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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某一时代具有共识性的或者被普遍接受的历史书写，都是这一时代的思想和需求的反映，同时也必然受到时代的局限。而且，随着时代的演变，思想和需求也会与之变化，由此历史书写也必然会随之改变。如，传统中国历史的历史书写注重帝王将相和王朝兴衰，因此无论是正史、断代史，还是纪事本末体，基本都以帝王事迹为描述对象，以王朝兴衰为主要脉络；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王朝依然是历史书写的“年表”，但叙述的重点除了帝王事迹以及与王朝兴衰有关的事件之外，还注意到了文化、经济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思想和史学理论的多元化，历史书写出现了不注重王朝的趋势，开始注意基层社会的演变及其与王朝之间的互动，历史书写有着脱离王朝脉络的可能。
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近几年来迅速发展，成果斐然，研究内容、视角不断多元化，但作为学科基础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依然延续了民国以来的脉络，日益显得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也必然受到时代思想和需求的影响，同时也受其局限，本章试图在梳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以及史学研究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探讨如何构建中国地图学史新的书写方式，由此不仅希望推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而且也期待能促进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进一步转型。
在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进行界定。按照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中国地图的近代化，也即开始普遍采用西方现代的投影、经纬度等地图绘制技术以及追求地图绘制的准确性大致始于19世纪末，甚至晚至20世纪初，虽然此时中国传统的绘制地图方法依然还被采用，甚至还占有很大的比例，但逐渐式微，并且此时人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了西方“科学”的地图绘制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本章讨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下限为19世纪末。由此，“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即是叙述19世纪末之前，中国古代地图及其类型以及相关技术、知识、呈现内容等方面随着时间流逝的演变过程。基于此，虽然后文分析的一些论著其研究的时间下限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现代，但这些论著中的这些部分不在本章讨论的范畴之类。
中国古代并无地图学史这样的研究，因此也无直接的相关叙述，只是存在一些间接的和零碎的提及。通常在提及古代地图时，只是述及“制图六体”而已，如《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进“陇右山南图”表云：“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
等等。
当然也存在少量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地图或者绘图方法的叙述，不过其目的通常并不是叙述地图学史，而是介绍作为其他研究主题的材料的相关地图。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徐文靖在《禹贡会笺·原序》中对之前与《禹贡》有关的地图和绘图方法的发展脉络的叙述，即：
《周公职录》曰：黄帝受命，风后授图，割地布九州，是九州本依图而立也。《水经注》曰：“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是禹之治水亦依图而治也。自是而后，夏少康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殷祖乙避河迁耿。二年，圯于耿，复迁于庇，求如《禹贡》之治水难矣。郑樵《通志》曰“桀焚黄图，夏图所繇尽亡也”。《尔雅》九州说者，皆以为商制图无闻焉。周图书大备，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司险掌九州之图，知山林川泽之阻。汉入关，收秦图书，得具知天下厄塞。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明帝永平中，议治汴渠，上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因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禹贡》之有图尚已。后世图事阙略，晋司空裴秀惜之，乃殚思，著《禹贡地域图》十有八篇。其制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悉因地制形。王隐《晋书》曰：裴秀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事成奏上，藏于秘府，为时名，公诚有所慕而云也。唐大衍《山河两戒》，取《禹贡》三条四列之说，而不及图。程大昌撰《禹贡论》，绘图三十有一。郑东卿著《尚书图》，禹贡山泽图二十有五，然皆未有见。余家藏有《六经图》，《禹贡图》一二而已，又所藏宋大观中《地理指掌图》，其中有帝喾及尧《九州图》《舜十二州图》《禹迹图》，然胪列当时郡县，于禹贡山泽六十余地，不能备载。少尝见艾千子《禹贡图》，简而能该，第从前讹误，尚未驳正。章氏本清《图书编》名山大泽皆有图，不专为《禹贡》设，故虽有图而不精。近见王太史蒻林刻乃祖《禹贡图》，胡氏朏明禹贡山泽间有图，而图之前后左右少有脉络可寻，此图《禹贡》者所以难也。
就目前所存与《禹贡》有关的地图来看，这一书写远远未能涵盖全貌，而只是挑选了一些作者所曾见闻及其认为重要的地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提到的一些内容，也出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中，如《周礼》中记载的掌管地图的职官，王景治河时对地图的参考，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以及《（历代）地理指掌图》。
总体来看，中国古人缺乏对地图学史的整体认知，不过在追溯以往时，基本都会提到裴秀的“制图六体”，因此可以认为在古人心目中，“制图六体”在地图绘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制图六体”在古代文献中的流行及其在古代地图发展史叙述中的崇高地位，并不是因为古人真正了解其所包含的绘图技术，也不是因为其曾经被广泛运用，而是因为裴秀个人的地位及其出现于裴秀所撰的与《禹贡》有关的《禹贡地域图》的序中，
因此古人对其的推崇并不主要是因为其“技术”水平。
大致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的开埠以及社会整体的近代化，中国的地图绘制也开始走向近代。这一时期，在一些文献中开始追溯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脉络，由此也就涉及了撰写者认为可以用来构成古代地图发展脉络的重要的绘图方法和地图。如（道光）《博兴县志》“条例·重修博兴志条例十则”记“古者献地必以图，其绘法不传。惟晋裴秀请定六法，曰轮广、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得古人遗意。开方法始《周髀》，唐贾耽《九州华夷图》、明罗洪先《广舆地图》、本朝胡渭《禹贡锥指》、顾景范《方舆纪要》皆宗之。其制先为开方图，而后绘地形其上，广袤宽狭不待言而瞭然，诚地理家不易良法也”
；（道光）《重修胶州志》“重修胶州志凡例十则”记“七曰法古以辨体。今之方志，最失古义者，莫舆图与艺文若也。晋裴秀言地图之体有六，一分率、二准望、三道里、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唐贾耽《九州华夷图》、明罗洪先《广舆地图》、本朝胡朏明《禹贡锥指》、顾祖禹《方舆纪要》皆法此义，为开方图，诚不可易之规也”
。
与此同时，在西方地图绘制技术的冲击下，中国的一些人士在强调不忘“古法”的时候，也追溯了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方法和重要的地图，这可以看成对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进行的简要勾勒，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其背后带有出于民族自尊心的无奈。这些叙述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宣统元年（1909）《贵州全省舆地图说》中的《贵州通省总图经纬附说》：
经纬，天地之道，自古有之。考《大传礼》，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故古历皆以黄赤道之度为纬度，二道二极相距之度为经度。纬度之宗，赤道是也，经度之宗，玉衡中维是也（今名二极二至交圈）。至欧逻巴反用之，谓过极经圈为经度，距等圈为纬度，实则以南北线分经度之界，东西线分纬度之界也。而后之考测天地者，遂相安于东西为经，南北为纬，而不易矣。《尧典》分命义和、寅宾、寅饯测经度也，日短、日永测纬度也，鸟、火、虚、昴历验中星，璇玑、玉衡在齐七政，是明明谓列宿为经，日月五星为纬。俾人以北极测纬度，以交食测经度，以昼夜之永短定南北，以诸曜之出纳定东西也。故凡日月交食百日之前，太史绘图呈览，下令侯国弓矢奏鼓，临时救护，而又严申政典，以为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夫所谓时者，即初亏、食甚、生光、复圆之时也，先与不及均失之矣。其以为天变而使之救者，民可使由之义也。其得夫亏复生光之真时而藉以测地者，不可使知之义也，不然日月交食各有定期，古圣人岂不之知而顾惴惴焉？以为天变而畏之乎？徒以周迁秦火，畴人散佚，尚西学者辙至数典忘祖，遂谓测地绘图之法中国无传，岂知畎浍沟渎，尺寸不紊，井田之设，仍自节节，履勘步量而来也。读《管子》，周人以鸟飞准绳言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又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可恍然矣。迨晋裴秀以二寸为千里，唐贾耽以寸为百里，元朱思本成《舆地图》，悉用计里开方之法，是则大章步经、竖亥步纬以来，其测望推步之学，固必代有传人也……
这段文字除追溯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地测量以及“天人感应”之外，在古代地图绘制方面提及的绘制者不外是裴秀、贾耽、朱思本、罗洪先、胡渭等，且强调他们所绘地图所使用的就是“制图六体”（即“计里画方”），一脉相承，由此希望表达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并不弱于西方。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段文字虽然表达了对西方测绘技术的不满，但在描述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时，着重强调的依然是“技术”，由此可见在当时，现代意义的“科学”地图已经深入人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形成于民国初期。笔者目前查到的最早的相关叙述当是陶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
一文，从该文的标题来看，其已经带有强烈的进步史观的意味，而从其用于表达“进步”的事例来看，则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展现现代地图绘制所重视的绘图方法和要素的地图或者绘图方法。该文将中国古代的地图学史分为三期，即“第一期，从上古至唐为中国自制地图之时代”；“第二期，从宋元至明为亚拉伯地理学传入之时代”；“第三期，从明末至现世为欧洲地理学传入之时代”。
作者又将第一期分为三个小时期，其中在第一个小时期，即“虞夏及汉世地图”中，作者强调的是传说中九鼎上所绘“山川奇异之物”；《山海经》《周礼》中记载的管理地图的职官以及对地图的使用；萧何入关收秦图籍；王景治黄河时使用的《禹贡图》。由于这些地图没有保存下来，因此作者的结论就是“吾国于两汉之世，内地户籍与边外山川皆有明白详图，已可瞭然，特其制法如何，残阙无考，惜矣”。第二个小时期则为“三国及南北朝地图”，在这一时期中，作者只强调了裴秀所绘地图以及他提出的“制图六体”，并认为“制图六体”大致相当于今天地图学的比例尺、经纬线，不过作者又提到“但古人未解以北极定纬度，或就国都与某适中之地起点，以为记里开方之数而已”，并评价“固知裴秀为吾国发明地图学之第一人也”；还认为道家的“五岳真形图”就是平面图，“颇类浑沦式地形图”，并评价“是图之可宝贵者，在乎平面……得此图，犹见古人技术之精，岂以出自道家而少之乎？”第三个小时期则是“隋唐之地图”，作者强调的是僧一行对子午线的测量以及贾耽和李德裕所绘地图，并评价“惜当时印刷术未发明，弗能广为流传，然亦可见唐人地图学之盛矣”。
在第二期中，作者强调了宋代地图学的退步，只提到了《禹迹图》《华夷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并将这一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进行了对比。此后，作者强调了阿拉伯地图在元代的传入，即文献中记载的地球仪；与此同时，还介绍了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认为朱思本的《舆地图》“则其自作之图，必更精确”，“即裴秀准望之意也。然则朱思本之原图为一大幅，并有经纬线，已瞭然矣”，同时还提到了藏于日本的明朝建文时期高丽人仿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并认为该图受到了阿拉伯地图的影响。而对于明代，作者认为“有明一代，地图学无甚精彩”，只提到了罗洪先，但从行文来看，作者并未见到《广舆图》的传本，描述时只是参照了基于《广舆图》编绘的《广舆记》。
在第三期中，作者重点介绍了明代万历之后传教士所绘以及基于传教士传入技术绘制的有着“起吾人世界之观念”的地图，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魏源的《海国图志》、李兆洛的《历代沿革图》和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
总体而言，作者对中国地图学史叙述的重点在于介绍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地图涵盖地理范围的扩大，并由此来选择用于构建叙事的事例。这一从“技术”角度入手的历史书写，也为此后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所继承。
稍后有李贻燕的《中国地图学史》，其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分为三期，即：“第一期由上古至宋代为我国固有制法（十三世纪止），以周秦两汉三国为初期，西晋以至南北朝为中期，唐宋为后期；第二期由元朝亚拉比亚地图学传来至明末西洋地图学传来时期（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后半）；第三期由明末西洋地图学传来时代以至现今（十六世纪后半以后），以明末清初耶稣教徒之地图制作为前期，最近科学的探险旅行为后期”
，不过，在文中，作者实际上只写到了明代中期。从文中用作分期的标志，就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划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标准了，即使地图绘制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的方法的传入；且在正文中作者着力描述的地图和绘图方法与陶懋立一文基本相近，即先秦时期的《周礼》《山海经》，西晋的裴秀所绘地图以及“制图六体”，道教的“五岳真形图”，唐代的僧一行、贾耽，宋代的《华夷图》《禹迹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元代阿拉伯传入的地球仪、朱思本所绘地图以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又如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考》
，将中国古代地图的演进分为三期：创始时期，其中自周延及至晋唐，已稍见进步。北宋沈括对于地图模型，尤见创见。自后历元至明，地图制作，鲜有可述者。完成时期，康熙四十七年（1708）之后，主要成就就是《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以及受其影响的一系列地图，如《皇朝中外一统舆地图》。改造时期，自《皇舆全览图》之后迄今，地图绘制的进步表现在多个方面，而质的变化则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申报馆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的《中国分省新图》的出版。从作者的论述来看，同样以地图绘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发展作为勾勒中国地图学史的基础，在选择叙述的事例上也基本与之前两文相近，只是增加了对沈括和康熙时期大地测量的介绍。
王庸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影响力巨大，但从叙事脉络来看，该书主要是对前人的继承，只是在细节上更为丰富，且增加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如在第一章“中国的原始地图及其蜕变”中，除强调九鼎和《山海经》之外，还补充了《职贡图》。第二章“中国古代地图及其在军政上的功用”，主要论述的是两周时期的地图绘制和使用，但除《周礼》之外，还增补了《管子》《战国策》等书籍中的材料。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重点介绍的是裴秀所绘地图以及“制图六体”。第四章“山水都邑与州郡图经之蜕变和结集”和第五章“地图的造送与十道图”则分别讨论了以图为主的图经向以文为主的方志的转型，以及唐代地方向中央造送地图的制度和由此形成的十道图。第六章“方志图与贾耽制图”，除提及“分野”思想对方志图的影响之外，重点谈及的就是贾耽所绘地图。第七章“十八路图与边境图”，主要涉及的是文献中记载的宋代绘制的全国总图以及边境图。第八章“朱思本舆地图和罗洪先广舆图的影响”，不言而喻，强调的是朱思本和罗洪先绘制的地图，但与之前的学者不同，在这里王庸肯定了罗洪先在朱思本基础上的创造及其所绘《广舆图》的影响力，此外还提及了许论和郑若曾编纂的附带有地图的著作。第九章“纬度测量和利玛窦世界地图”、第十章“第一次中国地图的测绘”，重点都在于介绍西方地图测绘技术的引入，及其对中国地图绘制的影响，只是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对之前的地图学史的叙述在细节上进行了补充。
但需要提到的是，王庸对于中国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是持保留意见的，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那些体现了“准确”“科学”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非科学”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即“况且这些汉地图，内容既甚粗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
。因此，虽然整体上该书以地图绘制技术为历史书写的主脉，但并未过于强调技术的进步，且除测绘技术之外，还涉及了一些其他内容。
与王庸的含蓄相比，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则直接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科学的制图学；从未中断过的中国网格法制图传统”，不过就其所讨论的绘图方法和地图而言，基本也集中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地图和方法。如在秦汉时期，关注于《周礼》中的相关记载、荆轲刺秦王时携带的地图、萧何入关后对地图的搜集等文献中的记录；汉晋时期，除了同样着重讨论裴秀以及“制图六体”之外，还提出张衡对于制图技术和方法的贡献；唐宋时期，同样强调了贾耽的工作、分野与方志图之间的关系以及“五岳真形图”，但同时花费大量笔墨强调了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禹迹图》的准确性，还提到了《平江图》；元明时期，李约瑟同样强调了穆斯林、波斯和阿拉伯的影响，同样细致分析了朱思本的《舆地图》，提及了《广舆图》在明末的影响力，并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进行了细致的介绍，且提到了《大明混一图》；在航海图部分，介绍了郑和的航行以及收录在《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并在最后部分介绍了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地图，尤其是利玛窦地图和康熙时期的大地测量。此外，李约瑟还在这一部分花费了一定篇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测量方法。
从上述叙述来看，显然，中国近代时期对古代地图学史的构建，其历史书写的视角就是绘图技术的进步。基于这种视角，这种历史书写大致将中国古代的地图学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宋代之前，强调中国自古就有着发达的地图学和制图学，且在绘图方法方面非常先进，一些现代地图学的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古代地图学中早已存在，或者有着雏形；第二个阶段是，在宋元尤其是明末清初，中国地图学受到西方的影响，走向了近代。当然，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两者间的断裂，即第一阶段本土制图学的发达以及第二个阶段需要靠传入的技术才能走向近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宋代认为是地图绘制的“黑暗时代”，如前文提及的陶懋立。
在用于构建地图学史的材料方面，这些历史书写是大致相似的，即秦汉及其之前，由于没有地图保存下来，因此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强调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其广泛应用，由此希望表达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成熟（甚至早熟）；裴秀绘制的地图和“制图六体”由于带有一些可以从现代地图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的方面，因此会被大书特书；唐代虽然没有地图保存下来，但由于可以与现代地图绘制技术相比照，因此僧一行进行的大地测量、被认为具有比例尺的贾耽绘制的地图、有着现代地形图意味的“五岳真形图”被纳入叙事体系中；元明时期除了强调阿拉伯的影响之外，基于文字记载而被认为经由罗洪先的《广舆图》保存下来朱思本的《舆地图》，由于是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且罗洪先的《广舆图》看上去绘制的比较准确，因此通常都被着重强调；而明末清代，将近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绘制的地图和康熙时期的大地测量，由于被认为使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近代化，走向了现代的科学地图，因此也是叙述的重中之重。
当然上述这些元素不是最初就都被加入这一叙述脉络中的，而是随着古地图的不断披露以及具体地图研究的进展而被逐步纳入的。如最初的历史书写中并没有提及《禹迹图》，可能是李约瑟才首次将其纳入叙事体系中；虽然陶懋立已经提到了罗洪先的《广舆图》，但他并没有看到《广舆图》的传本，后来的研究者也大都认为罗洪先只是改绘了朱思本的地图，而可能王庸首次在地图学史的叙事脉络下对罗洪先的《广舆图》进行了详细介绍，并肯定了罗洪先《广舆图》与朱思本《舆地图》的差异以及《广舆图》的影响力。此外，其中相关内容的介绍也日渐详细，这应当与当时对这些地图本身的研究的深入有关。
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如前文所述，这些素材被加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中的时候，研究者关注的是它们的绘制技术或者技术上的先进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并没有对它们的技术本身进行深入分析，如“计里画方”
；同时这些研究者还认为这些“先进”的技术在古代或被广泛应用，或有着广泛影响力，如“制图六体”
，进而甚至认为某些地图的广泛传播是基于它们的绘制技术，如《广舆图》
，但这些认知基本都是“一厢情愿”。不过这种“一厢情愿”，是历史书写内在的，是任何历史书写都不可避免的，只是在程度上会有所差异，毕竟看待历史的视角一方面决定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和我们愿意接受的“史实”，但同时也确保了我们看不到的“历史”以及我们思考方式会主动排斥的“内容”。
虽然从上述的概述中可以看到，王庸和李约瑟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主要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可循，但由于王庸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奠基者，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全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这两部书出版之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事脉络的构建基本完成，只是随着地图的不断披露和研究的深入，用于填充这一历史书写的素材逐渐增多，以及随着对中国古代绘图方法和地图研究的深入，在细节上不断增补而已。
从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除了关注少量考古发现的地图之外，基本没有太多的研究论著。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地图学史著作，其中时间较早的当属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
。
与之前的著作相比，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无论是在历史书写的视角还是用于构建历史书写的素材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主要在于：在开篇加入了1983年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并进行了详细介绍；在宋代的部分介绍了沈括绘制的地图以及绘图方法，详细介绍了《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平江图》。
稍晚一些的则是卢良志的《中国地图学史》
。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卢良志的著作除了地图本身之外，还强调了地图的应用，并花费了一定的篇幅叙述了测量方法。但就地图本身而言，与之前著作相比，该书挑选出来的叙述对象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差异在于：对文献中记载的地图进行了更多的介绍；同样加入了考古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介绍了宋代的《华夷图》和《地理图》；详细地介绍了《广舆图》的版本，以及多种受到《广舆图》影响的文献；较为详细介绍了明代的九边图、海防图和江防图；概述了中国古代的立体地形模型图、城市图、水系图、航海图。总体而言，历史书写的视角保持未变，但在用于构建历史书写的素材方面进行了扩展，此外在强调“科学”的视角之外，还补充了一些“非科学”的地图，不过篇幅极为有限。
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
虽然是一部图录，但在图录之前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进行了叙述，并将其分为四个演化阶段。该书撰写的特点就是：1.在各个阶段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测量学成就；2.由于该书是图录，因此在这一部分配合后文的图录，对一些地图进行了介绍，正是如此，其涵盖的地图类型包括了航海图、边防图、海防图和河渠图，不过其中详细介绍的依然是之前被一再提及的地图和绘图方法，如马王堆地图、裴秀和“制图六体”、《广舆图》及其影响，只是补充了一些最新出土或者近年来有着较多研究的地图，如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1986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以及《杨子器跋舆地图》。因此，可以认为其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述方式的继承，且在历史书写中更加紧密地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与测绘技术联系了起来，当然在地图类型上丰富了一些。
喻沧和廖克的《中国地图学史》
出版于2010年，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传统地图学史叙事脉络的集大成者。该书有着如下特点：一是将地图学与测绘紧密结合在一起，自隋唐开始，几乎每一章的标题都带有“测绘与地图学”，且很多小节的标题也是如此；二是将明代作为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开端。这两点结合起来，说明作者依然遵循着自民国以来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视角。此外，作者还在宋辽金元部分强调了地图与各类工程测绘、农田土地测绘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同样是在强调地图绘制的“科学性”，此外在宋代部分还介绍了地图模型、天文图和江河湖海图，无疑扩大了地图学史中涉及的地图类型和数量。当然，就纳入叙述的地图而言，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是对民国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的变化就是：1.将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更为紧密地与测量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由此更为强化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科学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2.纳入了更多的地图，主要包括新出土的早期地图，蕴含了某些现代地图元素的地图，典型的如有着现代地图符号意味的《杨子器跋舆地图》；3.结合最新的研究，对传统叙事中强调的地图和绘图方法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典型的如《广舆图》和“制图六体”；4.除了传统叙事中强调的全国总图之外，也将其他一些地图类型囊括在内，但所占篇幅有限，且对各类型地图的发展脉络缺乏总体性的介绍。
近年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第一，对以往基于“科学”的视角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方式开始反思，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
，虽然该书名为《中国地图学史》且作为译著用中文出版，但其原是J.B.哈利（J·B·Harley）和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编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学史》（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丛书
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东南亚地区地图学》（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中的一部分，是标题为“中国的地图学”（Cartography in China）下的7章，因此实际上是多篇关于中国古代地图学研究论文的合集。在书中，余定国提出“中国地图学一般既没有排除地图的人文价值，也没有降低地图的人文价值。结果，中国地图学不但包括数学的技术，也包括现在被人们视为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地图同时涉及数学和文字，但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两者都与价值和权力相互关联”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地图学是非数学的，而是说它具有比数学概念更广泛的其他含义”
，也即是“‘好’地图不一定是要讨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
，也即仅仅用科学、定量来解释中国古代地图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作者挑战了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并进行历史书写的传统的中国地图学史。
此后，笔者的《“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
不仅通过逻辑推导，提出地图本身就是对地理要素的“主观”再现，因此仅试图从对地理要素进行客观表达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待地图以及进行历史书写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而且还对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科学性”的绘图方法，如“制图六体”“计里画方”，以及地图，如《广舆图》《禹迹图》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的研究是对这些绘图方法和地图的误解，并最终认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非定量的，因此以往从“科学”“定量”的角度进行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在视角是极为片面的。
上述两书实际上都是论文集，且主要在于“破”，而不是在于“立”，因此只能说指出了以往历史书写中存在的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对地图学史的重新书写。
第二，地图学史叙事内容的扩展。随着近年来披露的中国古代地图数量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在一些中国地图学史的总体性的研究和介绍著作中，除了全国总图之外，开始囊括更多的地图类型，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李孝聪主导撰写的《中华舆图志》
和席会东的《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
。虽然这方面的趋势在卢良志的《中国地图学史》以来的各书中已经出现，但如前文所示，在以往的这些著作中，就篇幅而言，全国总图依然是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重中之重。
《中华舆图志》，按照前言所记该书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华舆图发展的概况，我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新资料，选择幸存的珍贵而有代表意义的古地图百余幅，以反映舆图发展的脉络和不同表现手法”；而《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将文化与地图联系起来，因此两者都不是关于地图学史的专著。不过，前者将中国传统舆图分为七类，后者将中国古代地图分为六类，而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中强调的全国总图，只是其中一类，因此两书在类型上更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地图的面貌，正符合《中华舆图志》的前言所记“以反映舆图发展的脉络和不同表现手法”。但两书在古代全国总图的叙事中依然受到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事脉络的影响，如《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清代部分的标题为“西学东渐与中国本位——清代的疆域测绘与中国地图的近代化”，也即对清代的地图学史的介绍依然着重叙述“近代化”以及康雍乾时期的大地测量。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两书都缺乏对各类地图发展脉络的整体性认知和细致的介绍。
总体而言，上述近年来的两个新趋势归根结底都认为以往历史书写的涵盖面不全面，但前者集中在研究视角上，后者集中在涵盖的地图类型上。
关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叙事脉络在近代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原因，笔者在《“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
中进行了分析。大致而言就是，民国时期，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潮中“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一些近代时期形成的学科正是在上述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其研究对象的历史书写，即以线性史观为前提，以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能体现出技术进步和科学性提高的文献、材料、史实进行解读、阐释，从而构建出一部不断朝向现代“科学”前进（即线性）的发展史；而这种构建模式也极大地满足了近代以来，甚至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因为在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下，由此构建的科技史（包括历史）体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技术都是非常发达，甚至曾经领先于世界，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而且由于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当前的挫折只是暂时的，我们必然会再次追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中国地图学史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且由于“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强大，而且虽然中国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民族自信心并没有随之相应的提高，因此在将近百年之后，这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视角依然被很多人所接受并占据主流。由此带来的问题笔者在《“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一书
中也已经进行了分析，即：对于具体地图而言，研究的内容在以往数十年中过多地集中于对地图绘制技术的分析，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虽然近年来，这一趋势有所减弱；对于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而言，同样是过多地强调了绘制技术，而忽视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内涵以及其他方面。而且就地图类型而言，以往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寰宇图和全国总图，而忽视了大量其他类型地图的发展，由此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如中国古代的航海图、海防图、城池图、政区图、水利图、园林图等依然缺乏整体性的认知；且对于中国古代寰宇图和全图总图的研究，也基本局限于少数被认为体现了“科学性”的地图上。
当然这并不是指责以往研究的错误，毕竟学术是基于时代的，没有脱离时代的学术，因此这种建立于“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之上的地图学史在民国时期，甚至今天也有其合理性，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认知，一种有其合理性的历史书写。
不过，在史学观念日益多元化以及在大量地图被披露出来的今天，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也应当多元化。不仅如此，如前文所述，历史书写决定了研究者所能看到的“历史”，也决定了研究者看不到的“历史”，因此如果一种历史书写长期居于主流，那么必然会阻碍对历史的认知。因此，中国地图学史的多元化，不仅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需要，更是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
大致而言，在弱化以往“科学主义”的历史书写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多元化有着两个层面：
第一，扩大涵盖面。以往地图学史的叙事主要集中于全国总图，对于其他类型的地图只是点到为止；即使是《中华舆图志》和《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虽然降低了全国总图的地位，但对于各类专题图依然缺乏整体性的认知，也即没有对专题图的全貌进行总括性的论述，且至今各专题图大都缺乏相应地对其演变脉络进行总括性研究的著作。而且，即使以往研究的重点——全国总图，研究者关注的也只是极少数地图。因此，今后可以在搜集各专题图的基础上，对它们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从而撰写一部涵盖面更广的，更能反映中国古代地图演变全貌的地图学史。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是本书的撰写目的。
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地图，按照载体，大致由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即单幅的（绘本、刻本、石刻等）或单独流传的地图（集）、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以及方志图。由于各藏图机构已经逐渐披露出了大量单幅的或者单独流传的地图（集），而对于这些地图（集）中的一些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研究，因此目前对于这些地图（集）的大致样貌已经有着一些模糊的认知，今后虽然可能还会有未曾见过的地图出现，但超出于脉络之外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已经对《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的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进行了整理，也可以得出大致相近的结论。方志地图数量众多，且与其他两类有着不同的脉络和体系，也有着一些研究论著
，但数量不多。因此可以说，目前撰写一部涵盖面更广，能反映中国古代地图演变全貌的地图学史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这种历史书写，从视角而言，可能只是集中于地图图面所绘内容、绘制方法的演变以及地图之间的承袭关系。
第二，摆脱西方中心观，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入手，从更多的视角确立多元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虽然以往受到“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影响而书写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是历史书写的方式之一，但其显然受到西方现代讲求投影、经纬度和绘制准确性的地图绘制方法的影响，是以西方现代地图为核心的一种历史书写。以往的这种历史书写，虽然一再强调中国古代地图的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科学”地图实在是中国古代地图中的“非主流”，而且更进一步的就是，基于这种视角，将会对中国古代地图做出极低的评价，如丁超《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论及“对中国古代地图学（乃至整个地图学史）的评价，首先涉及评价标准问题。从整个中国地图学发展历程看，本土传统地图学观念与技巧在西方地图学引介中国之后就节节败退，如今打开任何一部中国地图（集），除了汉字以外，在地图表现手法上几乎找不到中国本土因素。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西方地图学基本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普适性。地图虽有中外之别，古今之分，但都是主要用图形而非文字表达地理要素。摒弃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地图学基本原则不用，则无以呈现出中国古代地图学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评判地图优劣的标准非常明显，即那些“非科学”的，图形加上大量文字的中国传统舆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是微不足道的，是非主流的。但这种研究视角，并不是“普世”的，而是现代“科学主义”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的，而且只是近现代西方话语体系的，不是“历史的”，也不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也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同情”，甚至对于西方文艺复兴及其之前的地图都是不适用的。
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但目前很多所谓传统文化的复兴，虽然挂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名号，而实际上还是以西方文化和话语体系为准则，也即通过挖掘和曲解中国传统文化以符合西方文化和话语体系，由此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在中国古地图研究领域内，近年来也存在这方面的例证，如关于《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
。这种传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是用西方现代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非中国的。因此，要复兴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那么必须要基于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之上，古地图的研究也是如此，由此一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将会海阔天空。还需要提及的是，这里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否定，并不是认为其没有价值，而是强调，要理解一种文化，那么要尽量以这种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来对其进行理解。当然，随着时代的演变，“以这种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来对其进行理解”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而大致只能做到用当前话语理解这种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的情况下来对其进行理解。
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图和绘画都被称为“图”，两者无论在绘制者还是在绘制技法上都有着相通之处，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两者割裂，而这种割裂显然是“现代”的，而今后完全可以从绘画的角度来书写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分析各种绘制技法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此外，中国古人有着一套自己的空间观念，这也影响到了地图的绘制，如突出绘制者或者观看者所关注的地理要素和空间，而忽略或者简化其他要素；又如为了满足观看的需要，地图的方位在图面上可以不断变化等，从这一角度也可以书写一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来反映地图上对空间观念的表达、运用及其演变过程。还有，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味的地图符号，但地图在表达地理要素时似乎也有着一定之规，通过符号传达着一些信息，如《杨子器跋舆地图》对使用的符号进行了如下叙述：
一京师八其角，以控八方也。
一蕃司为圆，府差小焉，治统诸小，非一方拘也。
一州为方，县则差小，大小各一方也。
一附都司、卫所，加城形者，示有捍御，不附书，总具图空，不得已也。
一守御所特设者，斜其方，以武非治世之正御，与都司以次而大，因其势也。
一夷邦三其角，偏方也，不多及者，纪其所可知者耳。
一宣慰司以下无别者，王化所略也。
一山川、陵庙各随形以书其名，非特纪名胜，正以定疆域也。
那么，是否可以从地图上使用的符号的文化内涵入手来书写一部中国地图学史，从而揭示其反映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的变迁？而以往从现代地图符号角度进行的解读实际上抹杀了这种文化内涵。
总体而言，今后中国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必然是多元的，这既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也是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