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总路线，是近代日本侵华的基本国策，体现了日本企图将岛国发展为大陆帝国的强蛮意志。1868年“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科技和文化，摆脱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困境，同时，也学到了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手段，此后日本开始迅速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
一般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作为其“国策”正式确立于1890年11月，以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发表“利益线论”的施政方针为标志，进而在1894年向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主要分5步：第一步侵略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从而妄想成为“世界帝国”。这几个环节的中心，当然非中国莫属。
“大陆政策”的思想奠基人、日本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阴早在1855年就认为，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中国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肢解其余中国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大日本……”
由于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地缘优势，所以日本率先将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其重点侵略的目标，这些地区也是日本大陆政策在形成之前与形成之后，与清政府和俄国不断争夺的地区。曾任日本外务卿的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说得比较直白：“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
日本“大陆政策”与俄国“远东政策”作为两个国家的基本国策，分别指导着两国统治者的政策实施。他们争夺的地区均集中于朝鲜和中国，企图以中国或朝鲜为跳板征服东北亚、称霸世界，这便使日俄关系由外交上的较量迅速走向武力冲突。中日甲午战后，因俄国带头实施“三国干涉还辽”及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的不断扩张，日本更视俄国为其推行大陆政策的羁绊。1901年2月，日本在东京专门成立了“黑龙会”，决意“腾飞”黑龙江流域，与俄国进行关于中国东北利益的争夺。黑龙会在“趣意书”中这样写道：“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
由于日俄两国对外政策的扩张性极其相似，产生的矛盾冲突又无法调和，最终导致两国兵戎相见——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使日本取得了对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控制权。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旅顺，随后日本在朝鲜仁川登陆，不久即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同年2月23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实际上取得了对朝鲜的保护国地位，同时也使得日本通过此条约获得了在朝鲜半岛的行动自由。1905年11月9日，日本又同朝鲜签订《日韩协约》，并以此将韩国完全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之后日本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了《朴茨茅斯条约》中规定的将俄国旅大租借权和“南满”路的权益让与日本的条款。通过三个条约的签订，日本不仅独占了朝鲜，而且打破了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
东三省对于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民国学者雷殷在著述中所言：“东三省之形势，居陆临海，在吾国以之为对外，则足以屏蔽关内腹部诸地，为关外发展之根据。以之对内，则为居高临下，势若建瓶。盖辽金元清之足以支配中国者，其关系皆由于此。至于交通，则中东路西接西比利亚直贯欧亚，东接海参崴控制太平洋，南下旅大临渤海包举天津上海南洋等地。沿京奉路入关则足以扼北京之喉口，绕内蒙古以利用京张路则足以拊北京之背，西向出朝鲜，临日本，则可以制日人之北进。扼京绥，便直接以牵制中原。故东三省之存亡，非独北方之屏蔽，实足以系国家之死生。所惜者，在昔满清以禁脔视之，不使及早开关。致来外人觊觎，以成为今日国际竞争之局面……”
可以说，日俄战争是日本施行大陆政策的一个关键转折阶段，从其形成到不断实施“完善”，短短10余年时间，日本便扫除了沙皇俄国这一实施大陆政策的最大障碍，第一次从实质上控制朝鲜和占据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从而让日本各阶层萌生了可以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信心。这也大大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迅速膨胀，使其从岛国向大陆扩张，乃至称霸亚洲和雄踞世界的梦想开始真正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1858年，英法联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中国11个通商口岸，其中便包括东北的营口，从此辽沈大地便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营口在辽河入海口左岸，扼辽南之咽喉，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很早即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觊觎。由于列强的侵入，营口成为外国倾销过剩货物、贩卖鸦片和掠夺东北财富的前沿。
日俄战争以日本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后，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同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该合约签订后，俄国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包括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给日本政府。1905年12月22日，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并迫使清政府将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即旅顺、大连租界地、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支线以及有关上述租界地、铁路的所有利益让与日本；允许日本在奉天、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和经营安奉铁路；开放东北16个城市为商埠；允许外国人居住；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砍伐森林。
至此“日本获得了超过本国面积76%的广大殖民地，并将超过本国数倍的‘南满洲’置于半殖民地的范围”
。
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势力顺理成章地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并随即继承了沙俄在大连的权益。日本沿用了“关东州”的名称，同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带有日本印记的殖民统治机构。自1907年大连正式开港后，由于自然条件及日本对大连的倾斜政策，营口港的发展逐渐衰落，反之大连由于日本势力的刻意经营，开始逐渐取代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可以说，大连既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财富的出海口，又是日本侵占东北的一座桥头堡。因此日本大量移民到大连，积极兴办港口码头和现代工业，修建日本人的居住区，扩建各项市政工程，并取代旅顺成为新的工商、贸易中心。
1906年11月26日，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满铁”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同年4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业。此后“满铁”即对东北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在东北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并在“九一八”事变前控制了东北南部的经济命脉，始终活跃于日本侵略中国行动的最前沿。
“满铁”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却公然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从管理上即体现着国家意志，这一点从“南满”总裁的任命上便可以得到佐证。“满铁”总裁作为日本新国家的代表，必须是实施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人物，并且应如过去英国东印度公司经理一样，是日本帝国扩张战争打头阵的干将。
同时，“满铁”的性质也如它的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言：“当初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推荐鄙人为总裁，盖出于不把南满看作一个经营铁路的事业，而欲使之成为帝国国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南满洲铁道会社，虽称‘满铁’，但它的价值决不仅在于运输的营业；虽称‘会社’，但决不能仅以商法上的株式会社视之。无论如何命名，我都将其视为在殖民政策上、帝国权能发动机关上的一部分。”
正如日本教授江口圭一所承认的，“‘南满路’是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企业和资产，它不仅是一个以垄断满洲特产大豆、粮食、肥料等世界性商品运输为主，兼营港湾（大连）、矿业（抚顺、烟台）和制铁（鞍山）等产业的大康采恩，而且因其资金（开始2亿日元，1920年达4.4亿日元）一半由政府出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任命，又是一个掌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的‘在满洲的国家政策代行机构’”
。
从创立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满铁”作为日本在东北设立的一家特殊的公司，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无疑充当了日本经营东北的核心和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不仅把持了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而且蓄意插手中国东北地区的新闻事业经营，同时竭力扶植日本人媒介的势力扩张，遏制中国抗日舆论力量的发展，使其成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一枚重要棋子。
与同时期的其他列强相比，日本人在华办报的时间要迟一步，而且报纸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其他列强所办的报纸。但自甲午战争后，日本人迅速将矛头对准中国，在华办报快速崛起。据统计，“仅1895年后至1911年间，其出版报刊数量之多，发展之猛，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在华从事报业活动的其他国家”
。
日俄战争后，中国旅大地区被迫从沙俄租借地变成了日本租借地。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东北渗透的深入，许多日本劳动者开始陆续涌入中国东北地区。有资料表明，“1905年9月，日本人已由日俄战争前的1902人增加到5215人，到1907年，猛增到37885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各公司的职员，商人”
。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也标志着日本对东北殖民文化战略的开始。伴随着日本从中国攫取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其报刊事业也蒸蒸日上，不但在中国内地增创了许多新报刊，而且将办报高潮集中转向了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时称“南满”），并逐步向“北满”渗透，与沙俄逐鹿。连日本人自己都承认：“日本人在满洲发展路线是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开拓出来的。故而，邦字报纸也是日俄战争之后出现的。”
日本侵略者是十分清楚新闻媒体的作用的，因此其刚将侵略的步伐踏入东北，便开始利用报纸为自己做舆论的导引。正如前述赵新言的论断：“文化进步的国家，都极为保护它自己的新闻业。而帝国主义国家，更莫不以报纸，为它侵略弱小民族的急先锋。日本帝国主义者，近代报纸的产生，约与中国同时，但因它的其他社会条件，较中国为优，所以报纸也比中国前进了一步。日本帝国主义者，是认识报纸作用的，所以在日俄战役后，它马上即以其较前进的优势报纸，负责宣传吞并满蒙的任务，开始向我们的东北进攻。”
据《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统计，从1896年到1906年，日本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57家报纸，其中中文报纸19家，占全体的1/3。仅在东北地区，就有日系报纸22家，而且几乎都是1905年到1906年创办的。
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的“新闻事业”是政府“总体战体制”的重要一环。当其需要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日本官方即会将报纸等媒介作为政治动员和宣传战的有力武器。这一点从日本早期在东北各主要城市精心编织的新闻网络中即会得到很好的验证。
1861年6月30日，营口正式开港，成为西方列强在东北第一座对外通商口岸。当时的营口是辽东半岛的第一个开港城市，各国的领事馆也都集中在营口。1876年，日本政府在营口开始领馆业务。1891年，日本又在营口开设了海关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在营口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但由于三国干涉的结果，其在营口并没有真正获得话语权。
日本在东北的办报活动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才开始的，据悉可追溯至1903年秋季创办的《营口新闻》，该报“创办半年后因日俄战争勃发而废刊”
，目前这份报纸已失传，具体信息无从查考，但该报充当日本在战前先遣队的角色已得到普遍认同。尽管这已经错过了日本在华办报的第一个高潮（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但伴随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东北，同时也开启了以东北为核心的在华办报的第二个高潮。
日本人在中国东三省发行的出版物，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言：“外人之在我国办报也，最初目的，仅在研究中国文字与风土人情，为来华传教经商者之响导而已；而其发荣滋长，实亦借教士与商人之力。今时事迁移，均转其目光于外交方面矣。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
据日本学者研究所述，明治政府以往并没有为影响外国舆论而进行“新闻操纵”的概念与政策。但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扩张与侵略的势头日益明显，与日本有利益争夺的列强往往利用新闻报刊“揭露”日本的行为，令日本政府十分恼火。尤其是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英国的报纸严厉批评日本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痛感“新闻操纵”的必要性，开始与报社、记者协调关系，对报社进行投资，发放补助金，鼓励日本人到有日本侵略利益的国家去办报，以影响当地的舆论与民意，甚至干脆把报纸纳入军国主义宣传的体系之中。
从日本在中国东北办报的初衷来看，既非传教又非通商，而是基于同竞争对手的抗衡及配合其殖民服务的需要。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旅顺创办了《新边疆报》，日俄战争期间，沙俄又在旅顺出版了中文《关东报》，在东北政治中心奉天出版了中文《盛京报》，而《营口新闻》的创办无疑在服务于日本军政之余，也一定程度上与沙俄在做博弈。只不过这份报纸由于赶上日俄交战比较短命，即使在日本人那里都鲜有人知晓。
营口《满洲日报》是有详细史料可查的日系报刊，它创办于1905年7月26日
，创办人为有着日本军政两界广泛人脉的日本报人中岛真雄。该报于1908年4月19日停刊，持续两年零九个月。该报在出版期间受到日本军方与官方的干预与控制，在物质和人员上享受着日本军方支持，经营上也主要依靠日本军方和政府的势力。
在军方的命令和指示下，日本报界迅速将视线移向了东北。因此从1905年开始，日本人就相继以营口、大连、安东（丹东）、奉天（沈阳）为中心创刊了《满洲日报》《辽东新报》《安东新报》《盛京时报》。据日本人记载：“日俄战争后，日本实施经营满洲政策之际，中岛真雄痛感以启发当地民众为主的宣传工作和建立言论机关的紧要性、必要性，于是将北京的《顺天时报》转交与外务省上野靺鞨氏经营，自己则进入满洲，在当时日本人移居中心地营口创刊了《满洲日报》，又在奉天兴办了中文报纸《盛京时报》。”
这两份报纸分别开满洲日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之先河。
日本军方十分重视营口的战略地位，并且早于1904年7月2日就成立了营口军政署，进行军事管制。因为从战略意义上看，日俄战争前，为抵制俄国南下、保持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及与各国的平衡关系，把营口作为自己的盘踞点是当时日本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日俄战争之后，大连逐渐取代了营口的位置。因为在日本看来，营口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讲，大连都比营口重要。
自日本觊觎东北始，便将大连作为经济掠夺、武力入侵的切入点。特别是“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于1906年11月在大连成立，意味着此后东北地区日本经济、政治的中心逐渐从营口转到大连。同时，日本为了加强对东北的舆论控制，竭尽全力兴办报纸。大连作为日本对东北文化渗透的重心，也成为日本侵略者办报的首选地，同时形成了以大连为中心，并以辐射式的方式向四周扩张的侵略报业体系（参见附表1）。
“满铁”自创立伊始，便以经营铁路为掩护，暗自对东北的各项事务进行着全面参与。后藤新平早在1905年9月策划撰写《满洲经营策梗概》时就提出：“战后经营满洲之惟一要诀，就是表面上装作经营铁路，暗地里采取多种措施。根据这一要诀，应将租借地之统治机构和铁路经营机构截然分开；且铁路经营机构必须装作经营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毫不相干的姿态……从未来战略需要出发，还要肩负起殖民政策的推进，殖民政策‘就是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实’。”
因此，日本侵略者除利用“满铁”实施对东北的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外，还广设新闻宣传机构，出版发行报纸，进行殖民宣传。
如果以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时间节点，则此期间日本在东北攫取到既定权益的同时，已经有意识地以报刊为宣传手段，在触角所及之处创办了一系列报刊，从而加强信息传递、舆论导引及文化渗透。当然，这一时期其报刊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因此报刊的语种也主要是日文。此阶段日本人办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殖民区域辽东半岛的商埠重地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辽阳、铁岭以及省城沈阳等地，其中尤以大连、安东、奉天（沈阳）居多。这一时期的报纸语种主要是日文，面向来到东北的日本侨民，以便使其获得本国信息，与日本本土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
但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已认识到迅速融入当地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想将俄国的舆论宣传彻底挤出东北，真正拥有东北这块新“根据地”，就必须尝试创办中文报刊，因此便以“开启民智”“中日亲善”等为名，千方百计获得地方政府支持，开始尝试创办符合中国人思考习惯、专门给中国人看的中文报刊。这样一来可以拉拢和迷惑中国人，逐步赢得东北民众的信任；二来可以强化舆论力量，建构全面有效的宣传网络。日本侵略者还将办报的触角辐射到了吉林省的长春和延吉，甚至还波及时为沙俄盘踞中心的哈尔滨，这显然暴露出日本的不良居心。以下几份为有代表性的报纸：
1．《满洲日报》
《满洲日报》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根据营口军政署的要求在营口创办的一份“御用报纸”，该报于1905年7月26日创刊，创办人为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有着日本文化间谍、军事特务及报人多重身份的，对日本的“大陆政策”有着狂热追求的报人中岛真雄（1859—1943）。
中岛真雄在华闯荡了40余年，精通汉语，熟知中国的风土人情并交游广泛。他当时在答复自己密友即时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为何要在奉天办报而且是中文报纸的提问时，就曾露骨地表示：“是为了新闻救国。”
中岛真雄在来东北前，曾经在中国福州参与宗方小太郎的《闽报》，并曾于1901年在北京受日本外务省的支持创办了《顺天时报》。日本占领营口后新设的军政署为支持中岛真雄在东北办报，无偿为其提供房舍及经费，这令他下定决心离开《顺天时报》而奔赴营口，旨在从舆论上帮助日本军方实现对华的基本国策。
《满洲日报》在营口创刊后即引起轰动，后来被认为“能够称得起有报纸样子的报刊”
，该报同时用日、英、中3种文字出版，可谓开东北报业之先河
，无论对俄国报纸还是对东北国人报纸都有着一定的示范性。但该报在出版两年多后，于1907年10月停止出版中文版，并于1908年初迁入沈阳并进《盛京时报》，结束了它的使命。
2．《辽东新报》
1905年9月，日本获得对大连的租借权。在军事占领与经济掠夺的同时，日本亦不放松对文化的侵略与管制，他们认为应尽快建立强有力的言论机关，协助军方宣传，贯彻日本国策和军事当局的指令，视新闻言论机关为“贯彻国策的先锋”。为了争取在大连地区唯一的舆论主导权，日本报人末永纯一郎（明治时代后半期到大正初期一直活跃在报界）从东京奔赴大连，向军事占领当局辽东守备军司令部提出办报申请并很快得到批准。
1905年10月25日，利用俄国遗留下来的印刷设备，末永纯一郎在“关东州民政署”支持下创办了日文报纸《辽东新报》，这也是日本人在大连创刊的首个日刊报纸。末永纯一郎精通日本国学和汉学，在日本报界小有名气，还曾做过日军随军记者，他将“经营满洲”作为自己的宏愿，在《辽东新报》创刊号上即声称：“战争已经结束，和平的舞台已拉开帷幕，以同胞之鲜血换来的辽东半岛大地，再也不能让它回到故主的手里。”可见其将辽宁半岛据为己有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辽东新报》“行销极广，东三省各地殆无不阅者。近年傅氏辞职，价值顿减，闻仅行销一二千，日出两大张，发行至五千四百五十余号”
。1906年9月，当日本攫取了沙俄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后，便迅速在旅大地区成立了军政机构“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部和民政部，掌管关东州和“南满”附属地的行政统治权。关东都督府成立后，便迫不及待地将《辽东新报》变成了其“御用报”。而因为有了关东都督府的支持，该报得以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很快成为东北报界的佼佼者。据赵新言在《倭寇对东北的新闻侵略》中的记述，该报在1921年日发行量竟然达到37000份，而1926年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调查，其发行量达45108份，居日本人在东北报纸之首。但同时期的国人报纸发行量则多为几百份到上千份。
1927年11月，该报被“满铁”收买，并且与《满洲日日新闻》合并，更名为《满洲日报》。从此，该报成了一份彻头彻尾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报纸。
3．《盛京时报》
《盛京时报》于1906年10月18日创刊，至1944年9月14日终刊，历时38年。该报是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奉天（今沈阳）创办的第一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也是日本在华出版历史最长的中文报纸。
日本之所以急于在东北创办中文报纸，其实在创刊一周年时已阐述得很清楚：“是以一报有一报之宗旨，即一报有一报之效果，于竞争生存之中，出而为国家社会，荷文明进化之责任，此报之所以贵于天下也。我盛京时报，自开办以来，凡阅一星霜其关于内政外交国风民情之事，能裨益于国家社会者，路人皆知。固不待吾人之自誉矣……”
这里所谓为国家为社会，并非真正为中国及广大东北民众服务，最重要的则是为宣传日本政策，拉拢中国百姓人心，以言论对抗沙俄的《远东报》，以此来谋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思想也与日本殖民专家后藤新平倡导的“文装的武备论”主张所契合。所谓“文装的武备论”，即“以文事设施，以备外来的侵略，以便在突发事变时，兼可有助于武力行动”
。
《盛京时报》的创办人依然是《满洲日报》的创办人中岛真雄。他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以适应战后日本取代沙俄在“南满”一切特权的新形势，实现其所谓“新闻报国”的理想，便主动请缨转战沈阳（时为奉天），企图在沈阳树立日本的话语权。
该报在创办之初，便受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荻原守一在财务和行政等方面的大力协助。正如荻原守一所言：“《盛京时报》创刊的目的，是对满洲的清国官民进行我国政策的普及，并且企图扩张我国的势力。”
《盛京时报》虽名为个人创办，但自创刊以来便打上了日本官方、军方和特务机关的烙印，一直接受着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及“南满”机关的资金补助，曾被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称为“在满日本人的先驱者”，因此无疑可将其称为日本在东北的机关报。
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记录表明，《盛京时报》创办不久便将自己的收支明细、资产与负债情况等详细报给外务省，诉说经营之困境。因此自1907年《盛京时报》以“中岛真雄代理”的名义，向外务省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荻原守一发出求助起，日本外务省便每年都给予其数额不菲仅次于《顺天时报》的经费支持，成为日本政府在东北最为重视的宣传力量。
该报问世以后，因仰仗帝国主义殖民特权，不受军阀控制，“向来受日本驻奉总领事署的指挥，专以外交手腕挑拨中国内乱为目的，对于日本侵略东省政策，维护粉饰，无所不至，但颇能于不关痛痒中责骂奉派武人，以故东省寡识的人们，皆甚爱阅”
。著名报人戈公振曾评该报云：“《盛京时报》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发刊于奉天。以张作霖取缔中国报纸颇严，而该报独肆言中国内政，无所顾忌，故华人多读之，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也。”
可以说，《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的耳目喉舌，始终在东北扮演着记录者、宣传者、煽动者、鼓噪者的角色，是日本侵华的重要舆论工具，极力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权利”，实施着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这些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4．《满洲日日新闻》（日文版）
1907年11月3日，在“南满”迁至大连运营短短半年后，就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日文版《满洲日日新闻》，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的又一重要舆论工具。作为“日俄战争”和“满铁”的产物，《满洲日日新闻》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文化渗透，以达到精神指向方面的趋同在舆论宣传上推向了极致，与“满铁”一起拉开了日本对东北实施殖民文化统治及经济掠夺的序幕。在文化宣传、舆论导向乃至直接地参与“满铁”对东北实施殖民经营的活动中，该报都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办人即第一任社长是森山守次，他狂热地支持福泽谕吉的“中国分割论”理论，主张日本对外扩张。他对该报创办宗旨的论述十分露骨：
逢天长节佳辰之际，仅此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我等自知菲才、力薄才浅，然力图将笔墨触及全满洲之各领域。虽恐招责、实感平息各方议论、发表己见之难，但我等竭力进取，期待充当我满洲经营之急先锋是也。所以然，则因我等皆具忠诚爱国、忧虑众生之资质也。
很显然，该报的创办正是受日本大陆政策及殖民主义深刻影响的结果。同时该报顺理成章地得到“满铁”的支持。创办伊始，“南满”即不惜重金，聘请日本报业名家执掌报社业务，使该报无论在资金、设备还是在人力资源方面都堪称一流。该报在1921年发行量达到25876份，到1926年，发行量已达到41812份
，拥有职工240人，在东北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赵新言曾断言，“日文的报纸，以辽东新报与满洲日日新闻为首魁，是敌人在东北两个最有历史的报纸，也是敌人自己营阵里两支最有力的角号”
。足见这两份报纸在日本强化殖民宣传、推行殖民文化、灌输殖民思想过程中发挥的舆论重镇作用。
1927年11月，《满洲日日新闻》凭借“南满”雄厚的资金力量，将《辽东新报》合并，更名为《满洲日报》，成为宣传“南满”业绩，推行日本“经营满蒙”方略的重要工具。
5．《北满洲》旬刊
这是日本在“北满”创办的第一家报纸，1908年10月创刊于哈尔滨，采用日文四开八版的形式，每月三期。日本对哈尔滨觊觎已久，其在哈情报组织北辰社当时编印的《哈尔滨便览》“序言”中就宣称：“把北海道称为北国锁钥，是拥晴蛉洲屿（日本国旧称）锁国自守的旧观念，属于19世纪的古话”，明治维新后，“国威大振，现在应该把万里大陆的白山黑水之野，作为北国的锁钥重地”，因此“主动地去研究‘北满’是燃眉之急，而要研究满洲，捷径是首先攻研其中央枢纽哈尔滨”
。基于此，《北满洲》创刊后即在“发刊词”中写道：“‘北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待我们日本人开发”，同时呼吁更多的日本人来“北满”发展，期待该报“成为在满日本人的指南针”。《北满洲》的社长布施胜治毕业于东京俄文专科学校，该校由鼓吹把俄国赶出黑龙江的黑龙会主办。黑龙会是日本的右翼团体，其成立意图主要是为更好地谋求日本的“国益”，他们把目光主要投向朝鲜、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并习惯打着“考察”的名义四处搜集情报，偷偷进行间谍活动。
日俄战争爆发前，黑龙会的一个成员小越平陆即偷偷潜入东北，“历时121天，全程8200余华里，对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及地形地物、交通水路、民情风俗、报刊、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有了梗概了解”
，后来，小越平陆将其在“满洲考察”的结果写成《白山黑水录》，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也由此使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东北有了特殊的情结。布施胜治正是受此影响，怀揣此种使命而创办了《北满洲》。该报创办不久即附办俄文版，为日本提供了许多经过调查搜集的关于“北满”和俄国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情报作用。
6．《泰东日报》
这是一份比较特殊的由大连华商公议会倡导创办，却由日本人负责内容及经营的报纸，也是大连地区首份完整独立的中文报刊。该报创办于1908年11月3日，创办倡议人兼社长为大连华商公议会的会长刘肇亿。该报创办的动因主要基于当时大连的两份知名报纸《辽东新报》和《满洲日日新闻》均为日文版，因语言障碍而无法满足大连本地市民的诉求，加之在大连的商人群体也需要有一种能够提供准确商业信息的大众传媒，因此，大连华商公议会筹资20万元收买了《辽东新报》的中文栏目，成立股份公司并创办了《泰东日报》。
在中国东北及关内有丰富办报经历的著名报人赵惜梦曾提及，大连的“中文报纸，是以泰东日报为创始，资本虽然是由中国人所凑集，但中国人不能在大连办报，所以请由日本人出面主持”
。由于该报处于日寇统治下的大连，自然需多方与日本人接触，并受到日方刁难，因此，为保证一切顺利，该报聘请《辽东新报》中文版原主编、精通汉学并担任过随军翻译的日本人金子平吉（又名金子雪斋）担任副社长兼主编，主持报社业务，掌握报社实权（该报自民国元年起完全为金子平吉独有）。除首任社长刘肇亿为中国人以外，其他社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其中金子平吉任期最长。
金子平吉尽管是日本“国家主义”和“皇位中心”的鼓吹者
，但同样受日本国内流行的“大亚洲主义”影响，主张“大乘的民族主义”（“大乘”原为佛教用语，与小乘“利己”有别，大乘着重强调“利他”），主张“中日亲善”和“精神塑造满洲”，反对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行为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政策。在保证日本国家利益前提下，更加注重民权与民生，尊重国际的人道、平等、正义。
创刊初期，《泰东日报》就定下了“中日亲善，相互提携，公平报道，以开民智”的宗旨。
1913年，金子平吉结识了有办报经验并经常向《泰东日报》投稿的中国革命党人傅立渔，后来聘请其为编辑长。在金子平吉主持工作的17年间（1908—1925），其言论写作与新闻采编活动主要由傅立渔主导，吸引具有爱国意识的中国报人群体完成相关内容。因此该报立论基本公允，对大连的反帝爱国活动做过正面报道，同时对殖民当局予以言辞抨击，这使其与日本人办的另一份中文报纸《盛京时报》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也因此，该报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打压，主编傅立渔在金子平吉去世后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出大连，“九一八”事变后，该报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把持，成为统治东北的舆论工具，直到1945年日本结束在东北的殖民霸权。
从上述几份日本在东北早期创办的代表性报纸中可以看出，日本报刊自在东北问世起，绝大多数即承载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侵略企图，它们或为落实日本军政机构的官方旨意，或是日本海外扩张和殖民地构想的狂热追捧者与军政机关一拍即合的产物，其创办的核心宗旨即充当贯彻日本“大陆政策”的喉舌，为日本在东北的文化殖民和文化侵略开辟道路。即便如另类的《泰东日报》，其所倡导的“中日亲善，互相提携”理念也是为了促使中国人更好地接受日本文化和日本思想，维持日本在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且同竞争对手沙俄所办报刊相比，日本在东北的媒介部署无疑是有着周密的计划和安排的，无论从报刊数量、规模、覆盖范围还是持续时间、人员配备抑或是影响力上，都远远优于沙俄帝国。这也为后续的新闻侵略升级埋下了深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