际行为构成的。因此，经济学话语生产的现实功能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反映为经济话语的主体生产职能同具体经济活动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中我们并不打算轻易地使用“主体解释学”这一概念。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我们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要远比福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狭窄很多。

最后，正是在理论经济话语的现实功能方面，我们发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的理论武器。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关于某种既定经济现实的学说；仿佛这种经济现实是独立于理论经济话语的对象性现实，而理论经济话语只是对这个对象性现实的外在把握。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恰恰是一种关于经济现实生产的学说。这样一来，假如各种经济学话语必定参与特定经济现实的生产之中，那么马克思经济学说也就一定可以为我们提供分析这些理论话语现实功能的手段。反过来讲，因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本身也具有实践和现实功能，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路线对他自己学说的现实性进行反思。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将从古典经济思想史的叙述开始我们的考察。在第一章中，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的经济思想史背景。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的是马克思对经典劳动价值论的改造，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同所谓客观价值学说的关系。然后我们将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进一步考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同古典学说的关系、指出前者的历史特殊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产生首先是经济学总问题变动的结果。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古典学说的批评也反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总问题之间的区别。在此之后，我们将首先分析和批判理论经济话语的一般现实功能。从这种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种类的主体生产职能。最后我们会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知识和实践意义进行分析，并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描述来结束我们的考察。

[1] Paul A. Samuelson，“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9，1971，p.422.

[2] G. A. 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7.

[3]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4]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

[5]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É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 London：Verso，1995；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 Philosophical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Leiden：Brill，2007.

[7] 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解读的晚近发展，参见Geert Reuten，‘Karl Marx：His Work and the Major Changes in its Interpretation’，in Warren J. Samuels，et al. （eds.），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p.148-166. 在这里我们想顺带引用一位西方学者从马克思学说的实践意义出发对上述反意识形态思路所做的批评。他写道：“很显然，伟大思想家之间辩论的旧观念还迟迟不能消散，好像马克思多年来主要是让自己跟他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话一样。”（“Introduction”，in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8] 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 Philosophical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Leiden：Brill，2007，p.14.

[9] 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p.35.

[10] 围绕着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多研究，比如：Hans-Georg Backhaus，‘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Thesis Eleven ，No.1，1980，pp.99-120；Isaak M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ntréal：Black Rose Books，1973；Geert Reuten，‘The Difficult Labor of a Theory of Social Value：Metaphors and Systematic Dialec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Marx's Capital’，in Fred Moseley （eds.），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3，pp.89-113.

[11] 前一种观点参见Geert Reuten，“The Difficult Labor of a Theory of Social Value：Metaphors and Systematic Dialec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Marx's Capital”，in Fred Moseley （eds.），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3，pp.89-113.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正如同不存在生产一般一样，也不存在劳动一般；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特定社会生产形态的核心就在于识别这种生产类型中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和目的”。关于劳动的社会性，另见Patrick Murray，“Reply to Geert Reut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10，2002，pp.155-176. 后一种观点属于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 Philosophical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Leiden：Brill，2007. 其作者认为“可以把（《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的目的看作古典经济学特有的劳动概念的解构，以及一种关于赤裸劳动、关于独立于任何工资指标的劳动的抽象理论”。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资本论》中的价值都是以货币为尺度的，参见Fred Moseley， Money and Totality ： A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 Transformation Problem ”，Leiden：Brill，2016；Fred Moseley，“Money and Totality：A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46，2017，pp.2-21.

[12]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13] 这一类解释举例来说包括：Geert Reuten，“The Interconnection of Systematic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7，2000，pp.137-166；Robert Albritton，John Simoulid （eds.）， New Dialec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3；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Brill，2004.

[14]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Brill，2004，pp.24-25.

[15] ‘Introduction’，in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16] Tony Burns，Ian Fraser， The Hegel-Marx Connection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0.

[22] 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1907]，in Eugen von Bö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Ed. Paul Sweezy，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1949，pp.197-221.

[23] 关于国外转形问题研究的新发展，参见Andrew Kliman， Reclaiming Marx's Capital ： A Refutation of the Myth of Inconsistency ，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 一书的综述部分，以及孙小雨《回归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新发展》，《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2期，第3—18页。

[24] Duncan K. Foley，“The Value of Money 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No.14，1982，pp.37-47；G. Duménil，“Beyond the Transformation Riddle：A Labor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 Society ，No.47，1983，pp.427-450.

[25] Richard D. Wolff，et al.，‘Marx's （not Ricardo's） “Transformation Problem”：A Rad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o.14，1982，pp.564-582.

[27] Andrew Kliman， Reclaiming Marx's Capital ： A Refutation of the Myth of Inconsistency ，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pp.157-168.

[39]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Vintage Book，2010.关于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还可以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Omr4ZgM1kFaUSKZEL/Z3OHI1Rz+sy7rpeA/TDUj06M3KUmzX1Wbs84diVlwtmr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