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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告诉我们：按照斯密对劳动的理解，“劳动效率加倍，则所能生产的商品量加倍，同时，劳动的报酬亦必加倍”
。因为劳动本身是一种商品，所以这个商品本身也具有价格。如果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那么劳动本身的价格也提升了。于是资本家为了购买等量的劳动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是这样一来劳动本身的价值似乎就改变了。李嘉图指出：“亚当·斯密在适切说明金银价值可变，不足以测定他物价值之变动以后，却又选定同样可变的谷物或劳动作为标准。”
但是斯密之所以说劳动价值可变，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劳动概念与李嘉图劳动概念的不同。这一点李嘉图自己也明白地说出来了：“不过这里所说的劳动，已非生产该物时所须投下的劳动量，却只是交换该物时所得而支配的劳动量。……前者往往能够指示他物价值的变动，是一个不变的标准；后者却是可变的，不能测定他物价值的变动。”
实际上斯密在讨论商品价值尺度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李嘉图这里说的后一种劳动概念，即商品通过交换能够支配的劳动量，也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然价格。他并不像李嘉图一样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时投下的劳动量，也就是李嘉图说的前一个劳动概念。所以斯密才会认为：“劳动者，大都须与供给资本雇佣他的雇主共分。于是，一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已不仅仅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或者获取这种商品一般所需投下的劳动量了。对于支付工资提供材料的资本，亦须付以利润，所以，须添上一个追加量。”
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格是在生产所需投入的劳动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之上再追加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反言之，商品生产投入的劳动并不决定商品价格，而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商品的总和价格用劳动量来表示，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劳动或者工资的价值占这个总和的比例。这就是一般价值尺度的作用。
李嘉图完全不是这么来看待商品价格的。在他看来商品生产所需投入的劳动量就等于商品的价值和自然价格，而不是只等于其中的工资部分。然后工资、利润和地租又在这个由劳动量决定的总的价格中进行分割。所以粗略地讲，李嘉图认为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决定了产品的自然价格。斯密则只认为工资也就是劳动的价格会影响商品价格，因为商品价格是劳动的价格与剩余之和；但是他没有说商品价格就等于生产投入的劳动量。由此可知，李嘉图所说的劳动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具有充当价值符号和尺度的优势。他说的劳动是隐含在商品价值背后的决定因素。这个因素是超越各种商品的特殊存在之上的一般要素。这一点和斯密学说截然不同。因为在斯密看来劳动是一种可以充当价值符号的特殊商品；它也具有价格。这个商品本身的价值虽然是稳定的，但是它的价格会发生变动，因为这个价格是根据等量劳动能够换得的其他商品来确定的。劳动的价值不变，但商品的价值变动了，那么劳动的价格也会变动。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的名义价格或者说货币工资不变，于是就能购买更多的商品，从而劳动的实际价格也就提高了。与此不同，李嘉图所说的存在于商品背后的一般劳动不是商品，所以它本身不像商品那样具有价格。而工资，也就是购买劳动的报酬则是由别的商品的价格决定的。李嘉图写道：“亚当·斯密说：‘劳动可得耐支配的货物量，时大时小，但变动的是货物价值，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所以‘自身价值永远不单独改变的劳动，是唯一究竟真实的标准，能在一切时间一切地方评较一切商品的价值’。这话当然不正确。真理应当如亚当·斯密前文所说：‘获取各物所必要的劳动量的比例，是支配各物交换比例的唯一条件。’换言之，决定诸商品相对价值的，是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量的大小，不是报酬劳动的商品量的大小。”
在这里，李嘉图所说的“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量的大小”和“报酬劳动的商品量的大小”对应着两个不同的劳动概念。前者是特殊的商品和价值符号，后者是商品价值的一般决定因素和客观存在方式。
可以看到，虽然李嘉图和斯密同样都是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可是他们的劳动概念并不相同。其中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特殊和一般的差别。这种差别跟两个人对利润和财富积累来源的不同看法有很大关系。我们在上一节中指出，斯密用劳动来充当价值尺度，主要的作用是计算工资占商品价格的比例，从而确定两者的差额，并进一步得知财富积累的水平。对斯密来说，资本的再生产和利润的来源就是这个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除此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再对财富积累的来源做更多说明。他的劳动概念只是一种尺度或者符号，而不是价格形成的原因，也不是生产力。他认为其他商品的价值也可以用劳动来衡量，是因为商品可以交换劳动，而不是因为商品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与此不同，李嘉图认为劳动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决定因素。这是一条规律。虽然他也把财富积累的来源看作生产和消费的差额。但这个差额同时也是两种劳动产品的差额。劳动由此就不再是衡量差额所用的尺度或者符号了。劳动是提供财富积累的这个价值差额的客观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