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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魁奈是从国富问题出发探讨纯产品生产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在古典时代的争吵围绕的就是国富问题。一般来说，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也把国富看作头等重要的问题。国富实际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总的财富积累。魁奈最终关注的既不是生产也不是消费，当然同样不是交换。他最终关注的是财富积累。他对农业和土地的关注则反映了他对财富积累来源的解释。然而财富积累是生产和消费之间差额的结果。因而魁奈学说中存在着一个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叙事框架。这个叙事框架自然不是他的学说所独有的。不单是近代的经济学说，在日常经济话语中人们也频繁地使用这样的叙事框架。而从19世纪后半叶起，现代经济学开始对这个叙事框架和财富积累问题失去兴趣。
就古典学说共有的生产—消费的叙事框架来看，魁奈学说的特点在于，他认为消费是必然伴随着生产而存在的。因此，单纯扩大生产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积累的扩大。如果只是扩大不生产阶级的规模，比如说扩大制造业，那么因为消费也会随之扩大，所以财富积累的规模并不会因此扩大。所以该如何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变动来扩大财富积累呢？这个核心问题在魁奈之后仍然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关注，只不过魁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最为极端。在他看来一切生产活动本身都会将产品消费掉，而只有完全没有成本的土地才算得上真正的财富来源。
无论如何，生产—消费的叙事框架是西方古典经济学说的一般内部构架。所有的古典学说都需要告诉我们生产和消费之间何以存在或者不存在某种差额；这个差额构成了财富积累的来源。我们可以再以斯密学说为例。斯密关心的当然也是国富或者说国家财富积累的问题。和魁奈不同，斯密不会认为土地和农业是财富积累的唯一来源，而农业人口构成了所谓生产的阶级。这些具体观点上的差别自然不必多解释。斯密把商品的价格分成三个组成成分，即工资、地租和利润。
这一点实际上也和魁奈没有很大的区别。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即便是不生产的阶级在消费掉产品之后也要用一部分产品来偿还前期投入的资本。只不过不生产的阶级在消费和偿还之后没有剩余，而土地生产者还留有一部分自己的剩余罢了。但是斯密的学说中没有强调生产者本身消费之后还有剩余的可能。虽然他提到生产者因为本身的节俭从而增加国富的情况，但是在一般论述中，他默认生产者将工资全部消费掉了；同时地租在他的学说中一般也默认是被地主消费了。
所以在斯密学说中，生产周期末尾剩余下来的主要就是利润。这部分利润就像魁奈所说的纯产品一样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用来预付生产成本。这就是所谓劳动维持基金。一个国家的财富就取决于这个基金的规模。
斯密对经济过程的叙述跟魁奈的经济表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异。他在《国富论》中对重农主义的直接批评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个批评中他主要对所谓“不生产”这个说法表示反对，而没有反驳魁奈学说中的重农主义基本观点。在斯密看来一个阶级并不能因为没有为自己生产出剩余就被看作“不生产”的。如果制造业在生产出工人工资的同时还能够再生产出前期投入的资本，那么这个产业当然是生产的。因为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的时候在这个产业中存在着财富的积累。
可以看到，在斯密学说中没有某种完全不需要消费的财富来源。在魁奈的学说中，土地本身的产出不需要以消费为前提，所以是财富的纯粹源泉。而斯密学说中财富积累只能作为生产和消费或者说收益和成本的差额存在。问题主要在于这个差额的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
这就涉及斯密学说相对于重农主义而独有的一些内容，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因为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利润，所以就需要知道利润是如何决定的。特别需要说明为何利润会作为产品价格的一部分存在，而没有被其他部分也就是工资和地租所吸收。斯密写道：“以上这三个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如何呢？那须取决于各自所能购买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即是说，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部分的价值，固然由劳动测定；分解为地租部分利润部分的价值，亦由劳动测定。”
根据上面这段话，斯密并没有把利润或者地租看作具有自身变化规律的变量。相反，这两个量只是由产品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差值决定的。但是因为市场价格经常波动，而价格波动又要取决于贵金属价值的变化，所以单从产品和劳动的市场价格我们并不能了解产品和劳动本身价值的差额。另一方面，因为产品和原料或者生活资料常常是两种不同的物品，所以也不能直接通过物质数量的比较来决定它们价值上的差额；除非某个产业的产品同时也是它的原材料。比如“挑出谷物作为对它自己生产和对所有其他商品生产都需要的一种产品”，那么就可以确定谷物生产利润的纯物质量。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需要一种稳定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剩余的水平。斯密把劳动看作一种价值尺度；这一尺度的作用就是衡量产品和投入之间的价值差额，从而得知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大小。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就类似上面那个例子中谷物的作用。它像金银一样能够同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商品价格中的工资部分就是用来购买劳动这种商品的，所以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包含着劳动的价格。这就是劳动能跟任何一种商品交换的原因。另一方面，斯密认为劳动的价值是稳定的。只有劳动这种价值稳定的商品才真正反映出商品的真实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乃因为商品包含劳动或者是因为劳动生产出商品。他所说的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也不是一个实在的或者物质的生产力。在本文的第二章中我们会看到，边际主义者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在批评古典学说的时候就把劳动和自然界的物质力量相提并论；因此他才会把这种物质力量的积累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排除出去。但在斯密看来，劳动不是物质对象，甚至不是生产力。可以说，在斯密学说中劳动只是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含义是稳定的。其他商品在进行交换的时候，它们交换的比例取决于两种商品各自的价值。比如，如果用贵金属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的市场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同时也取决于贵金属的价值；因此用贵金属支付的商品价格不能够清楚地说明商品本身的价值。然而因为劳动的价值不变，所以它同其他商品交换的比例只取决于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为何劳动比较适合于充当价值比较的尺度。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劳动就类似于一种符号，其作用在于指涉商品价值。也就是说，本身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和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类似表象和表象之间的指称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斯密把劳动当作一般价值尺度并不是为了解释价值的来源或生产力。这是他和萨伊（Jean-Baptiste Say）那样的生产力学说的根本不同之处。
萨伊和斯密的区别并不在于，萨伊认为存在着三种价值生产力而斯密只认识劳动这一种生产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斯密所说的劳动并不像萨伊学说中的劳动、自然和资本那样生产商品，也不是财富的来源。对斯密来说，财富积累仅仅直接来自生产和消费的差额。他并没有试图在这个差额之外预设财富积累的更深层的来源或者生产力。劳动也不是这个差额的来源；劳动仅仅能够作为价值符号把这个差额显示出来。它就像笛卡儿所说的清楚明白的知识一样，是经济学说在主观上把握财富积累的绝对无疑的理性基础。
用劳动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于是我们就可以得知生活必需品或者原材料与产品各自的价值，然后由此计算出它们的差额也就是利润。知道了利润，我们也就知道了财富积累的水平。斯密的经济学说也具有一个基于生产—消费叙事的基本框架；并且像魁奈一样，他也承认生产活动总是必须以相应的消费为前提。但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种衡量生产和消费之间差额的理性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便可以在生产—消费叙事中确定财富积累的水平。接下来，我们将考察李嘉图学说是如何看待和改造这个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