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鉴于审美可以达到个体与类的统一，摆脱一己利害的束缚而实现与社会沟通的功能，德国古典美学都把审美看作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一条途径。康德是这样，黑格尔是这样，席勒更是这样。他在《美育书简》一开头就明确提出：美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而且更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实际需要。“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 这一思想反映了当时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和巨大热情，但在思想上显然是把存在与意识两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妄图通过审美教育来解决现实领域内的革命任务，这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只能说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的一种表现。

与之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既然是建立在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基础之上，所以要真正实现人对世界的全面占有而在审美中获得自由，首先也必须联系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来解决。不应该立足于意识领域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应该通过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来解决意识领域的问题。而生产作为人的社会性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现实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现实关系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之中，最根本的又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自身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都无不反映着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这个定义与前面所谈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关系又是如何？按照我的理解，“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从外部的、客观的方面对人的本质所作的规定；“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从内部的、主观的方面对人的本质所作的规定。而在这两者之间，外部的、客观的关系总是第一性的，它决定着内部的、主观的关系。因此，对于人的活动的主观特性，我们也只有联系它的客观规定性，主要是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和科学的回答。而这种人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就是一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在实现自己自由的有意识的本质的过程中，即自身“人化”的过程中，又总是从相反的方面受到“异化”力量的干扰，“人化”与“异化”往往是同步并进的。所以，马克思在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同时，又指出了“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的思想局限。 对于这种“异化”现象，马克思曾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即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反过来成为与他敌对的力量）、行为的异化（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类本质的异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意识不到自己是类的存在）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由于意识不到自己的类生活，所以私欲支配着人的需要和享受，因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乃至敌对）。 并进一步向我们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对象的关系。”

这就告诉我们，在这四种“异化”现象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问题的焦点，它既是前三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前三种“异化”的集中体现。这就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时，特别抓住由此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对立，使得“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的原因。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反映在感觉的领域，就是使得他们的一切需要和享受都出于利己的目的，以致“人的感觉”趋于“粗陋化”而失去了人的感觉所应该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和自由观照性的特质。这些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为我们深入理解何以能够通过审美来克服人性分裂、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的重大意义提供了充分而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正是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没有把由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所造成的感觉的粗陋化看作一种孤立的、心理的现象，而从根本上认为是由产品的异化、行为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所带来的结果。因此，要解决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使人的感觉获得自由解放，也就不是完全依靠审美教育所能奏效的，而首先应从克服现实领域内造成种种异化现象的根源入手。惟有在上述现实关系获得解放的前提下，才会有人的精神的解放、感觉的解放和审美能力的解放。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总是把审美的理想境界的最终实现与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论证。因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这也就使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的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这样，“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 。这就使得“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而存在” 。因此，只有私有财产的扬弃，才能使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获得彻底的解放，使“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客体上都变成人的” 。据此，马克思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王国事实上是在需要和外在目的所指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依据事物的性质而论，它的位置在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跟自然作斗争，同样地，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在一切社会形态下和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下也必须这样做。”因而他们的活动都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和社会关系的支配和束缚，这决定了他们都处在一种必然的王国里，所以，只有到人的活动真正发展到以自身为目的的时候，必然王国才有可能成为自由王国。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它的彼岸，开始着人类力量的发展，这种发展以自身为目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也才是真正的审美的王国。因此，马克思虽然接受了德国古典美学所提出的“自由”乃是人的本质的最高规定这一合理思想，但在他的眼里，自由已不只限于狭义的审美自由，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审美自由——即人类获得全面解放的理想境界。德国古典美学留下的“历史之谜”，最终也就由马克思作出了科学而富有说服力的解答。

1997年8月中旬于杭州
（原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辑） TlFYOK3BEqBWeAS0MpcGQKuUVgEk3D+FwuIv00Gaj3wzIjTRnAZuNFWBpJZIx2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