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舆图》经典地位的塑造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以往的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中，基于各种原因，如绘制技术、珍惜程度等等，某些地图，如《禹迹图》《华夷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大明混一图》《广舆图》等，在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以往还对某些地图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影响进行过大量的研究，甚至对某些地图的谱系进行了梳理 。上述两者结合，在以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有一些地图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并进而形成一种认知，即由于这些地图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在中国地图学史中成为“经典”。虽然很多著作中并没有刻意强调某些地图的“经典”的地位，但从论述的角度而言，它们往往会给予读者以这样的认识。如任金城在《〈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中认为《广舆图》“因此能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极为深远，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堪称为承前启后之佳作” 。

先不论这样的认知是否正确 ，仅就这种认知本身而言，也是我们今人的认知，即通过研究认为这些地图在当时非常流行、具有影响力，因而属于“经典”，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所有的“经典”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塑造的结果，那么我们今天认为的“经典”在当时是否被认为是“经典”，即这些我们今天看来是“经典”的地图，在当时虽然非常流行且可能确实影响很大，但当时人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将它们奉为“经典”；以及如果在当时被认为是“经典”，那么其被确定为“经典”的标准，与后来以及今天是否相同？

这些问题虽然不一定会推翻目前构建的地图学史中的相关认知，但却能让我们更多元地看待中国古代地图学史，认识到历史书写的多元和动态。

《广舆图》在以往的中国地图学史中长期以来被奉为中国古代地图史上的“名作”，堪称“经典”，因此本章以《广舆图》为例，试图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经典”的塑造与历史书写的形成及其对历史认知的影响进行探索。

第二节 《广舆图》的资料来源

罗洪先在《广舆图序》中强调这套图集是在朱思本地图的基础上编绘的，即“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不过虽然实际上这套图集与朱思本的关系应当不太大 ，但其中的原创性也确实并不算多，笔者在《〈广舆图〉史话》中一书，基于前人的研究对其资料来源进行了分析 ，可以参见表1-2。

第三节 《广舆图》的广泛传播

成书之后，《广舆图》很快便广为流传，通过各种形式的增补和修订，形成了众多版本，目前至少有7个版本存世，它们的承袭关系以及内容上的差异见表1-3。

除了上述7个版本之外，还存在一些或只见于文献记载，但极少有人见到，或收录于其他著作中的版本，如：邵懿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准》载《广舆图》还有一个隆庆六年（1572）遂初书房的重刊本（7卷）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曾记载有一个天启之后明末的抄本，这一版本共4册142页，没有胡松所增加的内容，不过也以“附考”“附详”“附载”“补考”“补注”等形式增加了不少内容 。

不仅如此，明代后期出现的大量地图集以及一些附带有地图的著作中，很多或受到《广舆图》的影响，或是基于《广舆图》改编而成的，如明朝后期绘制的《大明舆地图》；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成书的张天复的《皇舆考》；万历六年（1578）假借何镗之名刊刻的《修攘通考》中的《广舆图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汪缝预撰，汪作舟刊的《广舆考》；崇祯六年（1633），潘光祖汇辑，其去世后由傅昌辰邀请李云翔续写、编订的《汇辑舆图备考全书》；明崇祯八年（1635），陈组绶编绘，次年刊刻的《皇明职方地图》；明末朱绍本、吴学俨等编制，黄兆文镂板，李茹春作序，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刊刻的《地图综要》；明陆应阳辑，清蔡方炳增辑，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书的《增订广舆记》；等等。

不仅著作如此，而且《广舆图》中的某些地图也成为后世一些书籍中的地图的范本，如《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至少被18部著作抄录或者改绘作为插图，参见表1-4。

此外，明代后期的两套历史地图集，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沈定之、吴国辅编绘的《今古舆地图》和王光鲁的《阅史约书》也都是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底图编绘的。

而且，《广舆图》中的“九边总图”也被后来的大量书籍抄录或者改绘作为插图，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9种，参见表1-5。

从上述情况来看，《广舆图》在明末清初确实非常流行，而且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国古代未曾有任何一幅（套）地图曾有着那么广泛的流行度和影响力。

那么，现在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广舆图》在这一时期极为流行？ 对此需要就《广舆图》的优点进行分析。巡抚山东地方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霍冀在为嘉靖四十五年（1566）韩君恩刻本所作的《广舆图叙》中将《广舆图》的优点归纳为4条，即：“其义有四焉：其一，计里画方也。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析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其二，类从辨谱也。类从辨谱者，所以揣体命状，综名核实，明款标识，删复就省，书不尽言。象立意得，州县视府，屯所视卫，险易相谙，兵农间处。墩若枯丘，堡如覆土，款识交章，各以形举，鸟迹之余，此唯妙制矣……其三，举凡系表也。举凡系表者，所以横装方图，衍为副帙，使官署相承，壤赋并列，间及利病，爰采风俗、边镇、屯牧、草粟、士马，鳞次相从……其四，采文定义也。采文定义者，所以集思广益，陈谟阐烈，推往达变，趋时适用，谋王断国，殊词同致……”，也即：①使用了“计里画方”的方法；②使用了非常形象的地图符号；③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了政区的沿革、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军队的数量等，简单扼要，容易阅览；④收录了一些名臣关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议论，由此可以“集思广益”。

确实这四点，是《广舆图》不同于之前和当时其他作品的特点。而且就内容来看，其所收录的专题图和相关文字都是当时政府和士大夫最为关心的问题：政区图中，在全国总图之后罗列了全国府州县和都司卫所的数量以及户口、税收等数据；在各分省图之后，分别罗列了所管辖的府州县和都司卫所的数量以及户口、税收等材料，并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府州县的建置沿革、等级和与上级治所的距离等资料，这些都是了解国家基本情况的材料；“九边图”和“诸边图”自不待言，针对的是明朝日益严重的军事问题；黄河图、漕运图和海运图中的图文材料针对的是当时长期延续的严重河患和由此引发的漕运问题，以及当时某些大臣提出的解决方式之一——海运。而且如表1-2所示，罗洪先《广舆图》中所引用的文字材料和地图，基本都是当时相关领域有影响力的论述。由此，《广舆图》也就成为当时针对时弊的地图和文字的权威资料汇编 。

那么《广舆图》的“绘图方法”是否是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呢？这点霍冀所论似乎并不正确，因为单纯的“计里画方”并不能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而且《广舆图》实际上绘制的很不准确，且罗洪先不仅知道自己绘制的地图不准确，且也不追求地图的准确性 。而且《广舆图》的各种后续版本和受到《广舆图》影响的地图集、书籍中的插图基本不在意所谓的准确性和“计里画方”，经常删除方格网，任意对图幅进行不成比例的缩放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计里画方”的运用带来的表面上“准确”的假象，确实让当时的人，在各种地图中更偏向于选择《广舆图》中的地图。不过，无论如何，“计里画方”的使用，只是《广舆图》在当时流行的条件之一，但绝不是重要的条件。

总体而言，由于其优秀的且符合当时时政需要的内容，以及其“计里画方”的绘图方式所呈现的表面上的准确，因而《广舆图》在明末清初十分流行。

第四节 流行但不是“经典”

按照以往的研究，上述材料似乎已经足以说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舆图》的认同，众多的版本以及被作为“模板”大量使用，因而非常有理由认为其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而被认为属于“经典”。然而，如果我们审视当时的材料，就会发现一个与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即无论是《广舆图》后续版本的增订者，还是以其作为“模板”编纂自己著作的那些作者，似乎都不愿意承认罗洪先《广舆图》的贡献。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就是《广舆图》后续版本的刻印者。从表1-3来看，虽然《广舆图》存世至少有7个版本，但后续6个版本与初刻本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基本上就是对罗洪先《广舆图》初刻本的少量增补、修订而已，即使是初刻本—胡松—韩君恩—钱岱—章学濂这一版本脉络，虽然经历了4次增补翻刻，但依然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不过在这些后续翻刻者撰写的序跋中，我们则看到了不同与此的描述。由于章学濂的刻本中保存了这一脉络中之前各个版本的序跋，因此下文直接从中进行引用 。

在“嘉靖辛酉夏日浙江布政使胡松识”中，胡松介绍了他刻印《广舆图》的过程和因由，即“会念庵罗子以其二十年前所辑见寄，且病阙轶，见摘舛误，俾余刊补。余欣然报之曰：‘此吾子所以期报国家者，心力殚矣。松虽不敏，敢不是力’。乃谋诸左辖石屏胡君，君亟加赏替，于是为补倭及琉球两图，刊厥讹误而增诸遗，间有论述。凡唐虞以来大都会，若春秋而降，会盟征伐之所，与其名山川岩险悉与标表，殚力所及。至力所弗及，若近世钱谷、兵甲之羸弱，文武藩国之增损，边镇营堡之废置，则其详不可得闻，姑阙以竢矣”。从这段论述来看，罗洪先交付他的《广舆图》并不是一部太好的著作，且这也是罗洪先自己的认知，而且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因此罗洪先委托其进行修订增补，对此他除了增补之外，还做了大量勘误，并补充了一些“论述”，也即对《广舆图》进行了大量的调整。这显然不符合目前对《广舆图》版本的研究。

而胡松的这一论述，在其刊刻的版本的“嘉靖辛酉秋七月望日余姚芝南山人徐九皋序”中得到了证实，即“吾同年友念庵罗子，早志经世，又辑《广舆图》一书，简而要，详而覈，典则之略具存。近以寄右辖栢泉胡子，胡子乃复补遗刊误，间为论述，精练晓□，可按而行”。虽然徐九皋的序没有贬低罗洪先的贡献，但从其叙述看来，《广舆图》能成为一部优秀的著作，胡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韩君恩的刊本中，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霍冀为其所做的《广舆图叙》中，又对韩君恩的贡献进行了推崇，即“而我吉水念庵罗公更推广之（指的是朱思本所做的地图），太宰栢泉胡公宦浙时，附以日本、琉球诸图，论著尤详。今侍御月溪韩君又采辑当代臣献所尝奏疏若干篇及九边图刊补之。天下虽大，指掌千里，经纶之迹，若是乎具在是也”。但实际上根据当前的分析，韩君恩只是增加了桂萼的《舆图记叙》和许论的《九边图论》而已，“又采辑当代臣献奏疏若干篇及九边图刊补之”显然是夸大之词，而且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感觉到韩君恩对于“天下虽大，指掌千里，经纶之迹，若是乎具在是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过在这一版本中作为胡松的“门下士”的韩君恩，在他所做的“刻广舆图叙”中，在彰显自己的功绩的时候，也褒扬了胡松的功绩，即“念庵罗先生考订增定，从而广之，家藏未传。冢宰我栢泉胡夫子，刊补著论，始传于浙，犹歉未广。夫子以恩为门下士付刊本命翻刻焉”。由此，虽然韩君恩成了弥补胡松本《广舆图》“犹歉未广”的缺憾的功臣，但将《广舆图》从“家藏未传”的状态推广出来的功劳归于了胡松。从韩君恩、胡松以及徐九皋的叙述来看，他们与罗洪先应当是认识，那么不知道罗洪先曾刊印过《广舆图》，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从他们的刊本来看，他们应当看到过初刻本，因此“家藏未传”的说法似乎欠妥。

钱岱刻本中钱岱所撰的“重刻广舆图叙”虽然没有贬低之前的《广舆图》，但同样突出了自己的功绩，虽然与前人相比较为“谦虚”，即“眡旧本稍加展拓增建，而未入者入之，图说有未详者详之。虽方部错更，新故殊号，而山川形势千载不易，故一批阅而域中天际，地角河源，不出户庭，了然在目”。但实际上，其对之前刊本的增补并不大。

由此，我们得到的认知是，《广舆图》后续版本的增补者都在夸大自己的贡献，由于当时人不像今天这样能便利地看到《广舆图》的所有刊本并加以比较，因此对于当时的阅读者而言，由《广舆图》不同版本的序跋中了解到的应当是后续版本增补者的功绩，而对初刻本的“价值”似乎留不下太深的印象。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毕竟后世的改绘、引用针对的都是作为整体的《广舆图》，因此上述情况虽然会影响对《广舆图》初刻本的评价，但其被广泛引用和改绘依然是其“经典”地位的有力支柱，但问题在于那些引用和以《广舆图》为基础改绘的作品中，上述贬低《广舆图》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提及《广舆图》。

从内容上来看，汪缝预的《广舆考》 与《广舆图》非常接近，但书中在“族子得时”所作的《题校考舆图》中，并未提到《广舆图》；而在汪缝预撰的《叙广舆考》时，确实提到了其参考了之前的一套地图，但记载为“……适觉山洪老出所得计里画方之图以示余，余□图而披览，则见其间虽山河秀错，城连径属，形□□据，然而近历兵甲，钱谷之盈朒，文武藩卫之□□，边镇营堡之废置，诸唯之系家国重轻者未及标表，则不可以言庙算之周详”，并没有直接指明所依据的是《广舆图》，只是提及参考了“计里画方之图”，既没有谈到地图的数量，也没有谈及其中的内容；且对《广舆图》做出了较低的不符合事实的评价，即“诸唯之系家国重轻者未及标表，则不可以言庙算之周详”；而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即彰显自己著作的价值，即“于是，遥探要领，随所在风气利害有关于治乱安危者， 栝机宜，各为论著；至若河套、大宁、哈密、交趾，皆我车图中所不可外，而圣朝宽宥至今者，其施为缓急之序，亦窃附管见，因命之《广舆考》”。而汪缝预的儿子，也即刊刻该书的汪作舟所作的《跋广舆考》中，则更将该书的功劳归于汪缝预，即“至甲午冬十月，先君抱嬴病，立余于床旁，呼余而嘱之曰：是《舆考》也，盖余生平之志，而十季之力也……及旬月余，始披图而览，则见其间山川有险易，里道有迂直，城堠有疏密，河槽有概，贡赋有准，九边有条，而臣子所以经纶康济……”

《地图综要》中使用了《广舆图》的大量地图，而且在体例上也参考了《广舆图》，但在李茹春为其所作的《序》中只字未提《广舆图》，只是强调其作者“新安朱支百，天才卓轶，文章玄穆，如深山道流。壬午年闱中，几为予网所获，及晤其人，昂藏侠骨，殆不可测。既出地图一书，乃与敬胜、咸受、大年留心当时之业……” 也即将该书的功绩完全归于朱绍本。而在该书的凡例中，虽然重点强调了地图，但并未说明地图的出处和来源。

潘光祖的《汇辑舆图备考全书》收录了《广舆图》中的大量地图，同时增补了大量内容，但在该书之前顺治七年（1650）李长庚的《舆图备考全书序》中没有提到《广舆图》，崇祯癸酉宗敦一的《舆图备考全书序》也是如此，只是在李云翔的序中提到了《广舆图》，但其对《广舆图》评价是“明有《大一统志》，嗣是者《广舆图》，诸纪述莫不梨然备矣，然仅载都省郡邑之会、山川风俗、华夷人物已耳。至于阨塞、要害、户口、钱谷，有裨国事者，漫弗及焉” ，显然这不符合《广舆图》的情况，是作者为了突出自己的贡献而对《广舆图》的贬低。

明万历时期陆应阳辑，清蔡方炳增订的《广舆记》，在蔡方所撰的《增订广舆记序》中，只是谈到了陆应阳的功绩，只字没有提到罗洪先和《广舆图》。

《修攘通考》收录了作者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图集，在其作者何镗所作的《修壤通考序》中虽然提到了《广舆图》，但与明代桂萼的《皇明舆图》、许论《九边图》并列，也即认为《广舆图》虽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同时代还有其他地图集可以与其比肩。

除了这些基于《广舆图》的图集或者著作之外，其他对《广舆图》中某幅地图直接抄录或者以某幅地图为基础改绘作为插图的书籍也基本都没有提到《广舆图》，《今古舆地图》和《阅史约书》这两套历史地图集也是如此。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当时的作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贬低《广舆图》的价值，甚至避免提及对其进行的参照和引用，由此可以推断出的就是，当时很可能没有认识到《广舆图》有着那么广的流传范围，以及有着那么广泛的影响力。这一推断的一个证据就是，对于一部在当时流传范围如此之广的著作而言，在当时的一些书目中，对其作者居然存在模糊的认识，如：《明史·艺文志》中对《广舆图》的记载是“罗洪先增补朱思本《广舆图》二卷” ，即《广舆图》是对朱思本的增补，而不是将《广舆图》看成一种新作品。《钦定续通志》也是如此，即“明罗洪先增补《广舆图》” 。在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六中记载了《广舆图》的多个版本，但却有着不同的作者，即：“罗洪先增补朱思本《广舆地图》四卷；罗钦顺《广舆图》；胡松《广舆图》二卷；朱思本《广舆图》二卷” ，其中罗钦顺《广舆图》内容不详。这种作者模糊的情况，似乎说明，当时的人对于《广舆图》并不十分了解。

到了这里，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悖论，即：确实在明末清初，大量书籍、地图集以及书籍中的插图或多或少地参考了《广舆图》，且其也存在一些后来的增补本，但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作者并不公开承认其抄录或者参考了《广舆图》，甚至对《广舆图》进行贬低以突出自己的贡献。正是由于在相关文献中，看不到对《广舆图》推崇甚至提及，因此虽然《广舆图》实际上非常流行，但这种流行很难被感知到，更难以得到广泛承认，甚至对其作者也存在不同认识，由此《广舆图》显然在当时难以被认为是一部“经典”。因此，《广舆图》的“经典”地位应当是后来被确立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地位的确立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基于什么原因？

第五节 《广舆图》经典地位的塑造

从清代初年之后，《广舆图》不再成为书籍和地图集的“模板”，甚至在《四库全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都没有提及，其中所收录的地图也不再频繁地被作为插图用于各种书籍之中，其原因应当比较复杂，可能与《广舆图》所涉及的很多论题，如“九边”等已经过时有关，再加上其可能涉及当时的一些敏感问题等等，这点与本章的主旨无涉，因此不做深入论述。此外，虽然嘉庆年间章学濂重印了《广舆图》的万历本，但影响力并不大。

民国时期，在王庸和李约瑟这两位中国古地图学史构建中的奠基人物撰写的经典著作中，在提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的地图中，朱思本的地图，以及按照传统理解基于其编绘而成的《广舆图》被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推崇备至，甚至被作为划分发展阶段的作品，如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中第八章的标题“朱思本舆地图和罗洪先广舆图的影响”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小标题“元明两代的制图学高峰”，其中虽然强调的是朱思本绘制的地图，但实际上使用的是《广舆图》的材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庸和李约瑟对《广舆图》的推崇，强调的是《广舆图》绘图方法，即“计里画方”及其所代表的地图的准确性。

毋庸置疑，这种对于绘制方法的强调，在民国时期强调“科学”的背景下，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而且在一个感觉处处落后于世界的时代，这样的论述显然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的《“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一文 。正是由于这一时代背景，王庸和李约瑟以“科学”为标准构建的中国古地图学史在当时并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标准模式”，且他们甚至不是这种叙述模式的开创者。如在王庸之前，如陶懋立在《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 中就是如此构建中国古地图学史的，其标题中的“改良进步之秩序”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作者的标准，且在行文中他着重强调了朱思本的《舆地图》以及《广舆图》 。同样是在王庸和李约瑟之前的，还有李贻燕的《中国地图学史》 ，再如与王庸和李约瑟的著作差不多同时的褚绍唐《中国地图史考》 。对于这些著作叙述方式的介绍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

民国以来，“科学主义”和激励“民族自豪感”的需求在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直至今日也是如此，因此民国时期学者建立的对于地图学史的认知也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在各种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中都会着重强调《广舆图》，叙述的重点依然是它们绘制的精准，如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中的第六章“《舆地图》和《广舆图》” 。而且，确实在明清地图中，除了《广舆图》和《皇舆全览图》之外，就准确性（虽然是表面上的准确性）和绘图方法而言，难以找出能与欧洲近代地图比肩的，由此，更使《广舆图》显得与众不同。

同时在这些研究中，逐步梳理出了明末清初以《广舆图》及其收录的地图为模板编绘的各种地图集、书籍以及书籍中的插图，由此确实揭示出其在当时是被最为广泛使用的“模板”，由此也完成了对其“经典”的塑造。

第六节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广舆图》在其最为流行且被广泛作为“模板”的时代，并没有被认为是“经典”；反而是在近代之后，在其早已不再流行和作为“模板”的时代，才被塑造为“经典”。虽然近现代的“经典”的塑造者们大都没有强调《广舆图》在明末清初就被视为“经典”，但他们的叙述无意之中会为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且这些作者一再强调《广舆图》的重要性，但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这种重要性，且也正是他们才逐渐揭示了《广舆图》在明代晚期的流行。而且，更需要强调的是，造成其在明末清初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优秀的内容，在民国以来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中并没有被强调；在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中强调的是，造成其在明末清初流行的原因之一，甚至只是次要原因的“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这种视角的变化，与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所有经典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塑造的结果，有的是在当时，有的是在后世，其能被塑造为经典，其自身的条件，如内容等等并不一定发挥了主导作用，毕竟对于何为“优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认知，《广舆图》就是典型。一部作品能成为“经典”，是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其中社会背景是最为重要的，符合社会背景需求的著作才有可能被选择出来塑造为经典。此外，要成为经典，还需要权威的推崇，如王庸和李约瑟对《广舆图》的推崇，当然权威的塑造以及被选择成为“权威”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社会背景。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书写的历史都是由各种各样的“经典”人物、事件、作品等构成的，因此经典的塑造又影响了历史的书写，《广舆图》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写即是代表。虽然《广舆图》在明末清初确实非常流行，但其流行是因为其内容以及“计里画方”带来的感觉上的“准确”，同时这种流行并不代表其在当时被认为是“经典”。但民国以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各种历史书写，都基于绘制技术“计里画方”而将其推崇为“经典”。由于这种对“经典”的塑造显然不符合“史实”，因此这种历史书写也无意之中从多方面扭曲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即认为绘制技术和地图的准确性在当时的地图绘制中，以及在士大夫的眼中是重要的 ；以及认为《广舆图》在当时就已经成了“经典”。

如果将上述论述结合在一起，那么可以得出如下认知，即书写历史和塑造经典的时代背景以及权威等因素，决定了被选择出来作为“经典”的人、物和事；而“经典”的确立又塑造了历史的书写；历史的书写又影响和决定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比如在以往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中通常会强调唐宋时期的城市革命，其基础在于强调与唐代相比，宋代城市的各种变化，由此将唐宋之际城市的各种变化确立为“经典”；而唐宋之际的城市变革，又成为中国城市史书写的重点之一，由此塑造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认知。但与《广舆图》类似，目前似乎没有太多的文献能证明，宋代及其之后的人明确地认知到这一变革，即使存在凤毛麟角的认知，也不具有代表性，且其认识到的被确立为“经典”的变化与我们今日也可能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唐宋城市史的认知，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不是古人的认知，也必定不是历史事实。

上述认知的意义在于，历史对于我们的影响，是通过“历史认知”来形成的，而广义上的“历史书写”又是形成“历史认知”的核心方式，而“历史书写”又随着时代、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通过“历史书写”而达成的“历史认知”也是不断变动、因人而异的。由此推而广之的一个结论可以借用量子物理学中一段经典的论述来表述，即“人类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 HtjPWY7iryB1Rrcl8WkXeqJPGhJ1cI9MXUi9bSHYXK8KFh5I4lPM2Db8L1VoS7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