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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这20年间，是东北历史上比较动荡的时期。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东北既没有摆脱封建官僚军阀的严酷统治，又未能挣脱日俄等帝国的疯狂经济掠夺。正如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所言：“日本在此期间以‘南满’和关东州为中心，对满洲的投资额在1930年达到16.17亿日元，占列强对满投资的70%。这是因为，日本的对外投资，58%集中在满洲。再从日本人在满洲的滞留情况看，到1930年年底，在满日本人达到22.87万人。这不仅是国外日本人的最大团体，也是居住在中国的最大外国人团体，日本希望把满洲变成其过剩人口的疏散地。”
特别是在1918年9月到1928年6月这10年间，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获得了对东三省的实际统治权，同时也令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日益加紧。直到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维护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才使日本的企图落空。此后，日本迅即密谋军事行动以解决东北问题，最终炮制了“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在不及5个月时间内相继沦陷。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伪政权，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0余年的殖民统治，从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
从新闻事业的发展来看，这20年又恰恰是东北新闻事业逐渐扩大并走向成熟的发展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钦定报律》等一系列办报条例的废除以及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的出现，东北的新闻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除增加了200余种国人报刊以外，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
当然，在此阶段，东北的媒介生态环境仍受到俄日两大帝国的影响和破坏，尤其是日本的新闻侵略。在宁树藩主编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数据：1912年至1931年间，东北三省至少有336种报纸问世，其中有18种是清末创刊、民国以后仍在继续出版发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336种报纸中，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有189种，而且持续出版2年以上的只有26家。相比而言，外国人所办的竟达147种之多，其中俄国人办得最多，占109种（俄文报108种，中文报1种）。
但是，随着《远东报》在1921年春停刊，俄国人在东北便不再办有华文报纸，其所办的报纸几乎都集中于哈尔滨一地，仅在满洲里、绥芬河出过个别俄文报。108种俄文报纸大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持续出版超过两年的只有14家。所以对东北的实际社会影响远不如日本人办的报刊。日本人办报的情况与俄国人完全不同。从报纸的种数来看，虽然只有三十几家，但分布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10多个主要都市和县城。
此外，在大连、沈阳、抚顺、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日本官方和私人还设立了许多通讯社和大通讯社的分社，他们在奉系军阀的庇护下在东三省各地大肆新办各种报刊和通讯社，不断积蓄自身的力量。日本人媒介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一方面继续排斥俄报，一方面大力拉拢国人媒体，直至日本政府1927年召开“东方会议”主张以“铁血主义”强占东北的方针后，才露出本真面目，利用殖民统治机构“满铁”肆无忌惮地为武力侵占东北而聒噪鼓吹。日本“南满”庶务部在对此阶段的东北媒介进行调查时曾提及：“从满洲的言论机关的现状来看，大部分报纸只不过是有着作为报道机关或宣传机关的使命，还没有看到被商品化的报纸的存在。从新闻发展史上来看，现在属于勃兴时代。不管怎么说，在满洲的报纸背景下的国家关系、党派关系及其主义、主张、系统、色彩等，都是极为错综的现代满洲之日、支、露（日本对俄国的称谓）三国现状的一组鸟瞰图。”
由此可见，当时东北的媒介所处的环境十分复杂。
可贵的是，部分充满民族气节的东北国人媒体，由于受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及东北易帜等的强烈影响，并在这一系列革命运动和进步思潮的推动下，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日本人媒介的动向及企图，并在一次次交锋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斗志，从而构成了民国时期东北新闻事业的中流砥柱，也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以及武力侵占东北后重点打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