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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所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及人文条件，东北最早的报刊并非国人创办，而是俄日两大帝国伴随着侵略的步伐强行播种的，这便使东北的新闻事业从起步开始即充满了悲情色彩。
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他们办报的最终企图都是为巩固其殖民宣传所需。他们会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甚至不惜通过雇用“中国通”或中国报人，开辟“本土化”栏目，编辑当地百姓关注的内容。如《新边疆报》除了经常“登载各官署衙门的告示、命令、法规”外，还经常“报导远东的时事”；《满洲日报》（日文版）专门设置了中文专版，并开辟了“宫门抄”“奏议”“营口杂记”以及“小品”等栏目；而《盛京时报》更是一份“学了中国人口气”，以中国人民为对象的中文报纸，言必称“吾国”，把自己装扮成中国人的“友人”或“救世主”，从而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东北部分官员及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并因此创办国人报纸以求应对。据统计，自1905年诞生第一家国人报刊起，到1911年底，东三省先后创办国人报刊50余家，但大多寿命较短。（参见附表2）
在晚清东北的国人报刊中，官报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涌现出了部分商业报刊、革命报刊及民办报刊。尤为可贵的是，在许多报刊中，都能让人领略到它们与俄日两大帝国舆论相抗衡或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强权侵华的风姿。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在东三省中，辽宁是唯一的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晚清时辽宁被称为“奉天”省，取“奉天承运”之意，省会为奉天府（今沈阳），直至1929年才正式启用“辽宁”这一称谓。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相对优越，因此最早受到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觊觎，并成为东北最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在俄日两大帝国纷纷于此大力办报的刺激之下，国人官报、民报次第诞生，并且在外报的挤压下艰难跋涉。也因有了这种外来侵略的压迫，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报刊，都浸润着浓浓的忧患意识。辛亥革命前，辽宁省的国人报刊约25家，其中官报8家、革命党报刊8家、民报与商会报刊9家。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1．为“牖启民聪，培养国脉”之《东三省公报》
这是东北第一家官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正式宣布对东北地区实施“预备立宪”，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允许国人办报。同年，力主新政的清政府官员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作为统辖奉天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赵尔巽深知办报对辅佐新政、开启民智、开通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并且在此前任山西、湖南巡抚时支持创办了《晋报》和《湖南官报》。因此，上任不久，赵尔巽即召回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谢荫昌，筹办《东三省公报》。谢荫昌曾在当时著名报人汪康年经办的《中外日报》担任过编辑，习译日文，而且有着留学日本的经历，同时还专门研习过东西方各国的报纸。在赵尔巽的召唤下，谢荫昌很快向赵尔巽提交了《东三省公报》的呈文和简章并得到批复，1905年12月21日，东北第一份由国人自办的报纸在沈阳市由此诞生。
《东三省公报》创办的主要初衷固然是为推行新政，掌控舆论，巩固清廷统治，但也是为改变俄日两国舆论霸占东北舆论场的境遇，传递国人的声音。这在《奉天将军赵尔巽为创设〈东三省公报〉抄发简章并批的咨》中阐述得非常清楚。该咨文中这样陈述：
自甲午、庚子、甲辰三大役，邻烽屡警，元气大伤，内政外交，日益艰巨。军帅承天子命持节来东，所以答寰海之观瞻，慰深宫之宵旰者，久已智珠在握，靡任钦迟。窃念治国之道，贵探其本源，济变之方端，资乎鼓民气，联一国之耳目，联一国之手足为一手足，使噎者化，塞者通，疲懦者奋兴，顽钝者感觉，人人知优胜劣败为不可幸逃之公例，人人知当兵纳税兴学劝工为不可旁贷之责任。凡政令所颁布者，固可承流而宣化，即政令所形格势禁而祀导厥绪者，民亦能心知其意而畅其流。况奉省当痛深创巨之余，则卧薪尝胆之苦心，正宜及锋而淬，稍纵即逝。痛定即酣，临崖一呼，顽奋懦起，则民智浚而国脉强，民气鼓而外萌戢矣！而具此浚之之利器、执此鼓之之利槌者，报纸是也。
东三省为东亚雄陲，丰镐遗壤，外人之权力视线所集，百倍于湘晋，则国民之程度魄力亦必百倍于湘晋始足以竞存而争胜。虽战后结局尚不可知，而荩虑所关无远勿届。窃以报纸为凡百行政之关键，谨拟招集商贾八千两购机器、铅字聘请品学兼优之主笔翻译，于省垣特设一报，名曰《东三省公报》。
咨文结尾处还强调：“盖吉黑与奉既唇齿相依，则今日牖启民聪，培养国脉，亦宜沆瀣一气，协力同心，以济时艰而殳危局。”
该报的创刊，为奉天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国人办报掀开了新的一页。发行伊始，即受到各地读者的欢迎。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便称许该报“专为三省开通风气、发达民智起见。报中所载，尤以三省之事为详”
。《东三省公报》作为由地方政府督办的报纸，从办报宗旨到报纸内容，从前期筹建到出版后的订阅及销售，从印刷的样式到邮递的方式，从派销的范围到质量的保障，从赠阅的方式到补贴的手段等，都打上了官府烙印。该报主要服务于官方，“以承宣诏令、牖拓民聪、鼓舞群情、遵守国宪为宗旨”，内容上重在传播新闻、政令，“凡横决之议，影响之谈，一概屏绝”
。在报纸资费上，实行先民间集资再由政府各级部门订购的方式，售价相对比较公道；在发售上主要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区划层层分摊，这样便为该报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东三省公报》的读者群比较广泛，既包括奉天省各地官署、军界及城乡士绅商民等人，也包括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各州县官民。读者群众占大多数的是省内各地官署、军界及城乡士绅商民等人，同时立志于整个东北，意在使接受新生事物的受众范围有所扩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盛京将军赵尔巽被清廷调离东北，《东三省公报》因此而终刊。至此该报共发行了200多期，存续约一年零两个月。该报作为东北地区最早的国人创办的报纸，虽然因其官报的属性而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对东北民众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正如《东方杂志》所陈述：“近有赵、谢诸君于奉天创办《东三省公报》以唤起民族之迷梦，振起社会之精神为宗旨”
，将该报在东北的开拓价值进行了揭示。
2．以通俗易懂语言唤醒大众之《海城白话演说报》
这是东北第一家县报，也是东北第一家中文期刊。该报刊创办于1906年10月，为书册式月刊，主办人管凤和为辽宁省海城县知事（县长），与《东三省公报》的主办人谢荫昌为同乡。该报旨在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东北口语来“唤醒大众，叫大众睁眼向后看看”。这对于闭塞已久的辽宁普通百姓而言，如同一缕清风，启迪民智，发人深省。尽管该报已大部分失传，但在现存的创刊号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唤醒东北民众反帝意识的焦虑心态：
咳！你们知道，今日是什么世界？中国是什么时势？
满洲东三省是什么地方？你们还是嘻嘻哈哈昏昏沌沌，过了两个半天算一天，真是可怕呵！你们必说：“今日的世界，却是新鲜，什么轮船铁路咯，都是活了七八十岁的人，没有听人说过的事。”朝廷样样变法，保甲改了巡警，考试改了学堂，法子是比从前好，这关系国家的事，自有官府作主，我们不必问他。我们东三省，日俄两国的战是停了，和约是定了。前两年他们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苦，是已经过去的事，亦不必再说他咯。咳！你们的话，多么糊涂。比喻说人家拿著六轮小手枪，紧对著你的心坎，拿着又光又亮的刀子，切近着你的脖梗儿，你还是呼呼的睡着一些儿不醒，半夜里随便说几句梦话，你说可怕不可怕？
由上述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在推行新政之余，还有意识地让百姓千万不要忘却沙俄及日本侵略者的劣根性，即使日俄战争已经结束，但对于东北民众而言，苦难并未终止，每个人的头脑都必须清醒，必须时刻提防俄日两大帝国的一切动向，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同时需要指出，当时的《海城白话演说报》虽然是以县衙名义出版，但这份报纸不仅仅是政府的报纸，同时也以百姓为主要受众群。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先进的观念，这种做法对推行新政，沟通官民，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东北民间新闻事业的代表——《醒时白话报》
该报是一份典型的民办报纸，也是沈阳第一份由私人采用白话文创办的报纸。创办人张兆麟（1865—1938）字子岐，祖籍河北，系晚清宫廷武官之后。张兆麟幼年时就目睹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及清政府的腐朽，同时深受资产阶级维新派新思想的影响，这对其后来办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06年，张兆麟投亲抵达营口，第二年7月在营口创办了《营口醒时汇报》，该报不久被迫停刊，其后张兆麟便辗转到奉天省城继续筹备恢复报业工作。1909年2月，张兆麟和自己的兄弟张兆龄在奉天（今沈阳）共同创办了《醒时白话报》（后更名为《醒时报》）。张兆麟热心公益事业，曾积极抵制日货，参加爱国游行，是当时沈阳的知名人士。
时人曾评价该报采用白话文，“尽为普及读者起见。因当时民众聩聩，教育幼稚，张先生思欲用浅鲜之白话报纸，启发民众之知识也，我沈阳报界之有语体文，当以该报为首”
。该报办报之初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为宗旨，并宣称要“代表舆论，为民众作喉舌”
。1910年，张兆麟在营口目睹英国轮船“子午号”欺辱中国乘客，奋笔揭露其丑行。隔日见报后，英方向奉天省总督府提出交涉。营口警察厅传讯张兆麟时，张以“亲临目睹”且有书证在手，使英人无言以对。
1912年，该报更名为《醒时报》。1913年，该报主笔孙笙谱、张兆龄先后故去，于是，张兆麟的大儿媳王维祺担任主笔，她也是沈阳报界最早的女主编：张兆麟全家办报也成为一段佳话，其长子张友兰、次子张友竹、二儿媳杨宪英相继投入《醒时报》，并成为主力。
张兆麟不仅自己办报，还上阵当记者，在1917年直鲁豫大旱中，他亲自去大连募捐，食宿自理，劳苦奔波，筹得善款10万元；1927年6月，杜重远在奉天领导6万余人大游行，掀起反对日本在临江和东北各地建立领事馆运动。张兆麟除了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外，还身先士卒，以记者的身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来日本在关于沈阳的报纸调查中视其为沈阳唯一的白话报，在下层群众中颇有实力，是排日的先锋。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沈阳，沈阳的国人报刊被摧残殆尽，可《醒时报》却顽强生存下来了，还常常暗讽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嘴脸，为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出了气。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出于险恶用心，仍让《醒时报》出版发行，但又严加控制，《醒时报》开始明显转向。在日伪的高压下，张兆麟忧心忡忡。1934年年底，为办报奔波半生的张兆麟已年过七十，他只好把报纸交给了长子张友兰。但该报受时局影响，该报逐渐沦落成世俗小报，直至1944年9月在日本人的严格新闻管制下停刊。
4．东北早期革命报刊的代表——《大中公报》
《大中公报》创办于1910年7月10日，是沈阳乃至东北早期著名的革命报刊。该报总编沈肝若是同盟会员，他曾经留学日本，有着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该报经常以辛辣的笔调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鞭挞军阀和土匪，因此，在《二十年来沈阳之报界》中，曾评论“该报极力主张保持国权，重视政治时事报道，敢直抒己见……东三省自有报纸以来，言论之自由，无有过于该报者”
。
该报还不畏强权，例如1911年，东三省发生鼠疫，奉天染鼠疫而死者日有数百人之多。该报1911年1月刊载记者蒋梦梅的来信，叙述其乘“南满”汽车时看见日本人以检验鼠疫为名，对民众大肆摧残的情况。同时，该报还揭露了省巡警总局防疫所的真相。也正因如此，该报馆被当地警方捣毁，后在各方舆论支持下复刊。
据记载，该报第四版设有“三千毛瑟”专栏，经常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抨击帝国主义侵略，鞭挞北洋政府和土匪恶霸。如该栏有这样的文字：“中国的军港不多，租界不少；中国的进项不多，外债不少。”“人说曹汝霖不好，我说曹汝霖好。他将一国地图卖尽，然后可以平平稳稳当亡国奴。”
因擅长秉笔直书，该报颇受东北民众欢迎，期发数达4000多份。“能得如此之多，即因其三千毛瑟，大受一般人欢迎也。”
1911年10月18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违反报律等莫须有罪名查禁了印发武昌起义号外的《大中公报》。没多久，这个代表民意的《大中公报》在重重压力下被迫夭折。
“吉林”省这一建制诞生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但自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后，原属吉林省的沿海地区被割让给俄国，吉林便由此成了内陆省，省会设于吉林市。1907年，东三省推行新政，裁将军，设巡抚，建行省，练新军，办学堂，进而开通风气，启发民智，引导舆论。为促进推行新政改革的顺利实施，吉林地方当局把办报作为推行新政实施的重要手段纳入日程，着手创办新闻报刊。而同年7月30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日俄协议》，将东三省正式划分为“南满”和“北满”两个部分，以松辽分水岭作为地理界线，日本将沿线以南的地域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基于此种背景，吉林省的国人报刊便在宣传新政、启蒙民众的同时包含了较为鲜明的反帝色彩。在辛亥革命前创办的20余家国人报刊中，典型的有以下几份：
1．由吉林省官报局首倡的《吉林白话报》和《吉林官报》
在全国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官报局之际，吉林文案处内阁中书徐崇立向吉林将军呈文，禀请参照设立吉林官报局，出版官报。在察文中，徐崇立指出：
中国报权本未发达，其在商埠开设的报馆多挂洋旗，以抵制官长之干涉。词气抑扬，多以私意为毁誉；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信口雌黄，其妨害中国主权治理者甚大。如东三省外国报馆其挂日旗者即袒日本，其挂俄旗者即祖俄国，誉谤中国之长官，转为外人之奴隶。将来吉省商埠开办，此类报馆更多，交涉益繁，观听益乱。当先办官报伸我主张，早谋抵制，是吉林之办官报于内政有限之利益，于外交为唯一之权谋。
吉林将军达桂批准了该呈文，并为其拨官银1万两，派人至关内购置印刷机器，筹备出版事宜。1907年5月，吉林省正式成立官报局，由徐崇立负责。该官报局运行至1908年年初，后并入吉林官书刷印局。
吉林省官报局成立后，迅速于1907年8月4日在当时的省会吉林市创办了吉林省第一家报纸《吉林白话报》，13天之后，又在吉林市创办了另外一家报纸——《吉林官报》，从此开吉林国人办报之先河，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热门话题。
《吉林白话报》的读者为一般百姓，是以宣传清政府预备立宪活动和吉林省地方自治、维新等内容为主的通俗性报纸，以书册形式印刷，每期12页。正如其所宣扬的“本报论说纪事纯用寻常浅鲜（显）之文，以便识字不多之人易于通晓”
。该报语言平白如话，而且善于调动读者和广大民众提供新闻线索，因此颇受百姓欢迎。
在《吉林白话报》中，有一个“演说”栏目特色十分鲜明，选择的内容均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敏感话题，语言通俗直白，篇幅为1500—3000字左右，分两期刊登。现将“说报”中的一篇择要摘录如下：
列位呀，人家合谋商量，打算瓜分我们土地，奴隶我们人民。我们吉省众同胞，尚不知道祸患只在目前，这不是没有报纸的缘故吗？看过本报第一号的，大概其已明白报上的事情了吧？但是（和）报纸有什么关系，众位也得知道知道。这机关报怎么讲呢？机关就是机器的轮轴，轮轴一灵活，做什么事都快当；民智一开，就能日广见闻，见闻一广，从此开拓土地，扩张主权，就先发制人之计，全凭着看报的力量了。即如英吉利国，本是三个海岛的小国，如今它的领土合（和）属国大于它的本国数倍。而且全地球各国，几乎没有没英国国旗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啊？全是报的力量啊。所说的一份机关报，胜过十万雄兵，看报的各位，您说对不对啊？
由此可见，该报的言论既贴近现实，又通俗易懂，将机关报的作用阐述十分清晰明了，也将吉林省面临的被帝国瓜分欺凌的状况一展无遗。只可惜，由于东三省推行官制改革，吉林设立巡抚后相关部门被裁撤，徐崇立也有了另外安排，使得该报于1907年12月2日停刊，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周期。
《吉林官报》主要面向吉林省各级官员及城镇士绅，办报目的是作为行政之要素，“以抵御外侮为目的”，“以通上下之情为宗旨”，“兼有考察政治之益”。
除刊登时政要闻外，《吉林官报》还经常刊载如《间岛问题之近闻》《不许俄公司收取铁路租税》等报道，揭露俄日两大帝国侵害我国主权的非法行径。
该报创刊后，除在省城吉林市设立代派处以外，还在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上海设立了代派处。
在形式上，该报也采用书册式，每期约20页，创刊初为隔日刊，1908年11月改为旬刊，1911年10月由旬刊又变为隔日刊，1912年3月1日，该报改名为《吉林公报》，内容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报即自然消失。
2．因中日敏感问题而被迫停刊的《吉林日报》
该报同样是吉林行省机关报，创办于1908年11月17日，隶属于吉林省咨议局筹办处。该报的创办宗旨是“通达下情，旁求民隐，启迪社会”
，该报为对开16版日刊，前身是吉林省自治会创办的《公民日报》，负责人为同盟会员周维桢与顾植。周维桢是湖北人，曾于1902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宏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顾植为江苏人，曾于1905年与同乡、同盟会会员黄炎培东渡日本，之后又去海参崴，1907年辗转至哈尔滨在《远东报》任主笔，但因华人主笔毫无言论之权，故而接受吉林《公民日报》聘请担任主笔，《公民日报》改为《吉林日报》后继续留任，成为吉林省城最有声望的著名报人。
《吉林日报》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世界、中央、内省、东三省的新闻占据了大量版面，从而令消息闭塞的吉林人民通过该报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东三省和吉林本省的大事。该报还大量报道沙俄、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东北各地的罪恶活动。例如，该报曾发表长春调查局养成所学员王成儒的调查报告，列举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沙俄、日本等侵略者在长春非法开设鸦片馆，强占土地，倒卖官盐，与胡匪勾结和欺压老百姓的罪恶活动，指出日本租借地长春“赌局林立，吸食鸦片者不犯吸烟罪，是纳垢藏污之薮”
。
1909年8月，《吉林日报》连续刊登日本在延吉设警和中国方面对日本领事裁判权做出妥协的报道。1909年9月6日，该报刊载了清政府与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关于“间岛问题”的密电，严厉指责清政府在对日交涉中的软弱。电文经过北京部分报纸的转载后，在京沪等报界一时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从而遭到吉林民政司的指责并且禁止当日报纸发行。9月8日，该报又被清政府禁止出版。这也令《吉林日报》成为东北第一家被查禁的官报。但是由于该报的举动反映了国人心愿，因此顾植未被追究惩罚。
3．短暂的同盟会革命报纸——《长春日报》
这是一份由同盟会员蒋大同、徐竹平和董耕耘等人在长春创办的民主主义革命色彩浓郁的报纸。主要牵头人蒋大同（1882—1911）原名蒋卫平，又名蒋健，河北滦县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即因看到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便立志救国救民，中学时与李大钊结为好友。日俄战争后，蒋卫平流落到东北，并改名蒋大同，其后加入同盟会辽东支部。1908年年初他到东北边境考察时曾被俄军逮捕，获释后来到长春，并分别于1908年11月和1909年1月两次上书当时的吉林西路兵备道道台陈希贤，申明自己急于创办《长春日报》的理由。
在第一次呈文中，他明确提出，“窃维国势之扩张，全在民智之发达，尤凭报纸之鼓吹”，“长春处东三省之中枢，为欧亚之两省人之荟萃处，而南北满之铁路，又以此为会归，市场日辟，商贾云集……我国苟不亟开民智，共求抵御之方，将恐优绌悬异，权利尽付他人……”
因道台陈希贤对招股办报方式持有异议，该呈文未被批准。在第二次上书中，蒋大同急切阐明“急宜出刊之理由”，明确提出，在日俄两国已控制铁路运输的情况下，“我再无机关报纸以对待之，则长春将为谁之长春乎？且我不设新闻机关，则他人必先我而为之”；东三省对外交涉“最繁难之地，厥为长春”，“我苟无报章以为之后盾，一有损失，吾国民之前途将何赖乎？”蒋大同还针对长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强调：“因为内地灾民要经长春寻找谋生之地，长春为商务之总汇”，“日俄战后，东三省自行开放之商埠，凡十八处，长春实为十八埠之中心”，“吾《长春日报》不得不于此‘商战’剧烈之场脱颖而出……”
这些恳切的言辞深深打动了陈希贤，不但顺利批准该报出版，还带头认股，这在东北各地官场中绝为仅有，从而传为佳话。
1909年4月3日，《长春日报》顺利创刊，每日四开四版，办报宗旨虽为“鼓吹文明，发皇商务”，但更多的是为了发挥“警示晨钟、唤醒痴迷，震起聋聩”的作用，因此该报不但报道了许多同盟会的反清排满活动，而且对日俄两国加紧占据东北的商业市场，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多有报道，同时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无情抨击。
例如在1909年4月17日的“商业大观”栏，该报刊登了《日烟销路之萧条》一文，从侧面对日本利用纸烟对东北实行经济侵略做了报道：“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专向南、北满洲之间销售纸烟，今于黑龙江省城亦立分会一处。据该会社总长云：‘日本纸烟长春一带之销路稍有畅旺。'”此外，在《俄人之经营哈尔滨》的这篇言论中，该报毫不掩饰地用通俗犀利之笔痛斥了沙俄侵略东北的恶行：
怎么叫干涉主义呢？就是无论人家怎么样，自己硬往里插脚，插进脚去就做主人。也没有他不管的时候，也没有他不管的事情。在他这欺侮人的自然是自鸣得意了。在人家那被欺侮的那苦处可就一言难尽了。我们这同胞的弟兄们自己寻思寻思，我们是哪一国的人，为什么叫俄国人欺侮的我们这么苦呢？！从这里若是不变主义，不但是一个哈尔滨的地方受俄国的气，就是整个东三省的地方，也是依着人家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这篇文章刊发后，引起了俄国官方的强烈不满。见报第三天，俄国驻长春副领事馆即照会西路兵备道衙，指责并严词要求该报绝对不可以再刊载此种言论，后经陈希贤出面方平息风波。但出版仅一个多月，该报便因经费困难及内部人员的分歧，于5月19日宣布自行停刊，从而在吉林近代新闻史上留下了遗憾。
4．反帝反侵略意识最为浓烈的《吉长日报》
《吉长日报》创办于1909年11月17日，由吉林西路道主办，编辑部是《吉林日报》的人员班底，负责人为原《吉林日报》主编顾植。该报为日刊，对开6页12版。因前述的报道失密事件，《吉林日报》已无法在省城吉林继续办下去，而该报的编辑记者中，有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不愿放弃这一舆论阵地，他们拟继续通过办报来启发教育民众，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因此，经吉林西路道员颜世清同意，决定在长春这一日俄两大帝国相争之地创办一份国人报纸，以同俄日两国舆论机关抗衡。
1909年9月，颜世清在《关于请求处理吉林日报垫款问题的呈》中写道：“俄人于哈尔滨设有《远东报》，日人于大连设有《泰东报》，各为其国机关，每遇东三省交涉事件，各该报无不强词夺理，翼为彼邦后援，我国外交深受其害。亟应于三省交涉管辖之区，自办一报，借收抵制之新效。当经面禀帅座，准将该报移设长春，改名吉长日报，由职道酌筹间款津贴，使资办理，此职道请《吉林日报》移设之详情也。”
该报一直到1931年11月底停刊，存续22年，是吉林省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
可以说，《吉长日报》自创刊伊始，便将反侵略的宣传报道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外交主权。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负责人兼主笔顾植指出：
光绪甲午年以前，八道风云酝酿未发，夜郎自大，黑未开，视息偷安，鲁人之皋犹非意外。甲午之交，东道已通失。而一纵一横之东清线乃直贯东三省腹部，奇局从此辟矣。甲辰一役，两雄斗于间内，而主人凭栏而观，犹二十世纪劈头之一大奇谈也。浸假而新奉条约牵入吉长矣，浸假而安奉自由行动矣。浸假而这条约牵入吉会役。吾生数十年所闻者不过如此如此……吾闻东西各强国虽妇人孺子犹能轩眉谈满洲大势，而吾当道者或茫焉漠焉不知痛痒。人之视我如数家珍，我之自视如坠云雾……专门报道国际问题，侦探事实，贡献社会，对于外交，此本报发起之第一理由也。
在此编辑方针指引下，该报经常刊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消息报道。如《满洲商战国》中这样写道：“近来外人大注资本于满洲者以日人为第一，于南满线募集社债四千万元议案，特许通过，此最近事也。英人第二，美人第三，德人第四。此四国者大有占握我满洲商权独揽天产运售之意……说者谓东省自俄日战后将一变而为商业争逐群雄决斗之场，不四五年，所谓满洲之天产实业将搜索不留余韵，无国人插手之地，可预决云。”
其后，该报在“论说”栏连续刊载了《变相侵略论》，进一步揭穿了帝国主义国家以经济开道，利用商务活动侵略他国领土的野心。文中指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其政策所经营，外交所注重者，均以商务财政为主要关键，此亦工商时代民权发达之自然因果也”。这种“从事手工艺商务而为我所利用，无侵略之危险，得侵略之实效，此即变相政策之宗旨也”
。面对日、英、美、德等列强利用经济手段及商务经营在东北实施的扩张与角逐，该报有着足够的警醒，同时将这种担忧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重在给广大东北民众敲响警钟。
1911年2月，英法强迫云南都督李经羲将个旧等七府矿山出售给法国兴隆公司，法国借口保护铁路，开始陈兵云南边境，而清政府却处处退让。面对此种现实，该报随即在3月24日发表了言论《中国危亡警告书》，文章开头便直奔主题：近来“俄迫伊犁，英据片马，法亦挟其偏师丑旅逼处蒙自，举国上下，四顾战栗，惶惶然若大命将至”，然后以中国对待沙俄的态度反而让对方变本加厉作比较：“俄自与吾缔尼布楚约以来，每逢条约改订一次，俄之权利及遽扩一次……今彼所要挟者，吾政府甘自降辱，唯唯复命……英既得长江之势力范围，欲自缅印越滇藏出四川与长江合，以成长山之势……今英又效俄德虎狼之所为，假平乱为名入据片马。”而法国“以保护铁道为名进兵蒙自”，从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并且得寸进尺，因此，如若像古人所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则“吾国之亡不远也”。文章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贪婪；另一方面也直指清政府的昏庸无能。
作为深处东北这一战略要地的媒体，《吉长日报》在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的几大帝国中，尤为关注日俄两国，希望东北民众能早日认清它们的侵略面目。
例如，该报曾刊登言论《日人必吞满洲之放言》，文章指出：“按日本人对于满洲可分为两派：一派军人则主张以武力从事者；一派实业家则主张以商业为前驱者。自去秋新约得手后，一年以来，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其于满洲前途则有扬帆直下之势。此后办法可毋庸以武力从事，不过有时为其辅助机关，盖必以商业为前驱而断然者……诸君诸君，是当急起直追。日本人民能在满洲扩充一分之商务，即得满洲一分之实权。吾国之商务能在满洲盛行一地，即获得满洲实在土地……”
这便使国人在认识到日本在东北的侵略企图后，能够明确自身肩负的责任。
在《俄远东之侵略政策》中，该报根据路透社发布的俄国将在春天置水巡于黑龙江，连中国在内都要听他们调遣的消息指出，俄国此种做法“实挟其警备队之势力为吞并龙江航权为彼专有，而此江之险，概不我共矣”
。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吉长日报》的一系列做法，当地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及大力支持。1911年9月9日，吉林度支司和民政司因该报在4月份遭遇一场大火导致经费紧张而向东三省总督和吉林巡抚呈文，申请按月对《吉长日报》进行补助并申请追加经费。该文在详述了《吉长日报》的困境之后指出，在“朝廷预备立宪、推行新政”之时，报纸起着重要作用。对内而言，朝廷新政要达到家喻户晓，“厥惟日报”，地方的不便之处，报纸则可“据实登载”，特别是当“新政繁兴时代”，而吉林“风气未开”，报纸的作用更大；对外而言，“吉省当日俄两大（国）之争点，外交极为重要。各国外交大多收功于舆论。”
呈文还指出一个事实：哈尔滨、“南满”、延吉一带的俄、日文报纸“大半由彼政府资助成立，故一事之始末，内国报界方凿空踏虚，而外人已如数家珍，论知己知彼之常例，安得不遇事失败哉？”更何况这些外国报章“簧鼓其词，混淆视听”，近来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大半坐此”。呈文对《吉长日报》创办以来的表现有着较高的评价，指出该报“发行以来，于外交尚知注意记载，已颇翔实”，“近来京沪各报转载甚多，不至为外论所混淆，无形之功正未可没此，对外之亟宜维持者也”。呈文还强调：“省垣重地，使无一报章按日发行，社会几成聋聩，大非所宜……”
这便高度评价了《吉长日报》在吉林省所发挥的作用。
相比辽宁和吉林两省而言，黑龙江的国人报刊要迟一点。当时黑龙江的省城为齐齐哈尔，哈尔滨仍属吉林管辖（为便于研究，本课题遵照现有区域划分论述），两市的国人报刊在辛亥革命前尚不足10家，且生命周期多数较短。继中东铁路修建后，哈尔滨成为重要的中枢，大批俄人开始涌入，从而导致其由分散的村落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国际商埠。沙俄以哈尔滨为重镇相继创办了《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哈尔滨日报》《远东报》《军事生活报》《亚细亚时报》等一系列以俄文为主的报刊，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前述中文报纸《远东报》。正基于此，黑龙江的国人报刊从创刊伊始，即有着“拒俄”传统。尽管力量微薄，但是色彩十分鲜明。
1．为回击《远东报》而创办的《东方晓报》及《滨江日报》
《东方晓报》是黑龙江地区第一家国人报刊，创办于1907年7月19日，创办者是曾在哈尔滨吉林铁路交涉局工作过的安徽籍人士奚廷黻。他曾留学日本，1900年来到哈尔滨，目击了哈尔滨自中东铁路修建以来的变化及日益涌现的俄国报刊，特别是对其精心创办的中文《远东报》经常侵犯我国主权与内政而忧心忡忡，急切希望通过办报来加以抗衡。
1906年8月，奚廷黻上书哈尔滨关道时指出：“哈尔滨为吉江两省之中心点，近来俄文报馆已有三处，而铁路公司又特设远东华文报馆。独我中国报馆阙如，亦无筹及于此者。彼之报纸每于我政治权限隐相干涉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则我自不可以人之耳目，为我之耳目，自当速设报馆以期抵制。”
奚廷黻的禀请得到了官方批准，并准予实行官督商办，黑龙江省署及吉林省署均认购一定股份。因筹备期间遭遇大火焚毁，所以经过艰难恢复筹措，在官府的支持下，该报终于在1907年7月顺利出刊。
该报以“研究政治实际，供当道采择；改良东省习惯，导社会先河”为办报宗旨，坚持与《远东报》建对峙之旗，因此招致《远东报》的不满。奚廷黻自任总经理和总主笔，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特别是结合《远东报》的编采人员“所请者心术不纯者居多数，而学术芜浅，下笔不衷，论理学以为断，亦一大弊也”的现状，故要求报社采写者“不能大言欺人”“危词耸听”“混淆黑白”“讪谤怨望”；要求编者不能“不知取裁”“有意诬陷”“贡媚取悦”“营私舞弊”……
这两个“四不能”成为后来哈尔滨部分国人报刊遵循的标准，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东方晓报》创办后，经常与《远东报》发生笔战。尤其是当看到《远东报》对于地方新闻的报道“稍存偏袒”，随即“得而纠之，其于吉江（吉林及黑龙江）外交，不无小补”，因此被《远东报》视为“眼中钉”
，屡受排挤。
由于办报经费不足，加之杜学瀛的不合理干涉，《东方晓报》最终于1908年1月停刊。其后奚廷黻受到滨江厅的资助，于同年12月23日依靠《东方晓报》的原基础，重新出版了《滨江日报》。
《滨江日报》出版后，继续与《远东报》对峙，仍然及时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行动。同时该报抵制《远东报》的一贯方针也得到了以上海为主的关内报界的支持。1910年9月，上海《申报》和《神州日报》在南京召开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大会时，还邀请《滨江日报》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遗憾的是，在《远东报》的恶意操纵下，加之经费的不足及报社内部的矛盾，《滨江日报》于1910年10月3日被迫停刊，奚廷黻创办的这两份特色鲜明的报纸也因短命而令人扼腕叹息。
2．被沙俄政权和地方当局扼杀的《东陲公报》
该报于1910年10月3日在哈尔滨创办，经理游少博和姚岫云分别为哈尔滨道外及道里商务分会的代表，主笔周浩，馆内员工是《滨江日报》的原班人马。该报在创办之初即指出：“满洲自日俄战后，风云万变，近者韩国见并，唇亡齿寒，益有朝不保暮之忧。本报同人因在哈尔滨组织《东陲公报》，宗旨注重外交及边务，有闻必录，以供国民研究，俾得速图补救之方。”
1910年8月，日本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而此时，沙俄势力仍聚焦于哈尔滨，因此《东陲公报》的办报宗旨十分直白，意在唤醒民众，避免重蹈韩国覆辙。
该报创办不久，得知俄国的边务军乔装进入蒙古地区招兵，便立刻派出记者跟踪采访，对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及时披露，从而使俄军被迫撤离。1910年底，哈尔滨流行鼠疫，沙俄在哈尔滨的殖民机构企图趁机争夺部分疫病防检权，又遭到该报的曝光及抗议。因此俄方对该报畏之如虎，时任沙俄首相斯托雷平多次向中东铁路总办发消息过问《东陲公报》的情况，并唆使《远东报》在言语上攻击《东陲公报》。《远东报》以疫情为由头，斥责《东陲公报》揭载沙俄侵华罪行的表现是“效其愚忠”，辱骂“其平日所谓爱国爱种以及开通社会者，较之瘟疫犹甚”
。
《东陲公报》则毫不畏惧，并发表“讨《远东报》檄文”，点名批判《远东报》中文主笔连梦青卖身投靠沙俄，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行为，致使沙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和中东铁路公司先后7次照会中国当局，要求下令干涉《东陲公报》。在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外务部最终屈服，并撤掉了支持《东陲公报》的吉林省西北道台于驷兴。但《东陲公报》全体编采人员以“全体告退”为由表示抗议，经商务会董事成员群起挽留后，所有人员仍旧不改“拒俄”初衷。为此，新任道台郭宗熙下令派兵包围报馆，对该报实行严密封锁。主笔周浩派人千方百计向东三省报界公会求助，从而令该事件引起中国报界俱进会的关注，上海的《神州日报》和《申报》为此分别于1911年3月17日和4月3—4日做了相关报道。尽管如此，当地政府官员摄于沙俄政权，仍取缔了该报，并谎称该报是自行停刊。主笔周浩无奈愤然南下上海，并于民国初年创办了后来颇负盛名的《民权报》。
3．《黑龙江官报》
该报于1910年3月在黑龙江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创办，是黑龙江官报局继《黑龙江公报》后，在清政府要求东三省实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创办的第二家官报，该报为书册式旬刊。与《黑龙江公报》相比，该报克服了前者重在刊登官府文牍而缺少新闻及评论的症结，并十分重视报纸的社会功能。其在阐述办报宗旨时先肯定了报纸的作用：“考国闻察时事者莫如报”，同时指出，创办报刊“边荒比内地为尤要”，继而陈述自咸丰以来，黑龙江迭遭沙俄侵扰的历史，最后强调“是则举江省之边防民治，与夫农垦林矿产诸端，提契纲领，分析条目，为政府考镜之资，备国民研究之用”
，从而表达出振兴龙江，抵制侵略的愿望。
在现存的第1期和第19期版面中，该报通过“译丛”栏主要译发外国报刊的评论，如日本《太阳报》的《论欧美各国经营满洲之现状》，俄国《新世界报》的《远东满蒙殖民政策》，同时加注按语，期望当局者“勿为外人之言不足听”，阅后“猛发警醒，亟图改良”；该报还刊译了日本《满洲日日新闻》的评论《日韩合邦与满洲之关系》，通过向读者展示日本鼓吹侵略他国“有理”，“日本对于满洲有特殊之利益”等谬论，促使国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