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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自近代以来，因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成为日俄两大帝国争夺的焦点。伴随着两国在东北殖民势力的不断涌入，作为宣传工具的报刊便在这里滋生，而且随着俄日两国在东北军事、政治势力的强弱此消彼长。至辛亥革命前，俄日两国先后在东北出版了各类报刊近50家，它们分别在其势力范围内充当着殖民统治的舆论工具，这使得东北新闻事业的开端便染上了浓浓的火药味。
正如赵惜梦所言：“就东北整个的情形来说，从清末到民初这一个阶段，东北新闻事业的势力，完全掌握在外人的手里。可以说是外人新闻事业势力最为膨胀的时期。”
尽管沙俄在东北的侵略步伐上占了先机，也于1899年8月在旅顺创办了第一份俄文报纸《新边疆报》，其后又于1906年3月在哈尔滨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远东报》，为实施在东北的“远东政策”张簧鼓舌，然而日本毫不示弱，不仅于1903年尚未在营口站稳脚跟之际创办了日文报纸《营口新闻》，而且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加快了在东北各地尤其是旅大地区办报的步伐，还在《远东报》问世半年多以后便在沈阳创办了其后在东北持续38年之久的中文版《盛京时报》，目标明确地以其宣传的“大陆政策”与沙俄相抗衡。
与沙俄相比，日本在中国东北早期的办报策略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办报数量更多，覆盖范围更广。日俄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在华报业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并且重视东北地区的‘地域占有期’，日文报刊占绝大部分”
。在此阶段萌生的50余家俄、日两国外报中，日本报刊就达到40余家，仅在大连一地就有10余家。“这一时期是日本报业的崛起期，其出版报刊的数量之多，发展之猛，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在华从事报业活动的其他国家。”
同时可以看出，随着日俄战后两大帝国划定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辖区域主要在东北南部，因此日本在办报时也不遗余力地将所辖范围内的重要城市都一一占据，覆盖范围极为广泛。不仅如此，日本在办报中对于东北的北部也时思染指，在长春、吉林、延吉及哈尔滨几个北部中心城市也都迫不及待地办了报纸，其目的就是跟随日本的国策，蓄意在东北地区扩展势力。
2．办报动机更为隐蔽，计划性更强。日本早期的报刊主要面向旅大地区的日本移民，因此以日文为主，主要为满足日本侨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向日侨宣传日本经营东北的方针政策，刊载有关东北的经济消息，介绍东北的风土民情等。其实日本人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有计划地将报纸分布于东北主要城市，以形成完整的宣传网络。他们主要着眼于对中国民众长期施加舆论影响和经济渗透，并借助报刊实现对东北实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占，这也是此时期日本报纸的野心所在。
此外，日本的报刊还意在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沙俄，并假借“中日亲善”对东北民众加以联络拉拢。尤其是通过创办中文版《盛京时报》，采用中国人可阅读和理解的新闻书写方式为其殖民活动张目，同时善于借助虚假的文辞美化其侵略行径，既在言论上与沙俄《远东报》予以对抗，又通过投中国民众所好在东北没有硝烟的舆论战中起到麻痹百姓、混淆视听的功效。
3．办报实力更为雄厚，办报人员更为专业。日本在东北最早创办的报刊，大多有强大的军政背景，有雄厚的财力和物力支持。例如在营口军政署旨意下创办的《满洲日报》，在关东州民政署支持下创办的《辽东新报》，在“南满”直接控制下的《满洲日日新闻》以及长着一份“中国面孔”、看似非官方创办但实际上一直受日本驻奉总领事署指挥的《盛京时报》等，都长期接受着日本官方的政治庇护和经济资助，因此往往没有后顾之忧。
从日本报刊的创办人及业务骨干来看，其主办者往往有着狂热的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追捧及强烈的“新闻报国”观念，而且大多有着较为丰富的办报经验。如中岛真雄、末永纯一郎、森山守次、布施胜治等，不仅如此，日本人在办报时还特别舍得花钱网罗人才，精心打造业务团队，这使得其报纸内容比较丰富充实，从而快速拥有自己的市场。
在俄日两大帝国的强势影响下，东北的国人报刊自1905年开始相继诞生。此阶段国人报刊的数量与俄日两大帝国报刊大致持平，而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包括官办报刊、商业报刊、民办报刊及革命报刊等。此阶段的东北国人报刊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官报为发轫，以推行“新政”为宗旨。东三省的国人报刊是以官报为开端的。清王朝自从17世纪中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以来，严重地限制了该地区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直至清朝末期，为安抚民心，取悦列强，保住自身的统治地位，清政府才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实行“预备立宪”改革。加之东北各地上层军政官员和商人，因其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的需要，非常关注政局变化，不稳定的局势让他们更加注重对信息的搜寻。因此，为响应“新政”号召，在部分地方开明官员的极力推动下，《东三省公报》《海城白话演说报》《吉林白话报》《吉林官报》《东方晓报》《黑龙江官报》等一批以地方官府为主导的国人报刊终于破土而出，从而打破了外人报纸垄断东北舆论界的面貌，改变了东北的媒介生态环境。
第二，重视开启民智，抗击外国侵略。可以说，东北的新闻事业尽管晚于内地不少省份，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清政府的严密封禁和日俄侵略者的压迫之下，加之日俄报纸逐鹿东北，致使东北国人的言论一度受到压制，因此国人报刊起点比较高，重在启迪民智，共御外侮，这在许多国人报刊的办报宗旨及办报实践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尤其是经历了1900年沙俄悍然出动10余万大军侵入东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以及1904—1905年日俄两大帝国为侵略朝鲜和东北、争夺远东霸权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战争之后，东北的智识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报刊对广大百姓进行思想启蒙，呼吁国人迅速觉醒，奋发图强，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也是东北国人报刊发轫以来自然承载的厚重使命。但毋庸置疑，早期东北报刊的这种反侵略意识的引领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并且此时以官报为主导的东北各省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维护其封建统治之上，只有个别革命报刊和民办报刊才表现出了持续的反帝反侵略思想，但也往往因生命短暂而难以造成广泛的影响。
第三，办报主力多为关内进步人士，与关内媒体有一定交流。在东北早期创办的报刊中，主办人大多来自关内，有丰富的阅历和较为开阔的视野，而且很多有留日经历，有着通过办报改良社会，实现美好理想的满腔热忱。如《东三省公报》的负责人谢荫昌和《海城白话演说报》的主办者管凤和均为江苏武进人，谢荫昌还有着留日经历；《醒时白话报》的主办人张兆麟祖籍河北；《大中公报》的总编辑沈肝若为留日同盟会员；《长春日报》主办人蒋大同为河北人，同盟会员；《吉林日报》及《吉长日报》负责人为顾植为上海南汇人，同盟会员，且有日本留学经历；《东方晓报》及《滨江日报》的创办人奚廷黻为安徽黟县人，也曾留学日本；《东陲公报》的主笔周浩为贵州贵阳人……因此，在他们办报过程中，不仅奉献了经验和智慧，还融入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其中不乏如顾植这样的业务精英，由于之前在《远东报》供职时时常受到外强的掣肘，因此一有时机便毅然离开，宁愿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创办属于中国人的报刊来对抗强敌。
此外，东北早期的报刊在内容和版式上，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关内报刊尤其是京津沪等舆论重镇的报刊影响，很好地满足了国人的阅读需求。特别是部分报刊面向东北读者设置的白话专栏以及使用的东北民间口语，更是覆盖到更广大的东北民众，为报刊的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此时的东北报刊还曾得到关内新闻界的关心与支持，比如在沈阳《大中公报》被捣毁，哈尔滨《东陲公报》被查封以及《吉林日报》被封禁时，都曾得到以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的声援，从而使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四，报纸生命周期大多短暂，办报力量相对薄弱。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晚清时的东北报刊大多生命周期比较短暂，大多数的生存时间不超过3年，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多月。只有《奉天教育官报》及《吉长日报》坚持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前者生存了11年，后者生存了22年，这已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地方财源不足。尽管清政府给了东三省推行“新政”的政策，但却未在办报上给予财政支持，因此导致办报条件简陋，办报经费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因为地方官员的认识分歧。部分思想开明的官员积极鼓励通过办报开通风气，交流信息，可一旦其工作出现调动，往往难以为继；三是受到日俄的排挤。比如长春的《国民新报》因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而被日本领事联合地方政府而扼杀，哈尔滨的《东陲公报》因坚持“拒俄”而被沙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联合地方政府官员封停。
总而言之，东北国人的新闻事业完全是在俄日两大帝国的带动下诞生的。尽管国人报刊起步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但已能在晚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刺激下逐渐打开局面，并试图与外报相抗衡。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反抗的力度还比较薄弱，但毕竟已勇敢迈出了步伐，从而为其后东北新闻界新局面的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便具有了宝贵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