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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与德国古典美学都把审美看作是达到个体与类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一条途径，以及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与德国古典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不是把达到这种统一当作仅仅是一个主观意识领域内的问题，而是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的思想为指导，对它作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改造，立足于从人的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来对它作出科学的论证和解释。
什么是人的活动？它同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建立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从将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进行比较入手，来揭示人的活动的特性，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来”
，而把有意识的活动看作是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最根本的特性。对此，黑格尔曾有过很好的解释，他说：“就人是有思想的来说，他是一个有普遍性者，但只有当他意识到他自身的普遍性时，他才是有思想的。……动物并不能意识到它自身的普遍性，而总是只感觉到它的个别性”，所以，它只能以个别的、自然素朴的方式来对待世界；人由于有了意识，也就有了精神的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特别是禽兽的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
。也就是说，正是这种精神生活，才使得人不像动物那样，只是在自身肉体需要直接支配之下，仅仅为了自身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去进行活动；而是在活动中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所以，马克思在指出人的活动的意识性后接着写道：“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也“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
马克思从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中引申出了“自由”，并把“自由”与“有意识”共同作为人的活动的本质规定而相提并论，但这并不表明他认为当人在有了意识之后，他的活动也就进入到了自由的境地。从“有意识”的活动到进入“自由”的活动，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如何使人的本质由“潜在的普遍性”向“实在的普遍性”转化的过程。因为“自由”一词按照拉丁文的原意就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活动作为人所特有的对待世界的方式，总是在一定的现实关系中进行的。关系是由两个以上事物及其特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支配、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对于人的活动来说，这些现实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三个方面。把人的活动放在现实关系中考察，也就意味着人在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到自然、社会以及自身需要的影响、规定和支配，这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束缚。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往往以一定的自然物为对象而进行的，自然有它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制约着人的活动，这决定了人在活动中若要获得成功首先就必须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性，否则，人的活动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获得圆满的结果。这就是自然对人的活动的束缚。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人在活动中不仅与自然，而且还要与其他人发生种种关系，社会就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而生产关系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最集中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个社会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因而取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一样，这样，就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彼此对立的两大社会集团。因而，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劳动者，在劳动中又必然要受到剥削阶级的支配和奴役。这就是社会对人的活动的束缚。而在阶级杜会里，由于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造成了广大劳动者的极度贫困，他们终日辛劳也往往难以温饱度日。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投入全部的精力，把劳动仅仅当作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
。这样，劳动者不仅意识不到自己劳动的普遍意义，反而进一步造成自身的物化和异化，使自己的感觉完全被一种“粗陋的实际需要所支配”。其结果就如同席勒所指出的：“由于意识到他自己的粗野的情欲，他就害怕每个类似他的造物的这种情欲。他决不会在自己身上看到别人，只是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社交的圈子越来越窄地把他封闭在个体之中，而不是把他扩展到类。”
黑格尔也认为：“粗野性的根源在于情欲一般完全是自私的，一纵即发，不顾一切，只顾自己得到满足……没有能力把本着普遍人性的自己和这强烈的情欲分开，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有普遍人性的人。”
这是自身对活动的束缚也即自我的束缚。所以，要使人的活动真正进入自由，使人的“潜在的普遍性”变为“现实的普遍性”，就必须冲破这三重束缚，只有这样，人的感觉的对象才不致完全囿于与个体直接发生的物欲关系的领域，而成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感觉也才能获得普遍的社会意义。因而，席勒认为：“在人身上，理性的最初出现还不是他的人性的开始。通过人的自由人性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样，自由也就成了对人的类本质的一个最高的规定。而马克思之所以对美学问题投注了那么大的热情和关注，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正是在感觉领域由人与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自由的关系为历史前提的。
尽管马克思对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主要是着眼于从感觉的领域来进行考察的，但他并没有孤立地只把它看作是个人主体在自身感觉领域内摆脱束缚、实现主观自由的问题，像康德、席勒那样仅仅从意识领域着眼来进行思考；而首先当作一个现实领域内的问题来加以关注。因为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科学原理，主观的、内部的束缚说到底不过是客观的、外部的束缚的一种反映。所以，只有当人在现实领域内不仅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而且摆脱了社会的束缚，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所造成的自身欲望的束缚之后，人的活动的“有意识”的特性才能与“自由”的特性获得有机的统一，人的劳动才能真正达到“发展在他本性里潜伏着的能力，并把这些力量的作用归他自己所支配”
的境地，人的本质也才有可能从“潜在的普遍性”转化为“实在的普遍性”。这样，马克思也就从人的活动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考察入手，圆满地解决了通过审美之所以能达到个体与类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问题，把被康德、席勒颠倒了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