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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从比较的角度讲，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斯密学说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在前文中我们提到，斯密所说的劳动并不是一种物质对象，而只是价值符号。同样，李嘉图也没有把劳动看作物质和实在的力量。劳动是价格的决定因素，这说明劳动是商品存在的客观基础，但这并不表示劳动具有物质属性。斯密用劳动充当价值符号，是因为劳动从主观角度讲具有一般和稳定的优势；使用这样一种符号更有利于人们在理性上把握商品价格。而在李嘉图看来劳动能够反映商品价值，则是因为劳动是一个超主观的基础。但是他明确表示这个超主观的价值基础不是物质。
为此李嘉图特意区分了财富和价值两个概念。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社会每年投入一定量的劳动生产一定量的物质产品；后来由于生产技术改良，这个社会每年投入等量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增加了；那么这个社会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和价值如何相应改变呢？按照李嘉图对财富和价值两个概念的理解，这个社会因为技术改良，每年生产出了更多的财富，但并没有生产出更多价值；它每年生产的价值和改良以前是一样的。又假如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由于人口增长，所以每年投入的劳动增加了，相应的产量也会增加。在李嘉图看来这个社会每年生产的财富和价值就都增加了。
在这两个例子中，财富的多少取决于有用物品的物质数量；只要物质产量增加，财富的生产也就扩大了。李嘉图所说的财富具有两个性质。一方面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也是物质的。因此，像阳光或者空气这样的有用物品就是财富，尽管它们不是商品，也没有交换价值。
但李嘉图认为商品要具有交换价值，就意味着它具有价值。所以阳光、空气这样单纯有用的物质就没有价值。因而价值概念与财富概念并不相同。可以看到。李嘉图区分出价值概念，根本上是为了解释商品交换。他认为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商品价值，而商品价值又取决于商品生产中投入的劳动。价值不同于有用的物质财富，所以，李嘉图所说的劳动并不具有物质性质。那么劳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劳动实际上意味着获取有用物品的困难。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困难，所以才需要通过劳动来克服它。阳光或者空气唾手可得，所以不需要劳动来获取，因此没有价值。如果存在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所需要的一切消费品遍地都是，那么就不需要人们通过劳动来生产出消费品，因而一切消费品也就没有价值。同样，因为这些消费品唾手可得，所以也没有交换的必要。因此，价值存在的基础是人们的需求所面对的某种客观处境；而劳动则是应对这种匮乏处境的手段。这个处境并不是单纯物质性质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有用的物质都是匮乏的。劳动产生出价值的原因也不在于劳动是一种能够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而是因为劳动克服了某种困难。人们可以利用许多自然力来为自己生产有用的物品，但是这些自然力不能算是价值的来源。因为这些自然力不是人类力量的耗费。人在这些自然力的使用本身当中没有损失什么。只有伴随着自然力的利用而存在的劳动力的损耗才提供价值。
总的说来，李嘉图是通过匮乏来定义价值的。因此，他才会认为生产技术的改良并不会改变单位劳动产生的总产品价值，尽管其产量是提高了。反过来，因为技术改良造成单位劳动的产量提高，则相应地导致单位产品的价值下降；过去需要用一个单位的劳动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现在只需要半个单位的劳动来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结果单位产品的价值就减为原来的一半。生产技术的改良意味着克服生产困难更容易了，便造成等量的价值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说李嘉图价值学说的出发点是生产，实际上应该是指他把生产困难的程度看作价值的基础。这和那些从消费以及需求出发定义价值的古典学说不同。比如孔狄亚克认为价值的基础是物品的用途和满足需求的能力。不过他也指出有价物品的获取是有代价的。但是他说的代价是价值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一件物品没有价值，那么也没人会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即便这种代价非常小。总而言之，孔狄亚克的价值学说依据的是消费和需求，所以财富积累就意味着人们消费和满足需求潜能的提升。 [4] 李嘉图则把财富和价值区分开。他所说的财富更接近孔狄亚克的价值概念。而他的价值概念则具有别的意义。
我们已经说明了劳动作为价值尺度是如何被斯密用来说明生产和消费之间差额的。虽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与斯密不同，但是这个作用是类似的。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投入的劳动；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这样的生产需要以一定的消费为前提。这部分消费是用来维持生产者家庭生计的。支付这部分消费的是工资。李嘉图认为工资取决于生产者生活必需的消费品价格，主要是食品价格。而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又取决于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因此，对于一种商品的生产而言，其中的利润就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劳动和生产劳动者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者说劳动投入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不难理解，这个差额本身也是劳动；劳动是它的存在方式，而不只是衡量手段。既然劳动是某种客观处境，那么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个差额也就是一种客观的规定；而作为差额的利润也就是关于劳动的某种客观规定的结果。李嘉图通过劳动价值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找到的东西，在他看来是某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不像斯密学说中那样只是一种需要理性把握的表象。
生产之所以需要消费，是因为消费提供了生产所需的客观条件。工资支付工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把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然后工人的劳动又生产出商品价值。因此，在作为生产前提的消费和作为消费结果的生产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这个因果联系是生产和消费纯粹数量上差额的深层基础。在斯密的学说中，通过劳动的衡量，我们只需要知道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剩余在数量上的大小就行了。但在李嘉图学说中，这个数量上的大小反映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深层联系。李嘉图指出劳动和价值的客观性，就是为了说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深层联系。这个深层联系是由匮乏造就的，而匮乏是一切社会和个人都要面对的客观处境。因为获取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存在困难、需要耗费人的精力，所以劳动才会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生产活动最一般的前提。人们要想积累财富，首先就得克服他们维持自身生存的困难。只有在这个困难被克服之后，真正的财富积累才能开始。
从李嘉图学说的整体上看，他并不否定古典学说的生产—消费的叙事框架，也同样承认财富积累的经济意义。李嘉图引入价值概念并不是为了取代财富概念。价值在他的学说中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种内在规定。这个内在规定决定了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剩余，从而决定了财富积累的水平。而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没有把劳动和价值的基础看作物质层面上的对象。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学说也是如此。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价值的基础源自人的客观处境。而他们的一些现代批评者却默认劳动是像自然力一样纯粹物质的力量。另一方面，李嘉图和马克思一致将使用价值的基础看作物质。与他们截然相反，日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说的效用则反映了使用价值的完全主观的性质。现代批评者因为把劳动看作物质力量而将劳动从价值概念中排除出去，并以此为依据批评古典经济学说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种做法究竟反映了经济学说史的进步，还是仅仅意味着不同学说所使用范畴在含义上的巨大分歧？这恐怕值得我们反思。
就李嘉图本人的学说而论，他对交换价值客观基础的理解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起点。但是他对这种客观性的理解并没有马克思的价值学说那么复杂。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即使交换价值客观性的基础是劳动和生产困难，在这一基础上价值也不一定表现出交换价值。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尤其是表现为商品形式，这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李嘉图确实试图为商品交换找到一个客观基础。但是他却倾向于把这个客观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看作永恒和一贯的，而不是现实地生产出来的经济范畴。他找到的客观基础因此也就不是生产范畴的社会历史现实，而是设想出来的超历史的自然状态或其指称。
[1] 一般来说，西方经济学说的思想史书写和我们的问题不尽相同。我们主要参考的这方面文献包括：Warren J. Samuels，et al. （eds.），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Groenewegen，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s ： Turgot ， Beccaria and Smith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London：Routledge，2002；p.Groenewegen， Classics and Moderns in Economics Volume I ： Essays on Nineteenth - and Twentieth-centu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Routledge，2003.
[2] 对古典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已经有很多研究。除了这里分析的魁奈的文本，我们也参考了杜尔哥的经济学说（参见Anne R. J. Turgot， The Turgot Collection ： Writings ， Speeches ， and Letters of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 Baron de Laune ，Ed. David Gordon，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11，pp.5-315）。有趣的是，一些现代经济学家把杜尔哥看作新古典主义价值观念的先驱。相关参考文献还包括Warren J. Samuels，et al. （eds.），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p.46-77；Ronald. L.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Oxon：Routledge，2003. 对本文来说理论上最具启发的还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中对古典时代西方经济话语的分析，参见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 Territory ， Population ： Lectures at the Coll è ge de France ，1977-78，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pp.28-86.
[3] Étienne Bonnot，Abbé de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Inc，2008，pp.119-122.
[4] Étienne Bonnot，Abbé de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Inc，2008，pp.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