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制图六体”经典地位的塑造

第一节 地图学史叙事中对“制图六体”的推崇

由于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要求在绘制地图时要有比例尺、方向，以及通过道路距离转化而来的直线距离，由此如果“制图六体”被应用于地图绘制的话，那么确实可以将地图绘制的较为准确，因此在近现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相关研究都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 ；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 ；卢良志认为“‘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 。更多的研究者则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王庸认为“因为从此以后，直到明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输入以前，这一千二三百年间的地图制作，在方法上没有跳出它的规格” ；侯仁之认为，“制图六体”为中国“自古以来即已发达的地图制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喻沧认为“制图六体”，“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辛德勇则提出“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 。总体来看，虽然对于裴秀“制图六体”的解释，学界存在一些争议 ，但对其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影响力则是毫无疑义的。由此，近现代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在叙述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脉络时，必然要提及裴秀的“制图六体”。

就目前所见，近现代时期，在王庸和李约瑟之前，最早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发展过程进行叙述的应当是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 一文，在其中他将“制图六体”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且将裴秀推崇为“吾国发明地图学之第一人也”，不过他并没有对“制图六体”的影响做太多的评价。

且这不仅是近现代人的认知，而且也是古人的认知。虽然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图学史这样的学科，但留存下来的文献，在谈及地图绘制或者追溯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时，通常都会提到“制图六体”。《旧唐书·贾耽传》所载贾耽进“陇右山南图”表，应当是目前存世文献中除裴秀《禹贡地域图序》之外最早提及“制图六体”的文献，其载：“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 ，对“制图六体”评价很高。此后，代表性的如沈括《长兴集》卷四《进守令图表》中记：“臣某言，臣先准熙宁九年八月八日中书札子，奉圣旨编修《天下州县图》……编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略稽前世之旧闻，离合九州，兼收古人之余意” ，在介绍他自己绘制的地图时，在绘图方法方面只提到了“制图六体”。《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六载，雍正六年四月初六日“浙江总督管巡抚事（臣）李卫谨奏为恭谢……皇上赐臣皇舆图十副到杭，臣随出郭跪迎回署，虔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立分率以审远近之差，设准望以正会归之极，又复详道里而分高下，觇度数而定方舆，在裴秀之赋六体不能尽其精详，即倚相之读九邱岂足方其奥衍” ，虽然这段话是通过贬低“制图六体”的方式来夸耀《皇舆全览图》，但在这一语境下，如果“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以及在地图绘制史中没有崇高地位的话，那么也不值得被拿来作为贬低的对象。清代中后期编纂的很多方志在提及地图绘制或者追溯古代地图绘制方法时也都提到了“制图六体”，如（乾隆）《宁夏府志》“图考”记“自裴秀为《舆地图》标其六体，后世图地里者，表毫厘、计赢缩，其法益精” ；（道光）《博兴县志》“条例·重修博兴志条例十则”记“古者献地必以图，其绘法不传。惟晋裴秀请定六法，曰轮广、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得古人遗意” ；等等。

最为典型的是徐文靖《禹贡会笺·原序》中对古代地图发展过程的叙述，其叙述始自黄帝，即“《周公职录》曰：黄帝受命，风后授图，割地布九州，是九州本依图而立也”；然后至大禹，即“《水经注》曰：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是禹之治水亦依图而治也”；此后叙述至“（东汉）明帝永平中，议治汴渠，上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因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然后谈及“禹贡之有图尚已，后世图事阙畧。晋司空裴秀惜之，乃殚思著《禹贡地域图》十有八篇，其制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悉因地制形。王隐《晋书》曰：裴秀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事成奏上，藏于秘府。为时名，公诚有所慕而云也。”然后叙述至唐宋明，直至胡渭的《禹贡锥指》。虽然其主要强调的是与《禹贡》有关的地图，但从其叙述来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是这一脉络中不可缺少的。

从上述叙述来看，确实“制图六体”在从古至今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且除了“计里画方”和“制图六体”之外，中国古代缺乏关于地图绘制方法的记载，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制图六体”更显得尤其突出。

第二节 以往叙事的内在矛盾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中“制图六体”有着重要的地位，按照常理而言，这种重要的地位应当来源于其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也是前文所引的以往很多研究所强调的，但无论是近现代以来的研究，还是现存的文献和地图史料似乎都无法证明这一点。

首先，在所有近现代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中，以及在对“制图六体”的各类专题研究中都没有对他们所提及的“制图六体”“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进行论证。面对这一现象，那么合理的猜测就是这些研究是基于古人已经进行过的介绍或者论证，但遗憾的是，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介绍或者论证，因此，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这些结论实际上从未进行过论证。

其次，在流传至今的古代地图的序跋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地图的绘制者提及他们用“制图六体”绘制了地图；在各类文献中，除了提及“制图六体”、抄录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序》之外，也看不到提及用其绘制的地图；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存的地图中我们无法确定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

最后，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至少在清代初年，学者们虽然知道“制图六体”的内容，但已经不了解其到底是如何用来绘制地图的，由此也开始了各种解释性的工作，而这种解释性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因此，应当可以肯定地说，“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基本没有被用于地图的绘制，因而对古代的地图绘制本身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制图六体”基本没有被应运用于古代地图的绘制，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中对其的推崇且强调其影响力的叙事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第三节 推崇“制图六体”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事的形成

首先，我们先分析中国古代对“制图六体”的推崇。传统文献中对“制图六体”的引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地图绘制背景下对其的引用；另外一种是在地图绘制背景之外的各种情况下对其的引用。首先对后一种情况进行分析。在表1-1中列出了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以“六体”和“裴秀”作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对它们进行了引用的文献。

从表1-1来看，古代文献中极少引用裴秀“制图六体”的全文或者全文的节选、节略，大部分只是简单地提及“制图六体”、裴秀所绘舆图或者“制图六体”中的术语。引用全文或者节选、节略的著作，尤以类书类最多，这显然与类书的性质密不可分。在其他各部中，总集类中的少量著作引用了全文，其中《西晋文纪》以收录存留下来的西晋的各类文体为主，因此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序》也被纳入其中；《文章辨体汇选》汇集了历代各类文体，在其“序三十六·图类”中包括了《禹贡九州地域图序》，由于《西晋文纪》和《文章辨体汇选》收录了《禹贡地域图序》，因此也就囊括了“制图六体”的全文。经部中引用了全文的主要是书类中的《禹贡锥指》和五经总义类中的清朝余萧客搜辑钩稽唐以前经籍训诂的辑佚著作《古经解钩沉》卷三《尚书上》，显然这与裴秀绘制了展现《禹贡》内容的《禹贡地域图》有关，由此在收录《禹贡地域图序》时也就囊括了“制图六体”的全文。在史部中，只是在《晋书·裴秀传》，以及因裴秀为“河东闻喜人”而将其收录的《山西通志》中引用了全文；此外史部目录类中的《经义考》一书主要是辑录历代经籍，且考述这些经籍的存、佚、阙、未见等情形，而在该书的卷九十三“书二十二”中列出了“裴氏（秀）禹贡地域图”，并注明“佚”，然后抄录了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序》，因此《经义考》中也就出现了“制图六体”的全文；而史部别史类的《通志》中抄录“制图六体”的全文，这是因为该书“列传”部分关于裴秀的传记直接抄录了《晋书·裴秀传》，而《通志》列传部分列入裴秀，显然与其曾担任的职官有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制图六体”全文的引用实际上与地图绘制没有什么关系，主要与裴秀个人的职官、籍贯有关，以及更为重要的与包括了“制图六体”全文的《禹贡地域图序》涉及《禹贡》有关。那些只是提及“制图六体”“六体”的文献，大部分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在地图绘制背景下引用“制图六体”“六体”的情况极少，大部分只是简单提及，下面进行简要分析。

虽然在地图绘制背景下对其的引用出现的较早，如《旧唐书·贾耽传》，即“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 ，但其只是对“六体”进行了推崇，而没有提及用其绘制地图，也没有在地图绘制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解释。而在清初之前，绝大部分对其的这类引用，与此类似，都只是简单地提到“制图六体”这一名词，最多是包括了对“制图六体”中“六体”名称的介绍，而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使用“制图六体”来绘制地图。

最早对“制图六体”进行了解释的是清初《禹贡锥指》的作者胡渭，但所谓的解释，也只是对裴秀《禹贡地域图》中阐释“制图六体”的那段文字的解释，而没有阐述其具体的应用，且胡渭在《禹贡锥指》中绘制的地图也没有使用“制图六体”。胡渭这一解释，从今人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存在问题，但也大致正确，不过更需要注意的是胡渭最终的结论，即：

……古之为图者，必精于句股之数，故准望累黍不差……后之撰方志者，以郡县废置不常，而无暇以句股测远近之实。其所书唯据人迹所由之里数，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虽有精于句股者，亦孰从而测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数，与准望远近之实，往往不相应，此图之所以难成，而地理之学日荒芜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等书皆于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数，可谓详矣，而夷险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据者，著地人迹屈曲之路乎，抑虚空鸟道径直之路乎？至于近世之郡县志，尤为疏略，其道里亦未必尽核，况可据以定准望邪！昔人谓古乐一亡，音律卒不可复。愚窃谓晋图一亡，而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呜呼惜哉！

也即在胡渭看来，虽然他做了解释，但当时已经缺乏可以用“制图六体”来绘制地图的数据了。

不过，就目前存世文献来看，像胡渭这样深入探讨“制图六体”的人也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在地图绘制背景下对“制图六体”的提及依然只是“提及”，除了上文所引用的之外，还有如《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志”序言中的简要归纳，即“昔柏翳著《山海经》十八篇，又著《岳渎经》，为志方舆者之宗。六国时，尸佼著书二十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吕氏春秋》多采其说。至晋裴秀《禹贡图》十八篇，盖测高量深之法于是乎备矣” 。

而且不少“提及”中存在着对“制图六体”的误解，如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载“自晋 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今之《职方图记》，即用此法，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难，至十里一方，则竟无从著手。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今之舆图，奉旨所写，如此已足。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 ，其将“准望”理解为“计里画方”，在今天来看，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又如（嘉庆）《溧阳县志》“溧阳新志，首列全图，据今封域所作也。县东西百里，南北百五十里，乃旧图东西反三倍南北，真形全失，览者迷方。今先画方格，每格十里，以纸覆之，山川、城镇、方隅、距里准格丁列。于晋裴秀所论六体，差得大意，惜未获准望耳” ，其将“计里画方”与“制图六体”等同起来，在理解上同样是存在问题的。

此外，《皇朝文献通考》中也对“制图六体”进行了解释，但实际上只是抄录了胡渭在《禹贡锥指》中的解释。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背景下对“制图六体”的引用，绝大部分都不关注其与地图绘制的关系，也没有解释其如何应用于地图绘制；再结合“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被用于地图绘制，因此其被引用很可能与“制图六体”在当时各类文献中的长期流传有关，而正如前文的分析，其在各类文献中流传的原因在于裴秀的职官、籍贯，以及与包括了“制图六体”全文的《禹贡地域图序》涉及《禹贡》有关。因此，可以认为，在地图绘制背景下对“制图六体”的推崇，实际上并不是因为那些提及者认识到其被用于地图绘制，而是因为裴秀和《禹贡地域图序》在各类文献中被不断提及。

将“制图六体”与古代地图的绘制建立起明确联系，也即强调“制图六体”被实际应用于地图绘制的是近现代的研究者，如前文引用的李约瑟的观点；又如卢良志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 ；《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耽、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 。

如前文的分析，这种认知显然是错误的 ，但在这里还需要分析一下这种一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学术研究，且在今天看来存在显而易见的错误认知产生的原因。

如同笔者在《“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一文中的分析，民国时期对于“科学”的强调，以及“线性史观”的流行，对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形成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强调的是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有着“科学性”和“准确性”，那么在民国以来构建的地图学史的叙事过程中，研究者必然会寻找和强调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技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古代缺乏对于地图绘制技术的明确记载，因而在文献中流传较广的少量看起来蕴含着“科学性”和现代意义的“准确性”的地图绘制技术就被得到了强调以及一再强调，其中就包括“制图六体”，此外还有“计里画方” 。

同时，由于“制图六体”看起来蕴含着现代意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且在一个感觉处处落后于世界各国的时代，这样的论述显然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因此两者结合起来，不及满足了研究者，而且也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由此也就缺乏对这一绘图技术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动力；且在现代研究者心目中，技术的提出必然意味着其被运用，这更进一步弱化了进行实证研究的动力，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一些研究者不假思索地提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耽、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这样缺乏学术证明的结论，以及后来大部分研究者对这一结论不加怀疑地加以接受了。

总体来看，“制图六体”在古代文献中的流行及其在古代地图发展史叙述中的崇高地位是因为裴秀其人及其撰写的《禹贡地域图序》，而在近现代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中对其的推崇，则归因于其所阐述的地图绘制方法符合社会和研究者的心理需求。

第四节 结论

虽然笔者已经就“制图六体”的问题撰写过相关论文，但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进一步强调以往对于“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有着崇高地位的认知是错误的。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前，先举一个例子。

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一书，解释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形象的塑造，也就是说其揭示出以往我们关于汉武帝的“历史认知”是司马光有意塑造的，偏离了历史上“真正”的汉武帝，也即偏离了客观历史。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所谓错误的“历史认知”自《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影响了后人对汉武帝的认识近千年，在这近千年中，这一对汉武帝的错误的“历史认知”影响了很多人基于这种认知而进行的历史活动，也就是这一对汉武帝的错误的“历史认知”影响了历史本身的发展。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对历史进程造成影响的不再是“真正”的汉武帝，而是关于汉武帝的“历史认知” 。

本章所揭示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中对于“制图六体”的推崇也是如此，这种推崇所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制图六体”是由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的；而在近现代地图学史构建中对其的推崇，是因为其内容符合现代地图绘制的要求，满足了社会和研究者的心理需求，两者都与“制图六体”自身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实际影响不存在太多的联系。而这一有意无意构建出来的“崇高”地位，与其他构建一起，塑造了一个追求科学、准确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提升了今人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进一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今天的社会和今后的历史走向。

因此，虽然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是可以区分开的，但在两者的形成中，它们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自人类的意识诞生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意识的影响，虽然自然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人类意识而对人类历史施加的。地震或者洪水虽然可以对人类社会造成直接影响，但对这种直接影响的认知也会影响后来历史的运行，如宗教和科学对这类直接影响的认知肯定是不同，由此也就会形成不同的应对机制、心理需求、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对后来的历史进程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客观历史虽然为“历史认知”提供了土壤，但“历史认知”都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客观历史，并由此使后来客观历史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由之前的客观历史决定的。

以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希望通过“复原”客观历史来认知历史进程，不论我们是否可以复原客观历史，通过本章的分析，可以认为这样的路径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除了客观历史之外，更多的是主观的“历史认知”，因此我们更应当分析的是基于客观历史的主观的“历史认知”的形成过程。虽然“历史认知”的形成过程依然是一种客观历史，对其的分析也依然是一种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同样也依然会影响今后的历史，但与以往那种直指“客观历史”的研究思路相比，这样的研究视角对于历史形成以及演进的认知至少要比以往更为深入，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视角强调去揭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互动，使我们对于历史认知更为多元和丰富，也才使历史和历史研究中有“人”的存在。 ZMH4QgdPgGaY4GwRWO6CgkPdNKRj925OM5zsesvFTznDWCzFy2179nPHpqCfC6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