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次，是反映论与价值论的问题。

在当前关于反映论的论争中，不少同志还提出了要重建我们的文艺学，必须以价值论来取代反映论。理由是：文学艺术活动是以人的自身需要为前提的，创作就是作家通过对现实的重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以反映论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文艺学就认为文学是为了满足人们认识世界的需要而生，主体的需要是无须考虑的”。这种认识我认为同样是片面的。

我们承认过去我们对于价值论的忽视，以及引进价值论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文艺不同于科学，它是以作家的情感——意志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情感作为客观事物在人们内心所引起的一种态度的体验，并不是直接由对象的刺激而产生的，而是“需要的主体与对他有意义的客体的关系在他的头脑中的反映” 。这决定了文学艺术所反映的不是对象的实体属性而只能是对象的关系属性，即它的价值属性。因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 。这就说明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是以主体自身的存在、需要的变化为转移的。因此，事物的价值属性与事物的实体属性不同，它是从对象中体现出来的对象能否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关系的属性。对于这种关系属性，人们也只有通过评价才能作出把握。我们把文学艺术的对象界定为事物的价值属性，首先就意味着它从哲学上规定了文学艺术的性质不纯粹是作家对生活的认识，而是以态度、体验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一种审美评价。如在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所要表达的主要不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而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所带给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如何严重地影响着劳动人民的觉醒和反抗的痛惜和忧愤。但是，过去许多文艺学的著作在分析《阿Q正传》时，常常以“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 为依据，说明《阿Q正传》与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等文中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只是前者通过形象，后者通过论证来表达这同样的内容而已。这样，文艺岂不成了其他意识形态的一种附庸？它还有什么自身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文艺作为作家精神活动的产品，它不只是作家对反映对象本身审美价值的评价，同时还是一种新的审美价值的创造。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总是从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求出发，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加工、改造，为在作品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惨淡经营、付出巨大的劳动。这里又包含着意志活动的因素在内。以上两方面说明：要准确而深入地揭示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仅仅从狭义的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引进并吸取价值论研究的成果。

但要是因此把价值论和认识论对立起来，通过取消评价与认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来否定反映论对文艺学的普遍指导意义，那又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了。

首先，我们承认事物的价值属性不同于事物的实体属性，它不是通过认识而是通过评价来把握的。评价在形式上与认识不同：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对象的实体属性向意识事实转化，那么，评价则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从主体的需要出发对事物价值属性所作的一种裁定。有些西方哲学家抓住了评价这一特点，来否定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把它看作完全是由主观设定、由主观评价所赋予的，这样就把价值与评价混为一谈了。要是这样来理解评价与价值的关系的话，它与反映论自然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但是，与一切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价值学说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评价与认识一样，都是建立在反映的基础之上，是由反映活动分化出来的。因为既然人的一切反映活动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作出的，那么，主体的意识不仅反映着关系中的客体，而且也反映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前者所反映的是不以主体存在和需要为转移的事物的实体属性，后者所反映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自身需要所形成的关系属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使世界变得符合自己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人们在反映过程中不仅力图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还总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去评估对象对于自身的意义，进而在此基础上确定行动的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所决定采取的手段。由此看来，这种从评价中反映出来的对象对于自身的意义，并不是主观随意判定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人们若要对事物的价值属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就必须以对这一事物与自身意义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人们对于对象与自身之间的这种价值关系认识得愈深刻，他的评价也就越正确、越有力。我们把评价也看作是人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形式，就是因为一切评价都以认识为基础的缘故。尽管在评价活动中，认识的内容不是直接以反映成果的形式提供给人们，而是作为一个中介环节，从主体的需要中折射出来；但要是离开了认识这一基础来谈评价，就必然会导致否定价值的客观性。如果以这样的价值理论来解释文学艺术，也必然会把文艺的审美本性和认识本性对立起来，以审美本性来否定认识本性。这种完全没有认识内容的审美属性到底有多少价值，也就很令人怀疑了。

其次，既然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是以主体的存在和需要为转移的，就自然引申出需要乃是人们对事物进行评价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不能赞成像文艺理论界有些价值论的提倡者那样，把需要仅仅看作是一种出于所谓“人的本性”的“生命追求”，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并把这种本性和本能的冲动看作是作家创作的最根本动因。我们并不否认需要除了社会性的内容之外，还有自然性的内容，但尽管如此，人类毕竟不同于动物，人的需要就其本质来说总是具有社会性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为历史发展所规定了的。一切自然需要，都只能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社会需要之中。那种与社会需要互不相关的纯粹的自然需要，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至于作为作家创作动因的审美需要，那就更是人类社会需要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是一种超越了物质欲求的精神需要。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更大的社会普遍性，从而使得个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在审美需要中获得更为内在而紧密的联系。而且愈是伟大的作家，就愈能自觉地调节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善于把社会的需要转化为个人的需要，以求自己这种审美需要的内涵不断获得扩大和深化。这就使得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成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和时代情绪的体现者。就像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所说的：“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 要是我们无视人的需要、特别是无视作为作家创作动因的审美需要的这种深广的社会内涵，而把它归之于一种“人的本性”和“生命本能的冲动”，把创作的动因完全本能化了，结果不仅使作家放弃了与人民群众结合，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崇高使命，而且必然会把创作引向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就使自己完全成为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俘虏了。 jsHpcfItXzy4ARIDGwZVSvLwS05eAagPWi0u3ItjOKj8aNvjPXsyhGL5cfVNpf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